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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做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在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毛主席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妇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挡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远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失声的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儿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心的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声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儿，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谁把自个儿妹妹也带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三十八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9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起头唱《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大家和着，那场面很悲壮。 果然是在没膝深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很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啦啦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奇怪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工夫，整个儿人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垄，那一根垄，是整整十四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黏。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炊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衣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风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以还债。仅军大衣便是三十六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做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三十六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县城三十八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截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咣当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的场景。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惟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栽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好。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青山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我们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我们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饭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大的块，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和“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便被分在那最低一档的排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三十八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排长陈叔丽，天津老高二学生，二十二岁，瘦削精干，前额上过早地长出几道很深的皱纹。她的确很能干，要求别人也很严格，不通融，眼睛又尖，嘴又厉害，从不饶人。因此时间一长，民愤极大。剧排长高晓明却十分可爱，101中的六九届毕业生，一个高个子的北京姑娘。据说，她父亲是驻瑞典的大使。不过她身上没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气味，非常朴实、人缘儿极好。一班长绰号“外婆”，上海人，据说出身不错．人也很有些小聪明。二班长绰号“万吨”，取万吨水压机之意，因为太胖。不过公正地说，她胖得并不难看，一张娃娃样的脸还跟经得起端详，她是双鸭山知青，干活十分泼辣，吃得多，吃相又不那么十分好看，因此很让秀气的上海姑娘们瞧不起。