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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潇洒


作者:王跃文


  汪凡上大学时,诗最好,头发最长。他决定买那本普希金的诗集,全因为扉面上的诗人肖像,长而卷曲的头发。他几乎认为自己以后就是这个模样,只是头发不会卷曲。
  阴差阳错,他毕业后竟分配到市政府办公室。报到那天,他在市府大院门口朝里面望了一眼,看见许多衣冠楚楚的人,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来来往往,便以为是在演木偶戏。不由得摸了摸自己扫肩的长发,几乎成了天外来客。只有忍痛割爱,剃掉这诗人气质了。他刚准备转身往理发店走时,瞥见传达室老头正望着他,目光炯炯,十分警惕。他不由得笑了笑。这一笑,传达室老头便以为是向他挑衅,眼睛立即作三角状,以示正气凛然。
  汪凡理了个小平头。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一阵,发现自己已面目全非,无法走出理发店了。原来他天庭很高,长年被头发遮蔽着,白得像女人的脖子,与脸庞对照,竟是黑白分明。这脸谱简直就是一幅漫画。最令他冒冷汗的是自己看不见的后脑勺。他知道自己的颅底骨生下来就很不规则地崎岖着,现在头发短了,肯定原形毕露。记得有回在哪本书上读到,大凡叛贼都有天生反骨,便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以为那峥嵘处便是反骨。以后就留了长发,把反骨掩盖了。并不是怕被别人认作乱臣贼子,只是为了潇洒。如今将反骨明目张胆地暴露出来,混迹到了市府机关,是想与政府对抗么?他这么幽默地想着,收到了奇效,全身轻松起来,便仗着这轻松劲儿往外走。刚到门口,理发师傅喊了:“理平头的,还没付钱!”他手伸向口袋,问:“多少?”理发师傅大概不屑作答,只把大拇指和小指翘起。汪凡摸出六毛钱,递过去,心想,这世道真的颠倒黑白了,理平头这么大的工作量,只收六毛,以往稍微修整一下鬓角,竟收一块五。
  猛然想到刚才那理发师傅称他“理平头的”,这口气分明有几分不敬。他想,理平头的也许是低消费层次的人,收费当然少些。对这类人还讲客气?自古礼不下庶人嘛。他很想笑。
  又到了市府大院门口了。传达室老头很礼貌地问:“同志您找谁?”那目光很柔和。汪凡说:“我是新来的大学生,今天报到。”那老头的脸上立即堆上笑容,说:“那好,那好,进去吧。”
  汪凡想,我这在理发店受到冷落的小平头,到市政府却受到这么热情的欢迎。市府机关同外面真的是两个世界。他不由得重新打量这老头。老头的目光依然柔和,甚至还有几分慈祥,全然不是原来的那种洞察敌情的目光。
  汪凡款步走向办公大楼。觉得自己在脱骨换胎了。


  上班几天,汪凡立即有了小小发现:市府机关的问候话不同于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常用的问候话是:“吃饭了吗?”那不光是因为牢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的教导,还因为千百年来老百姓似乎从来没有吃饱过。市府机关干部见面或打电话却常常问:“最近很忙吧?”回答总是“不忙不忙。”汪凡仔细一研究,是因为人们都不太忙。但确实应该忙才像话。所以讲你“很忙”就是尊重你,你讲不忙,当然是自谦。
  因为确实不忙,就得找些事来打发时光。同事们有时也开开玩笑,但一见马主任那阴沉的脸,笑话马上消遁。这马主任五十开外年纪,头发大约谢去三分之一,在汪凡眼里很有几分领导的威严。不久方知马主任原来娇妻新丧,郁郁不快,这也是人之常情。知晓了这个缘故,汪凡心里很为马主任感慨了一番——五十多岁的人了,竟这么钟情,难得哪!
  渐渐地见马主任开朗起来,开始轻轻地哼《国际歌》了。张大姐便说要给马主任找个伴儿。马主任却总是摆摆手: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张大姐就不厌其烦地讲道理,从“少年夫妻老来伴”,讲到独身如何地有害身体健康。马主任终于动了心,嘴上却说,找个合适的难哪!脸色当然欢愉多了。汪凡自上班以来,还没有正式同马主任讲上几句话,多是慑于他那领导式的威严。如今也正好借开导马主任的由头,攀谈几句。但开导的话几乎都叫张大姐讲尽了,他想不出新的道道,就调侃道:“别那么死心眼儿。节烈么?自古是对女人的道德规范。男人身边怎能没有女人?”话没讲完,马主任立即不快了,停止了哼《国际歌》,拉长了脸,眼镜顺着鼻梁往下滑,眼珠子便跳到眼镜架子上面,白着汪凡。汪凡很不自在,像有许多蚂蚁在背上爬。整个办公室都沉闷了。
  到底是张大姐有办法,笑着看了汪凡一眼说:“从脸相上看,小汪很聪明的,天庭高而且饱满。”汪凡却自知这高高的天庭让他看上去简直是一个半秃子,丧尽了青年人的风流倜傥。但知道张大姐是在有意开玩笑调节气氛,便故作随便,自嘲自解道:“我的风度属于二十二世纪,那时年纪大了,当了大官,头发往后倒,梳得油光发亮,肯定别有风采。”同事们哄然大笑。只有马主任仍旧没有笑。汪凡愈加不安:莫非刚才的话又讲错了?
  这天马主任不在办公室,有同事问张大姐,为马主任找对象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张大姐谨慎地看了看门,说:“唉,讲是讲了几个,一见面,都嫌马主任太显老了,还不是因为早早地开始谢顶了?”同事们不无惋惜地叹道:“喔,原来这样。”只有汪凡心里开始打鼓。难怪上次自己讲到老年风度时,马主任那么不高兴,原来无意之中踩着了他的鸡眼!马主任肯定以为我是有意讥讽他的,这个人算是得罪定了!
