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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的原旨

作者:萧乾

  (前言)日本东洋大学今富正巴教授要把《北京晚报》去年连载的《北京城杂忆》编入教材,嘱我写个前言。今年是史无前例和暗无天日的那场特大灾难结束的十周年。我正一肚子话没地方消散,就借题发挥如下。这是前言的前言吧。
  像北京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写。为旅游客人,可以专谈眼下的北京:从名胜、街道到土特产。也可以就史地风物写写往日的老北京。这两种写起来虽然也不容易,可总归是就新论新,就旧论旧,下笔时不必怎么踌躇,心里可以踏实。
  《北京城杂忆》不是知识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今昔对比问题。
  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保票,高低我也不肯写,不敢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今不如昔。好家伙,人家在破四旧,你却为四旧招魂,岂不罪该万死!
  那时候,天地分阴阳,人世分无资;好就全好,坏就全坏;而且好坏全凭钦定。知识分子成了莎士比亚《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张春桥、姚文元是手持钢鞭的彼特鲁乔。中午时晌,他们指着太阳说:“这是月亮。”就得唯唯诺诺地跟着说,是月亮。那时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稗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大豆高粱。那时候,笔下的今天只能是一片光明,而事实却是漆黑一团。
  这十篇“杂忆”本身,无足挂齿。但我竟然写了,而且不是昧着良心,而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写了,这本身也表征着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如果谈十年来中国大地所起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摆脱着那种小媳妇的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学着说点真话这个变化,其重要性可不亚于那雄伟的经济建设。
  从大的方面,我当然更爱今天的北京。我坐过张作霖的牢房,也见过街头的饿浮。那时候,大官儿出来要戒严,前门外有一大片人肉市场。在大的方面,新旧设的可比。所以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爬过的城墙和城楼给拆成平地时,我一边往心里掉眼泪儿,一边宽慰着自己说,只要能让人人都吃上饭,拆什么怎么拆都成。
  近来我又想:一个城市要赶上时代,有些东西就得忍痛牺牲掉。什刹海吃不着河鲜了,七月节也不再放荷灯。要现代化,就得扔掉些东西。然而也不能全扔光了啊!
  每当我看到有人在讲卫生的横幅标语旁边照样吐痰,每当我看见人们围起来像看耍猴的那么看斗殴的,却没人出来劝解,每当我看到售货员半边笑脸对熟人,半边核脸对顾客的时候,我就诅咒那帮打着“兴无灭资”旗帜的家伙们。他们把散发着芬香的花盆砸个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众,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烂泥,最可怕的是把人与人之间异于禽兽的那种相互体贴谦让消灭殆尽,把人间化为大林莽。
  我有的只是一只秃笔,但我想用它唤回北京市民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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