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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然而你没有权利沾沾自喜。你大讲“文革”的逍遥和狂欢的时候甚至丧失了起码的郑重与诚实。赵飞燕因了跳掌上舞而得宠,那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事了,你的狂欢也不过是手掌上的舞蹈。你根本不敢向掌外看一眼,不要说是看一眼,就是想一想你也就跌下了万丈深渊。当你想到那些你从来不敢想的事情的时候,你脚下的地面倏地裂开,你只是一味地向下坠落着坠落着,除了黑暗只有虚空。你堕落着等待那落地一刹那的砰然撞击,你等待着自己的粉身碎骨,而即使是粉身碎骨也是好的,因为你终于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接触到那坚硬的地面。你会磨擦出一点火光,你会溅出沸腾的血液,你会感觉到那真实的疼痛然后在疼痛中消亡。然而你等不到,你无法达到地面以结束你的恐怖的等待,你无法不永远陷入绝望的希望与希望的绝望之中。你其实不过是选择了苟活,你明明知道批判三家村身为领导干部的才子邓拓不是跳楼身亡,而老舍在“文革”开始时跳进了太平湖,你知道傅雷夫妇自杀身亡,你知道一个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傅雷的儿子傅聪早在五十年代就跑掉了,而另一个获奖者顾圣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自杀。你还知道马思聪的出走和容国团的厄运。所有的消息都传到了这里,有些消息很可能来自莫斯科乃至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些消息的传来本身就带有一种反动性不可不杀性。低声传播的消息永远比大声谈论的消息更恐怖。说话中突然降低声音本身就具有一种摧毁一切生机的力量。你不敢想不敢听也不敢说,你甚至与东菊说了这些也不忘记加以批判,你说当然,苏修说这些是别有用心。你说自绝于人民的人什么时候都是有的。你说唉,他们为什么这样反动?岂止此也,钱文听到过苏修电台的乌兹别克语广播,那是一篇小说,题名《父亲》,述说边界这边的人排队买生活必需品,一个小伙子问一个美丽矜持的姑娘:“你的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姑娘不答,良久,一辆拉着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的卡车经过,姑娘指着一位受折磨的老人说:“父亲,就是他!”真够刺激的。
  接下来还有显然是苏修支持的所谓工农革命广播电台每天开播,通篇的露骨的策反和大量政治谣言。最可怕的是这个以颠覆中国政权为目的的电台的开始曲竟然是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旋律。只要用眼睛的余光往这一类事情上一瞟,你就魂飞天外。你说你听到了这些敌台广播的消息,你已经觉出了自己是死罪,用“文革”中大家爱用的一句话说叫做死有余辜。一个死有余辜的人卖弄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你不觉得勉强吗?
  你在一个批斗会上听到一个领导者斯斯文文地说自己:“我的罪恶是滔天的。”你甚至觉得十分可爱。人民已经学会了用怎样的语言来描绘自己了呀。用这样的语言描绘自己的人具有怎样的灵魂和神经!
  于是你快乐了,你的快乐建筑在恐怖与绝望上边,也许当真的,勇敢和希望正是幼稚和愚蠢的孪生姐妹,而恐怖与胆怯呢,那才是黄金难买的美德,是一种成熟一种阅历一种深沉一种通向释迦牟尼/老子/耶稣基督的路径,至少是一种保护自己的钢盔铁甲。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快乐是勉强与虚伪的,那就更可怕,因为那只能证明这一切是疯狂,是全面的与有意的疯狂。你见到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老师学生都不上课,所有的领导机构瘫痪而所有的文化被废黜。钱文见到过多少天真烂漫的小红卫兵在那里进行莫名其妙的政治辩论,互相吵骂厮打,互相争夺左派的桂冠,声称己方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直到抢夺了武器互相屠杀。而屠杀一经开始,一见血,眼珠子一红,斗争自身便已经成为目的,斗争自身便成为激情,斗争之外并无其他的理念。一九六八年一年,这里全面武斗,或者用毛泽东的话叫做全面内战。钱文亲眼看到了两派红卫兵组织的战争。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时而听得见冲锋号哒哒地吹个不住。一堆高中学生天然生成冲锋队员、敢死队员的性格,一个人倒下去,十个百个冲上来,人人是董存瑞,人人是黄继光,可惜打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军队。得到军分区支持的一派胜利了。派别斗争的烈火焚烧着失利一派的战旗,战旗燃烧的场面过去他只在苏联电影《坚守要塞》上看见过,而那部片子是描写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突然袭击的。他看到的红卫兵战旗的燃烧大体上与苏联士兵的战旗被烧毁的情况相像。一样的悲壮一样的激烈一样的严峻,如诗如歌如梦,噩梦。人们选择悲壮和庄严的死亡似乎比选择快乐和有意味的生活更得心应手,事出必然。我们有必死的激情必死的决心必死的道德传统。饮弹而亡在所有的影片中都有一种浪漫的悲壮美。失败的一派红卫兵组织旗帜开始起火,火焰开始熊熊,火舌伸展收缩,火舌舐吮灵活,浓烟改变形体,如泣如诉如怒如花,旗帜变成火炬,旗杆折断,断杆残旗益发美丽,断杆残旗也仍然燃烧,烧光了还在烧,无可燃烧了还在烧,远远比人们预测的要烧得长久。生命倾心于燃烧的战旗,与战旗共存亡也许是生命的辉煌涅?。旗帜燃烧着燃烧着,到了最后一刻还在坚持燃烧,它不甘心烧成灰烬。战旗至死火方尽,军号犹鸣血渐干!《坚守要塞》里的旗帜燃烧的场面是何等的悲壮,而这次派斗里的旗帜的燃烧与一派红卫兵的灭亡是何等的突兀!给人的感觉是假戏成真。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么?就义者一定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么?歌颂壮烈的人欣赏这燃烧的战旗将得到怎样的满足!