  汪凡很快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测:真的把马主任得罪了。办公室全体干部会上,马主任专门讲到了加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从这几年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弱化淡化,一直讲到机关新来的大学生的种种不良表现。尽管没有点过一次汪凡的名字,也尽管新来的大学生不止汪凡一人,但他感觉出字字句句都是批评自己。他不安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狠狠地警告自己:不再多说一句话。


  转眼到了教师节前夕。市委、市政府决定按惯例给全体教师发个慰问信,马主任把这慰问信的起草任务交给了汪凡。汪凡领了这个差事,真有些兴高采烈。按他近三个月的观察,发现马主任若是对你有看法,绝对不给你什么事做,总让你靠一边歇凉。越是器重你,越是把那些难办的重要工作交给你。如今起草这慰问信,虽不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毕竟是市委、市政府的文件,新来的另两位大学生都轮不上起草,我汪凡有幸轮上了。唉,其实马主任的襟怀这么宽大,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怎么能把党的领导干部看得那么糟呢?汪凡想着这些,甚至有些追悔莫及了。又很庆幸自己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马主任的不是。
  汪凡有些激动,谦虚而恭敬地请求马主任:“我从未写过这些东西,还要劳驾您指点一下。”
  马主任一派大家风度,说:“这个东西容易写,我找几份前几年发的慰问信,你参考参考。”说罢,取了几份来,汪凡双手捧接了。
  汪凡把那几份慰问信放到桌上,喜滋滋地搓搓双手。但还未来得及看下去,汪凡就发现了那几份慰问信的开头都是“全体教师同志们,您们好!”汪凡马上评说起来:“怎么做有‘您们好’呢?”马主任甚至有些惊讶了,问:“不用‘您们好’难道用‘你好’?这是向多数人问好呀!”
  汪凡抽出笔,很学究地在纸上写着,说:“只能在‘你’后面加上表示复数的‘们’,不能在‘您’后面加……”
  没等汪凡讲完,马主任极不耐烦了,红着脸,说:“你还是大学生。‘您’表示尊重,‘们’表示多数人,这个道理谁不清楚?”
  汪凡还想辩解,马主任讪笑了,道:“我用了几十年的‘您们’,没有人讲用错了,你小汪的才学深得与别人不一样。”
  望着马主任讪笑的脸,汪凡感到自己再没有勇气急辩下去了。
  马主任很爱护地说了声“要谦虚哪”,大摇其头,走了。
  这时张大姐过来说:“小汪也真是的,前几年的慰问信都是马主任自己动手的,今年让你写,也是对你的信任,你却挑刺来了。”
  听说前几年的慰问信都是马主任的手笔,汪凡立即觉得两耳嗡了一声,脸也热了起来。真他妈的该死,明明千百次地嘱咐自己不再多讲一句话,偏偏又多嘴,无意间又得罪了马主任。
  汪凡内心很沮丧。但他觉得应表现得轻松些。不然别人会以为他对领导的批评有情绪了。他貌似专注地翻阅着马主任的大作,很想领略出一些什么。早就听说,马主任是本市的第一支笔杆子,权威得很。但思维无法聚集拢来。他疑心自己大脑里已不是脑髓,而是一团粘糊糊的霉豆腐了。一个上午就这样神魂颠倒地过去了。快到午休时间,张大姐很关心地走到汪凡办公桌前,说:“这就对了,是得专心致志地学习一下马主任的东西,人家可是大手笔啦!”
  汪凡连忙起身,双手很恭敬地叉在下腹处,说:“确实确实,我钻研了半天,真的明白了不少道理。老同志手里出的东西,同我们学生腔硬是不同。”
  汪凡这才明白,马主任讲的参考参考,原意就是学习学习。他想也许这就是机关干部讲话的特殊风格,真应该细细研究一下机关文化了。
  中午休息,汪凡来到河边,在一棵樟树下坐下来。凉风吹过,身上清爽了许多,大脑也似乎慢慢地有了灵气。他决意拿出全身的文墨功夫写好这封慰问信。让马主任改变自己的看法。似乎有了灵感,脑瓜子像这河水一样清澈了,词句儿哗哗涌来。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精神无私奉献等等等等。马主任看了一定很满意,老师们读了一定很激动D他亢奋了起来,几乎坐不住了。这时,他很诗人气质地想,这个中午也许就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这个地方也一定很有纪念意义。不由得庄严地望望这棵樟树。我汪凡日后若成就什么大的事业,这棵樟树也就神圣了,说不定也可以在这里修个什么亭台楼榭,警策后人。
  他急不可耐了,似乎马上要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匆匆往办公室走。穿行在大街上的人流中,竟也鱼行水中一般感觉不出平日的拥挤与嘈杂。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他开始奋笔疾书。很快,一封三千多字的慰问信写成了。那种感觉,同往日写成一首自己满意的诗相比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他似乎发现自己天生就是写机关公文的料子。
  上班铃响了,张大姐第一个进了办公室,说了声“中午也不休息呀。”汪凡想,这大约相当于老外讲的“日安”了。这时,马主任进来了,张大姐有意让马主任听见,高声道:“小汪真不错,中午也加班。年轻人精力旺盛。”
  汪凡微笑着说:“哪里哪里,任务到头上总得争取时间完成。”耳朵却竖着,想听听马主任的反应。
  马主任反应冷淡,只说:“我在这个年纪,经常加通宵班,那时办公室哪有这么多人!”