三班长王河燕是北京工人的女儿，长得憨憨厚厚，干活时很能下死力气，只是很有些倔脾气，但奇怪的是她不管有多么生气，从来不会用大声说话，说话总像耳语。而四班长秀英虽然取了一个小刀会漂亮女首领的名字，长相却实在不敢恭维。长长的脸按小豆子的话说是“够十五个人亲半个月的”，她也是北京六九届的，但是看上去像是长我一辈，后来才知道她小学时曾连降两级。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张鸿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鸿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依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后来又听人说，她在京时便有一个小圈子。她大概是其中的皇后，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都乖乖对她俯首称臣。来到这里不久，她又恢复了皇后气派，总有人前呼后拥地服侍着，她从不进食堂打饭，从不去连部领工资，从不去井台打水，就连干活时也总是把头脸捂得严严的，生怕晒黑了。而日常需要的一切，自有人去安排，她只消使个眼色，或者努努嘴，一切就全有了。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陈新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钩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唇，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新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鸿眉不同的是，新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乔小华乔小林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华墩墩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林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袁平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豆子。大云子叫王凤云，个头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圈子”一流人物，辈分比乔小林还大。小豆子虽身高一米四六，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丁丁冬冬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其辣无与伦比，要起嘴皮子来大云子乔小林之流也要甘拜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持枪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沈小冬。真正的天生丽质，一张白里透红的桃花脸，嫩得连汗毛也看不见，水汪汪一双眼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真真儿是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这样的美人儿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于美丽中更有一股英气，性格也很泼辣（关于她的泼辣后面还要提及）。其次是申五一。五一皮肤黑黑的，一双大眼睛总喜欢执著地盯着人，高鼻梁和秀气的嘴唇都显示出一种聪慧和高贵。她不爱多话，性格倔强，有点男孩子劲儿。比她更像男孩子的是北京姑娘孙勇，旗人。一张俊俏的脸，一开口就是莺声燕语，却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人称假小子。此外还有北京李燕、上海李燕等等都是人尖儿，各有特点。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无一例外地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公元1969年的冬天，黑龙江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到处都是一片战备的狂热。毛泽东的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写在了连队的土墙上。动员会开了几次。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战争就在今冬明春打响。 我却是个例外。很奇怪，或许我脑后真的长有反骨，每当所有人都相信什么的时候我却总是产生质疑。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我都是只张嘴不吭声。成天背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心里却有个声音发出相反的呐喊：打不起来，肯定打不起来。 终于，夜半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快！同志们！全连紧急集合！”陈叔丽和高晓明几乎同时从铺上跃起，“五分钟之内打好背包，马上到外面站队！” 呼啸的寒风一下子冻结了人的思维。大伙都呼噜呼噜地往前跑，于是我也跟着往前跑。多么像一群被驱赶着的胡羊！我冻僵的思维里忽然蹦出这么个念头。胡羊。呼噜呼噜。没有目的，没有方向。 “同志们，我们刚刚获悉苏修空投特务已在附近着陆。”副连长大喇叭的声音在朔风里飘响：“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住外国特务，保卫祖国边疆！……现在，目标，北河套，跑步前进！” 我全身的弦儿都绷紧了。苏修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矇眬的睡意一下子消散了！从小就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起作用了！一股热血在心头萌动。我拼命地跑，不断用笨拙的大棉手套揩去挡住视线的白色冰霜。