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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 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她说：“我们等了你好久！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了来。”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怎么好。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 “什么都干。” “组织部呢？”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工作忙不忙？”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折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从容地问： “怎么样？”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到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三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融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 “我工作作得并不好……”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可能。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大小伙子还红脸？”刘世吾大笑了，“才２２岁，不忙。” 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 林震点头。 “借我看看。”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夹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哧哐哧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１９个人。四个人作干部工作，１５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作。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的组长韩常新。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他２７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教具”。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 他转过头，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然后扶正头上的假琥珀发卡，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 晚上，有的干部去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的休息了，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税务分局培养、提拔干部的经验”，累了一天，手腕酸痛，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摇摇手，往手上吹口气。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她拒绝了，说：“你抄，我不放心。”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站在她身旁，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她一边抄，一边时时抬头看林震，林震问：“干吗老看我？”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笑了笑。 林震是１９５３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是候补党员，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以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１９５４年寒假，由于教学上的成绩，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 人们也许以为，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但是不，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一年以后，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２２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２２岁的时候，我要……”现在２２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他努力工作，但是他作的少、慢、差。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和生活的飞奔比较，难道能安慰自己吗？他订规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这时，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当我２２岁的时候，我成了党工作者……”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 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他想了一夜。 就这样，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但是，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听到那些尖锐争吵与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心里有点怯…… 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去以前，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自行车，向麻袋厂驶去。 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穿过一个大空场，走过一片放麻的露天货场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王清泉办公室的门。得到了里面“进来”的回答后，他慢慢地走进去，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他看见一个阔脸、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右手玩着棋子，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你去西跨院党支部办公室找魏鹤鸣，他是组织委员。”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开始按提纲发问了：“１９５６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一个半。”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叫‘半’？”