  汪凡马上应和:“是的,我们这一辈人确实应该学一学老同志的作风。”
  刚准备交稿,汪凡想到马主任平日对同志们的谆谆教导,工作态度应严谨啦,应认真负责啦。于是又埋头细细推敲。反复琢磨之后,觉得已十分完善了,简直千金不易一字。然后工工整整地誊正,俯身交给马主任,说:“我肚子里的墨水已全挤干了,自我感觉很不满意,劳您细细斧正。”
  马主任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只说了声:“放在这里吧。”
  见马主任这么不以为然,汪凡的自信心又开始动摇了。甚至有些紧张。抬腕看看表,还差两个小时才下班,就翻出一些资料,装模作样地看,眼睛的余光却瞟着马主任。始终不见马主任动那东西。临下班,见马主任把汪凡起草的大作装进了公文包,看来要晚上再看了。汪凡这时突然觉得很累。原来他中午要休息的,不然下午一定打瞌睡。今天全因那紧张劲儿才不觉困乏,不然肯定会没精打采,马主任又会怪他上班不认真了。唉,辩证法真伟大,下午虽然紧张得难受,却消除了倦意,不然在马主任的印象中岂不是雪上加霜了?
  第二天一上班,马主任就叫了汪凡:“昨晚我看了,修改了一下,你誊正吧。”
  汪凡接过一看,见自己的得意之作被马主任斧正得只剩下“全体教师同志们您们好”了,额上顿时冒了汗。他坐下来小心地誊着,手微微地发抖。见马主任谁也不看,也不哼《国际歌》,只埋头不声不响批阅着文件,心情一定又不佳了,绝对是因为我汪凡起草的东西不如意,让他熬夜了。汪凡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边誊着,一边极刁钻地挑剔着语法和逻辑错误,发现了两个错字四个别字,也故意将错就错地抄写不误。誊正之后,照样很恭敬地交与马主任,十分谦虚地说:“看了您修改的,悟到了好多东西,那底稿我留着,与自己写的再作比较研究,进步会快些。”
  马主任满意地笑笑,说:“互相学习嘛。你们年轻人脑子活些,想进步是容易的。”
  汪凡暗自却处心积虑地想:留着那废纸,搞文学创作是个素材,起码是个上等的笑料。


  过了些日子,汪凡很得意了。马主任经常交些材料给他写。张大姐总在一边鼓励说,要争气哪,不要辜负马主任的一片苦心。还列举了不少市领导都是笔杆子出身的,好好干,有出息哩。汪凡十分感激,十分激动,觉得自己眼前一片云蒸霞蔚,灿烂辉煌。可没有一篇材料不让马主任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久而久之,汪凡似乎确实明白自己的文墨功夫不及马主任,对自己创作的诗和散文也极不满意了。借了贾宝玉的话自责道:什么劳什子!发誓不再订阅文学刊物,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也再无兴趣浏览。偶有文朋诗友问及创作之事,便华威先生一般地笑道,太忙了,太忙了,哪有时间写?心里却表示极大的轻蔑:还搞那玩意儿,小儿科!前些年自己也那么幼稚,搞什么创作!在马主任面前越发谦虚起来,对这位上司修改过的材料斟词酌句地研究。后来竟萌发了一个简直具有革命意义的大胆构想:发奋十几年,争取写一本关于机关公文的专论。原来他发现如今机关通行的调查报告,经验材料之类的文章,无论是体裁,还是语体风格,竟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未曾学过的,新华书店能见到的也就是《中国应用文体大全》之类,大全个屁,机关通行的许多文体都没有论及,根本无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啦!只怕发达国家也没有专论。社会主义江山万年长,这党政机关流行的文体竟没有人研究那还行?这个课题的研究任务如今算是历史地落到我汪凡肩上了。我一定填补这一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汪凡想到这些,有一种殉道般的崇高感,自己一个小人物也要成就大事业了。
  他很犹豫:是否应把这个大胆的构想向马主任汇报一下呢?马主任若知道他这宏伟志向,一定会刮目相看,一定会更加器重的。转而又想,会不会被人看作狂妄自大呢?一个小学数学都未过关的人也要攻哥德巴赫猜想?
  终于按捺不住了,在一次全室民主生活会上,他谈了这一远大理想,阐述了足足十五分钟,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有板有眼的长时间发言。果然四座皆惊。
  马主任做总结时,重点表扬了汪凡:“汪凡同志的想法很有意义。年轻人应向他学习,关健是学他的改革精神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汪凡同志……”
  汪凡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已了,表情却是平静的。这不仅因为马主任如此高度赞扬他的种种精神,更因为第一次在如此严肃的场合称自己为汪凡而不是小汪。他感到身架高了许多。记得大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时,校长开口一句也是称同志们而不是同学们,他马上激动起来。参加工作后就成了小汪,他感到很亲切。但这小字辈的称谓在一般情况下又是别人居高临下叫你的,如今升格为汪凡同志,岂有不激动的道理?
  马主任的表扬似乎确定改变了他在办公室的地位。同事们在非正式的场合当然不是很官方味儿地称同志,但再叫小汪似乎大不敬,多是叫江老弟,那口气甚至有几分奉迎。马主任仍叫他小汪,他听了十分的亲切。尽管从未恋爱过,但他觉得听情人昵称自己时,一定就是这种感觉。
  汪凡有十二万分的信心在机关干下去了。他觉得还应全方位塑造自己成熟的形象,让别人一看就是地道一个汪凡同志而不是小汪。细细反思之后,他精心设计了自己。言行举止应更加老成、干练,外表形象还需革命一次,小平头当然要保留的,黄帆布挎包务须革去,代之以黑色公文包。原以为背着那洗得发白的黄挎包很潇洒自如的,连李向南都背,现在一想,简直是酸溜溜的诗人气质的尾巴,必须像阿Q讲的那样:咔嚓!