狂风奋力地掀起厚厚的积雪，然后把它们扬向整个世界。塞满乌拉草的棉胶鞋踏出一个个黑洞洞的大脚印，然后，又迅速被大雪湮没了。 突然，脚下一滑。我忽悠一下落下去。是个松软的大雪坑。还没来得及出声，积雪就没过了我的胸口。我拼命抓住一根老树的枯枝。 “卧倒！”狂风刮来断断续续的口令。 我仰起头，看到夜空中并排飞过三发照明弹。 “喂，已经喊继续前进了，你怎么还不起来？要冻僵了！” 一个苗条的黑影，一步蹿到跟前。压低的栽绒帽子下面，是两道秀丽的燕翅般的黑眉毛。 是高晓明！我得救了。 东北的大烟儿泡真叫冷！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严寒。仿佛五脏六腑都冻得凝结在一起，连语言动作也冻僵了似的变得迟缓。前几天，气温竟低达零下五十二度！就连最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的大喇叭也下令停工一天。这天凡是外出的人脸上都冻起了大泡。戴口罩的就更惨了。一揭口罩，竟生生能揭下一层皮！几天后，化脓流水，奇痒难熬，不少人脸上都留下了暗褐色的瘢痕。 “喂，是七排副吗？”一个黑影挡住去路，听声音正是大喇叭。 “是我。什么事？” “你马上集合女知青，到连部开批判会！” “？！” “快点！刚才一排一班的林杰把我给打了！这件事性质严重，要马上处理！” “林杰？不可能！到底为什么？” “今晚是连里布置的军事演习，事先没通知各排，目的是考验大家。我化装成外国特务蹲在八号地桥墩子底下，没想到一排一班那帮愣小子，妈了巴子的！黄朋上来就把我给揪住了！林杰左右开弓，打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 看到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笑啥？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大喇叭瞪了我一眼，“依我看，这是林杰搞阶级报复，谁不知他爹是驻外大使？哼，里通外国……” “副连长，我觉得你这么讲毫无根据！我敢保证，林杰肯定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出于对苏修特务的义愤，这可以理解……” “高晓明同志，你不要总是袒护你们北京青年，你……” “这根本不是什么袒护！”晓明的声音朗朗的，在风雪里特别好听，“你应当有点涵养，我觉得为这件事开批判会，只能降低连干部的威信！” “那……他就白打我了？”大喇叭像刚遛完场的马似的呼呼直喘粗气。 “你就当他是打苏修特务呗！”晓明咯咯笑起来，“反正开批判会，我们七排不参加！” 那次批判会没能开起来。不过，后来大喇叭还是报复了，因为一件别的事。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灌木丛绿了。水泡子上面的冰层融了，露出了寒冷而美丽的蓝色。 春风里、兵团战士们在播种，送粪，踩格子。姑娘们用各色纱巾把脸裹得严严的，远远望去，像是黑色沃土上盛开的报春花。 在整个漫长的严冬里，我们没有煤烧。大喇叭说让大家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胜严寒。开始大家还在簌簌发抖中背顺口溜：渴时想想上甘岭。饿时想想老红军；冷时想想罗盛教，热时想想邱少云。可后来想谁也没用了，屋里的冰柱已挂了满墙，每天都面临着冻死的危险。没办法，只好去雪地里扒豆秸烧。消耗一大堆豆秸只能烧开一壶水，因此喝开水成为我们最大的奢侈。有几天，井冻了打不上水，只好喝些半开不开的雪水。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着，最无奈的时候，甚至有人喝过涮尿盆的水。喝水尚且如此，盥洗就更成了大问题。几天不洗脸是常有的事。洗头洗澡就更别想。有跟老乡家熟的，耐不住就到老乡家洗一回。一个冬天下来，不少人长了一头的虱子。于是以高晓明和沈小冬为首，九个美丽的女孩都剃成了秃子。这在当时的兵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天气渐暖之后，女孩的秘密渐渐败露了。譬如有一回，我和晓明出去办事，晓明刚刚摘了帽子，便有小孩子跟在后面起哄：一男一女笑嘻嘻，赶快拿出照相机，喀嚓一下没照好，露出公鸡和母鸡！……晓明气得回头大喝一声：“公鸡是你爹！” 秃子队闹的笑话层出不穷，直到引起全连男女知青的一场大战。 春播时节换班吃饭。申五一借调到机务排帮忙，急着吃完饭去接班，一头扎进人头攒动的卖饭窗口，伸长胳膊把碗塞进去；“仨馒头，一个汤！” “哥们儿，排队嘿，夹塞儿买肉吃了不好受哇！” 一只硬邦邦的大手一把抓住五一的肩头。 “干什么？！看清楚点儿！要什么流氓！”五一可不是好惹的！她有一张著名的利嘴。黑皮肤，尖下颏儿，一剪了头发，和男孩子一般无二，难怪猴子认错了人。 “你他妈说谁啊？”猴子是一排一班的，叫侯二生，也是全连拔尖儿的小伙子，哪吃过这个亏？特别是当着众人，更不能灭男子汉威风：“谁让你剃秃子，你们这帮女的真他妈给北京人丢脸！呸！”他用筷子使劲敲着碗，“这年头儿的事儿真是瘸子屁股——邪了门儿了！” 一排的几个男知青跟着起哄。 “你说话嘴干净点儿！”五一急了，“我落着你这纯粹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是混蛋你还满肚子气！” 轰的一声全笑了。猴子恼羞成怒，竟动起拳头来。两个人撕掳在一起，一时间，劝架的，看热闹的，说怪话的，食堂里乱成一片。 直到黄朋进来大吼一声：“猴子，你吃错药了？跟女的打什么架？！” 猴子虽然气得满脖子紫筋，可还是辨得出班长的声音。他撒开手跳起来。“班长，她……” “废什么话？！干活去！” “慢点儿走，一班长！”晓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紧绷着脸，声音十分严厉：“今天的事，你回去要处理！男生动手打女生，这在全连还是头一次！这个风必须刹住！侯二生必须向申五一道歉！” “七排副，事情没这么简单吧？”黄朋居高临下，连看也不看晓明，“难道你们排申五一就没责任？还是大家都做点自我批评吧！” 说完，他拎着手提饭盒扬长而去。整个食堂的男知青像是听到什么号令似的，不约而同地跟在他身后，呼啦啦地走了。猴子还回头冲着晓明一笑。 “不像话！”晓明怒气冲冲：“我马上向连里反映这件事，姓侯的不当众道歉，这事儿没完！” 秃子队的所有姑娘都义愤填膺，直挺挺地站得像一支支上膛的枪。 从那时起，晓明和黄朋再不说话，全连的男女知青也互不理睬了。 在兵团，有好长时间我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我的胃本来不大好，到了寒冷地带就更加胃酸过多。