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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毛泽东越城鸣钟鼓 白崇禧东电讥委座


  话说浴血突破湘江的中央红军,为尽快进入西延山区,摆脱敌人,在集结地域集合队伍清点编制和人员时,活着的人们才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不见了,有的整连、整营、整团的不见了,5军团的34师怎么呼叫也联络不上。在渡江战斗进行当中,人们虽也曾看到本部队伤亡惨重,但总还以为别的部队也许不至如此。不曾想别的部队损失更大。到这时,恶梦般的感觉骤然袭上人们的心头,可怕的恶梦,令人难以承受的恶梦!
  战争的“恶梦”是战后才能真正感觉到。
  大失利,大震动,大困惑,大思索。恶梦中,全军3.5万生灵,无不在问自己,也在问别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失败得这么惨?埋怨,牢骚,争吵,骂娘,充塞着全军上下。“前几次的反‘围剿’,打得俘虏都管不过来,打得根据地锣鼓喧天,这回是怎么了,难道就是那条该死的河太宽了吗!”“转移转移,为什么转到了湖南还不够,硬要转移到这广西来?”“还要他娘的往哪里转哪里移?要转光移光吗?”有的直端端地矛头向上:“蒋介石成天说咱们是朱、毛的队伍,咱们还是吗?只怕是叫那个外国人当了家了,才落了个打了败仗大转移,大逃跑中打大败仗!”“他肯定是个老托,打进来的老托!”有的干脆说:“老子不干了,回江西跟留下的人干去!”
  要不是古田会议还在起作用,要不是如蒋介石所说“共党要人一个也没有伤着”,要不是马克思主义还那么有吸引力,要不是2、6军团和红4方面军还在吸引着人们,这支大伤元气的部队要在上百万敌军的围攻中生存战斗下去,是不可想象的。
  谁没有牢骚?中央领导层中,军团一级的干部,也在发牢骚。彭德怀在骂娘:“他娘的,我在江西就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再这样下去,非叫他卖光不可!”刘伯承为人持重,不骂娘,可压在心头的火气不比旁人小。他被贬在5军团当参谋长,这次湘江战役5军团损失最大,他愤然叹道:“打的啥子仗啊,打的啥子仗啊,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
  掉进低谷的中央红军,大思索之后该是大觉醒,大转折。然而,一时竟没有人来回答这场恶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来引导这种大思索,把握这种大转折……
  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博古和李德,被战争的严重失利震懵了。一懵便哑,不吭声。博古掂着一支手枪,时不时地朝自己举了起来,要不是聂荣臻说了他一通,说不定他真的要自杀。李德有时倒也神经质地嘟囔几句,可伍修权在跟前的时候他不嘟囔,伍修权走了以后他才嘟囔,谁也不知道他嘟囔些什么。待到他们稍有镇静,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之后,他们的思路又掉进了自我维护的泥沼,想方设法安慰自己,开脱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权力。“三人团”的周恩来,他为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他的办法就是成天前后左右忙碌着,好像没工夫说话儿。
  毛泽东也不说话。他有话可说,可他不说,“还是免开尊口吧。古人言,不以成败论英雄喽。”他怎么说呀,他一说就是军事路线上的根本错误,说开来就可能涉及人事上的变动,这是非同小可的。大敌当前,上上下下的情绪又都不好,现在来搞这个事情,弄不好剩下的这点人马都带不出这越城岭去。再说,他是个被解除军队指挥权的“政府机关干部”,他一说话,大有可能被人说成是为了要把军队指挥权重新夺到手。不说不行,说也不行,他难住了,只好闷着。
  毛泽东不说话,其他人也只好“断肠牢骚”而已。血战后的中央红军,12月上旬进入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属南岭山脉,从云南贵州西来,穿过湘桂边境,直奔江西福建而去。广西龙胜地区的越城岭,山峦重叠,树林茂密,东西长600里,南北宽200里,山和山之间,有小块农田,有小河穿流,是个短时休息的好地方。恶战之后,总有一个相对平静的间隙。这时的白崇禧,只保持同红军的接触,并不搞大的动作,这也给了中央红军一个喘息的机会。
  30万红军,搞得只剩下10万;10万红军突围,现在只剩下3万多……毛泽东不说话,心里却是阵阵的绞痛。这天傍晚,他步出山腰间的小民房,想到小河边去走走,他估计这里的小河流水,也是流进湘江的。他走着,撇开近处血染的湘江,想起了桔子洲头的湘江。他同湘江有着天生的亲情,“……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唔,怎么又想到那上头去了!”他驱走遐想,继续在山间小道上走着。
  他走着走着,只听得前面树林里人声嚷嚷。他走上前去,只见一伙人在围着一个战士开斗争会。那个战士被捆在一棵大树上,破烂衣衫,叫绳子一捋,整个胸膛都亮在外头。毛泽东心里发沉,便停下脚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透过树缝,他看到战士们情绪激昂,发言者措词尖锐,指骂那个战士是“逃兵”,“叛徒”,“死了那么多,你就怕了是不是?怕死鬼!”“现在要走路,没法关禁闭,干脆枪毙算了!”“枪毙!枪毙!”这几天,毛泽东倒是听说过部队有撂枪不干的,也有拖枪逃跑的。“不行啊,人已经不多了啊!”他暗自想着,走上前去,问是怎么回事?这伙人只听说过“毛委员”,却不认识毛委员。主持会议的,看上去像个连长或是排长,他大嗓说道:“怎么回事?他说他不在这里干了,要回江西去,说那边反正还留下有人。可是,谁知道他是回江西哪里?江西还有个南昌城,南昌城里还有个蒋介石呢!”被捆的战士回嘴说:“你排长胡说!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能到蒋介石那里去吗!”