  于是汪凡破费十五元六毛钱买了一个黑色公文包,夹在左腋下,右手很干部味儿地甩着。别人似乎都没有在意他的挎包革命,更无从体会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汪凡反倒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他从诗人气质到干部风度的演变是平滑过渡。改革开放追求的最佳效应可就是平滑过渡哪!不然物价波动人心浮动社会震动怎么办?
  偶然间,挎包革命让他明白了一些道理。那天,一位同事说他那个公文包很别致,问是哪里漂来的。说到这漂字,汪凡平日也常听机关干部们讲,隐约理解其意义,却并不深究。今天见同事们把自己也同漂字联在一起了,不免略略研究了一番,原来意义丰富得很,但却是从《尔雅》到《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到《辞海》哪怕是词洋词宇宙都没有解释过的。汪凡也无法给这漂字下个准确的定义,大概意思是下基层吃饭抽烟拿东西之类都没有花钱。反正没花钱这是绝对正确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漂同坐在家里接受别人进贡是两码事。坐在家里架着二郎腿儿,老爷气十足,接受别人进贡,那个做法,讲得难听些,简直是收受贿赂!而在工作中漂将起来,那可是顺乎自然的。仔仔细细地再琢磨一番,汪凡还发现,干部们用这漂字,不仅使小节问题同腐败问题径渭分明,而且让语言风格变得隐晦而潇洒。汪凡甚至想到文学艺术的表现能力真是太有限了,像这样一类艺术性极强的语言,小说如何表现?影视如何表现?这漂字简直底蕴深厚奥妙无穷!
  话又回到前面。那位同事问汪凡的公文包是哪里漂来?他说,哪里哪里,自己掏钱买的。讲的确实是实话,表情却是不置可否。他并不想否认这公文包是漂来的。因为他还发现,同事们好像都这样,从不坦白承认自己漂,也不据理否认自己不漂。原来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意识——在外漂不开的人绝对是个废物,会被人瞧不起。可这漂,尽管不碍廉洁,却也总有点那个。
  汪凡自从深悟漂的意蕴以后,有时也故意借机树立漂的形象。但做得很节制。因为毕竟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非常明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漂得过度岂不成了贪?说实在的,汪凡资历太浅,又无职无权,漂的机会几乎没有。那天买了一双新皮鞋,有同事见是本市路遥皮鞋厂出品的就问是不是漂来的,语气有几分敬佩,有几分羡慕。汪凡连忙摇头,不是不是,自己买的,花了四十八元钱。表情却更加十倍地不置可否。那同事越发不相信他是买的,发誓赌咒了一番,最后让了步,说他起码是买的出厂价。汪凡只好点头,说,不瞒老兄了,确实只是出厂价,三十六元。不料那同事心也动了,硬要借汪凡个面子,替他也买一双。汪凡无奈,慷慨应诺,好说好说,明天中午我抽空去一下。第二天中午,自己只得垫上十二元钱给同事买了一双来。他妈的,十天的伙食费算是黄了。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早已很倒霉了。那天中午他去理发,就在第一次理小平头的那个理发店。他正理着发,另一个座位上的顾客无话找话同师傅攀谈,问师傅评职称没有。那个师傅十分不屑地从职称讲到文凭,说职称有什么用?文凭算什么?最后举了个例,令汪凡如五雷轰顶——有回市府办的马主任到这里理发,马主任你知道吗?是市长身边的红人,大秀才,人家只是个高中生。马主任讲他办公室今年新分了个大学生,还是个什么本科生,连你们两个字都不会写。你不信?骗你是狗日的。马主任那个人我可不是打一天的交道,从不乱讲的,是真的。那马主任真会整人,老叫那个大学生写材料,可写出来的都是狗屁不通的,马主任都重写,就是要整整他。那小子还牛皮十足,说要写书。你听马主任讲起来更好笑些。
  汪凡觉得头上灼痛难忍,简直不是在理发,而是在开颅。好不容易熬到理完发,他匆匆付钱,逃也似地跑了回来。
  他闯进自己那简陋的房间,重重地躺在床上,胸脯急剧地起伏。他愤愤地摸着自己的后脑,恶毒地想,我汪凡不凡,天生反骨,是要造反的!暗自用尽了最狠毒的语言诅咒马主任,而且进入他思维语言的已不是马主任这个称谓,而是牛马畜牲的马——这匹不中用的驾马,丧妻不够,还要绝后的。
  上班铃响了,汪凡不想起床,他发誓要消极怠工,看你这匹老驾马把我怎样。但只迟疑了片刻,他还是起身上班去。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走进办公室,马主任早已端坐在办公桌前了,很悠闲地哼着《国际歌》,情绪极佳。汪凡忍不住怒火中烧。又马上止住自己,切切不可鲁莽。马主任看一眼汪凡,说,小汪来了?理了发,精神多了。他妈的,偏偏提到理发,汪凡立即又想到那理发师傅的话,气冲天灵盖,但一见马主任的目光那么慈祥,只得恭敬地陪笑。
  汪凡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拿出一个夹板假作正经。一肚子的报复在发酵。这个老东西,平日对人有看法时,惯用的办法是让你闲着,让你自觉无聊。为什么偏偏对我这样?大概是一般规律中的特殊规律?幸好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然百思不解了。看样子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来整整我,看看是你们好还是您们好。
  这时,马主任发话了:“小汪,我有个东西你抄一下。”汪凡小心地取了过来,一丝不苟的抄写。