一年到头似乎没什么真正感到舒服的时候，重病却有两次。第一次的直接起因来自家里寄来的包裹。我把香肠分给众人，却惟独我吃之后上吐下泻不止，最后终于被送至团部医院。第二次更严重一些，据别人后来告诉我，当我被背上二八车的时候，手指甲已经乌紫，平时要好的女伴已经在哭，认为就此再也见不到我了。 但我的生命力实在很顽强。譬如第一次住院，不过是到团部刚打了一针便缓了过来。打针的是个男护士，也是知青。101中的，个子很高，总穿着一双大皮鞋，老远就听见动静。我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很难为情。我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朋友很少，几乎没接触过什么男孩子。上学之后就更自闭了。那时北京学生严格地分男女界限，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因为身为少先队副大队长，与男生队干部谈工作时竟然用写纸条的办法——“不敢大胆开展工作”——几乎每次提意见时辅导员都这么说。 可我对那个男孩的感觉很好。他也很关注我，虽然不怎么说话。每天每天，他总是很守时地来看我。本来我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对有些人很防范，对我却很例外。大约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比同龄姑娘小很多吧。病友们也都略去我的名字，“小孩儿小孩儿”地叫我。 第二次住院没再见到那男孩子，听说是走后门儿当了兵。病房里的人却依然叫我小孩儿——是两个同龄的东北姑娘。对我，她们倒是满热情，可两个人之间却像乌眼儿鸡似的，恨不得你吞了我，我吃了你。 “告诉你，小范可不要脸了！双市有名的烂菜花儿！你知道，她和刘大夫……”高个儿的小彭趴在我耳边叽咕。 所谓刘大夫其实是个本地的男护士，小眼黄牙，一副獐头鼠目的样子。不知哪点值得姑娘们争来夺去。 矮个儿的小范常常穿着内衣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真佩服她的御寒能力。 小彭的皮肤又糙又黑，可她也有笼络刘大夫的办法。每天在杯子里泡一个酸梨——据说凉水泡酸梨是刘大夫最爱吃的东西。 “刘大夫，小心酸倒了你的槽牙——槽牙倒了可不好镶哇。”每当小彭用“兰花指”捏着削好的酸梨把，羞羞答答地塞给刘大夫的时候，小范便在病房的另一头叉着腰，嚷着。 “我牙倒了，你着什么急！”刘大夫的声音比酸梨还酸十倍。 于是，小范冲过来，一面用拳头摇他，一面用最动听的声音发着嗲：“该死该死！坏刘大夫！” 于是，小彭那黑糊糊的眼眶里便像要喷出火来。 一大半夜，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悄悄把被子打开一道缝——小范床上一张男人的脸！我差点叫出声来。但我立即认出是刘大夫，与其说是用眼睛，还不如说是用感觉。我看到那姓刘的正抓着小范的两个乳房使劲揉捏。 我用被子死死捂住脸。我还只有十六岁！未诸世事，却先目睹了这么一场丑剧！我只想哭，想失声痛哭。 凌晨时分，刘大夫拿着一支体温表走到我床边。我大被蒙头，不理不睬。 “小姑娘，快试表吧。”狼外婆似的声音。 一只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握着体温表伸过来。我抬手一挡，体温表悄然无声地碎了。 刘大夫勃然大怒：好你个不识抬举的！你个小北京油子！你就这么金贵！好，我们这庙小装不下你这大菩萨！你走吧！今天就给我走！假条儿也休想让我给你开！ “我不要假条，现在就走！”我反而坦然了。 那时我虽然还处于某种混沌状态，但心里确确实实有个准则：被掠夺的一代人，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正直和纯洁。作为人的正直和作为一个女孩子的纯洁。 出院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坏，后来发展到每天凌晨4点泻肚的地步。厕所距宿舍百米开外，我必须顶着寒风百米冲刺，往往来不及穿更多的衣服，只在内衣外面裹上军大衣，但黑龙江的冬天实在冷得难以想象，那风像尖刀一般从大衣的缝隙里钻进来，刺得全身剧痛，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毛骨悚然。这样持续了整整四个月，人瘦成了一根竹竿，自觉求生无望，索性洒脱了一些，不再注意排长的脸色什么的，也不再像初来时那般玩命干活儿。那时我常常悄悄写一些诗，或怀念友人，或怀念家乡等等。譬如有这么一首诗：挥泪别朋九月了，金风瑟瑟霜叶红。相对无言强欢笑，回眸一望泪溶溶。……写了很长，大概有七十多行，写时很动感情。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虽然依旧，我的思想深处却早已产生背离的危险。我深深地怀疑上山下乡的意义。怀疑曾激起我们热情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这种想法日趋成熟，成为埋在我心中的一个巨大的秘密，即使在斗私批修的时候也决不吐露分毫。 不知从何时始，风变暖了。阳光变成一片片金色的流苏。美丽的水泡子，白晃晃，蓝晶晶，唱起昔日的歌。灌木丛在风中沙沙作响，发出和声。每一棵树里似乎都流动着新鲜的血液，旧的、枯萎的一切沉沉睡去，新的、有活力的将开始呼吸。 夏锄大会战开始了。 北大荒的太阳竟然也很毒。全身都像被火烧着了似的。这一锄下去，连龟裂的土地也蒸发出炙人的白烟。每一粒灰尘都可能随时爆炸。我不停地揩去挡住视线的汗水，这是苗，那是草，别搞错了。 “我们这次提出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不干，不下雨拼命干，宁肯死在地头上，也绝不死在炕头上！”昨天，大喇叭在誓师大会上念决心书。 “对，活着就要拼命干，死了埋在黑龙江畔！”全连打雷般的声音。 我强睁被汗水浸红的眼睛朝前看，漫无边际的沃野，有许许多多的红点点在远方飘动，那是一排一班的红旗。送饭的老牛车将缓缓走向那里，中午的饭又吃不上了。 我后面只剩下全连闻名的后进战士大云子。“你这么玩儿命干吗？悠着点劲儿，他们也不能把咱们吃了！” 大云子脸上的厚粉被汗水冲成了道道细沟，她怪模怪样地笑着。竭力不露出左边那颗金牙。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嫩得一掐冒水儿，真是个小可怜儿！我要是有你这副小模样儿，早到陈发根那儿泡假条儿去了！