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 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又问： “发展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有什么经验？” “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和党章的规定一样。” 林震看了看对方，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魏鹤鸣托着腮，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 林震又问：“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 魏鹤鸣答：“刚才说过了，就是那些。”他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 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和人家只谈上五分钟就用完了。他很窘。 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来信的事你知道吗？” 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然后撇开腿站在房中央：“你们要想办法！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在社会主义高潮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这是耻辱！” 魏鹤鸣冷冷地看着小个子的脸，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谁？” “我说你们大家！”小个子手一挥，把林震也包括在里面了。 魏鹤鸣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他的红脸更红了，他站起来问：“那么您呢？您不负责任？”“我当然负责。”小个子的同志却平静了，“对于上级，我负责，他们怎么处分我！我也接受。对于我，你得负责，谁让你作生产科长呢？你得小心……”说完，他威胁地看了魏鹤鸣一眼，走了。 魏鹤鸣坐下，把棉袄的扣子全解开了，喘着气。林震问：“他是谁？”魏鹤鸣讽刺地说：“你不认识？他就是厂长王清泉。” 于是魏鹤鸣向林震详细地谈起了王清泉的情况。王清泉原来在中央某部工作，因为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受了处分，１９５１年调到这个厂子作副厂长，１９５３年厂长他调，他就被提拔作厂长。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魏鹤鸣没说完，王清泉又推门进来了。他看着左腕上的表，下令说：“今天中午１２点１０分，你通知党、团、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长室开会。”然后把门砰的一带，走了。 魏鹤鸣嘟哝着：“你看他怎么样？” 林震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 魏鹤鸣笑了，问林震：“老林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老林”同志脸红了。 魏鹤鸣说：“批评不动！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你上哪儿批评去？偶尔参加一次，你提意见，他说：‘提意见是好的，不过应该掌握分寸，也应该看时间、场合。现在，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意见侵占党支部讨论国家任务的宝贵时间。’好，不占用宝贵时间，我找他个别提，于是我们俩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向上级反映呢？” “１９５４年我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写了信，部里一位张同志与你们那儿的老韩同志下来检查了一回。检查结果是：‘官僚主义较严重，但主要是作风问题，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完成任务的方法有缺点。’然后找王清泉‘批评’了一下，又找我鼓励了一下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精神，就完事了。此后，王厂长有一个来月对工作比较认真，不久他得了肾病，病好以后他说自己是‘因劳致疾’，就又成了这个样子。” “你再反映呀！” “哼，后来与韩常新也不知说过多少次，老韩也不答理，反倒向我进行教育说，应该尊重领导，加强团结。也许我不该这样想，但我觉得也许要等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 林震出了厂子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车轮旋转的速度就慢多了。他深深地把眉头皱了起来。他发现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难，但他也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是激励——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他想着想着，直到因为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 吃完午饭，林震迫不及待地找韩常新汇报情况。韩常新有些疲倦地靠着沙发背，高大的身体显得笨重，从身上掏出火柴盒，拿起一根火柴剔牙。 林震杂乱地叙述他去麻袋厂的见闻，韩常新脚尖打着地不住地说：“是的，我知道。”然后他拍一拍林震的肩膀，愉快地说：“情况没了解上来不要紧，第一次下去嘛，下次就好了。” 林震说：“可是我了解了关于王清泉的情况。”他把笔记本打开。 韩常新把他的笔记本合上，告诉他：“对，这个情况我早知道。前年区委让我处理过这个事情，我严厉地批评过他，指出他的缺点和危险性，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四个钟头……” “可是并没有效果呀，魏鹤鸣说他只好了一个月……”林震插嘴说。 “一个月也是效果，而且绝不止一个月。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见人就告厂长的状……” “他告的状是不是真的？” “很难说不真，也很难说全真。当然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我和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同志谈过。” “副书记的意见是什么？” “副书记同意我的意见，王清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不过，你不要一下子就陷到这里边去。” “我？” “是的。你第一次去一个工厂，全面情况也不了解，你的任务又不是去解决王清泉的问题，而且，直爽地说，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何况我们并不是没有管过这件事……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 林震说不出话。 韩常新又拍拍林震的肩膀：“不要急躁嘛。咱们区三千个党员，百十几个支部，你一来就什么问题都摸还行？”他打了个哈欠，有倦意的脸上的粉刺涨红了：“啊——哈，该睡午觉了。” “那，发展工作怎么再去了解？”林震没有办法地问。 韩常新又去拍林震的肩膀，林震不由得躲开了。韩常新有把握地说：“明天咱们俩一齐去，我帮你去了解，好不？”然后他拉着林震一同到宿舍去。 第二天，林震很有兴趣地观察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三年前，林震在北京师范上学的时候，出去作过见习教师，老教师在前面讲，林震和学生一起听，学了不少东西。这次，他也抱着见习的态度，打开笔记本，准备把韩常新的工作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韩常新问魏鹤鸣：“发展了几个党员？” “一个半。” “不是一个半，是两个，我是检查你们的发展情况，不是检查区委批没批。”