  钱文间接认识的一位也是湖南人的教师,在武斗的当儿恰好抱着自己的棉絮走在大街上,他是去弹棉花去了么?边疆的十月家家户户抱着自己的又脏又臭的棉花去弹松软,他们以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冬夜。然而这位湖南老师的冬夜突然中断了。他在金秋的武斗中中了流弹,他在地上爬行了二百五十米,血液流淌了二百五十米,最后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他的十个手指深深地抠在柏油路面里,他的身体还是柔软和温热的。如果前半个小时他得到救助,他也许根本死不了。他死前两个月才回乡完了婚,他娶了一个农村姑娘,说是本地的有名的美人,说还是劳动模范呢。
  钱文又见过多少四十岁的五十岁的六七十岁的男同志和女同志为自己没有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咧着大嘴哇哇哇地嚎啕!他们当中有高、中级干部,有受过高等教育乃至有教授之类的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光荣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早年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更有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们哭得返朴归真,他们哭得悲悲切切,无依无靠,像是两三岁的被爹娘痛打了屁股蛋子的孩子。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大家都成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不肖的“赤子”,成了老人家的糊涂的不孝婴孩啦!特别是那些从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翻天覆地的人,那些打倒了日本打倒了老蒋,呼风唤雨吆三喝四乃至颐指气使的人,那些打下了天下所以坐住了天下所以威风八面说一不二的人,离开了党离开了主席,他们还能有什么做什么呢?离开了党离开了主席他们与一个光腚的婴孩一个襁褓里的赤子又有什么不同?他们本来就不是政治家,是中国的现代史硬把他们拉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里去咧。他们一直正确一直胜利,他们的对立面一直反动一直灭亡,这回突然说自己犯了错误咧,而且错误老大,是违反了毛主席的路线咧对不起毛主席咧是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咧,除了哭,除了拖鼻涕,除了做检讨表忠心,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把毛主席共产党看做自己的亲爹亲娘啊,比爹娘还亲呀,在“文革”中屡犯错误,那就要硬是把裤子脱光了让爹娘照着光腚狠狠揍了又揍呀。爹呀娘呀,举起藤条打吧,孩儿的两扇屁股就交给您老人家了,只要能给您老人家出气,打烂了它孩儿也是心甘情愿的!孩儿再也不敢违背您老人家的路线啦,孩儿后半生就做一个无腚之人吧,孩儿活该!只要不赶出家门,无腚,孩儿也要在你膝下承欢呀!爹娘的藤条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实在是妙哇!哭得愈凶愈是说明孩儿是乖子孝女而绝对不是忤子逆女呀。孩儿不怕打不怕疼不怕皮开肉绽不怕双腚烂得招了蛆,孩儿怕就怕被爹娘赶出家门呀!
  岂止这些个领导,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先生博士大师们,他们早也盼晚也盼,流血牺牲,以身殉道,不食嗟来,拍案而起,仰天长啸,为民立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专制不就是为了埋葬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吗?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知识分子们包括高尔基一个个往外跑,咱们这儿一九四九的时候可是一个个从外边冒着危险回来呀。终于,新世界建立起来了,新世界要求他们改造改造再改造,脱一层皮再脱一层皮再脱胎换骨。他们也是如婴孩赤子呀。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他著文谈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会就如孩子大海边捡到了贝壳,欢欢喜喜地拿给妈妈——党——看呀!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能!绝对能!他们也是大呼小叫地向着伟大领袖哭爹喊娘!
  钱文还看到,在他们那个边疆小镇,在一九六八年革委会成立后,为了整顿交通秩序,组织了一批工人纠察队员,人们过马路的时候,戴着红袖箍的队员要大家排起队,手拉着手,再由工纠队员拉住排头的手,庄严郑重地一起横穿马路。那场面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天真无邪!却原来,经过“文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中华人民托儿所了!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童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人们朗诵毛主席语录如念咒语,打派仗给人的感觉是弄假成真,一开头不过是做游戏,也不怎么的,后来玩起命来啦,还真起火,真想把对立面消灭他十次八次!斗争是斗争的催化剂,革命是革命的导火索,甚至假的革命也能玩成了真的拼命,假的逗嘴也能斗成真的杀人炮火。问题不在于你是否认定别人当真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热爱那么了解那么珍重毛泽东思想,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痛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别人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情况你还不了解么?莫非这也是假戏真做或者假戏做真?连陆红心即陆月兰与洪无私即洪无穷也都摆出来为毛泽东思想不惜肝脑涂地的架势,真是女隔三日刮目相看呀。小小一个陆月兰也演出了那么多有声有色的大戏!革命的烈火让你不烧也得烧,烧起来也就不能再不烧!谁烧到半截子不想烧了,谁就必然被旁的纵火者玩火者观火者活活烧死!于是你烧我烧他烧她烧大家一起烧,同仇敌忾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听清楚了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疯狂所有的无奈,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吵吵嚷嚷与热热闹闹后边,难道不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利害在起作用?权权权,命相连,已经深入人心。有心煽动,有意迎合,山羊在前,群羊随后,鞭劲哨急,势如海潮,雪崩地震泥石流,谁能阻挡?谁不拼命?说是历史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为了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应该怕流血,不应该怕斗争,不应该怕代价,但这一切牺牲一切愤怒一切激情是多么做作呀,这莫非是全民演出的一场弄假成真的奉命革命大戏?解放以来,钱文见过的事也不少了,镇反肃反,取缔一贯道,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每次都有明确的目的明确的对象,有头有尾,有说辞有步骤有标准有政策原则,怎么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大海茫茫,糊里糊涂,全不知道个所为何来所需何事!全他娘的一锅粥了!
