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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么期盼温情啊，尤其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即使最坚强的斗士，也难脱俗。老诗人、“胡风分子”曾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夹缝中写给妻子的一首诗中说：“一捧水就可以解救我的口渴/一口酒就使我醉了/一点温暖就使我全身灼热……”这种让人掉泪的诗句，正是悲凉心境真实的写照。但是——我多么不希望有这个但是啊——现实中的情景却让人沮丧，政治运动来了，人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诬陷、告密、背叛、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等，更叫人痛心的是，有时候，这些甚至来自他们的亲人，比如顾准。 温情还是有的，只不过生长在夹缝中，被挤压得变成了畸型，近读老作家荒芜《伐木日记》，感受尤深。《伐木日记》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中的几个人，他们都是右派，“朝雪斧声，夕灯人语”，文字中透出脉脉温情，象冰天雪野中几朵温暖的黄花。毕三姐，一个研究高能物理的研究生，她害怕使用锯子，原因是小时候见故乡城隍庙墙上画有地狱壁画，有一幅画的是两片木板，夹着一个罪犯，被恶鬼锯着，血随着锯齿流下来，可怕极了。后来她又读过一部明人笔记，其中说朱元璋也用那种办法锯人，不过不是竖锯而是横锯。因此，她每次拿起锯子，就联想到那种酷刑，不寒而栗。这么柔弱的一位女性，在对同样是右派的作家荒芜聊天时说：“你们有一支笔，一叠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东西。处境越困难，生活越艰苦，越能写出好作品来，象屈原那样，杜甫那样。可是我们呢？”——柔弱的温情中夹杂着追求理想的坚强和刚毅，仅管也有无奈。“郐子手”，一个歌剧演员，在一幕歌剧中扮演过郐子手的角色，更要命的是他不合适宜地说过，要杀尽一切贪官污吏，因此获罪。“郐子手”只不过是难友们对他的谑称。这个死不悔改的人，寒气凛冽的夜晚还溜到树林深处去唱《卡尔门》，据说，他在日记中发泄了对现实的不满，于是队部发动批判，造成伐木队轰动一时的“日记事件”，其实，日记中只是如实记下了他的家庭悲剧，一件是他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和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不那样做，他的妻子就要失业。另一件是他的半残废的老妈妈，被遣返原藉，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庆幸的是，“日记事件”后，“郐子手”并没有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仍有人惺惺相惜，同他暗通款曲，在小河边，在工棚背后的松树林里，隔三五天，就到老地方谈心，象两个年轻情侣似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在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舒芜：《让伐木者醒来》）有一个右派，没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藉，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活重活全由他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他听说北大荒的右派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吴大姐14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负，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外公外婆扭不过他，又怕管紧了出事，只好让他来了，到北大荒后，他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住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我爸爸死了，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到这里，不是作客，是回家。”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前几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读此节时，正是六月的天气，可是我后背上却透着一丝刺骨的寒气，身体一阵发冷。一个孩子，只有在受难的人群中才能找到一点温情，而为了得到畸型的温情他失去了生命，这该让人感到多么悲哀！仍以那些受尽苦难的伐木人为例，我常常想，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同类人中，比如说放回到原来划他们右派的环境里吧，别说温情，怕是连活下去的权利也不会有。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缝隙中搜寻本属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温情，一次次总是失望而归，这是为什么？是的，在张贤亮先生的小说《绿化树》中，描写过马樱花式的温情，那种来自“人民”的温情，曾经让章永磷们感动得痛哭流涕，“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生活的美丽。马樱花，谢队长，海喜喜……虽然都和我失去了联系，但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心灵中的闪光点，和那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为一种新的人的因素。”重读小说中的这段话，使我心中一阵刺痛，拉开历史舞台的帷幕，章永磷们是以罪孽深重的赎罪者形象出场的，那么马樱花式居高临下的温情也就显得宝贵，甚至她不时的嘲笑和叽讽，也象冬日里一缕和煦的阳光那么可爱。张贤亮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作家之一，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写出了如《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那样具有强烈批判锋芒的小说，实在是对《绿化树》中温情的一种强有力的超越。在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演讲词中他说：“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弱……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又习惯于为了民族的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既勇敢，又懦弱，这话说得实在很高明。 有人说，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这话说得尖刻也深刻。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他们的精神空间越来越狭窄，放开那些卑鄙的告密者、诬陷者不说，放开那些转而向权势寻求“幸福”的风云人物不说，甚至放开那些因为一点可怜的思想而获罪的一般蒙难者不说，即便从他们中寥若晨星的优秀人物来看，依然是差不多所有人都真诚地认为自己犯了错误，灵魂需要长时间艰苦的改造。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体无意识。“千万朵葵花向太阳”，在鲜血一般疯狂的红色海洋中，向日葵们昂起了头，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只是，当太阳落山黑暗降临之后，向日葵们不得不低下头颅，但那并非陷入深思，仅仅是一种失落。这样的一群，他们早已没有了高贵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鄙弃他们，自有道理。如果碰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扪心自问的话，一个不能坚守的人，也是不配享有民间的温情的。 毕竟，温情还是有的，只是它在夹缝中艰难地生长，难为人知。顾准在他最需要温情的时候，温情没有光顾，他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显示了人的强大。说起来让人伤感，他挚爱的母亲，由于亲人的作梗而不准相见；他挚爱的妻子，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先是同他离婚后是自杀；他挚爱的儿女，一直不想见他，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也不原谅他——因为他给那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顾准仍然没有退缩，我想在他灵魂的最深处，应该存在一块温情的土壤的，我理解的这块土壤，就是对真理的爱。凭借那点温情的滋润，他坚持说出了自己的声音：“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哧之以鼻。”“我憎恨所有的神。”他的六弟陈敏之在一篇谈顾准的文章中说：“当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任何先觉者的对抗话语，都是大夜中的呓语。”是的，顾准说的是天上的声音。我还想说的是，天上的声音总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读完她父亲的遗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后写下《迟到的理解》，文中说道：“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在“不能成寐”的“多少个夜晚”里，一定有温情浸泡着她，也许那些温情有时会变换一下形式，长出牙齿，一点点啃她的心灵。如果说顾淑林是顾准的女儿，她的话带有感情因素的话，可以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在读顾准时，好多个地方都忍俊不禁眼眶潮湿，仿佛看见寒夜中的几点星光，心上笼罩起一丝暖意。相信我的这点感受决不至于是孤证。我同顾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无高攀的意思，而且我知道，在顾准被思想界普遍认可的今天，我这么说会有媚雅的嫌疑，但还是允许我说上一句：温情决不仅仅只是存活在我的心中。是的，温情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它只对我们这个民族中最坚强的灵魂绽放出花朵般美丽的笑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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