  一边抄,一边在内心极鄙夷地批判着马主任的字。那字极不成章法,横七竖八比别人的字多出许多须来,比白石老人虾须还多,便暗暗称这老弩马的字为虾体。这个发明一诞生,禁不住失声笑了。马主任忙问怎么啦,意思大概是问是否看出什么笑话来了。汪凡马上解释道,越看马主任写的东西,越觉得自己的娃娃腔幼稚可笑。马主任不放弃任何一个教育机会,望着汪凡很认真地说,不要自暴自弃,你的进步也是快的嘛。
  马主任接过汪凡抄正的材料,第一次表现了自知之明,夸汪凡的字很漂亮,简直称得上书法了,感叹自己的字不可救药。汪凡却说,马主任的字风格独特,自成一体,再说搞文字工作第一要紧的是文章好,孔夫子不嫌字丑嘛。马主任很宽厚地笑了。


  汪凡天天诅咒着马主任,天天想着要报复,但究竟没有制造出什么轰动市府机关的爆炸新闻。那天听张大姐说已给马主任找好了一个对象,年纪比马主任小十一岁零五个月,眉目清秀。汪凡很感兴趣,问了姓名和工作单位,萌生一个十分阴险的念头——给那个女人写封匿名信,指控老家伙年老气衰,阳萎不举。用左手写。但也只是这样很兴奋地想了一下,并没有写。马主任结婚茶话会那天,汪凡望着那幸福的一对儿,很庆幸没有写那种缺德的信,很后悔当时怎么萌发那样的念头,自己可是谦谦君子!又一想,人嘛,谁没有阴暗心理呢?这可是弗洛伊德说的,于是又坦然些,咀嚼着马主任的喜糖,暗自骂道:你这道貌岸然的老混蛋,老子可是对得起你的!我若写了那封信,你想有今天?这样一想,似乎自己对这门亲事的贡献比张大姐还大。新娘新郎为宾客点烟时,汪凡一副劳苦功高、心安理得的样子。
  可是凑巧的一件事,汪凡无意间捉弄了马主任。说真的,他绝无报复的意思,初衷只是开玩笑,谁叫他天性幽默呢?那是年终评比时,马主任评上了记大功,需要向市委市政府报一份先进事迹材料。马主任虽是大手笔,却不能自己写,那样还成体统?汪凡虽有长进,但来到办公室才半年,不知晓详情,因而叫张大姐写。张大姐写了三天三夜,终于脱稿了,总结了马主任的许多优秀事迹,简直可以登在《人民日报》上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但张大姐仍不满意,便找汪凡共同研究。张大姐认为马主任应该有什么病才更具有先进性。汪凡则反驳,凡事都是辩证的,今天为了把马主任写得高大些,说他患有重病,明天若再要提拔他,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行,工作难以胜任,岂不完了?张大姐原则上同意汪凡的意见,却仍坚持马主任应有病。最后两人来了个折中,写个小毛病,即可衬托先进性,又不至于影响以后担当重任。但反复寻思,发现马主任除了视力差些,别无他恙。到底还是视力问题触动了张大姐的灵感。她隐约记得去年夏天的一个黄昏,马主任不慎踏进了宿舍后面的阴沟,扭伤了脚。据说是患鸡巴眼,阵发性失明。这鸡巴眼是本市方言,医学上称作夜盲症。但这个地方,只有五官科医生称夜盲症,其余的人几乎都称鸡巴眼。张大姐也只知道鸡巴眼,于是十分感人地写道马主任患严重的鸡巴眼云云。汪凡明知鸡巴眼这玩意儿,口上讲讲倒还可以,写作白纸黑字,就是天大的笑话。但不知为啥,他并不点化。在他拼命忍住不笑的那会儿,竟又想起《红楼梦》里薛呆子的那句酒令,女儿乐,一根××往里戳。他把××字写在纸上,对张大姐说,鸡巴这两个字,《红楼梦》里是这样写的。张大姐一听是《红楼梦》里有的,认为很权威,谦虚地如此改了。
  事迹材料就这样写成了。送与马主任审阅。马主任说,写我自己的材料,不便审,只要实事求是就行了,不要夸张拔高。
  于是就打印了。无奈××这东西长得隐蔽,字也隐蔽,四通打字机也打不出,只好用圆珠笔写上,因而印出之后非常醒目,真的是跃然纸上。
  办公室将这套材料整整齐齐地留了三份底,规规矩矩地上报了三份。
  汪凡对人秘而不宣,独自幽默了几日后,突然担心起来,后来竟是害怕了。天哪,这样的玩笑开得太过火了,要闹出乱子的,而不是一般的笑话!非常非常不安。是否应同张大姐商量一下,撤回重搞呢?不行,那样反而承认自己是有意捣乱了,更糟!怎么办呢?百般寻思,左右都不是办法。日子很难过,白天六神无主,晚上辗转反侧。焦急了几日,没听见任何动静。怎么回事?汪凡便侥幸地想,一定是没有人看得出笑话,那两个字只怕那些审材料的人都不认得。于是放下心来,窃窃嘲笑那班饭桶无知。马上又狡黠地责骂自己,你有知识又怎样?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汪凡刚刚放下心来,事情闹出来了。主管党群的市委副书记老柳气呼呼地跑到市府办大发雷霆。什么××不××的?干什么吃的?××是什么东西?堂而皇之地写在上报组织的材料上?开玩笑?有意的?什么用意?叫骂得脸红脖子粗。这柳副书记是北方人,只知道那玩意儿就是那玩意儿,怎么也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况且是用那纯正的京腔嚷着那两个字,听起来非常刺耳。
  柳副书记嚷了半天,马主任还不知他嚷些什么,只顾两眼环视着在场的属员,想发现到底是谁做错了事。直到柳副书记把那材料重重地摔在桌上,很威风地走了,马主任才知道原委。他很有些态度地望着张大姐,嘴皮子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张大姐脸色早已铁青,畏畏地望着马主任,又十分恼怒地望了望汪凡。汪凡的额头上也已是汗珠如露。


  马主任没有记上大功。当然不完全因为那两个字有什么原则问题,还因为重新整理材料已来不及,再说马主任自己也执意不让再报上去。
  张大姐实在厚道,心里确实责怪汪凡,但并不把这事扯到他身上来,一个人把责任承担了。马主任事后也不怎么批评,只说了声文字上的事,应严谨些。同事们背后也有拿此作笑柄的,但也是适可而止。汪凡十分内疚。人家张大姐可是好人哪,对自己很关心,很照应。她肚里墨水不多,但在这机关里,也是个女中豪杰,如今闹了这个荒唐事,面子往哪里放?