  虽然发生了那么大规模的攻坚战、阵地战,生活仍然一如既往,陷于完全的停滞。人们形容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形势说:如同是一群螃蟹,钳咬在一起,谁也动不了窝。一九六六年“文革”乍一开始,还颇有新意,颇有刺激,事出意外,令人目不暇给,你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主席与中华民族的政治想像力。一年多以后,派仗一经开始,就没了新戏啦。好话说三遍,神仙也讨厌。你证明只有你最革命,别人都反革命,他证明只有他最革命,也是别人都反革命;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论证竟然那么多人乐此不疲。“文革”搞上三年,也就令人厌倦得很啦。然而停滞也罢,困惑也罢,厌倦也罢,时光依然不慌不忙地流转,四季仍然井然有序地更迭。
  而且,都说这个边疆小镇是一个适合生活适合养老的地方,这里的土地肥沃,电线杆子埋到土里经常会发芽。奶油酥油,甜菜蜂蜜,瓜果桃梨,应有尽有。这里的手抓羊肉、抓饭、大半斤、小半斤(抻面条)、烤羊肉、烤包子、薄皮包子、奶油面片、炸馓子和各种烤饼——叫做nánɡ的,令人销魂。这里的奶茶喝起来从早到晚,无尽无休。即使在最最艰难的年代这里也从黑市上买得到你所需要的某些食物。一九六年困难时期,内地的一家孤儿院便因饥饿迁到了这里。这里的乐观快活幽默,爱唱爱舞,钱文劳动所在的一个公社生产队到半山的旱田收割春小麦,由于是年雨水大,丰收,在山上的工作比预计的天数增加了一天,而社员们的干粮吃完了,队长决定前一个晚上谁也不吃饭,改为在半山上举行歌舞晚会。歌舞代替口粮,这不符合科学更不符合逻辑,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唱了歌,跳了舞,就可以解饿。
  此后,当钱文回首往事的时候,也许他会依依于在边疆的游泳的经验。此时,那边少有正规的游泳池,钱文便在水渠里游,在窑坑的泥水里游,他游泳的同伴是一些光着腚的顽童。
  到了边疆的首府以后,钱文终于找到了一个四面环山的人工湖。那里水质清洌,来自雪山,湖平如镜却又凉凉刺骨。俯视湖波,既可以见到山石的与人的——自己的清晰的倒影,又可以见到水底的石沙。那里阳光灿烂,无遮无拦,初次去玩,太阳晒一会儿就会周身脱皮。那里的天空碧蓝如洗,那种晶莹和纯洁使你想匍匐在地,赞美和感动。那儿的石头山光秃秃,形状怪异,反而具有一种原始的庄严。最最奇妙的是,钱文经常是一个人骑一辆破自行车到那边游泳,带着伊拉克蜜枣窝头作为午饭,一个人一呆就是一整天至少是大半天。
  钱文常常给自己指派一个横渡人工湖两个来回的任务,每个单程四百米,从有路湖岸,游到更荒凉更杳无人迹的彼岸去——再回来也许还要再去。他的远非完美游泳技术和经验以及他的毋宁说是偏于懦弱的心理素质,使他的横渡略带几分冒险性质。横渡开始了,他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他的耳边只剩下了自己划水的声响,由于四周石山的回声,那水声非常之大,听来稍嫌恐怖。他的心里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这次能够到达彼岸吗?怎么还不到呀!莫非这次要出点事情?一下,又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不可缺。抬头看看好像离岸近了些了,又好像原地一动未动,莫非这次他游不动了?最后,好不容易到了,气喘吁吁的他立即考虑再怎么游回去,再多一个来回了。
  这里有一个冥冥中的命令,他必须在这里锻炼自己,给自己必须提出带来一定的危险性指标。他甚至找到了一个可以跳水的地方。每年八月中旬(此前或此后水位不合适,)攀缘而上,他站在离水面五米多高的一块岩石上,他静看平静的事先经过他的勘测的水面,他突然一激动,迎空跳起,两眼睁大,转体一百八十度,眼看着世界翻转了过来,眼看着头顶上的水面离自己愈来愈近,他分明感到了这一段时间(够不够半秒钟?)的进展过程,最后最后,砰的一声,一块石头似的,他落进水中去了,水色发黑,鼻孔略呛,略略有点酸鼻,耳朵里也嗡的一声灌进了水,开始上浮,水变成墨绿色,而后绿色,而后黄绿色,天蓝色,最后的一声,头露出来了,他无恙,他愈益强壮和勇敢了,他得意洋洋。
  这种独处大自然独自快乐逃离尘世逃离喧嚣和带几分挑战性冒险性的经验也是此生难再的。特别是边疆秋早,立秋刚过,雪山上流下来的水刚刚不那么刺骨了,风一下子就凉起来了,到了下午,石山的影子也很快就拉长了。穿着一条小小的游泳裤,半裸着他的远非完美的、幼时没有发育良好、长大了又备受侮辱和折磨的身躯,伫立在山水之滨,目送白云朵朵,飞鸟只只,沐浴着已经带出强弩之末的颓势的明烈阳光,体味着开始变凉变爽利的秋风,咏叹着四时有序却略感匆忙,山水无间却略感荒芜,人生易老而毕竟犹未老大,钱文的心情充盈而又散淡,悲伤而又平静,了无挂碍而又不胜依依。
  世界确实大而奇妙,祖国确实大而美好,生活确实波澜壮阔,虽然常常忧心忡忡,但也常常其乐无穷,任你倒行逆施,我自其乐无穷。钱文转了一个圈,又喜上了乐上了。依据当时的形势,钱文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命运安排的任何别的可能性。
  话说一九六八年打了一年仗,一九六九年零零星星仍然枪声不断,到了秋天,武斗基本停止,到处是埋死人的上坟的,哭亡灵的。两派都说自己的人死了是烈士是永垂不朽,令城市为之凄然。秋末的一个黄昏,钱文和东菊在小城的一个公园里穿行。这个所谓公园的地方,无非就是树多一些,草多一些,鸟多一些罢了。这里地方不大,没有任何安坐设施更没有娱乐或者服务了。门口设有一个标有“售票处”字样的窗口,但窗口已经用破烂三合板钉死,小角屋——原来公园管理人员售票的地方——陈封多年,满室的老鼠和室内长出的杂草——这里更像一个废墟。入门处设有铁栅,看来是验票收票用的,也已经东倒西歪,一种断壁残垣景象,这种景象使人想到“文革”几年后的中国,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前还是欣欣向荣的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眼间破败成了这副模样。天呀,也恁快了!园内有一处苹果园,园内有一个工人懒懒地劳动着。这年头的城市里居然还有人干活,这就是边疆的落后之处啦。苹果园之外就都是高可参天的杨树了。杨树的排列倒是很有讲究。整齐而又密集的杨树留出来笔直的通道,留出了圆形的与方形的空场。你甚至从大规模的杨树排列中参悟到古代的兵法和阵法。莫非这个公园仍然没有被完全遗忘?只是再也见不到一个游人或者行人或者第二个工人了。无疑,这儿也早就不需要再收票了。
  边城秋早,还没有进入十月,已经是满地黄叶和半绿半黄的树叶了。
  边城风大,即使不刮风的时候混合着树枝与树叶的味道的是浓郁的尘土气息。
  然而钱文他们愈来愈喜欢在这个公园走一走了,这里有一种废墟的美,荒芜的美,破败的美,无奈的美,也许是病态的美。这里有一种穷愁潦倒的风情,一种百无聊赖的忧伤,一种转瞬沧桑的叹息。这种情调恰恰是别的精雕细刻、一尘不染、美轮美奂的公园所没有的。在这里走一走,于自己的难以表述的心情,既是一种寄托又是一种逃避,既是凭吊哀悼又是舒展排遣,更是给无所事事的人生涂上某种凄清的色调的消遣。
  白杨树细密高直,遮住天空。性急的新中国的首批建设者种树也爱种长得快而没有太高的经济价值的那种。洒下的树荫使公园的光线更加暗淡沉重。离开道路走入树丛,闻到的是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钱文不懂,杨树与梨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亲近关系。鸟叫声畏缩而且细碎。是不是天冷得太快天黑得也太快了,鸟儿也收敛萎靡起来,鸟儿也摆出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死活随缘饥饱无惊的模样。行走在这里,钱文与东菊相视而笑,也许是苦笑。
  钱文甚至信口吟起一首诗:
  他寻求着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他抛弃了什么,在自己的故乡?
