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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争向他走来


  夕阳衔山的时候,解除空袭警报的舒缓的汽笛声才远远地传来。人们轻轻地吁了口气,从郊外的高粱地和小树林里纷纷走出来,开始回城。马路上挤拥着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困顿和疲惫的神色。因为天刚刚亮,设在城中心鼓楼上的警报器,就发出了一种充满恐怖的甚至是撕裂人魂魄的声音——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了,就好像炸弹顷刻间就要丢在你的头上,人们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跑到城外。他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等着那不祥之物的到来。直到中午时分,才看见十几架涂着太阳微的飞机向南去了。但是空袭警报没有解除,人们仍然不敢轻易回城。在八月的太阳烧烤下,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人们如何忍受得了?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孩子和老年人,高粱地里不时传来孩子的哭声和老年人的叹气声。现在好了,这一天总算捱过去了。
  人群里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他好像边走边思虑着什么。他留着小分头,双颊绯红,充满青春的朝气。看来最多不过十七八岁。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单纯、热诚和大胆,还有一点儿难以掩饰的幼稚。正像临近麦熟时节的杏子,黄了一半,还青着一半。从他的穿着看,家庭里是不会宽裕的。他穿的白衬衣和西式裤子虽说都近于城市打扮,细看却是家做的,脚下一双家做的布鞋也比较破旧了。
  卢沟桥事变过去了一个月,人们在惶惶不安中进入了八月。平津已经沦陷。听说前几天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式。现在正沿着平汉路和津浦路继续南犯。今天早晨的广播又说,日军在上海登陆,淞沪方面也发生了战事。这个青年的心,也像全国人一样,处在深深的震撼里。他想起前年冬季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他们为了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战,举行了游行,他不是把嗓子都喊哑了吗!现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他将何以来报效濒临危亡的祖国呢?何况他所在的D城,距离平津前线不过二三百公里,可说是危在旦夕了。他将怎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呢?
  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望望城里的那座古塔。他的名字叫周天虹,自小就生长在这座城市里,这里古老的城墙,古老的钟鼓楼,古老的街巷,以及小河、水坑等大大小小的地方都留着他童年的足迹。他尤其心爱这座古塔。D城是座远近闻名的古城,而古塔又是这座古城的标志。他从小就听老人说,D城是一只船,古塔就是它的桅杆。还说塔下面有口深井,深井通着大海,井里的水是不能随便动用的。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这井里去打水,水随着桶底越涨越高,刚把水桶提出来,大水就把城市淹没了。于是后来就盖上一个铁盖子,上面又修了这座高塔。周天虹从小到乡下姥姥家去,或者春天郊游归来,都要亲呢地看看这座住满燕子的古塔。只要看见古塔也就离家不远了。
  可是今天这座美丽的古塔,在周天虹的眼里,却显出忧伤的样子,那塔顶上一群群飞来飞去的燕雀,似乎也在啁啾悲鸣。仿佛这一切不久就会倾倒在炮火中了。想到这里,他觉得巍然屹立的古塔也像要摇晃起来。
  三十年代的D城,是一个油灯与电灯共存、牛车与汽车并行的城市。在靠近平汉铁路车站附近,已经有一条近代化的街道,商旅云集,生意繁华,乡下人称之为“洋街”。他们每到城里来,总要到“洋街”逛逛,尤其要到百货店的哈哈镜前嘻嘻哈哈笑上半天。而城里却依然是幽静娴雅的中古世纪的风味。街道两边都是高门大宅,青石铺成了高高的门台,一个个翼然而立的门楼,仍显出几分往日的威严。门楼上多半悬着金字匾额,什么“进士第”、“大夫第”、“德高望重”、“光生昼锦”、“文魁”、“武魁”等等。想当年也许是车马盈门,而今除了一两户还像个样子,差不多全都败落了。这些大家族的后裔,分裂成无数的小市民、小商贩、城市贫民、工人、打零工者,以及愁眉不展的失业者。他们仍旧麇集在往昔繁华过的宅第里。周天虹的父亲,是个一辈子也没有考中秀才的可怜的读书人,当过铁路上的巡警,县政府的书记,小旅店的记账人,还有一段唉声叹气的长期失业,最后贫病而死。不久,他那多病的母亲也随之去世。那时周天虹正在本县的乡村师范读书,还没有毕业,幸亏堂兄收留,两家就合在一处。他的大哥机警能干,当过好几年吴佩孚的士兵,可是除留下一张手拿大砍刀英姿勃勃的照片外,一无所得。最后回到家里卖土造汽水为生。他的二哥是本城纱厂的工人,因为资本家对工人过于苛刻,引得工潮迭起,资本家一怒之下,把所有的男工全都开除了。一律换上从乡下招来的女工。从此二哥失业在家,只好去拉人力车,挣些零钱度日。他们就是这样度着艰难的生活。
  周天虹回到家里,家里人陆陆续续全回来了。回来最晚的是年迈的伯母。她今年已经六十开外,满头白发,又是小脚,由二哥扶着,颤颤巍巍,走走停停,一回到家就躺下了。
  “再响警报,我是说啥也不跑了!”她悲伤地说,“炸就炸死,这年头儿早死了好。”
  大嫂一边做饭,一边插嘴说:
  “可也是,你说日本人打过来可怎么办?老的老,小的小,往哪儿跑?”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们看,日本人能打过来吗?”