毛泽东一听是这么回事,心里倒松了松。他小声问那个战士:“你,真想回江西去?”那个战士恼道:“这打的什么仗嘛!我们一个村十几个人,在一个连,现在就剩我和他了,他还把我捆了……”毛泽东“噢”了一声,又跟那个主持会议的说:“你是排长啊?不管怎样,不该捆人喽,这是违反古田会议精神的。”排长说:“古田会议精神?古田会议是毛委员管的事,他现在不管事了!”毛泽东被呛住,一会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管事了?”排长说:“他要管事,能指挥打出这样的仗吗?”毛泽东本想再问一句“你说怎么办?”但没有问出来。他跟排长说:“我替你把他解了如何?因为俘虏也是不该捆的,你们又是一个村的。我替他说句话,他不回江西了,跟你一起走,行吧?”排长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身上的绳索解了。毛泽东一边解绳子一边跟那个战士说:“你一个人要回江西,不好办的。想开点同志哥,我们将来会回江西的。”他把绳子递给那个排长:“拿着,捆个包袱用得着的。都很辛苦了同志们,大家好好休息休息,还有路要赶喽,别这么辛苦了。”排长愕然:“你是哪个?也是老表?担架团的?”毛泽东这才借机冒了一句:“是呀,我就是想弄付担子挑挑,可我肩上没担子,只好成天跟着你们走了。”那个排长还想说什么,毛泽东转身下坡去了。
  毛泽东来到河边,脑子里一直翻腾着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连战士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行了……”他感到一阵欣喜。在这之前,他还只是在担架上听王稼祥说过一些很是气恼的话。那是在突破湘江之前,是针对突围前的失利说的:“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经过这场恶战,王稼祥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意见可能更加尖锐,也可能不得不考虑眼前更加危急的情况,有所克制?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干“泥菩萨过河”的事,你王稼祥就是把我拉出来,我还得看看这只桶能不能箍得拢嘞……毛泽东来到小河边,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他望着一弯清清的流水,望了好一阵,才想起他今天为什么要到河边来,“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表示一点悼念……”时令深冬,山花早已凋谢,他就近摘了一把青草绿叶,抛进河中,随口念了一句古词:“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他的这种情致,也许同他是一个“闲人”有关。说闲便闲,他由刚才的那句古词又想起了辛稼轩。他很喜欢辛稼轩,辛稼轩年轻时也曾带兵打过仗,又是江西人。在江西的这些年,他的书箱里一直放着一本《稼轩词抄》,是先生徐特立不知从哪里找来送给他的。情之所牵,他吟诵了一首:
  扑面征尘去路远,香篝渐觉水沉销。山无重数
  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他刚吟完,忽听身后传来说话声:“好啊,我亦奉陪半阕。”来者正是徐特立,中央纵队的3位老者之一。毛泽东起身道:“怎么样啊徐老,休息过来了吗?”徐老不老,五十三四岁,但学生对先生,只得喊“徐老”。徐老不客套,朗朗吟诵起一首词来: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君如无我,问君怀
  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
  “只记得这半阕了,自然也是稼轩的。”徐特立说。
  “先生在上,有么子话你就说吧。”两个湖南人,又是师生之谊,毛泽东乡音乡词。他从先生借用的词里听出了一点意思。大战之后,谁都没有个笑脸。徐特立的脸沉沉地,说:“我说么子!我要你说,我是来听你的。”毛泽东愕然:“我说?要我说么子喽?”徐特立说:“说么子?仗打成这个样子,你没有么子说的?”毛泽东想了想,又叹了一声,说:“有,有说的。我刚才见到一件事,颇有点意思,我讲给你听。”接着,他把刚才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挨斗的事说了一遍。徐特立听了说:“是呀,那个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话嘛,你就没么子讲的?唉,这一路上,我就没听你说几句话,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想听你说点么子,更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该不是还在闹情绪吧?在江西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当然,这是宽心的话,现在我不想说这种宽心话了。现在是,我刚才从辛稼轩那里借来的:深蛰要惊雷!”“老师!”毛泽东神色郑重地:“我这个政府主席可是管着你这个教育委员嘞。党是有纪律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惊雷之言,莫讲莫讲。”