  他甚至想起了莱蒙托夫的《帆》。
  莱蒙托夫的后人与他只不过是隔了一条边界。
  东菊甚至随口唱起了一首歌:
  天上旭日初升,
  湖面微风和顺,
  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
  做着我们的营生。
  她甚至唱起了尘封多年的周璇的歌,影片《渔家女》的插曲。
  周璇永远唱得纯粹。后来她疯了,后来她死了。
  在这个凋落的芜园里,在这个秋天的黄昏,也许有许多魂灵出没。
  朋友,你在哪儿?
  走出树丛,天一下子又亮一些了,东菊叫道:“你看!”
  钱文转头按她指的方向看去,她看见了踽踽独行的一个老女人。什么?
  是她?是她?是?是她?钱文说:“这个人怎么有点像张银波呀,怎么那么像呀,我吓死了。”
  或者是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或者是张银波突然出现在破败的边疆公园,二者几乎是同样恐怖。
  他们走了个面对面,对方对他们的毫无感觉的神情使钱文不敢贸然相认,人走过去了,钱文只是看着东菊,东菊说:“没错啊,没错,是她。”东菊只是在一次看内部电影(苏修的供批判的片子)时遇到过张银波,按理说,钱文她熟悉得多,但是此时此地,钱文完全失去了辨认的能力。
  老女人已经走开十几步了,钱文壮壮胆子叫道:“张——银——波——同志!”
  老女人迟疑了一下,收住步子了,显然,她听见了什么,然而她还是没有转头相望,她停顿之后,又迈动了脚步。
  “请问,您是不是张银波同志,我是钱文。”
  叫了一声后,钱文的胆量突然大增,他跑向前去并且叫着。他的叫声惊起了几只麻雀。
  老女人转过了身,当然,她是张银波。但她仍然呆立着不动。
  钱文拉住了张银波的手,那手是冷冷的,而且没有任何反应,她的眼神只是勉强地闪了闪,好像多么不情愿似的。
  钱文有一点怕起来。
  张银波居然出现在这里。霎时间钱文的脑海里出现了法捷耶夫的《表年近已年》里的句子:“是什么风吹来了您,书记同志?”张银波居然别来无恙,张银波的头发居然还是乌黑的,脸上也没有增添多少皱纹,只是她全身显得瘦瘪,瘦瘪得像是纸贴的一个人形。尤其是她的嘴,瘪进去不少,显得一下子衰老和丑陋了许多。这位书记夫人,这位张社长,几年未见,她的上半个脸大致如旧,而她的脸的下半部分,判若两人。她有过一些什么可怕的经历呀?在边疆,钱文甚至听说过她在运动初期吞食安眠药片死去的传闻。她怎么会出现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呢?她怎么会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过这个荒芜的公园?她怎么一点也不像一个老延安一个领导,一个“高干”层的人物了?
  他们俩再次与张银波握手,张银波的手仍然冰凉,没有任何握力,没有任何反应。她的目光是空洞的,她嘴动了动,没有人听得清她是在说什么。
  他们也就降低了调门,胆怯地问候了一下陆浩生同志。
  “是的,对了,你们在这里,××说过的。××××红心的事。我总要来的,没有××××”张银波看也不看他们,也不回答他们对于陆浩生的问候,而是自言自语般地喃喃有声。她仍然速度极快地说着话,如过去那样,她的口齿却益发含混,“我来是为了不幸的红心。”
  “月兰?”他们同时惊叫了一声,同时感到了不祥。
  “红心。”张银波坚持叫她的极革命的名字,“死了,是死了吧。”张银波冷淡地说着,目光空洞,声音呆板。
  “啊……”钱文惨叫了一声,刚叫出声来,发现不应该在这里乱叫,赶紧以一种超常的努力把自己的惨叫压镇回去。他的声音以惨烈始,以噎闷终,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按照边远小城的习俗,虽然张银波态度冷淡,他们俩还是将张银波邀到自己家中,请她吃了晚饭。张银波说,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革”以来,红心的情绪似是特别高涨,根据她的了解,她从来没有像“文革”时期这样兴奋起来过。红心打了她的爸爸以后,马上被一派造反组织选为小头头。她来过一次边疆并且与钱文见面,过了一年,红心又来了。本来,来这边是为了外调一个当权派的历史问题,来到这里她就舍生忘死地参加起此地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不久,“文革”的武斗升级,她中了弹,身亡了。她死在一九六七年,那时张银波与陆浩生都处于“隔离审查”的“监护”下,他们没有及时得到女儿遭到不幸的消息。直到今年,一九七年,张银波总算得到了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这才获得工宣队批准,专门跑了来,来到她的死亡处所,想进一步弄清有关细节,并且视情况她希望能够为女儿讨到一点点公道。因为与女儿同属一派的一位“战友”说,她并非中流弹而死,而是对立面组织的狙击手瞄准之后特意予以射杀的——红心的积极性战斗性都很强,辩论中常常把对手驳斥得体无完肤,她招引了对立面人员的极度仇恨。
  “红心的表现很好,直到临死,一直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张银波说,无喜无悲。
  钱文是一身冷战。
  “凶手……”东菊问。
  “没有人承认。死了的并不只是红心一个人。全国武斗里死的多了。唉,红心的脾气……她能有什么好下场?这边单位说是给我报销路费,这,大概就是所谓善后处理的全部了。”
  张银波不停地说着“红心”这个名字,使钱文既别扭又痛苦。
  “简直不能相信。月兰怎么会这样,她能够变成一个热衷于大辩论的人吗?应该再查一查。”钱文说。他的潜台词是,都什么份儿上了,还称呼她这个红彤彤的名字做啥。
  “白查。”张银波的回答极其简单。
  “您?”