韩常新纠正他，又问：“这两个人本季度生产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很好，他们一个超额７％，一个超额４％，厂里黑板报还表扬……” 谈起生产情况，魏鹤鸣似乎起劲了些，但是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有些什么缺点？” 魏鹤鸣想了半天，空空洞洞地说了些缺点。 韩常新叫他给所举的缺点提一些例子。 提完例子，韩常新再问他党的积极分子完成本季度生产任务的情况，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至于这些先进的工人克服困难、钻研创造的过程，他听都不要听。 回来以后，韩常新用流利的行书示范地写了一个“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内容是这样的： ……本季度（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３月）麻袋厂支部基本上贯彻了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建党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通过的党员朱××与范××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鼓舞，增强了主人翁的观念，在第一季度繁重的生产任务中各超额７％、４％。广大积极分子围绕在支部周围，受到了朱××与范××模范事例的教育，并为争取入党的决心所推动，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良好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下面是一系列数字与具体事例）这说明： 一、建党工作不仅与生产工作不会发生矛盾，而且大大推动了生产，任何借口生产忙而忽视建党工作的作法是错误的。二、……但同时必须指出，麻袋厂支部的建党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例如…… 林震把写着“简况”的片艳纸捧在手里看了又看，他有一刹那，甚至于怀疑自己去没去过麻袋厂。还是上次与韩常新同去时自己睡着了，为什么许多情况他根本不记得呢？他迷惑地问韩常新： “这，这是根据什么写的？” “根据那天魏鹤鸣的汇报呀。” “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林震口吃起来。 韩常新抖一抖裤脚，说：“当然。” “不吧？上次魏鹤鸣并没有这样讲。他们的生产提高了，也可能是由于开展竞赛，也许由于青年团建立了监督岗，未必是建党工作的成绩……” “当然，我不否认。各种因素是统一起来的，不能形而上学地割裂地分析这是甲项工作的成绩，那是乙项工作的成绩。” “那，譬如我们写第一季度的捕鼠工作总结，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数字和事例呢？” 韩常新沉着地笑了，他笑林震不懂“行”，他说：“那可以灵活掌握……” 林震又抓住几个小问题问：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生产任务是繁重的呢？” “难道现在会有一个工厂任务很清闲吗？” 林震目瞪口呆了。 初到区委会十天的生活，在林震头脑中积累起的印象与产生的问题，比他在小学呆了两年的还多。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音到预防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林震有一次去收发室取报纸，看见一份厚厚的材料，第一页上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合营工商业的分布、管理、经营方法及贯彻市委关于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请示”。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份厚得像一本书的材料和它的长题目。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例如，青年监督岗开展工作，韩常新半嘲笑地说：“吓，小青年们脑门子热起来啦……”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这时，皱着眉思索了好久的刘世吾提出了一个方案，马上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很多人发表了使林震敬佩的精采意见。林震觉得，这最后的３０多分钟的讨论要比以前的两个钟头有效十倍。某些时候，譬如说夜里，各屋亮着灯：第一会议室，出席座谈会的胖胖的工商业者愉快地与统战部长交换意见；第二会议室，各单位的学习辅导员们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争得面红耳赤；组织部坐着等待入党谈话的激动的年轻人，而市委的某个严厉的书记出现在书记办公室，找区委正副书记汇报贯彻工资改革的情况……这时，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声断断续续，林震仿佛从中听到了本区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区委会这座不新的、平凡的院落，也变得辉煌壮观起来。 在一切印象中，最突出和新鲜的印象是关于刘世吾的：刘世吾工作极多，常常同一个时间好几个电话催他去开会，但他还是一会儿就看完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把书转借给了韩常新；而且，他已经把前一个月公布的拼音文字草案学会了，开始在开会时用拼音文字作记录了。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刘世吾有时一面听韩常新汇报情况，一面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韩常新不自然地笑着，刘世吾的眼睛捉摸不定地闪着光；但刘世吾并不深入追究，仍然查他的材料，于是韩常新恢复了常态，有声有色地汇报下去。 赵慧文与韩常新的关系也被林震看出了一些疑窦：韩常新对一切人都是拍着肩膀，称呼着“老王”、“小李”，亲热而随便。独独对赵慧文，却是一种礼貌的“公事公办”的态度。这样说话：“赵慧文同志，党刊第１０４期放在哪里？”而赵慧文也用顺从包含警戒的神情对待他。 ……四月，东风悄悄地刮起，不再被人喜爱的火炉蜷缩在阴暗的贮藏室，只有各房间熏黑了的屋顶还存留着严冬的痕迹。往年，这个时候，林震就会带着活泼的孩子们去卧佛寺或者西山八大处踏青，在早开的桃李与混浊的溪水中寻找春天的消息……区委会的生活却不怎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当林震从院里的垂柳上摘下一颗多汁的嫩芽时，他稍微有点怅惘，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 晚上九点钟，林震走进了刘世吾办公室的门。赵慧文正在这里，她穿着紫黑色的毛衣。脸儿在灯光下显得越发苍白。听到有人进来，她迅速地转过头来，林震仍然看见了她略略突出的颧骨上的泪迹。他回身要走，低着头吸烟的刘世吾作手势止住他：“坐在这儿吧，我们就谈完了。” 林震坐在一角，远远地隔着灯光看报，刘世吾用烟卷在空中划着圆圈，诚恳地说： “相信我的话吧，没错。年轻人都这样，最初互相美化，慢慢发现了缺点，就觉得都很平凡。不要作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才四年嘛。你的许多想法是从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实际上，就那么回事……” 赵慧文没说话，她撩一撩头发，临走的时候，对林震惨然地一笑。 刘世吾走到林震旁边，问：“怎么样？”他丢下烟蒂，又掏出一支来点上火，紧接着贪婪地吸了几口，缓缓地吐着白烟，告诉林震：“赵慧文跟她爱人又闹翻了……”接着，他开开窗户，一阵风吹掉了办公桌上的几张纸，传来了前院里散会以后人们的笑声、招呼声和自行车铃响。 刘世吾把只抽了几口的烟扔出去，伸了个懒腰，扶着窗户，低声说：“真的是春天了呢！” “我想谈谈来区委工作的情况，我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林震用一种坚决的神气说，同时把落在地上的纸页拾起来。 “对，很好。”刘世吾仍然靠着窗户框子。 林震从去麻袋厂说起：“……我走到厂长室，正看见王清泉同志……” “下棋呢还是打扑克？”刘世吾微笑着问。 “您怎么知道？”林震惊骇了。 “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刘世吾慢慢地说，“这个老兄棋瘾很大，有一次在咱这儿开了半截会，他出去上厕所，半天不回来，我出去一找，原来他看见老吕和区委书记的儿子下棋，他在旁边‘支’上‘招儿’了。” 林震把魏鹤鸣对他的控告讲了一遍。 刘世吾关上窗户，拉一把椅子坐下，用两个手扶着膝头支持着身体，轻轻地摆动着头： “魏鹤鸣是个直性子，他一来就和王清泉吵得面红耳赤……你知道，王清泉也是个特殊人物，不太简单。抗日胜利以后，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的副团长，是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一九四七年以后他与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解放以后才接上线。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志。” “这样……” “是啊。”刘世吾严肃地点点头，接着说：“当然，这不能为他辩护，党是派他去战胜敌人而不是与敌人同流合污，所以他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怎么去解决呢？魏鹤鸣说，这个问题已经拖了好久。他到处写过信……” “是啊。”刘世吾又干咳了一会，作着手势说，“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你如果一一地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那是事倍功半的。而且，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些任务已经感到很吃力。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再者，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但还没有发展到消极怠工的地步；作风有些生硬，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显然，这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 林震沉默着，他判断不清究竟哪样对；是娜斯嘉的“对坏事绝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他一想起王清泉那样的厂长就觉得难受，但是，他驳不倒刘世吾的“领导艺术”。刘世吾又告诉他：“其实，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这更加使得林震睁大了眼睛，觉得这跟他在小学时所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 后来，林震又把看到的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与写简报的事说了说，他说，他觉得这样整理简报不太真实。 刘世吾大笑起来，说：“老韩……这家伙……真高明……”笑完了，又长出一口气，告诉林震：“对，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他。” 林震犹豫着，刘世吾问：“还有别的意见么？” 于是林震勇敢地提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会以后发现了许多许多缺点，过去我想象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 刘世吾把茶杯一放：“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缺点，而在于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 走出办公室以后，林震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和刘世吾谈话似乎可以消食化气，而他自己的那些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更加惶惑了。 不久，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事情是这样：有一次，林震去麻袋厂，魏鹤鸣说，由于季度生产质量指标没有达到，王厂长狠狠地训了一回工人，工人意见很大，魏鹤鸣打算找些人开个座谈会，搜集意见，准备向上反映。林震很同意这种作法，以为这样也许能促进“条件的成熟”。过了三天，王清泉气急败坏地到区委会找副书记李宗秦，说魏鹤鸣在林震支持下搞小集团进行反领导的活动，还说参加魏鹤鸣主持的座谈会的工人都有历史问题……最后说自己请求辞职。李宗秦批评了他的一些缺点，同意制止魏鹤鸣再开座谈会，“至于林震，”他对王清泉说，“我们会给予应有的教育的。” 批评会上，韩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没有和领导上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这首先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林震不服气，他说：“没有请示领导，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但不去主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反而制止基层这样作！” “谁说我们不了解？”韩常新翘起一只腿，“我们对麻袋厂的情况统统掌握……” “掌握了而不去解决，这正是最痛心的！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林震的脸变青了。 富有经验的刘世吾开始发言了，他向来就专门能在一定的关头起扭转局面的作用。 “林震同志的工作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讲党章，未免仓促了些。林震以为自己是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是作一件漂亮事，他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不过，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有领导地去开展，譬如这回事，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是不是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心的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推测：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 林震像被打中了似的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了下嘴唇。 他鼓起勇气再问：“那么王清泉……”刘世吾把头一仰： “我明天找他谈话，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 星期六晚上，韩常新举行婚礼。林震走进礼堂，他不喜欢那弥漫的呛人的烟气，还有地上杂乱的糖果皮与空中杂乱的哄笑；没等婚礼开始他就退了出来。 组织部的办公室黑着，他拉开灯，看见自己桌上的信，是小学的同事们写来，其中还夹着孩子们用小手签了名的信： 林老师：您身体好吗；我们特别特别想您，女同学都哭了，后来就不哭了，后来我们作算术，题目特别特别难，我们费了半天劲，中于算出来了…… 看着信，林震不禁独自笑起来了，他拿起笔把“中于”改成“终于”，准备在回信时告诉他们下次要避免别字。他仿佛看见了系蝴蝶结的李琳琳、爱画水彩画的刘小毛和常常把铅笔头含在嘴里的孟飞，……他猛把头从信纸上抬起来，所看见的却是电话、吸墨纸和玻璃板。