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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案中的两个人物


  五十年代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关于这次事件,已有不少作家撰文著述,作了深刻反思,如李辉先生《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万同林先生《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戴光中先生《胡风传》以及由胡风的女儿晓风主编的《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等,至于零散见诸报刊的文字,更是不计其数。读着这些文字,像是进入一个恶梦,感觉十分沉重,常常喘不过气来。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真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其中,有两个人物尤为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垅和舒芜,他们像一枚铜币的正反两面,绝然不同又相互关连,促使我将问题向更深的地方去想。

  阿垅:受伤的为什么总是赤诚

  被打成“胡风份子”而坐牢的诗人曾卓有一次这么说:“事件发生之后,我最担心有一个人会挺不过去,那就是阿垅,因为他过于赤诚。”(林希:《十劫须臾录》)“过于”二字,活脱脱刻划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来,整个事件的开头是拿阿垅开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内,中共中央机关报接连两次批判了这位并非显赫的理论家,阿垅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和苦恼。3月21日,阿垅给《人民日报》编者寄去了一封检讨信,很快,信被发表出来,加了个标题:《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并配发了编者按。检讨信发表了,事情却没有了结,7月出版的《文艺报》第8期上,刊登陈淼的短论,批评阿垅的检讨不能令人满意,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此事发生之后不久,“胡风在上海与何其芳打笔仗,天津的阿垅,也从一时发懵的窘境中渐渐清醒过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更加感到针对批评,他有必要写文章向读者解释他的文艺观点,有必要以详尽的论述,撩开罩在自己头上的雾纱。”(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这时候,阿垅开始显现出了他赤诚的一面。据袁水拍在一篇文章中说,阿垅先是写了两万多字的答辩文章寄给周扬,稿子被周扬退回,并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但是可爱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见当回事,不仅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又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必须以“同等待遇”。袁水拍在批驳阿垅时说:“当然,大家知道,党是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袁水拍说得对,当然,大家知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呢,但是可爱的阿垅,他好象是一个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说,阿垅收到他们的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处。袁水拍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再寄往《人民日报》,‘还是说非登不可’。”(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阿垅倔犟得像个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说“非登不可”,用那个年代流行的一句话说,他简直是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儿戏。阿垅应该知道他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完全是出自良知,当时阿垅在给胡风、路翎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过,是兴奋与宁静的时候了。”既知沉重,仍然这样做,不由得让人想起挺着长矛骑匹瘦马的堂吉诃德,为了铲除人世间的不平,那个身穿古代骑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怕遭受打击和侮辱,被人关进笼子,也从不失去信心,“干了我们这一行,这种灾难都是免不了的。”堂吉诃德自我解嘲地说。他挨够了打,走尽了背运,遍尝了人世艰辛,也未能把世界颠倒过来,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堂吉诃德的悲剧,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同黑暗奋力一搏的人的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更多遭到的却是耻笑:“瞧这个堂吉诃德!”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词。多让人寒心啊,理应受到尊敬的,却遭到了嘲笑,如果说堂吉诃德那些荒诞的抗争是悲剧的话,我不知道面对这幕悲剧时中国观众发出的嘲笑声,又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
  阿垅的结局很悲惨。他以“反动特务”和“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1967年,他死在狱中。正如他早期一首诗歌中所写的:“要开作一枝白色的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白色花》)。因思想而获罪,阿垅不是第一人,在他前头有王实味,那个倒霉的人,因为写了篇杂文丢了脑袋,当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一人,他只是无数蒙难者中的一个。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任何思想都是犯罪,任何思想都带有颠覆性质,思想是危险的,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思想者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受伤的不是赤诚又会是什么呢?在一个拒绝思想的时代,受伤的总是赤诚,这是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

  舒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

  1950年,舒芜在给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写道:“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间,听得见他正直的心跳。然而此后不久,同样是这个舒芜,却站出来反戈一击,将老师和朋友们推向泥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如果仅把“舒芜现象”归结为个人品质,那当然简单,但是照我看来,问题恐怕比这复杂得多。
  胡风的受冷落,对其追随者舒芜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那意味着他通向未来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种选择,也不是件轻松的事。终于,他还是写出了这个标题:《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中,舒芜点了路翎的名,赞同《人民日报》对路翎的批评。舒芜将这篇文章寄往《长江日报》,很快被发表出来,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在这之后,舒芜又写出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上线,将他原先的老师和朋友们推向了万丈深渊。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经武汉时,舒芜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请我去开刀。”据另一名胡风分子绿原回忆:“有一句他(指舒芜——笔者注)讲过多次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会把胡风集团搞成‘反革命’,这一点大概是可信的。”(绿原:《胡风和我》)两点史料说明一个事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舒芜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也是实情。关于为什么那样做,舒芜在1997年撰述《回归五四后序》时写道:“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予‘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分,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这样,我很快就以兴奋的心情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即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毕竟不能忘怀文化思想方面的事情,想出版《生活唯物论》,还将《主观论》等系列文章编成一集题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长期留在南宁那样一个边远城市,长期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沪等大城市,静下来专做研究、写作、教学、编辑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把政策当真理,思想教条化,人格政治化,开始了“大义灭亲”;另一方面掺杂一已私利,投靠权势,可以出书,可以调动,可以得到很多实惠……舒芜果然如愿以偿,终于从南宁调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原来一切如此简单!正象北岛那首著名的诗篇中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仅只需要那么点背叛,梦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
  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在一个社会已经麻木、已经丧失了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个失去了良知的人来说,你能有什么办法?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每个正直者的心里把那些人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事实上人们也正是那么做的。舒芜背叛之后,“胡风集团”密友间的通信中甚至不屑于提他的名字,仅只用“无耻”作他的代号。胡风案平反后,1997年,舒芜出于对1955年肢解、篡用私人信件以充当“罪证”的本能反感,再一次引用胡风给他的私信从正面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表示悔意时,胡风的妻子梅志偕同其子女张晓谷、张晓山、张晓风则提出了对于侵权者的控告(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三期)。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也就是说,人们对舒芜没有宽容,甚至不给他忏悔的机会和可能。将背叛者打入十八层地狱,确实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原来一切如此简单:人们只需要等待,等到终于有一天,正义之神战胜了邪恶,他就可以站出来分享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不,我还是不能仅仅只这么想。
  舒芜是一个有强烈追求自由民主气质的人,1957年,共产党号召人们提意见,舒芜就曾自告奋勇地提了一条: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这样的观点,同他反戈的那个“胡风集团”的观点有何区别?舒芜被打成右派了,这个“胡风集团残渣余孽”还是没能躲过政治风浪的冲击,踏上了劳动改造的漫长路途。舒芜的悲剧充满复杂性:一个同样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却走向自己的反面,为讨得一点残羹剩饭而投降权势。审视“舒芜现象”,不能不让人深深叹上一口气。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残酷政治斗争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的学术气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芜很可能不会走出那一步,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另一个灵魂充满自由的舒芜。还可以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舒芜的倒戈,胡风集团的命运又会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样逃脱不了覆没的悲惨结局,历史会选择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芜的位置,换言之,舒芜的倒戈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这真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每个还想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必须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你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舒芜”?我想那答案多半又会是肯定的。这才是一件更让人伤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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