  “后天走。”
  “您今后的工作呢?”
  “待分配。”
  “您看今后的文艺工作……”
  “一切重新开始。过去的都不算,都是修正主义。”
  “陆书记……”
  “继续审查,等结论。”
  “你们……”钱文想问问陆浩生现在是否能回家,他们老夫老妻是否能在一起,又不知道怎样措词好。
  “见过。”
  见过?那就是说浩生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自由?
  “犁原同志……”
  “解放了。”
  “他的工作……”
  “不知。”
  钱文想张银波也太精练了,不知道不说不知道,而说不知,等待不说等待而只说待或只说等。这哪里像口语呀。过去,张银波也不是一个嗦的人,她说话办事都以直截了当而给钱文留下印象。但仍然与现在有不同。同时,钱文与东菊关心她与陆浩生,问了那么多问题,她对于钱文的生活情况到现在仍然是不闻不问,见到钱文他们的孩子一点表情也没有。至少,她也应该问问她的女儿上次来边疆来钱文家的情况呀,此后,月兰还写过一封信来表示感谢呢。钱文甚至于找不到向张银波述说他们来边疆后与月兰见面的情形的茬口。你说是月兰死在武斗里,我们至少应该一起回忆一下纪念一下死者呀。世界上有这样交谈的吗?有这样做客的吗?这是什么意思?她不认为她与钱文是老相识吗?如果不相识,她又何必来到他们家?是个性如此,还是怕沾上钱文?她毕竟已经是待分配的革命领导干部,而钱文呢,不是牛鬼蛇神,恰似牛鬼蛇神……莫非张银波也是这样警惕着的么?
  也许不能怪她,反过来想想,如果他们俩人的处境倒换一个个儿,他会不会警惕地对待着对方呢?
  长时间的冷场。只要钱文和东菊不问问题,张银波就硬是一声不吭,呆呆地坐着,眼珠不动,脖子不转,两目平视,面部无表情,对她的周围毫无兴趣。她的这种样子使钱文暗暗称奇,他没头没脑地想起了毛主席的一段教导,那是在《纪念白求恩》中所说,叫做:“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位原张社长,真是一点低级趣味也没有啊!
  她果真是张银波吗?钱文暗想。怎么空有张银波之躯壳,却完全找不到那个热心帮助他的老同志老相识的心?
  钱文想起了比干被挖掉了心脏的故事,又想起了德国的民间故事:《冷酷的心》。这个故事被东德拍成了电影。他觉得特别恐怖。
  钱文只能盼着她快一点告辞了。
  “那个,”钱文终于坚持不住了,便没话找话地说,“红心……”他让步了,也叫了红心这个名字,“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与一个叫洪无穷后来改名洪无私的人在一起,我们早也就认识他……您听说过他吗?”
  张银波好像没有听见,她不做声。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是点了点头。
  她的这些反应的“时间差”使钱文迷惑了,他不知道她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怔了一下才想起来,莫非她知道洪无私其人?他有一点兴奋了。他问:“洪无私现在怎么样?他好不好?”
  “嗯。”
  “您是说……”
  张银波干脆不回答了。她站起来,点了点头,作欲走状,但也不告辞,不道谢。钱文松了一口气,赶紧相送,明知无意义,还是忍不住礼貌地说:“请代问陆书记好。代问犁原同志好。有事儿请来信。”
  张银波微皱了一下眉,嘴嗫嚅了一下。她摇了摇头。
  钱文冷冷地笑了。他出一口气,说:“我们还是送您一段吧。这儿的社会秩序倒也还可以,不过天太晚了,我至少得送你走过公园。”
  “谢。”张银波说。东菊向钱文示意,她不想送了。
  张银波对东菊不送与钱文改对她称你都不在意。她出门的时候向东菊道了“见”,她竟然连“再”字也省略了。
  于是钱文送张银波走。正是月圆时分,满路满树满屋顶的银光。向月的部分与阴影部分对比相当强烈。钱文觉得自己像是走在一副黑白分明的木刻里。喧嚣的世界显得寂静平和。冷风飕飕,北国边城的秋夜如冬。
  “您……冷了吧?”钱文又用了您。
  张银波没有回答。她只穿了一件夹罩衣,好像已经冻得发抖。
  钱文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棉坎肩脱了下来,给张银波披在身上。张银波嗯哞了一下,扭动了一下身子,接受了,又是说了声“谢”。
  夜晚人静,四只脚走得很急,没有说话。
  在这里与张银波相遇,钱文五内俱热。许多往事重新唤起,许多原以为永远地失去了的东西似乎又靠近了自己。他好比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忽然看到了地面,瞥见了若隐若现的一根游丝。他好像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忽然恢复了一点记忆。他并没有准备去拉紧这根线,他无意挣扎着向距离遥远的地面靠拢。他知道去拉紧一根细细的丝,只能把它拉断,而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去拼命追忆只能破坏掉残余无多的一点平衡和灵性。他完全明白,不合时宜的回忆也就等于自杀。然而他仍然忍不住去尝试验证一下地面与游丝的存在,能证明那确实是存在的他应该就心满意足了。那已经超出他的期望的了。
  然而,他与她无法谈话。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晚上,然而他们的语言根本不通。她不是曾经诚心诚意地帮助他吗?她不是一贯以正直和痛快爽利著称的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的“文化大革命”呀。
  他怎么能和张银波比呢?社长,书记夫人,老革命。她能不珍惜她的这些桂冠吗?她能与他摘帽右派,牛鬼蛇神,推心置腹吗?闹来闹去,还不是他钱文自作多情!