  “前面中国队伍不少。听说保府以北还修了三道防线呢!”老实巴交的二哥说,“就是不知道顶得住不?”
  “怎么顶不住?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厉害着呢!”大哥一向以见多识广的口气说。
  天虹见哥哥们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就说:
  “下边的军官、士兵倒是挺坚决的,就是看上面怎么样了。卢沟桥事变以后,老蒋还说‘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尚有一丝希望,决不放弃和平’。这家伙还让宋哲元到天津日军司令部道歉,回来就下命令,拆除北平城的工事,打开城门,日本人不就进来了吗!”
  “你说的也是。”大哥说,“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中国是大国,小日本怎么也成不了气候。中国人要齐了心,一个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小日本淹死!”
  晚饭已经摆在院子里不足一尺高的小矮桌上,无非是棒子粥和黑窝窝头,以及咸菜、辣椒之类。周天虹自小就吃这些东西,加上今天饿了,更是吃得很香。但是大嫂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这个月的粮食快吃完了!”天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筷子,慢腾腾地放下了碗。
  黄昏时分闷热得厉害。仿佛一场暴雨要来的样子。天虹的心绪,似乎比这天气还要烦闷。破旧的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石榴树,总有上百年了,是天虹平素所喜欢的。他就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树下,懒洋洋地摇着破蒲扇,想起心事来。
  天虹本来是个聪明,活泼,直爽开朗的青年,可是从小就有无尽的烦恼伴随着他,从记事起就是不顺利的。上学没钱买书,没钱做统一的校服。仅仅因为没有按时交上做校服的钱,一个教员曾经狠狠地羞辱过他;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也觉得无地自容。后来上师范又买不起书,不得不和同桌看一本书。有一次把同桌的同学得罪了,不让他看,有人又耻笑他:“这样的人还来读书!”有一件事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他那失业的父亲整整劳动了一个礼拜,才挣来一元钱,给他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概论》。他那贫病的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快毕业吧!毕了业你就可以替替我了,我是实在挑不动这副担子了!”后来出人意外,乡村师范从二年制改为四年制,他的父亲大为失望。本来只不过患了一场平常的伤寒,结果竟抑郁而死。临死前还说:“孩子,走你的路吧,我是已经等不上你了!”天虹的学就是这样上的。到今年夏天,四年制的乡村师范总算毕了业。可是正像人们说的,“毕业即是失业”。按说乡村师范是为乡村小学培养教师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工资是每月八元,八元钱只能买两袋面粉,已经是最低的工资了。可是要想当上这个只挣八元钱的教师,却比登天还难。天虹找了许多老师好友,想谋取这个理应到手的职业,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爱莫能助。”后来他求人到工厂做工,也没有成功。想起这一切,天虹对这个冷酷的、不给人以任何出路的社会是如何地憎恨啊!最近一两年,得朋友之助,读了几本社会科学的书籍,他才渐渐明白了。可是,现在一个新的敌人又向他扑过来了。他仿佛看到一道无边无际的黑水涌流过来,要把他的民族、亲人、祖先的坟墓以及世界上最古老的华夏文明和他自己通通淹没掉。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他怎能无动于衷,坐视不救、任其毁灭呢!
  他必须找一条奋斗的路和献身的路!
  他的思想像火光似的一闪,想起一个人来。
  “对!就去找他!”他把腿一拍,就这样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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