那小子见了漂亮小妞儿就压不住火儿！” “你少瞎说！”我拉着长锄拼命往前赶，大云子在一边笑弯了腰。 “嗬，还挺正经哪，告儿你，别瞧现在男男女女都装正经，不出两年，哼！”大云子掏出块花手绢擦汗，脸上的粉被汗一浸，显出一种难看的青灰色，“瞧这老阳儿，真受不了！这两天晒得都脱皮了！不成，我得找陈发根开假条儿去！” 看着大云子汽油筒似的背影，我想起大喇叭在做动员报告时说过的那些让人肝儿颤的话。“一人一天包一根垄，包到头儿！谁也不许接谁！过去俺们连有这种情况，这给某些同志造成了一种依赖性！都吃一样的大（火查）子饭，咋不能干一样的活哩！……到不了头，哭也得给我哭出来！” 远远的哨声。全连都在吃饭了。可我被拉下这么远！……前面的凹地里，隐隐约约像是个水缸，哦，是的，每隔四里路有个水缸，说不定还剩半缸清水呢。不，就是浑点儿也没关系。就是掺着毒药我也认了！ 走到了，我欠起脚尖儿趴在缸沿儿上看——空了。只剩下一口掺着泥沙的水底子，还不够猫喝的呢。只好把水缸翻倒，像只狗似的钻进去，趴在那儿啜着，舔着，泥沙卡在嗓子眼里也不在乎。眼睛被汗水杀得又涩又痛。 这时。呼悠悠的热风一下子转了向。天边那朵乌云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云层里，响起一阵阵低沉的闷雷声。我的头发被一股骤然的强风高高掀起，紧接着，又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得透湿。 我机械地锄着，一刻不停。不断地用舌头舔去流到嘴里的咸滋滋的雨水。身上的衣服变成一层冰凉沉重的铠甲。一阵大风，我的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磕碰起来。 天渐渐黑了。 北河套，你太遥远，太遥远了！ 夕阳的最后一缕余辉洒向黑土地的时候，我终于锄完了十四里。迎接我的，竟然是一个地头批判会。 排长陈叔丽首先发言：“有的人哎，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出身剥削阶级，又不注意思想改造。在劳动中怕苦怕累，依赖性强，对连里的规定阳奉阴违……而且，小小的年纪就思想复杂……” 我觉得像是坐在一个闷罐车里，周围是一片嘈杂的喧闹声。我记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中午，我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奇异的世界，周围奇形怪状的留声机发出不谐和音，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已被冷汗湿透了。 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的嘴一张一合，好长时间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看着陈叔丽那慷慨激昂的样子，我蓦然想起麦收时壁报上曾登过两封家信。一封是上海姑娘刘月琴的“反动”家书，另一封是陈叔丽的革命信件。 “青年们普遍想家，到处一片哭声。”月琴写道，“这里的医疗条件很差，听老同志讲，前些时候有四个青年因为拉痢疾，无药治疗而死。这儿的水缺钙缺碘，容易得大骨节病，特别是体弱的。妈妈，请您给我寄来一点钙片和维生素吧！来这儿以后，连里没放过一天假，庄稼多（占地七千多亩），人手少，所以每天的活都很重很累，这里的伙食简直无法下咽，馊菜，冷馒头，还蒸得半生不熟，黏黏糊糊，上星期，竟然让我们吃了一次豆猪肉……” 听说这封信是刘月琴写完了又撕碎扔在地上的，可不知怎的被洞察一切的陈叔丽截获了，竟花了一晚上时间拼贴好，交到了连部。 陈叔丽的革命家信被抄成漂亮的长仿宋，作为鲜明对照放在这封信旁边。 “……今天是伟大祖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光辉节日，在这举国欢腾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边疆儿女挥动红彤彤的红宝书，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激荡喜泪流，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元疆！万寿无疆！ ……每天早上，太阳还没起身，起床号就吹响了。我们披着朝霞，踩着露水，迎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看我们的广阔天地，黄的是麦子，红的是高粱，新翻的土地黑油油…… 战争也许就要在今冬明春爆发，前方的战士需要粮食，我们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爸爸来信嘱咐我的话我一定注意，越是在政治空气不浓的地方越是要注意改造自己……我想我们一定能用自己的双手，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两封信公布出来之后，月琴一个人深夜跑到八号地去撞康拜因，还是林杰把她救了。 “说呀，你平时那么能说会道，那么会讲故事，怎么今天卡壳了？”平时笑眯眯的“外婆”不冷不热地说。 我依然在发呆，不大相信眼前的事实。如果说我有一种什么抗拒的本领的话，那么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我的脑子经常会脱离现实而飞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当时就是。我忽然想起了一首歌，一首童年时的歌。“六月六，狗洗澡，河堤柳梢知了叫……”这大概是因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北河套那蓝色的水泡子，很想跳进去洗个澡，于是想起了“狗洗澡”。 批判会结束了。在深浓的暮色中大家往连队走去。我依然落在最后。脑子里不断重复着同一旋律，后来，我不由自主地唱起来：六月六，狗洗澡……声音很大，在辽阔的静谧的田野里很好听。前面有人回头看我，她们大概以为我疯了。 冬闲时候，我们三班倒做颗粒肥。每人拿着个木棒子，在转动的大铁筒上有节奏地敲打着，为的是肥料不粘在铁筒上。转着转着便有人提议：我们讲故事吧。于是大家每人讲一个故事。久而久之，姑娘们终于发现我讲的故事最精彩，而且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我在排里威信大增。每天都有人求着讲故事，尤其是上海姑娘李敏、刘月琴等人，更是视故事为命，不听一个晚上便睡不着。 