  然而他不该这样想,张银波究竟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就在你酿酸奶和拾鸡蛋的时候,你知道张银波正在做什么吗?尤其是月兰……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能了解她的心情吗?你还要和她谈什么呢?你还要她帮助你的什么呢?
  他们走得比下午初见面然后到钱文家来时快得多,但是,公园显得大,路也显得远了,怎么还在公园里没完没了地穿行呢?树影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这里还有城市和乡村么?这里还有人家么?这里还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么?一层层的树木呀,怎么也看不透呀。
  穿过了公园,张银波念念有词地说了几句话。那话活像是:“红心死了也好。我觉得她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钱文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银波示意不要再送了,她拿下了钱文的坎肩,还给钱文,她转过头,正视着钱文,毫不含糊地说:“钱文,你反正得明白,你得死了心,你是不可以再写的。”
  她转身走掉了。
  什么意思?其实钱文从“文革”开始以来压根就没有想过写作的事,但是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应该说是“恩师”的张银波在此种情况之下这样斩钉截铁地明说,这样主动积极突兀地宣判他的文学死刑,他仍然为之脸红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喉咙里突然被一团棉纱堵住了,堵住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偷吃比如说是某个盛大宴会上的菜肴,而他根本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般地向那菜肴垂涎的意思。他早知道自己已经被排除在盛筵之外。他怎么可能冲击盛筵?难道没有资格与闻盛筵的人向刚刚恢复了与闻盛筵的候补可能的人问个好也是不得体的么?莫非张银波认为他邀她到家里坐而且拿出了半个月的定量肉食给她吃(她倒是没有怎么吃,她原来饭量就不大,看来,现在更小了),是为了走她的后门以恢复写作么?
  或者,按照党的教导,党的原则(其实,自从“文革”开始以来,党的教导党的原则他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她这样说是为了“向他负责”,免得他不死心,自寻烦恼,自找苦吃,就是说她的目的是“爱护”他?
  要不,张银波这样说是为了忠于党,是执行党的政策?张银波这样说是为了和党的调子一模一样?
  钱文怔在了那里,他忽然得出一个估计:张银波在接受批斗的过程中肯定涉及了他钱文的事儿,就是说,有人批判了或者是她自己检讨了她对于钱文这个有问题的打入另册的人的同情,她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批判,她是不会耍两面派的,她不会虚与委蛇凑合对付。如果是别人,需要批判时照批不误,需要友好的时候照友好不误。而她呢,说了就要做到,否则,怎么解释她这一晚上的尴尬狼狈呢?
  张银波是太纯正了,她是真听党的话啊。
  一个纯正的人左起来,天!
  回到家里——钱文是疾跑回家的——钱文隐瞒了张银波最后对他说的话。就让那一团棉纱堵在他自己的喉咙里吧。东菊无法谅解张银波的表现,说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她一再想干脆下逐客令等等。东菊认定,她就是为了从政治上与钱文划清界线而一百个不搭理他们的。为此,钱文和东菊争了好久,钱文则不住地向东菊解释。张银波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人,是一个诚实到极点了的人。她真心地愿意帮助钱文,真心地与人为善并助人为乐,但同时她真心地接受党的教导接受不忘阶级斗争的吓人的理论。她不会讲客气讲通融讲权宜,她认真地讲党性讲原则讲纪律。你可以责备她有点迂,你可以责备她太不懂人情世故,但是她的本质是极好的。钱文表示坚信,过去,现在,将来,张银波都是钱文的恩师。
  东菊听了只有苦笑。
  在后来的岁月,钱文多次与张银波打交道。张银波一次轻描淡写地说:“我那一年见到你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敢说呀,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鼓励你拿起笔来呢?工宣队还让我写过你的材料呢……”
  很简单,包括最善意最真诚最纯洁的张银波,回首往事的时候,她也不会像感受旁人的不公正一样地感受自家。
  钱文点点头,挥挥手,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钱文还是忍不住想:谁让你鼓励我写作了?难道作为故人,在遥远的边疆巧遇,就不能拉个家常?张银波同志,张银波大姐,张银波老师呀!
  这天深夜,钱文睡着睡着烦闷而醒,他想起与张银波的见面,不由得长叹一声。
  “怎么了?”东菊问。
  “没什么。”钱文觉得无从说起。
  “月兰真的死了吗?”东菊问。
  “那还有假!张银波是她亲生母亲呀。你知道,月兰有点神神经经,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再说,现在死个把人还算个事儿啊?”
  “我只是觉得那不可能。你听我的……”
  “唉,你也太主观了。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破坏的时候,主观唯心主义乃至于迷信什么的,就抬头了。”钱文叹道。
  “反正我不信。现在的事,我很难相信。”
  “倒也是。”钱文睡着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钱文接到本小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来信,说是他受朋友辗转委托,要将一个自云南发出,经列车员带到本自治区,又经人带到此地的包裹交给钱文。钱文按照信上开的地址去了,对方是税务局一个干部,矮个子,秃顶,小胡子。他对钱文一无所知。他用南方口音给钱文讲了一通,愈讲钱文愈糊涂。他说什么张同志与他的在云南工作的弟媳妇的舅舅相识,然后是那位舅舅又与昆明军区有什么头头认识——钱文想反正这年头认识的人愈多愈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包裹到了列车员手里,又到了长途公共汽车的乘客手里,最后到了税务局手里,现在应该传到钱文同志手里了。他告诉钱文,现在不认识几个交通部门的人士,还真是活不下去了,特别是收税的,中国人最恨的就是收税,他的住房玻璃就被人砸烂过。
  钱文将信将疑,他提出一些疑问。收税的同志说:“反正包裹上写的收件人是你,地址也是你的地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再说这里边都是好吃的,没有毒品也没有违禁品。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发出人是谁呢?”