  汪凡那天下班后专程到张大姐家登门拜访,道歉,说不是故意的,确实以为是那么写的,确实是因为缺乏医学知识。
  张大姐一边拖地板一边说,不要紧的,马主任那个人也不会计较这些的,再说我们女同志又不想往上爬,印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张大姐不停地拖地板,汪凡的立足之地不停地转移。这样子很不是味道,就告辞了。
  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张大姐的崇高。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闪光点吗?忍辱负重哪!相形之下,自己竟显得卑劣。为什么不向马主任坦白自己,澄清事实?明明是故意制造的恶作剧,弄得张大姐难堪,却在她面前混说不是故意的。最后决定明天上班一定向马主任深刻检讨。
  次日上班,办公室气氛依旧很平和。同事们各司其职。汪凡想,还是算了,事情已过,何必再节外生枝?从此对张大姐更加有礼有节,在马主任面前更加谨小慎微。
  很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办公室岗位作了小调整。张大姐不再从事文字工作,改作档案员。马主任很体贴地说,这是照顾她爱人经常在外,一个人带着小孩很辛苦,管档案清闲些。汪凡知道,在机关干部的观念中,文字工作虽然很累,却很体面,这是有一点层次的人才干得了的。张大姐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她那种失落感,汪凡隐约察觉出来了,很有愧。他真想宽慰她几句,但又怕伤别人的自尊心。
  马主任依然把平和与严肃处理得很有度。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和的,属员有缺点,同样不留情面地批评,却不让人感到是在责难自己,而是在爱护自己。
  张大姐从此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文书档案。没事就坐在档案室里看杂志,或望着窗外的夹竹桃。原来快嘴快舌的,现在话语也不多了。汪凡见了,很伤感,担心她长此以往,整个大活人也会变成档案的。难道是马主任有意整她吗?但又不像,一来并没有就那件事批评过她,二来调换岗位的理由也是很堂皇的,三来事后几个月才变动工作。也许这就是马主任老谋深算之处?若这样,也太忘恩负义了,没有张大姐,你还能有这么个小妻子?汪凡左思右想,认为马主任确实是照顾张大姐。这样一想,汪凡自己也轻松了些。人家张大姐可是豁达的人哪,现在不多讲话了,只是因为档案室只有她一人,同谁讲去?于是,有回见到张大姐又呆坐窗前,汪凡就调侃道:“张大姐好雅兴,宁静致远呀?”张大姐芜尔一笑:“我哪有那么深刻的思想?”看到张大姐的情绪真的很安静,汪凡放心了。


  汪凡越来越成熟了,他写的材料马主任再也不用动大手术了,只是作个别字句的修改。后来竟经常发现马主任有些地方改动得不太妥。这说明自己已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审视马主任的功夫了。汪凡感到很快意,但也不申辩。应维护领导的权威,这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曾经有一阵子,若发现马主任改得不太得当,口上不说,却变着法儿纠正过来。办法通常是谎称某某市长或副市长改的。只要说是某某市领导旨意,马主任绝对服从,这是他的优良品德;有几位副市长年纪都在马主任之下,但马主任对他们同样敬之又敬,似乎自己成了小字辈。汪凡对此感慨极深:这是难得的政治品质呀!当时汪凡之所以把马主任不太贴切的修改看得那么认真,不是因为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百分之百的原因是怕人见笑。后来发现从来没有人对本室的文墨功夫挑剔过。汪凡知道不是自己和同事们真理一般地正确,原来这文件、简报之类的太多了,人们早已视如儿戏,根本没有人认认真真地看。再说,谁有闲心像语文教师那样去推三敲四呢?于是,汪凡写起材料来少了许多的拘谨,更加挥洒自如,文字更显得老成稳健。自从市长有回在闲谈中对汪凡的文章做了充分肯定之后,马主任修改他的材料便更加客气了。后来马主任竟干脆说,不要我看算了。汪凡心想,这样也好,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于是,以自己名义写的材料自己定稿,为市长起草的讲话直接呈送市长审阅。市长也十分习惯汪凡的文风,每次起草大会讲话稿之前,都直接找汪凡商量提纲,而以往都是马主任听取市长指示之后再传达给汪凡的。汪凡有了市长的亲口旨意,更能做到心领神会,讲话稿的质量市长越来越满意。汪凡觉得自己已到了最佳竞技状态。学习中央和省里领导的讲话时,他的主要精力不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是非常得意地把那些文献同自己写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通常是:中央和省里办公厅的那些人,智商并不比自己高,我汪凡若是坐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照样“同志们”的写出大块头文章来。
  有天马主任很超然地对汪凡说:“全靠你顶了上来,我轻松多了。年轻人成长起来,我就放心了。”
  汪凡条件反射,答道:“还不是主任的栽培?替您分担些担子,也是应该的。”
  他俩进行这番对话时,张大姐在场,她正给马主任送资料来。
  过了几天,汪凡从档案室门口经过,张大姐叫住他。“大姐有什么吩咐?”汪凡笑道。张大姐表情平静,却压低了声音,说:“你写的材料还得给马主任看看,信大姐的话有益无害。”
  汪凡嬉笑道:“不信呢?那就有害无益了?”