我讲故事倒是确有些渊源的。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班会老师都让我到讲台上去讲故事，而她则坐在我的位子上休息。开始时我不过是讲爸爸讲过的那些童话，可日子久了，故事都倒空了，为了不让同学们失望，我只好现编故事，慢慢地，竟能编得很圆，滴水不漏。这，大概就是当作家的前奏吧。 自那时起我的境遇竟有了很大改观。为了听故事，姑娘们帮我洗衣叠被打饭钉纽扣……我简直变成了一个专业故事员。那时的夜晚常常停电，我们便把家里寄来的腊肉和地里捡的黄豆炖在一起，炖上满满一锅汤，姑娘们围得里三圈外三圈，轮换着喝汤听故事。这大概是我们去兵团后最惬意的事了。当时风行关于“梅花党”和“绣花鞋”的故事，各种版本很多，我现编的“徐氏版本”很受欢迎，因为有结尾。有一天，我正在大肆渲染绣花鞋里那种神神鬼鬼的氛围，突然停电。周围的人一下子似乎变成憧憧鬼影，我本是想吓唬别人的，倒先被自己吓住，惊叫一声，扑上炕去，谁知我这一声惊叫立即引起连锁反应，大家惊叫着做鸟兽散，在黑暗中有人踢翻了水盆，叮咣乱响了一阵，接着又有人亲眼看见一个黑影从壁角蹿出，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发现某人的水盆里泡着一只巨大耗子，大家又惊叫起来，感叹报应不爽。后来刘月琴出来承认她昨晚在饼干上撒过耗子药，大家才灵魂归位。 到了第二天，一切又从头演过，日复一日，兴致勃勃，连排长陈叔丽也加入了听故事的行列，尽管时不时地做一些“迷信”、“瞎编”之类的批评。 初到连队时，连排领导们进女宿舍从不敲门。有一回，鸿眉正在擦身，连长推门就进，大家“呀”的一声，幸好北京李燕反应快，一侧身挡住了鸿眉，才赢得了喘息时间。鸿眉暴跳如雷，穿上衣服便冲到连长面前讲理，后来索性用上海话大骂起来，骂得几个上海人都为之咋舌。连长自觉理亏，拂袖而去。六排姑娘沈小冬等过来打听，都为鸿眉鸣不平。 几天之后，大喇叭又如法炮制了一回，恰恰撞上了沈小冬。沈小冬倒没那么啰嗦，大叫了一声：你出去！大喇叭还没反应过来，她的一记耳光便干巴利落脆地扇将过来。那一声震天动地，六、七两排同时听到，我们立即拥到六排门口，看见大喇叭正捂着脸站在那儿，沈小冬一张桃花脸绷得紧紧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裹着个棉制服在呼呼喘粗气。 这样的局面不知僵持了多长时间，后来大喇叭终于反应过来，指着沈小冬大喝一声：你好厉害！咱俩看看到底谁厉害！大怒而去。大家都为沈小冬担心，小冬自己倒十分坦然，“无非是批判会之类的，他敢开，我就敢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后来还真没开成批判会。第二年，沈小冬走后门当了兵，连里很痛快就放了人，大家都说和那一记耳光有关。小冬一走，六排走了好几个人，于是六排与七排合并了。 果然如大云子所说，两年之后，连里男女青年开始交往了。随着交往的加深，开始有了被称做“爱情”的东西。但是这个词在那个年月绝不代表一种美好。倒是恰恰相反，好像与作风不正、甚至流氓一类的词儿很贴近。 乔小林和袁平是连里头一对尝禁果的。也是合该倒霉，恰逢那时师里正派了两个管理员来连队蹲点。一位姓曲，一位姓李。两位管理员堪称中国扫黄的鼻祖，对此等事情深恶痛绝，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斗，甚至劳累一天之后还开会直到深夜。有一天，三班长王河燕开会回来，软软地倒在了炕上，问她，她脸色苍白地说：“什么叫卵子？”说得小豆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大约曲李两位是负责补上生理卫生课的。一个月下来，开会者们变得心事重重。乔小林倒像是没事儿人一样，显然是经过修炼的。那位年轻些的曲管理员，常常到排里来转，可惜那时张鸿眉沈小冬一流的人物已经走掉，没人再敢扇他的耳光。偏有那贫嘴呱舌喜欢在领导面前讨巧的爱跟他穷逗。他越发得了脸，更频繁地来，直到发生了“吴玉事件”，团里派他去处理，他才又兴致勃勃地走。 吴玉原也是我们连队的，中学时和我一个学校，是校宣传队的主力，她和一个叫石芳芳的女孩合作演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她唱石跳，真是天衣无缝，常常把大家感动得涕泪横流。吴玉后来进了团部宣传队，又调到广播室当播音员，许多人羡慕得不得了。可是万没想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是因为当了广播员，竟酿成了一场大祸。 广播室只有她和一个绰号“烂酸梨”的男人，有一天，趁着没人，那男人强奸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可是却在全团引起轩然大波，材料发得遍地都是，而且写材料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整个强奸过程写得纤毫毕现，不厌其详。全团的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快赶上“老三篇”了。这样的压力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当然不堪忍受。可惜那时太小，很多事情不懂，其实真应当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全力地帮助她。她被折磨得只剩了一口气，离开兵团的时候，她妈妈来接她，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后来，她上了石家庄的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再没回过北京。 差不多在“吴玉事件”的同时，连里也出了事儿：一天深夜紧急集合搞军事演习，连干部们查铺时发现一排一班的林杰的半导体仍在铺上，打开一听，正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播音。这下可坏了，林杰因为偷听“敌台”的罪名而被全师游斗。斗臭之后回连负责扫厕所。寒冬腊月，天气寒彻骨髓，我们常常看见林杰在用镐头凿厕所里屎尿结成的冰，凿一下就要偏一下头，以免那冰碴儿子把脸刺破。那时因为歉收，连里一直吃粮票，林杰如此大的劳动量，粮票却只有大家的一半。我们看不过去，都攒了粮票集在一起，由高晓明悄悄送去。每月我剩的粮票最多。 一年之后，林杰走后门当兵了。离开连队时他已骨瘦如柴。 当年，在许多知青歌曲中，有一首叫做《南京之歌》。 