他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和他的单纯的工作已经离他而去了，新的工作要复杂得多……他想起前天党小组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内的事作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 礼堂里传来爆发的掌声和笑声。 一只手落在肩上，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灯光显得刺眼，赵慧文没有声响地站在他的身边，女同志走路都有这种不声不响的本事。 赵慧文问：“怎么不去玩？” “我懒得去。你呢？” “我该回家了，”赵慧文说，“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 “我没有心事。”林震分辩着，但他接受了赵慧文的好意。 赵慧文住在离区委会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 孩子睡在浅蓝色的小床里，幸福地含着指头，赵慧文吻了儿子，拉林震到自己房间里来。 “他父亲不回来吗？”林震问。 赵慧文摇摇头。 这间卧室好像是布置得很仓促，墙壁因为空无一物而显得过分洁白，盆架孤单地缩在一角，窗台上的花瓶傻气地张着口；只有床头上桌上的收音机，好像还能扰乱这卧室的安静。 林震坐在藤椅上，赵慧文靠墙站着。林震指着花瓶说：“应该插枝花，”又指着墙壁说：“为什么不买几张画挂上？” 赵慧文说：“经常也不在，就没有管它。”然后她指着收音机问：“听不听？星期六晚上，总有好的音乐。” 收音机响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 赵慧文背着手靠在墙上，不顾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这段乐曲过去，她用和音乐一样的声音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让人想到南国，想到海……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 “在文工团？”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鲜，我用我的蹩脚的嗓子给战士唱过歌，我是个哑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见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赵慧文。 “怎么？不像了吧？”这时电台改放“剧场实况”了，赵慧文把收音机关了。 “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林震问。她不回答，走到床边，坐下。她说：“我们谈谈吧，小林，告诉我，你对咱们区委的印象怎么样？” “不知道，我是说，还不明确。” “你对韩常新和刘世吾有点意见吧，是不？” “也许。” “当初我也这样，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和部队的严格准确比较，许多东西我看不惯。我给他们提了好多意见，和韩常新激动地吵过一回，但是他们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没作好意见倒一大堆，慢慢地我发现，和区委的这些缺点作斗争是我力不胜任的……” “为什么力不胜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来，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了。 “这是我的错，”赵慧文抓起一个枕头，放在腿上，“那时我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很不完美，却想纠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志，实在不量力。而且，刘世吾、韩常新还有别人，他们确实把有些工作作得很好。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对！”林震把右拳头打在左手掌上。 赵慧文也有些激动了，她把枕头抛开，话说得更慢，她说：“我做的是事务工作，领导同志也不大过问，加上个人生活上的许多牵扯，我沉默了，于是，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她沉默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接着说：“两个月以前，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工人、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发展数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最近，大家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查，拖拖沓沓开了三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声鞭炮都刺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然后接着说：“我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想法，韩常新满足地问：‘难道我们发展数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区最高的？难道市委组织部没要我们写过经验？’然后他进行分析，说我情绪不够乐观，是因为不安心事务工作……” “开始的时候，韩常新给人一个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实际一接触……”林震又说起那次写汇报的事。 赵慧文同意地点头：“这一二年，虽然我没提什么意见，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里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内容，作到金玉其外，并不是难事。譬如韩常新，充领导他会拉长了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他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于是，俨然成了个少壮有为的干部，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得意。”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绝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路……” “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赵慧文毫不容情地说道。这些话曾经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萦绕在她的心头…… “我们的区委副书记兼部长呢？他不管么？” 赵慧文更加兴奋了，她说：“李宗秦身体不好，他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嫌区的工作过于具体。他作组织部长只是挂名，把一切事情推给刘世吾。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批老党员，因为病，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为是首长爱人，他们挂着厂长、校长和书记的名，却由副厂长、教导主任、秘书或者某个干事作实际工作。” “我们的正书记——周润祥同志呢？” “周润祥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任务，所以他管的也不多。” “那……怎么办呢？”林震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 “是啊。”赵慧文沉思地用手指弹着自己的腿，好像在弹一架钢琴，然后她向着远处笑了，她说：“谢谢你……” “谢我？”