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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通,陈寅恪的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页)3个月后,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10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1935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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