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之歌》覆盖了整整一代知青。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金色的扬子江畔，有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前面的道路是多么渺茫多么漫长，沉重的脚步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每天每天，我们扛着锄头去上工，心里在哼着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使人心里流血。后来，我们又听到了关于歌曲作者的传说…… 据说他叫任毅，南京知青。文革前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绰号“11号”（11号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他下乡到江苏农村，创作了这首《南京之歌》。这首歌曲调悲怆，正好与当时的知青心态相符，于是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一首“南京之歌”，任毅走遍天下也不愁衣食。然而万没想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并且重新配器，采用了男声小合唱。苏联把它叫做《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此事后不久，任毅被捕了。 当时传闻很多，我们那儿的说法是：作者被枪毙。赴刑场的时候，他的女朋友赶到，两人抱头痛哭之后，女的在男的之前喝毒药而死。讲述人讲得有凭有据，不由人不信，信了之后就更颓丧。《南京之歌》的确有涣散人心的作用。 那时，凡不经过营连排三级批准就回家探亲以“逃跑”论处。1970年之后，逃跑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北京李燕接到一份电报，上写“父患结肠癌速归”，李燕哭了一通，立即去请假，回答是大忙季节一律不准假。晚上，李燕把我叫到上铺，商量如何逃跑的事。当时鸿眉小冬她们已走，我便成为李燕惟一可以信任的朋友。商量了好久，最后决定第二天清早走。第二天，大家还在梦乡里的时候，我俩便起了床，到外面很顺利地截了一辆“二八”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团部。我们买了一张中午的火车票，李燕向我借了五十块钱，我摸摸兜里只剩了十二块，于是倾其所有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说这是她到兵团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饭，后来她走了，我们俩都流了泪。 几天之后，全连开了批判大会，我成了包庇“逃跑”者而成为被批判对象。我孤零零地站着，全身发冷。照例地，我听不清发言者们的话，心里只想着李燕或许此时正在医院哭呢。后来很奇怪地，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好像男生排的一些人对陈叔丽的发言有意见，乱哄哄地吵了起来。大会草草结束。回到排里，无论是发言的还是没发言的，大家都在发呆。后来，不知是谁起头唱了《南京之歌》，众人都跟着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排也响应起来，那种悲怆和无奈流露出极度思乡的情绪，很多人都哭了。 最近才知道，《南京之歌》的作者并没有死，他三次陪绑杀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最让人感叹的是在摇滚乐风行的今天，《南京之歌》竟重新配器变成了摇滚乐。九死一生的作者听到自己作的这首歌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也有朋友认为这纯属侵权，怂恿他打官司，但他最终没打。事隔十三年之后，《南京之歌》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真是一个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故事。 至于李燕，很久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根本没有患病，她家里帮她联系了一家工厂，她回去不久就上了班。她给我来了封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连队里早就在悄悄传递着一个骇人的消息。有一天，三班副严晶慧把我叫到一边，十分神秘地在我的手心上写了一个“黄”字，悄声告诉我：听说他出问题了。我问：是黄永胜？她点点头，然后又在我手心上写了一个“林”字，说：他，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注意到了吗？我点点头，那样子完全是在做地下工作。没过多久，连里正式传达文件。那一天，全连都齐了，连平时从不开会的小媳妇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敏感地感觉到，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六排长王文路在传达文件之前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许记录一类的话，然后用天津口音读了《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文件在排里流传了一天，我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悄悄地把它抄了下来。全连人惊得缓不过气来。传达过后很久，还有人小声在问：这文件上说的林彪，和党中央的副主席是一回事吗？终于，自那天之后，早请示晚汇报统统取消了。好像人们变得正常了一点。说两句伙食不好，骂两句连领导居然也没人反驳了。紧接着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新高潮。