林震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 林震脸红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他正为自己的无能而十分羞耻。他嘟哝着说：“但愿是真正的风波而不是瞎胡闹。”然后他问：“你想了这么多，分析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只是憋在心里呢？” “我老觉得没有把握，”赵慧文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我看了想，想了又看，我有时候想得一夜都睡不好，我问自己： ‘你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你能理解这些吗？’” “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极了！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 ……” “瞧，你又来了。”赵慧文露出润湿的牙齿笑了。“怎么叫又来了？”林震不高兴地站起来，使劲搔着头皮，“我也想过多少次，我觉得，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作斗争！” 赵慧文突然推门出去了，把林震一个人留在这空旷的屋子里，他嗅见了肥皂的香气。马上，赵慧文回来了，端着一个长柄的小锅，她跳着进来，像一个梳着三只辫子的小姑娘。 她打开锅盖，戏剧性地向林震说： “来，我们吃荸荠，煮熟了的荸荠！我没有找到别的好吃的。” “我从小就喜欢吃熟荸荠，”林震愉快地把锅接过来，他挑了一个大的没剥皮就咬了一口，然后他皱着眉吐了出来，“这是个坏的，又酸又臭。”赵慧文大笑了。林震气愤地把捏烂了的酸荸荠扔到地上。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纯净的天空上布满了畏怯的小星星。有一个老头儿吆喝：“炸丸子开锅！”推车走过。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她说：“下次来的时候，墙上就有画了。” 林震会心地笑着：“而且希望你把丢下的歌儿唱起来！”他摇了一下她的手。 林震用力地呼吸着春夜的清香之气，一股温暖的泉水在心头涌了上来。 韩常新最近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新婚和被提拔，使他愈益精神焕发和朝气勃勃。他每天刮一次脸，在参观了服装展览会以后又作了一套凡尔丁料子的衣服。不过，最近他亲自出马下去检查工作少了，主要是在办公室听汇报、改文件和找人谈话。刘世吾仍然那么忙…… 一天，晚饭以后，韩常新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还给林震，他用手弹一弹那本书，点点头说：“很有意思，也很荒唐。当个作家倒不坏，编得天花乱坠。赶明儿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犯错误受了处分，就也写小说去。” 林震接过书，赶快拉开抽屉，把它压在最底下。 刘世吾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正出神地研究一盘象棋残局，听了韩常新的话，刻薄地说：“老韩将来得关节炎或者受处分倒不见得不可能，至于小说，我们可以放心，至少在这个行星上不会看到您的大作。”他说的时候一点不像开玩笑，以致韩常新尴尬地转过头，装没听见。 这时刘世吾又把林震叫过去，坐在他旁边，问：“最近看什么书了？有没有好的借我看看？” 林震说没有。 刘世吾挪动着身体，斜躺在沙发上，两手托在脑后，半闭着眼，缓慢地说：“最近在《译文》上看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片段，人家写得真好，活得很……” “您常看小说？”林震真不大相信。 “我愿意荣幸地表示，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解放以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小学五年级，我已经读《贵族之家》，我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泪，我也喜欢叶琳娜；英沙罗夫写得却并不好……可他的书有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他忽地站起来，走近林震，扶着沙发背，弯着腰继续说，“现在也爱看，看的时候很入迷，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你知道，”他紧挨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 他摊开了手。 “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党的工作不单纯，不美妙，也不透明么？”林震友好而关切地问。 刘世吾接连摇头，咳嗽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靠到远一点的地方，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譬如，”他用手在空中一划，“拿发展党员来说，小说可以写：‘在壮丽的事业里，多少名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行列，万岁！’而我们呢，组织部呢，却正在发愁：第一，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谈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几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地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 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 魏鹤鸣告诉林震，他要求回到车间作工人，他说：“这个支部委员和生产科长我干不了。”林震费尽唇舌，劝他把那次座谈会搜集的意见写给党报，并且质问他：“你退缩了，你不信任党和国家了，是吗？”后来魏鹤鸣和几个意见较多的工人写了一封长信，偷偷地寄给报纸，连魏鹤鸣本人都对自己有些怀疑：“也许这又是‘小集团活动’？那就处罚我吧！”他是带着有罪的心情把大信封扔进邮箱的。 五月中旬，《北京日报》以显明的标题登出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来信。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信，愤怒地要求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北京日报》编者也在按语中指出：“……有关领导部门应迅速作认真的检查……” 赵慧文首先发现了，她叫林震来看。林震兴奋得手发抖，看了半天连不成句子，他想：“好！终于揭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量！” 他把报纸拿给刘世吾看，刘世吾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抖一抖报纸，客观地说：“好，开刀了！” 这时，区委书记周润祥走进来，他问：“王清泉的情况你们了解不？” 刘世吾不慌不忙地说：“麻袋厂支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况那是确实存在的。过去，我们就了解过，最近我亲自找王清泉谈过话，同时小林同志也去了解过。”他转身向林震：“小林，你谈谈王清泉的情况吧。” 有人敲门，魏鹤鸣紧张地撞进来，他的脸由红色变成了青色，他说，王厂长在看到《北京日报》以后非常生气，现在正追查写信的人。 ……经过党报的揭发与区委书记的过问，刘世吾以出乎林震意料之外的雷厉风行的精神处理了麻袋厂的问题。刘世吾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作得很出色。他把其他工作交代给别人，连日与林震一起下到麻袋厂去。他深入车间，详细调查了王清泉工作的一切情况，征询工人群众的一切意见。