  张大姐哂笑之,不作答。
  汪凡以为张大姐还不知道自己的文字功夫,仍要他虚心向马主任学习。大姐也是一片好心哪,但她的鉴赏水平只有那么高,也怪不得她。内心当然很感激张大姐的关心,却认为不一定采纳她的建议。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汪凡后悔不迭:若听张大姐的话就好了。
  原来市二百货公司多年来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双丰收,市委、市政府决定把这个公司树为全市商业系统的明星企业,汪凡受命写了个典型经验材料,下发各商业企业。但因数据审核不慎,将实现利润多写了200万元。同行生嫉妒,有些知晓底细的公司负责人就拿这个把柄告二百货公司谎报战绩,邀功请赏,弄得市委、市政府很被动。
  市长严肃批评了汪凡,并责令马主任开个全室干部会,让大家吸取教训,发扬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马主任在会议上似乎很客观地说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看上去似乎为汪凡开脱。最后很温和地对汪凡讲:“以后像类似的重要材料,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会后,张大姐对汪凡说:“你吴大哥今天回来了,我做了些菜,到我家吃饭去,陪大哥喝杯酒,你们单身汉,也清苦的。”
  原来张大姐见汪凡今天挨了批评,肯定有情绪,想尽个做大姐的责任,让他调适一下心理,也想交代一些办公室里不便讲的话。
  张大姐的爱人吴大哥也很够朋友,视汪凡如兄弟,热情地劝酒劝菜。
  见汪凡心情好些了,张大姐便拉上了想说的话题:
  “小汪呀,我看你本质不坏,才跟你讲。有些话是不能讲明的,可你懵懵懂懂。你写东西不给马主任看,他心里舒服吗?他原来是权威,你现在材料不给他看了,他到哪里体现权威高?嗅,他叫你不要给他看你就不给他看了?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肠子是直的?马主任叫你今后写的材料要同他商量商量你明白吗?这商量是什么意思?上级同下级有没有商量的道理?只能是指挥和服从!就说今天发生的事,若让他看了,他也不一定看得出数字多了还是少了。但至少封了他的嘴巴,他想讲也讲不出了。我也奇怪今天开会他怎么那么平心静气,没有骂你一句。确实,既然市长已骂了,他何必再得罪人呢?你学问深些,大姐我文化不高,讲的话听不听由你……”
  张大姐讲了许多,都入情入理。汪凡多喝了几杯酒,激动起来,涕泪横流,硬咽道:
  “小弟我到这个地方工作,举目无亲,全得大哥大姐照应。大哥大姐,是世上最好的人,我汪凡一辈子忘不了的。我汪凡不是人,做了那件蠢事,让老弩马他妈的来整你
  张大姐不愿提及这件事,忙止住汪凡,不要那么讲,马主任也是个好同志,我干档案工作,还轻松些。
  汪凡回到宿舍,精疲力竭了,衣服也不想脱,就上床睡了。反复问自己,张大姐讲你的本质不坏,到底坏不坏?


  事情糟透了。不久前发生的“二百风波”使汪凡的形象大为失色。似乎所有的领导都冷淡他了。那天在厕所碰到市长,市长正在系裤带,双手不空,口里咬着一本《求是》。汪凡很尊重地喊了市长,市长微微点了点头。汪凡明知厕所不是热情寒暄的地方,也分明看见市长嘴巴被《求是》占着,但总以为市长对他不如以前那么满意了。那次大便足足用了三十分钟,若有所失地走出厕所后,仍有便意,很不舒服。
  真是祸不单行,工作上偏又出了个差错。向省政府打了个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汪凡校对的,报省政府误作了打省政府。市长拍着桌子,叫道:“今天打省政府,明天还要打国务院!真荒唐!”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汪凡真想大哭一场。
  偏偏这时,一位大学同学寄了一本散文集来,曰《夏之梦》。这更勾起了他的无限烦恼。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是一块儿玩创作的,人家现在出散文集了,出诗集了,有几个同学的小说也出了多人合集。自己呢?正儿八经地当了几年御用文人,成就在哪里?居然也那么鄙视过这些搞创作的朋友。
  简直无法给寄来散文集的同学回信!他提起笔来,脑子里像钻进了许多蚊子,嗡嗡乱叫。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写上几句,又捏作纸团丢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了几年衙门文章,现在连写封稍稍儒雅些的书信都不能了。语言已丧尽了灵气,十分刻板。
  一连几天,他有空就翻同学的散文集。这位老兄的散文清丽、空灵、舒展,汪凡看了几天,便满脑子的白云、山泉。翠柳,如丝如缕的温馨。
  这本散文集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让他心静如水。兴致好了,便翻出自己前些年创作的诗和散文,有发表过的,有一直沉睡在抽屉里的。缨斯的光环似乎又辉映在他的头顶了。摊在案头的件件作品在他的眼里成了游动的精灵。原来我汪凡天生就应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创作的,干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此念一出,便感到自己虚度了这几年,很懊丧。
  以后的日子里,他工作上勉强应付,倾注全部精力写诗。那些古板的机关材料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了狗屁不如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很可笑,好像死心塌地迷恋过的美人儿,最后发现竟是一个丑八怪。这几年自己居然也写这样的文章,居然也为了成为大手笔孜孜不倦,简直辱没了仓颌。那些东西,千篇一律地在什么什么领导下,什么什么支持下,什么什么配合下。一个材料,开篇至少三下,三下五除二,算啥玩意儿?