  徐特立似乎有点来气了,把背着的手移到了腰上,说:“我今天来找你说说话,听听你讲点么子,这犯么子纪律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依老卖老,不是卖我一个的老,是卖3个的老,董必武和谢觉哉要我来找你的,老家伙为红军忧心,为党的前途忧心!我问你,仗是不是还要这样打下去?是不是还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我一个管文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革命成功了,也只是在政府里管点小事,是不该操这个心的。可于今是么子时候?不是人人都要考虑战争问题么?我把我要讲的讲在这里,要照现在这样搞下去,剩下的这点子部队,怕是经不起打几回了。要改变军事指挥,布劳恩这个人不行,根本不行!”毛泽东为几个老同志的“忧心忡忡”感到由衷的高兴,可他还是喜不形色,说:“李德这个人,他在他们那边的仗是怎么打的,我不大清楚,要讲打中国的仗,他是不怎么在行。其实,打中国的仗,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都是里手嘛。问题是不听你的呀,中国人自己把打仗的事都交给人家了。再者嘛,”他说着停了停,把本来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再者,我倒觉得,人家也是不易哩,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的么子?就是房子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老先生当年上井冈,不就觉得是很难的了么?我想,这一仗下来,他们总会动些脑子的。”徐特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眨眨深陷带皱的眼睛说:“讲这么半天,你还袒护他?”毛泽东说:“不是袒护那个,革命总还得讲点人情味哩。”他停了停又说:“先生见到子珍了么?”显然,毛泽东想终止这场谈话。他不想再往深里说,深说真是要“惊雷”了。他不想惊雷,他得考虑时机和各方面的因素。徐特立还是不了心愿,说:“润之呀,我刚才那句‘问君怀抱向谁开’,算是多言了。不过,我还是摸到你的底了,你是有话不想说,暂且还不想说,是不是?润之,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是一个提醒,别说晚了误事。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那套打法是对头的?敌人还在四周摆着,仗还有的是打的,不能一败再败。所以,你是不是找洛甫和王稼祥他们谈谈,你还是政治局成员,也可直接找博古和恩来谈嘛,总得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呀。即使吵上一架,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啊。我的话完了。”毛泽东说:“好吧,有便我会找他们谈的。徐老,我刚才问你子珍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徐特立说:“还好,在休养连。只是,越来越出怀了。你就别守着那个礼拜六制度了,有空就去看看她。唔?”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3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28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3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1、3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2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2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9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2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2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3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免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真啊?他语调委婉地说:“泽东同志,不必动气,人是你管辖的,这件事情事前没有给你打招呼,似有不妥。你要觉得不该处分,那就不处分就是了。”博古说:“不行,有令必行。不仅要处分,而且要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对,要害就在这里!不通报全军,简直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毛泽东在这里用了“油水”这个词,足见他是成心要吵一架了。博古说:“什么叫捞油水,土腔土调!”毛泽东说:“当然喽,你们是洋腔洋调惯了!不过这一回,你们不是洋腔洋调,倒是鬼腔鬼调!”正吵着,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也来了。罗迈给3个刚到的说了为什么吵起来的事,朱德没吭声,彭德怀嘀咕道:“要杀鸡?”下半句“给猴看”他没说。叶剑英是军委1纵队的司令员。听说要处分搞后勤的,心里想,我1纵队是军委机关,也带了不少东西,岂不更该处分几个了?便说:“我们1纵队该受处分的,是不是就从我开始呀?”周恩来和博古面面相觑,不吭声。毛泽东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实事求是了?不,不是不实事求是,是鬼腔鬼调,里面藏着鬼!你们是想一箭多雕嘞。处分了干部,又通报了全军,多好啊,打败仗的责任就全都推到下边去了,同总部的军事指挥毫无关系了,因为是下边带的东西太多,才拖延了时间,贻误过江的。第二,我毛泽东是管政府机关的,政府机关带的东西最多,所以这次湘江之败,完全是我毛泽东的责任了。机关算尽!”周恩来一听,恍然有悟,意识到自己又上当了。再一想,这可是个有分量的问题啦,怎么办?博古和李德同毛泽东的隔阂,他们对毛泽东的戒备,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呢,戒备没有,戒心却是有些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是他接替毛泽东的,两个人之间能没有心理障碍?