然后，与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对王清泉作了处理——党内和行政都予以撤职处分。 处理王清泉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开完会，外面下起雨，雨忽大忽小，久久地不停息。风吹到人脸上有些凉。刘世吾与林震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子去吃馄饨。 这是新近公私合营的小铺子，整理得干净而且舒适。由于下雨，顾客不多。他们避开热气腾腾的馄饨锅，在墙角的小桌旁坐下来。 他们要了馄饨，刘世吾还要了白酒，他呷了一口酒，掐着手指，有些感触地说：“我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的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由于在大会上激昂地讲过话，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党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他用无名指轻轻敲着桌子。 林震同意地点头。 刘世吾忽问：“今天是几号？” “５月２０。”林震告诉他。 “５月２０，对了。九年前的今天，‘青年军’二○八师打坏了我的腿。” “打坏了腿？”林震对刘世吾的过去历史还不了解。 刘世吾不说话，雨一阵大起来，他听着那哗啦哗啦的单调的响声，嗅着潮湿的土气。一个被雨淋透的小孩子跑进来避雨。小孩的头发在往下滴水。 刘世吾招呼店员：“切一盘肘子。”然后告诉林震：“１９４７年，我在北大作自治会主席。参加五·二○游行的时候，二○八师的流氓打坏了我的腿。”他挽起裤子，可以看到一道弧形的疤痕，然后他站起来：“看，我的左腿是不是比右腿短一点？” 林震第一次以深深的尊敬和爱戴的眼光看着他。 喝了几口酒，刘世吾的脸微微发红，他坐下，把肉片夹给林震，然后斜着头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 “现在就不年轻，不热情了么？”林震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当然不，”刘世吾玩着空酒杯，“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他托起腮，用最质朴的人对人的态度看着林震，“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再来一两！”刘世吾举起酒杯，向店员招手。 这时林震已经开始被他深刻和真诚的抒发所感动了。刘世吾接着闷闷地说：“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作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林震的嘴动了动，刘世吾摆摆手，表示希望不要现在就和他辩论。他不说话，独自托着腮发愣。 “雨小多了，这场雨对麦子不错，”过了半天，刘世吾叹了口气，忽然又说：“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 林震在慌乱中赶紧喝汤。 刘世吾盯着他，亲切地笑着，问他：“赵慧文最近怎么样？” “她情绪挺好。”林震随口说。他拿起筷子去夹熟肉，看见了他熟悉的刘世吾的闪烁的目光。 刘世吾把椅子拉近了，缓缓地说：“原谅我的直爽，但是我有责任告诉你……” “什么？”林震停止了夹肉。 “据我看，赵慧文对你的感情有些不……” 林震颤抖着手放下了筷子。 离开馄饨铺，雨已经停了，星光从黑云下面迅速地露出来，风更凉了，积水潺潺地从马路两边的泄水池流下去。林震迷惘地跑回宿舍，好像喝了酒的不是刘世吾，倒是他。同宿舍的同志都睡得很甜，粗短的和细长的鼾声此起彼伏。林震坐在床上，摸着湿了的裤脚，眼前浮现了赵慧文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他还是个毛小伙子，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什么都不懂。他走近窗子，把脸紧贴在外面沾满了水珠的冰冷的玻璃上。 区委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的问题。 林震列席参加。他坐在一角，心跳、紧张，手心里出了汗。他的衣袋里装着好几千字的发言提纲，准备在常委会上从麻袋厂事件扯出组织部工作中的问题。他觉得麻袋厂问题的揭发和解决，造成了最好的机会，可以促请领导从根本上考虑一下组织部的工作。时候到了！ 刘世吾正在条理分明地汇报情况。书记周润祥显出沉思的神色，用左拳托着士兵式的粗壮而宽大的脸，右腕子压着一张纸，时而在上面写几个字。李宗秦用食指在空中写划着。 韩常新也参加了会，他专心地把自己的鞋带解开又系上。 林震几次想说话，但是心跳得使他喘不上气。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作这种大胆的发言，未免过于莽撞吧？不怕，不怕！他鼓励自己。他想起八岁那年在青岛学跳水，他也一边听着心跳，一边生气地对自己说：“不怕，不怕！” 区委常委批准了刘世吾对于麻袋厂问题提出的处理意见，马上就要进行下面一项议程了，林震霍地举起了手。 “有意见吗？不举手就可以发言的。”周书记笑着说。 林震站起来，碰响了椅子，掏出笔记本看着提纲，他不敢看大家。 他说：“王清泉个人是作了处理了，但是如何保证不再有第二、第三个王清泉出现呢？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区委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第一，我们只抓了建党，对于巩固党没给予应有的注意，使基层的党内斗争处于自流状态。第二，我们明知有问题却拖延着不去解决，王清泉来厂子整整五年，问题一直存在而且愈发展愈严重。……具体地说，我认为韩常新同志与刘世吾同志有责任……” 会场起了轻微的骚动，有人咳嗽，有人放下了烟卷，有人打开笔记本，有人挪了一下椅子。 韩常新耸了一下肩，用舌头舔了一下扭动着的牙床，讽刺地说：“往往听到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意见：‘为什么不早一点处理呢？’当然是愈早愈好罗……高、饶事件发生了，有人问为什么不早一点，贝利亚，也有人问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者，组织部并不能保证第二、第三个王清泉不会出现，林震同志也未尝能保证这一点。……” 林震抬起头，用激怒的目光看着韩常新。韩常新却只是冷冷地笑。林震压抑着自己说：“老韩同志知道缺点的存在是规律，但他不知道克服缺点前进更是规律。老韩同志和刘部长，就是抱住了头一个规律，因而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于麻木的态度！”说完，他用手抹了抹头上的汗，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敢说得这样尖锐，但是终究说出来了，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李宗秦在空中划着的食指停住了。周润祥转头看看林震又看看大家，他的沉重的身躯使木椅发出了吱吱声。他向刘世吾示意：“你的意见？” 刘世吾点点头：“小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的精神也给了我一些启发……”然后他悠闲地溜到桌子边去倒茶水，用手抚摸着茶碗沉思地说：“不过具体到麻袋厂事件，倒难说了。组织部门巩固党的工作抓得不够，是的，我们干部太少，建党还抓不过来。麻袋厂王清泉的处理，应该说还是及时而有效的。在宣布处理的工人大会上，工人的情绪空前高涨，有些落后的工人也表示更认识到了党的大公无私，有一个老工人在台上一边讲话一边落泪，他们口口声声说着感谢党，感谢区委……” 林震小声说：“是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们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是对群众犯罪。”