  “你看呀!”
  然而看不清楚了,恰恰在发件人的地方,磨损得过于严重,怎么看也看不清楚了。
  只好拿走。拿到家里,他大声叫道:“快来呀,天上掉下馅饼来啦!”
  他们打开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着某地某处钱文同志收字样的灰白包袱皮,一分为二,里边放着一个掉了色彩的锡铁皮饼干筒和一块垒得方方正正的油布包。用螺丝刀起开扣得严丝合缝的筒盖,内装猪肉馅炼就的肉末和猪油。那个年月大家都是如此,买一些猪肉馅,炼到半熟,肥肉末成油,瘦肉末自然沉淀在油下面,油便起着保护作用,再托列车员带到边疆,供给在边疆工作的亲友度困解荒。当然,这种运输只能在冬天进行。此次,给钱文带东西,虽然是冬天,但由于辗转太久,油、肉已略有变质味道。好在在那个供应极端匮乏的年代,人们对于食品新鲜程度不会要求过苛。一看到白中发黄褐的油及油底的渣滓肉末,一致欢呼,全身似乎都滋润起来。再打开油布包,更妙了,内有腐竹、香肠、粉丝、一点蘑菇和几个松花变蛋。等不及吃饭,钱文一家三口一人吃了一个变蛋。虽然蛋也有些发干了,但毕竟保持着基本味道未变,舌头才一舐,一种久违了的异香奇甘便透过舌尖辐射到全身,兴奋、满足、渴望、回忆统统活跃起来。钱文感觉到,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物质的微笑”啊。他恍忽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哪里说的,就什么问题说的,钱文全不记得,但是此刻的心情,除了借助于马克思这种伟人的伟大语言,他是再也无法表达了。
  然而,在物我相通的微笑中,钱文仍然按捺不住纳闷的心情,谁呢,谁呢,从云南是什么仙风吹来了这美好的一切呢?这几乎像是儿时读过的童话了。
  微笑之中,同时出现了一种野性的,原始的,不管不顾的冲动,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了,我们的肚子太亏了,我们缺少起码的营养,天上掉下来的也好,神仙送来的也好,垃圾堆里捡到的也好,只要不是偷的抢的,已经合理合法地来到了我们口边,如若不吃,世无天理!
  这是怎样的幸运,怎样的惊喜!这个世界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愈来愈美好了,美好得像是梦!
  更美好的是吃着分析这给他们带来快乐幸福的人是谁。钱文最初想到了米其南,小米在他们离别后不久,也奉调去了江南。说是一位领导同志说了,要把北京清扫得像水晶一样,像白玉一样,他呀米其南呀当然是在被清扫之列。但是米其南去的不是云南而是江西呀。再说离京后钱文与米其南虽然通过一次信,但那时钱文还不住在这里,米其南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地址。渐渐地随着阶级斗争的气氛愈来愈严峻,他们俩也就自动停止了通信来往。中断联系后钱文又搬了三次家了,为了邻居的不友好的目光,为了与东菊所在的学校拉开一点距离,也就是为了与两派恶斗不已的红卫兵拉开距离,还有一次是为了自从住进去隔几个月房东就要求涨一回房租。话又说回来了,“文革”之中,这里的房东犹自这样起劲地收着房租,这在伟大祖国内也难找到第二个地方了。总之,想来想去,好吃的不是米其南送的。米其南的字也不至于写得如此难看呀。米其南是一个像女人一样仔细的人,他寄来点东西,绝对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
  他们又推测了一些人,推测一个否定一个,想起一个叹息一番,生死未卜,祸福难知,各人的命运都在未定之天,谁又能有闲情逸致给他们寄松花蛋!谁又能手眼通天地把松花蛋在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上转上半圈给弄到这边厢来!
  经过一圈巡礼以后,钱文不得不再次重复自己的厚颜无耻的结论:咱们在“文革”中的日子过得还真不错,真幸福!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判断不清楚是不是喜事的时候,只逢喜食也算,也是精神爽,而精神一爽,天上掉馅饼,当然也就是喜事了。在“文革”中我们活得很好,如有神佑,钱文对于上苍感激涕零。他们一面吃着自天而降的喜食,一面大唱特唱起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来。儿子先道白:“谢谢妈!”,紧接着便是: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儿子唱得有点急,有点急行脚步拌蒜的意思,但唱起“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叫枝头……”,忽然唱出了点味儿,惹得钱文大鼓其掌。于是儿子又急着唱:
  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
  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于是钱文唱起了猎户李勇奇的唱段:
  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
  谁知道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唱完了钱文感到意犹未尽,便唱起了他最爱唱的《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
  听对岸,响数枪,
  由于分解着唱出“听”字,有时候钱文把它唱成“七星垛暗安恩,细细义昂十五漆昂……”他觉得很有趣。
  他唱得最动情的是:
  这几天多情况勤?望费猜详……
  唱到这一句钱文常有一种泪流满面的感觉。真真是多情况勤?望费猜详啊,他现在算是怎么个情况呢,北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么多朋友、老师、领导,他们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毛主席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他们都在干什么呀!那么多文艺家都怎么样了啊?他可以往哪里?望呢?真像是生活在隐藏在芦苇丛里呀,比芦苇丛还密不透风没有一点照亮的火啊。明天会怎样,猜想也猜想不出来呀。
  又过了两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钱文的断线风筝的命运突然改变了,他被召回到了自治区的首府一个闲散的文艺机构里。他得到机会与洪无穷见面。这次无穷是以业余文学积极分子的身份来找他的。破四旧过去了五年,改了名字的人纷纷又心照不宣地改了回去。洪无穷与钱文一见面,告诉他的第一条新闻就是陆月兰没有死!死的人叫路红心,那时候改名叫红心的多了去了!怪的是此位路红心原名是路悦岚,而且她的双亲也是老干部。路红心在“文革”派斗中异常英勇,中弹牺牲后没有来得及说出自己的父母的地址。这样三传两找,找到了张银波头上了……天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
  据洪无穷介绍,并未在武斗中丧生的陆月兰在来西北边疆串连后不顾中央禁令,乘兴又去了西南边疆——“文革”真是月兰她们的盛大节日!她革命兴起,非要越过边界输出革命,她确实越过边界多次,最后以女革命家的身份回到云南。在云南过起了不可思议的另一种生活,她真心与自己的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父母划清界线,不知道别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信不信,反正月兰是死心塌地地相信她父母是绝对的走资派,她对洪无穷说过,她的父母就是走资派走封建派走法西斯主义派,“他们对我从来不讲民主!我就没见过他们为了人民赴汤蹈火。谁知道是人民为他们服务还是他们为人民服务?”月兰曾经对无穷这样说。这样,多少年她也不与父母联络。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月兰的身份受到怀疑,不久前,她才回到了北京。
  ……这么说,莫非那一包食品是月兰从昆明托人捎来的?月兰为什么要给他们捎吃的呢?而月兰又是个什么人呢?她怎么又像起极左分子来了?