他很担心毛泽东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进而旁及其他,闹得不可收拾。他神色不安地看了一眼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们‘三人团’再复议一下,事情既然提出来了,就在小范围里有所说明,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好么?”周恩来想暂且和事,博古却觉得触到了痛处,越发不干,说:“想得太多了嘛,干部有错误,给个处分,通报一下,也是为了大家受教育。再说,拖累大,误了渡江时间,使部队遭受损失,这总是事实吧?”罗迈憋不住了,说:“没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可是,突然通知转移,并且说,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算了。下边还以为是转移上三两天,顶多转到边界去,不就把能搬走的都扛上了?再说,部队到底带了些什么东西上路,走在路上,都是有眼珠可以看到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赶到湘江边吗?不是瞎指挥吗?”博古一看罗迈也加了进来,火道:“瞎指挥?你说是瞎指挥?你说这话要负责任!”叶剑英说:“不是瞎指挥,也是指挥瞎了!”彭德怀说:“说得有理!这个处分干部问题,不是个处分干部的问题,而是湘江之战到底败在哪里,该由谁负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讨论讨论!”正说着,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闻声赶来了。张闻天一看阵营不错,说道:“看来,‘新三人团’是藏不住了,是不是一起解决了?”周恩来、朱德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神情茫然。罗迈、彭德怀、叶剑英也不知道什么“新三人团”,便嚷嚷起来:“‘新三人团’?从上海赶来的?”张闻天又补了一句:“为首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茫然问道:“这是谁说的?没有的事情不能乱说。”张闻天指着博古:“他!他说的。”朱德问王稼祥:“是不是有我一个?”王稼祥说:“暂时没有你,有你便是‘四人团’了。”周恩来盯着博古,无可奈何地长长地叹息着。彭德怀火爆,愤然道:“打了这样大的败仗,还要这么整人,还是共产党人吗!”
  “老彭!”毛泽东叫道。他一看人越聚越多,他正担心有人捅出个所谓“新三人团”来,把事情闹大,结果真还捅出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一经提了出来,就有可能震动现在的“最高三人团”,就会是党内的一颗炸弹。而这颗炸弹是不能随便爆炸的。刚才的情况表明,周恩来并不知道“新三人团”的事,这更使毛泽东感到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他只好又把话接了过来,把话往一边拉一拉。他说:“老彭说的作战指挥问题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说到作战指挥,部队到达湘南郴、宜一线时,我曾提出过,湘南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都不错,地形条件也好,是不是暂时在那里站住脚,再寻找机动?不行,没有人听,非要不停顿地西进不可。后来,我又提出,不应当再向西,要改向湘中,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吴奇伟,湘军何键,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几十万军队都涌向湘桂边了,湘中空虚。由常宁、祁东向宝庆、新化一线,是完全可以穿越过去的;要说同2、6军团会合,这条路也近得多。可是有人怎么说?你毛泽东就是舍不得江西、湖南。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同志,这回又说是要舍得江西、湖南了。当然,去湘中也是要渡湘江的,湘中的湘江比全州的湘江还要宽一些,渡起来可能还要费事一点。可问题是可以摆脱敌人,从容渡江。结果好喽,在没有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硬着头皮要在全州地段渡江,那怎么能不吃亏?不吃大亏?把责任推给下边,不只不合适,也推不下去嘛,是小孩子的把戏嘛。我们是共产党,革命的军队,办事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爱护干部,才能团结。同志们,我们需要团结。”他特意把话落到团结上,这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意思是说,紧张的不要紧张,气大的不要大发,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不是时候。这是突围以来毛泽东当着众多的人说得最长的一段话。他的疟疾还没有全好,身上还有些时冷时热。说完,他转身走了。
  毛泽东一走,一场争吵便结束了。周恩来像放下一付重担,特别是毛泽东提到“团结”,叫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同毛泽东按说还是知心的,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一直是不错的。宁都会议前后,他们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感情并没有决裂。他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品性和思维方式,他理解毛泽东此刻讲的“团结”是什么意思。他那瘦削的脸上有了光泽,他站起来跟众人说:“我赞成毛泽东同志刚才讲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团结。各位还有什么事吗?”