他提高了声音，“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像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李宗秦把两手交叉起来放在膝头，他缓缓地说，像是一边说一边思索着如何造句：“我认为林震、韩常新、刘世吾同志的主要争论有两个症结，一个是规律性与能动性的问题，……一个是……” 林震以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对李宗秦说：“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他没有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 周润祥看一看林震，又看一看李宗秦，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迅速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对大家说：“讨论下一项议程吧。” 散会后，林震气恼得没有吃下饭，区委书记的态度他没想到。他不满甚至有点失望。韩常新与刘世吾找他一起出去散步，就像根本没理会他对他们的不满意，这使林震更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他苦笑着想：“你还以为常委会上发一席言就可以起好大的作用呢！”他打开抽屉，拿起那本被韩常新嘲笑过的苏联小说，翻开第一篇，上面写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他自言自语：“真难啊！” 他缺少了什么呢？ 第二天下班以后，赵慧文告诉林震：“到我家吃饭去吧，我自己包饺子。”他想推辞，赵慧文已经走了。 林震犹豫了好久，终于在食堂吃了饭再到赵慧文家去。赵慧文的饺子刚刚煮熟。她穿上暗红色的旗袍，系着围裙，手上沾满面粉，像一个殷勤的主妇似的对林震说：“新下来的豆角做的馅子……” 林震嗫嚅地说：“我吃过了。” 赵慧文不信，跑出去给他拿来了筷子，林震再三表示确实吃过，赵慧文不满意地一个人吃起来。林震不安地坐在一旁，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一会儿搓搓手，一会儿晃一晃身体。 “小林，有什么事么？”赵慧文停止了吃饺子。 “没……有。” “告诉我吧。”赵慧文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昨天在常委会上我把意见都提了，区委书记睬都不睬……” 赵慧文咬着筷子端想了想，她坚决地说：“不会的，周润祥同志只是不轻易发表意见……” “也许，”林震半信半疑地说，他低下头，不敢正面接触赵慧文关切的目光。 赵慧文吃了几个饺子，又问：“还有呢？” 林震的心跳起来了。他抬起头，看见了赵慧文的好意的眼睛，他轻轻地叫：“赵慧文同志……” 赵慧文放下筷子，靠在椅子背子，有些吃惊了。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幸福。”林震用一种粗重的，完全像大人一样的声音说，“我看见过你的眼泪，在刘世吾的办公室，那时候春天刚来……后来忘记了。我自己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也不会关心人。你幸福吗？” 赵慧文略略疑惑地看着他，摇头，“有时候我也忘记……”然后点头，“会的，会幸福的。你为什么问它呢？”她安详地笑着。 林震把刘世吾对他讲的告诉了她：“……请原谅我，把刘世吾同志随便讲的一些话告诉了你，那完全是瞎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或者听交响乐，你好极了，那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这里边有什么不好的，不合适的东西，马马虎虎的我忽然多虑了，我恐怕我扰乱谁。”林震抱歉地结束了。 赵慧文安详地笑着，接着皱起了眉尖儿，又抬起了细瘦的胳臂，用力擦了一下前额，然后她甩了一下头，好像甩掉什么不愉快的心事似的转过身去了。 她慢慢地走到墙壁上新挂的油画前边，默默地看画。那幅画的题目是《春》，莫斯科，太阳在春天初次出现，母亲和孩子到街头去…… 一会，她又转过身来，迅速地坐在床上，一只手扶着床栏杆，异常平静地说：“你说了些什么呀？真的！我不会作那些不经过考虑的事。我有丈夫，有孩子，我还没和你谈过我的丈夫，”她不用常说的“爱人”，而强调地说着“丈夫”，“我们在五二年结的婚，我才十九，真不该结婚那么早。他从部队里转业，在中央一个部里作科长，他慢慢地染上了一种油条劲儿，争地位、争待遇，和别人不团结。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我的看法是：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我们争吵了……但我仍然等待着……他最近出差去上海，等回来，我要和他好好谈一谈。可你说了些什么呢？”她又一次问，“小林，你是我所尊敬的顶好的朋友，但你还是个孩子——这个称呼也许不对，对不起。我们都希望过一种真正的生活，我们希望组织部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机构，我觉着你像是我的弟弟，你盼望我振作起来，是吧？生活是应该有互相支援和友谊的温暖，我从来就害怕冷淡。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 林震惶恐地说：“我不该受刘世吾话的影响……”“不，”赵慧文摇头，“刘世吾同志是聪明人，他的警告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然后……”她深深地吐一口气，“那就好了。” 她收拾起碗筷，出去了。 林震茫然地站起，来回踱着步子，他想着、想着，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慢慢地，又没有了。他要说什么呢？本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生活有时候带来某种情绪的波流，使人激动也使人困扰，然后波流流过去，没有一点痕迹……真的没有痕迹吗？它留下对于相逢者的纯洁和美好的记忆，虽然淡淡，却难忘…… 赵慧文又进来了，她领着两岁的儿子，还提着一个书包。小孩已经与林震见过几次面，亲热地叫林震“夫夫”——他说不清“叔叔”。 林震用强健的手臂把他举了起来。空旷的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孩子的笑闹声。 赵慧文打开书包，拿出一叠纸，翻着，说：“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看几样东西。我已经把三年来看到的组织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意见写了一个草稿。这个……”她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一张橡皮纸，“大概这是可笑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竞赛的办法。让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竞赛。我划了表，如果我的工作有了失误——写入党批准通知的时候抄错了名字或者统计错了新党员人数，我就在表上画一个黑叉子，如果一天没有错，就画一个小红旗。连续一个月都是红旗，我就买一条漂亮的头巾或者别的什么奖励自己……也许，这像幼儿园的作法吧？你好笑吗？” 林震入神地听着，他严肃地说：“绝不，我尊敬你对你自己的……”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好久好久地呆立着，望着夜的天空。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来时是残冬，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一个春天。 他作好的事情简直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他学了很多，多懂了不少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从明天……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１９５６年５月—７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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