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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过一些童话故事，故事中的老大总是心术不正，譬如《马兰花》中的大兰。当时心里惶恐地想：自己长大了良心会不会变坏？及至如今人到中年，逐渐深刻体会到现实中的老大责任最大，需要付出的最多，人家对你的要求也最高。 我是老大，我有四个妹妹。在我的记忆中，我占便宜的事只有一桩，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粮食紧张，奶奶立下规矩，老大吃三碗饭，老二吃两碗半，老三吃两碗，老四吃一碗半，老五那时还不会吃饭。 “文革”开始要上山下乡，我马上报名到安徽黄山茶林场，为的是让同时分配的大妹能留在上海。六年后我上调回城，正值小妹中学毕业，因为我回来了她便去了南汇农场，这事让我懊丧自责了整整三年。小妹写信回来说挑大粪磨破了肩，我躲在被窝里心痛得掉眼泪，仿佛那苦是我施给小妹的。三年后恢复高考制，我将复习材料整理了抄得清清楚楚寄给小妹让她背；她考上海戏剧学院，初试复试都由我陪同，等在考场外为她壮胆。 自然是我头一个结婚，依依不舍地从家中搬出去，年复一年，妹妹们一个接一个鸟儿般地远走高飞，留下老母亲需要人陪伴，我便从公婆家搬回了娘家。尽管妹妹们在外都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与生活，然而上海这个家永远是她们的大本营，母亲是司令员，我这个大姐便是她们的参谋长与后勤部长。跑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联系业务啦、买书啦、寄邮包啦，更有遇上不顺心的事，母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有时无法理解她们，于是悄悄话都要跟大姐说，我义不容辞地要分担她们的忧愁和痛苦，要想尽办法替她们排解，四处奔波、殚精竭虑。有时候，某个妹妹什么事惹母亲不高兴了，母亲便恨恨地对着我骂道：“养儿养女有什么意思！”我也只得诺诺称是，代妹妹们受过却也心甘情愿。 “姐姐”这个词对我来说几乎是有实无名，大妹三妹四妹从不叫我一声“姐”，向来直呼我“小鹰”。姐妹间年龄相差不很多，个头又是我最矮，平常她们对我推推揉揉没有一点规矩。大妹比我机智，二妹比我随和，三妹比我坚毅，小妹比我有理想。反复掂量我唯一可赖以为姐的是比她们更有耐心去忍受平淡的单调的琐碎的凡人生活。大妹二妹三妹常常会反过头来教导我：“小鹰，你的发型太老式了。”“小鹰，你这件衣服难看死了。”诸如此类等等。只有比我小十岁的小妹总算还尊称我一声“大姐”，叫得我心里充满了要做她保护神的使命感，于是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对她进行如何处世待人的教育，她总是毕恭毕敬地听，随后又彻底地将我的话忘却。后来我终于醒悟了小妹对我的阳奉阴违并发誓道：“我再也不管你们的事了。”然而事到临头，我总是赞同她们各自的选择并卖力地为她们干这干那。 要感谢现代通讯网络的神奇功力。使我能经常得到遥远的妹妹们的各种信息，每当收到她们的来信或者电话，这一天里阳光就格外地灿烂，如果下雨那雨声也会如同美妙的音乐。有一次，我偶然听得母亲在与老同事谈话，将自己的女儿一个个夸过来。老同事说，都是你教育得好呀。母亲就说，是做大姐姐的带头带得好。那一瞬间我透彻地理解了“大姐”这个词的含义并为自己感到庆幸。就连我的刚满两岁的女儿都知道她有许多阿姨，她常会指着某件小大衣说：“这是美国阿姨送给我的。”又指着某件小裙子说：“这是法国阿姨送给我的。”并念念不忘要北京的阿姨教她弹琴。每每想到我的四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妹妹，我总觉得地球变小了，宇宙如同家庭一般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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