  汪凡潜心创作了一组诗,日《痛苦的方式》。写得很绝,把自己感动得在郊外转悠了一个星期天。他想,这样的诗作如果不发表,中国没有诗了。
  果然发表了,在本市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汪凡为了扬眉吐气,很方法地把自己发表诗作的事在同事们中间张扬了。同事们敬而仰之,他很快意。
  一天,马主任很严肃地找汪凡谈了话。听说你写了个诗,叫什么痛苦。业余搞点创作,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影响工作。但格调应高一些。领导很器重你,同事们也很关心你,有什么痛苦的?领导批评你,也是为你好,要正确对待。有人说你星期天经常在外独自散步,有什么想法,可以向组织反映嘛。唉,现在文学界也不讲方向性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自由化怎么能不泛滥成灾?
  汪凡解释说,我那诗作,并没有政治问题。痛苦嘛,在有些时候,是一种很高尚、很纯洁、很美丽的情绪。
  没等汪凡讲完,马主任莫名惊诧了,什么什么?痛苦也美丽?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很笨拙,怎么同这些人谈文学的审美情趣!为了尽快收场,汪凡立即表态,一定接受领导的意见,有时间的话,创作一些健康的有益的作品,热情沤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那就对了。”马主任满意了。
  汪凡果然才气不凡,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有诗作和散文发表。
  张大姐有天提醒他,最好用笔名发作品,不然影响不好,会有人嫉妒你,讲你不务正业。汪凡不听,心想,就是要扬扬名,让那些王八蛋不再小觑自己。果然有同事递了消息,说某某领导对你搞创作有看法了。汪凡也并不在意,俨然傲骨挣挣。你当你的官,我写我的诗,互不干涉。当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李鸿章讲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当官,你那个官我当不像?我来当的话,肯定比你出色。可我的诗你写写看!我搞创作,充其量也就是晚上不打麻将。你们天天晚上玩麻将,那才是玩物丧志!
  汪凡感到自己很潇洒。人哪,就该这么潇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以庸人自扰?


  文学创作有了名气,市文联关注他了。文联刘主席有回开玩笑说:“愿意丢下乌纱帽到文联来吗?我看你若有兴趣,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注定要成大家的。当然,我也是随便讲的,首脑机关前途无量,谁愿到我那小小土地庙来呢?”
  刘主席确实只是随便讲讲,但汪凡真的动了心。我汪凡有什么乌纱帽?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是当了市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全市人口一百多万,市长只有一个。当诗人可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他很当作一回事,对刘主席讲,可以可以,正合我的心意。
  汪凡决定调文联后,成天憧憬着新的理想。不,这早就是我的理想了。他想,调到文联之后,再也不受市府机关这繁文缛的拘束,也不须那么正统了,可以关起门来神游八极,须发变成马克思那样也无人干涉。说不定发了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会有满脑子幻想的女孩子登门拜访的,见了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一定很吃惊。他仿佛已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的惊骇而疑惑的目光,那场面会很浪漫的。
  当他正做着诗人梦的时候,被提拔了,任副科级秘书。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汪凡自己也很感突然。他疑惑地问张大姐:“我汪凡何德何能,也当个副科级秘书?”
  张大姐笑着说:“你成熟了嘛,组织上自然要用你。”
  汪凡说:“大姐你就别打官腔了。”
  张大姐这才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你自己应明白,你现在的文字功夫已是公认的,办公室缺你不行。不提拔你,你会安心吗?前不久不是有人反映你有情绪,想调到文联去吗?但又考虑到你太年轻,提个副主任,怕难胜任,就提个副科级秘书。不过这也确实是重用你,你看同你一道分来的那几个大学生,不都还是一般干部吗?”
  汪凡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机关里的人们对干部的任免问题一向是最感兴趣的。大家一见汪凡,就拍着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以后当了市长,可别忘了兄弟们啦。
  汪凡只是极谦虚地玩笑道:别那么讲,李先念十八岁就当军长了,我今年二十六了,才是个副科级,也不是什么官,最本质的意义是每月加六块钱,只够买半只鸡。
  既然被提拔了,就不便再提调动的事。天天有人热情地道喜,心也安了许多。不久,因为马主任讲到一件事,他彻底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办公室政治学习时,马主任讲,他有位中学同学,后来当了作家,前几年到了德国,现在生活得并不自在,自己写的书自己摆摊子销。有人羡慕西方生活,中国如果“和平演变”了,生活的秩序就全乱了,我们当干部的干什么去?当作家的不也自己卖书去?同志们,要坚定信念哪!
  马主任的这番话为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汪凡,他自己也说不清。
  日子很平淡地过着。有时通宵达旦写材料,有时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人们见了汪凡总很客气地问:汪秘书,忙吗?汪凡照样回道,不忙不忙。然后匆匆走开,一副马不停蹄的样子。有回基层来的同志找他办事,问汪凡是哪一位,因为直呼其名,他内心竟微微不悦,但没有表露出来。事后想到这件事,在心里狠狠教育了自己:汪凡,简直是堕落哪!若有人看出这一心迹,不要戳断你的脊梁骨吗?尽管明知当时不温不怒,但仍唯恐有人洞悉他的内心。
  那天晚饭后,汪凡很悠哉游哉地到河边散步,在几年前坐过的那棵樟树下坐下来。红日衔山,河面流金溢彩。汪凡心情极佳,不禁回想起几年来做过的事情,想起周围的许多人,马主任,张大姐,传达室老头,市长们。发现都是平常的自自然然的。人似乎就是人,任何奇怪的东西都没有。自己也不必把什么事看得那么认真,特别是不能计较小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酒。张大姐就最潇洒,无怨无尤,不争不斗。回来时,走进市府机关对门的冷饮店,要了一杯冰牛奶,坐下慢慢的喝。市府门口,辉煌的路灯下人们进进出出,都很平常。几年前刚来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里面的人很生硬,木偶一般。
  汪凡还准备要一盘冰淇淋,忽然想到今晚马主任约他打麻将,就起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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