  博古意识到要抓“新三人团”问题,反而将提供一个自己下台的机会。他铁青着脸嘟囔了一句:“那两个干部就不要处分了。”
  人们似乎都从周恩来的脸上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团结”,也不想说别的了。彭德怀临走时说:“周恩来同志,再一两天就要走出越城岭了,下一步有点什么打算没有?”
  周恩来说:“大体方向是湖南,先取通道。”
  话分两头。就在共产党中央大吵大闹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蒋介石,在他的营垒中,也不那么太平。蒋介石是在刘湘尚未离开南京的时候就飞回南昌的。他正在为已经突破湘江的“共匪”处心积虑,他要重新组织兵力“围剿”西窜的“共匪”。当他下得飞机,在何应钦、陈诚、陈布雷等的陪同下,步入行辕,正要询问“共匪”在桂北什么位置,白健生采取什么行动,有些什么战果的时候,留在行辕值班的康泽呈上一纸电报,一纸不敢读给委座听的白崇禧的长长的电报。蒋介石当即展开便看,不曾看完,脸便气得发青,“娘希屁,这白健生反了!”
  白崇禧是“进剿军”方面的一个“受气包”。还在中央红军越过第2道封锁线时,他就接到南昌行辕的一纸电报,责难他对共匪“围而不击,堵而不剿”。正当他窝着火的时候,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把他和李宗仁的桂军也划进去统归何键指挥,“小诸葛”的白崇禧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北伐时,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参谋长,那时何键才是个师长。这且不说,他同何键还有过一段宿怨。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来是跟他站在一起联合反蒋的,后来却在湖南反戈投蒋,给他和李宗仁背后插了一刀。气还没找到泄处,当中央红军一部突破湘江以后,何键又告了他一状,说是“因为桂军方面堵截不严,才使共匪一部渡过了湘江”。接着又是蒋介石的那个“可谓浩叹”的指摘电。”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纸1200字的电文打给了蒋介石,他先是历数了桂军在湘南、桂北堵截各节,尔后说:“委座电责各端,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7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5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尤其对于共匪,向来深恶痛绝。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以复按……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究竟何军与匪决战,战斗经过几日,共匪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相矣。”下边就更有些意思了,他像是在指着蒋介石的鼻子:你要我遵照何键、刘建绪的计划行事,好啊,“唯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闽、赣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至于此后追剿,仍当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毁誉,不暇顾及也。”
  就是在签发这份电报之后,白崇禧跟他的幕僚说:“管他娘的,赶出去了事!”说的是把“共匪”赶出广西完事。这便是中央红军得以在越城岭山区休整多日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把电报推给何应钦和陈诚,而后起身在案前踱着。何应钦看完电报说:“健生也太过分了!”陈诚宽委座的心,说:
  “也许他是气在何键身上。”
  蒋介石说:“看来,剿共军事靠白崇禧、李宗仁是不行了。墨三,朱、毛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字墨三的顾祝同说:“据昨日飞机侦察,共匪残部还在越城岭山区运动,似有向湖南的意图。”他说着,展开案上的大地图,又拉开墙上的一张敌我态势图。蒋介石看了看案上的小张地图,又转过身去看了看墙上的大地图,尔后说:“参谋本部有什么打算?”顾祝同说:“共匪窜逃方向无非有三:一是向南去黔桂边;一是向西去贵州;一是沿湘西去湘鄂西。现在看来,向北去湘鄂西的可能性居大。”蒋介石说:“对,在这之前,有萧克的6军团窜湘鄂西,朱、毛也是想奔湘鄂西同贺龙会合。给何键命令:因为桂军靠不大住,进剿军要重新编组一下,可以区分为两个兵团,第1兵团刘建绪,辖陶广第1路,3个师;李云杰第4路,两个师;李韫珩第5路,两个师。第2兵团薛岳、吴奇伟,辖吴奇伟第2路,4个师;周浑元第3路,4个师。一共15个师,全都由现在的位置急驰湘西,南起绥宁,北至芷江,一定要在湘西之沅江以南、资水以西地区堵住围歼之。”说着,他举起手中的手杖,在背后的大地图上,由北向南划了4条弧形线:“湘江之战的经验就是设置了4道封锁线,层层堵截;教训就是筑堡不够,封而不死。命令何键,部队到达位置,立即筑堡,把4条线搞得坚实可靠。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同贺、萧会合。还有一点,为了不使前线指挥失误,何键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邵阳,薛岳的指挥所立即前移到武冈。不得有误。”
  何应钦赞道:“委座谋略,超绝古今!”
  陈诚说:“共匪残部这回真成瓮中之鳖了。”
  蒋介石说:“我在飞机上就想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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