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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教授当年


  1994年春天,我往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看三四十年代的旧期刊。一日与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做编辑的陆灏兄闲聊,我说做完《观察》研究这个题目后,想搞西南联大研究。陆灏兄说,前几年他就有一个想法,想找几个朋友就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徽因)客厅和西南联大,各写一本,从中大致可以见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貌。陆灏兄的话给我印象极深。《观察》研究脱手后,我即开始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学生。当我试图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我先想弄清楚是什么东西使西南联大至今充满魅力。关于联大的风格,联大的学风,我们已有许多抽象的概括,但那些概括好像总欠点什么。我读的资料越多,访问的人越多,越感觉联大精神是难以概述的。有时觉得还是当年在联大读过书的那些人的描述更让人神往。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林家客厅和西南联大,虽然各自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在这四个场所活动的人彼此有联系,而这四个地方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使今日年轻一辈的读书人,一提到这些地方无不肃然起敬。余英时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学术规范在抗战前已经形成,后来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起来,年轻学人的向后看,恐怕与眼下的现实是相关的。旧日的风采只能从老一代学人的回忆中体味,那是一种早已逝去的时光,经历过的人尚能回忆,而我们只能在老人的怀旧中叹息了。
  《学术集林》卷一中有姜亮夫先生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长文。他是这样说的:“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牛,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不知今日我们见面常说的是什么,但谈学问总让人感到有点那个,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样呢?
  我还读到过郑敏先生的一篇文章《忆冯友兰先生》,她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的,半个多世纪后,郑敏先生这样回忆:“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这是郑敏先生笔下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郑敏先生说,当时“每位教授走在那狭小的昆明石板小径上,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这就是西南联大,这就是当时教授的精神状态。从这里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走出了一批大师,还有思想家。殷海光,这位1938年入西南联大,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的学者,当年曾受到过金岳霖先生的常识。去台以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学人。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外,就是西南联大的薰育。他在给林毓生的信中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弟子,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而钱穆当年也曾在西南联大呆过一段。殷海光、余英时后来都成为港台乃至国际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西南联大风格的影响。可惜我们内地的学人没多少得真传的,想来真是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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