一些每天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人们又天天骂起了“林贼”，这种称谓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些原来对“林副主席”最有感情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早有预感”的人。 但是不管怎样，“九一三事件”后，再没有过半夜紧急集合一类的事了。 麦收时节，场院上该算做第二线，却一点不比第一线清闲。 管场院的大爷姓沪，当地人都叫他老沪。清晨，我们先打扫场院，然后迎接着两队人马，一是来自团部的公粮车，一是来自地里的二八车。有一百六十斤和二百斤两种规格的麦包，过称之后就要将麦包扛到垛上，这种活一天干下来，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吃不消。 自麦收开始我在场院干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摊场，攒场。后来终于找到一样最适合我于的活：牵马攒场。每当我去马号牵马时便有一种骄傲油然而生。而且牵马这活带有某种玩的性质，我干起来特别来劲。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机会来了。趁大家午休的时间我把马悄悄牵到八叫地，找到一块石头翻身上马，还没坐稳就听后面大喝一声：“干什么哪！给我下来！”我一惊，棉胶鞋踢在马屁股上，马惊了之后飞跑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将出去，那一刹那真有天地倒悬之感。结果连里第二天专门为此开会，连长在会上大喊大叫：连里三令五申不让骑马，可偏偏有人违反规定，还是个丫头！平时看着蔫不出溜儿的，敢情蔫儿人出豹子！蔫儿萝卜辣心儿！ 于是我只好收敛。后来又发现粮囤与粮囤之间有许多跳板联系，而走这些跳板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好玩。我和小豆子便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在跳板上走来走去，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老沪就发现了我们的勾当，有一天我们正得意地在跳板上走来走去，老沪忽然出现了，对着我们气势汹汹地说：“我说怎么大白天的有耗子呢，敢情是你俩！给我下去！”那粮囤大约有三米高，我们俩竟毫不犹豫地跳将下去，把老沪吓了一大跳，当然我们的行为又挨了一顿批。 每天的摊场攒场可以重复好几遍，因为老天不能听领导的指挥，常常忽然下雨又忽然艳阳高照。有时是突如其来的暴雨。每逢那时，大家便疯了似的各自拿了木锨、挡板等飞快地把摊在场上的谷物攒成一堆堆金黄的山丘。然后几个人一起拉起大苫布把粮食盖好。 再就是粮食入囤，也是十分壮观的场景。有一天，团部交公粮的汽车走马灯似的开来，全连除重病号之外全上了场院。晓明带头儿，姑娘们也都扛起了一百六十斤重的麦包。把麦包搭起放在扛包者的肩上，叫做“搭肩儿”。而在搭肩儿者抬起麦包的刹那侧身迅速钻进顶起麦包叫做“钻肩儿”。这是很难掌握的技术。要让麦包正好立在肩背之间，这个部位可以使肩背颈腰胯均分力量，不容易出危险。钻肩儿要有敏锐的头脑，迅速的反应和准确的判断力。全连当时只有一排一班的几个小伙子精于这门技艺。 但姑娘们决不服输。晓明飞快地脱去外衣，只穿里面紧身薄绒衫。葵绿的麦包映着她红扑扑的脸，看上去很美。是猴子和黄朋搭的肩儿。晓明钻肩儿并不太好，但她硬逞能，硬靠腰的力量顶着，径直走向粮囤。三米多高的跳板，看着就眼晕，何况肩上还有一百六十斤重物！可晓明靠着一股邪劲硬是顶了上去。 黄澄澄的麦子在囤口上堆成了尖儿。在阳光下闪烁着金箔般的光彩。 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冲了上去。 在家里，最爱我的是父亲。但父亲是个羞于表达感情的人，表面上，他对我们姐妹一视同仁。但是从外婆到母亲都尖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平，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超过了她们所能容忍的程度。我走之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后来听说我生病，父亲常常彻夜不眠，后来又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再后来，当他听说我们的箱子上都写了名字，随时准备牺牲时往回运的时候，再也不能忍受了。不远千里，他来到了这座小小的德都县城。那一天，连通讯员一早便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团部呢，连里批了你一天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所有的姑娘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才感到，真的是爸爸来了，爸爸从北京来看我了！ 我对着镜子好好梳了一下头，好像刚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病了那么长时间，竟然变漂亮了！皮肤是白里透粉、桃花瓣一般的颜色，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那种鲜润和媚气是现在任何一个靠化妆品取胜的姑娘所无法比拟的。我当时还不明白，那其实就是青春啊。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当父亲在团部见到我时真有点喜出望外。已经是整整两年没见面了。我和爸爸都流了泪，周围的人也都忍不住哭了。爸爸含着泪说了一句：长胖了些，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背了一个极大的口袋，里面装着交通大学的亲属们带给孩子们的各种东西。 1971年的秋天我回到家里。过了几天，妈妈陪我出去逛街。在王府井的一家照相馆我照了一张照片。二十年之后再看这照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照片上的姑娘只有十三岁。那个圆圆脸、梳刷子的小姑娘，清纯可爱，露出左侧的一颗小虎牙，在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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