  直到一九八年,刚刚重新回到北京的钱文在一个场合见到了月兰。那时的月兰已经年过四十,她的样子仍然天真烂漫,仍然傻气十足,仍然风风火火,仍然看起人来直愣愣地离疾着不错眼珠。只是,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纹络。随后月兰来了一次钱文家。钱文问她关于捎吃的东西的事,月兰想了想,她说:“也许吧,我早忘啦。”“那可谢谢你啦。”钱文说。月兰大笑,她说:“那有什么可谢的,是不是我寄的还不一定哪。人民的东西咱们凭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
  月兰给他们讲了自己在云南的经历。输出革命的宏图受挫后,她去到了边境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寨,她嫁给了一个新丧妻的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她在当地补着搞起了“红海洋”,到处设立毛主席语录牌;她还教给当地人民唱样板戏,背诵“老三篇”等,她还被评上了先进人物。如果不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时把她当作可疑人物立案审查,她也可能至今在那边过起了另一种生活。但她紧接着又说:“不行不行,其实老是革命,我也就慢慢地烦了!我这个人就是没有长性啊。”她发表评论说:“其实,‘文革’搞得真有水平,毛主席搞得多棒!三年内结束就对了,后来的麻烦主要是因为时间拖得太长了!唉!”
  那天陆月兰给他们唱了好几个云南民歌,唱得钱文的儿子都傻了。
  ……陆月兰这一生的高潮也就是“文革”了,如果没有“文革”,她能走那么多地方么?她能体会一下革命生涯么?她能痛快那几年吗?革命方知毛主席亲,革命方知自己有用,真正压在最底层的小人物,谁心里没有几星革命的火花?所以毛主席一再论述,人民是要革命的,人民要革命,这真是太对啦!
  月兰还说她现在有了新的男朋友,是一位哲学家,她向钱文借西洋哲学书籍。刚刚从边疆返京,惊魂甫定,哪儿会有西洋哲学书籍?钱文只好抱歉一番。
  她走后,东菊叹息良久,钱文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往后的年代,钱文有两次在梦里见到了月兰。梦里的月兰的脸变成为白色的长方块,好像是麻将牌里的“白板”,梦里的月兰一会儿这只眼睛,一会儿那只鼻孔,一会儿是左嘴角,一会儿是右嘴角,还有这只眉毛和那只眉不断地凸起张开和忽闪忽闪地动。动了一阵她没完没了的哭泣,她哭得伤心至极,哭得钱文也哭泣起来了。醒来后钱文只觉得心惊肉跳,眼角,腮边全是泪水。她为什么要活着?她为什么要生在老革命家庭?她为什么要与萧连甲恋爱?即使萧连甲不自杀,她能幸福么?她的革命是游戏么?转眼,大家都老了,最后,她连个伴都没有。她太天真,太没有保护了啊。
  往后的年代,在儿子已经结婚,钱文已经年过五十的时候,儿子——大名是钱远行——告诉父亲说:
  “爸爸,您知道吗,那次那个陆月兰来,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了……”
  “什么?她比你大二十多岁啊。”钱文大吃一惊,却原来,儿子并没有忘记。却原来,他钱文不愿意儿子提到她,他内心里认定月兰是个不祥的人物。
  钱远行叹了一口气,他说:“爸爸,您真的老了啊。”
  “……她,她现在住在安定医院啊。”
  “这个世界暂时还容不下陆月兰这样可爱的女子,爸爸,您对她的印象怎么样?您注意过么,她是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您啊。”
  钱文敬谢不敏,他摆了摆手。
  第十四章
  洪无穷撇了撇嘴,他忽然转过身来,对钱文说:“老钱,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江青同志写一封信。”
  “我怎么……”钱文不知所措,他感觉自个儿像一只足球,突然被一只不知就里的大脚踢到了万丈高空。
  “现在您是不能‘用’的,眼看着您一天天老大起来,对不住,您已经不是五十年代咱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钱文了。我都快四十了!您不能就这样永远地冻结起来,永远地呆在冷宫里。您不是没有本事,您是可以为党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的——而且,我要说实话,我觉得真正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忠于江青同志的文艺工作者并不是那么多。把信寄过去,万一江青同志批一下,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人生也就是那么几个关头,到时候该拼一下也就得拼一下,要不然,说蔫也就蔫巴了,再搁上几年,您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弄出点什么来了。在北京,我知道,连板儿团的创作班子里也有您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反右当中发生过问题的。为什么他就行?江青同志看中了呀。他的才能发挥出来了,也不算妄活一辈子。他国庆节还上了天安门,看礼花呀,到外省去,他也是披着军大衣,代表江青同志讲话呢。我想,比如说您写一批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剧本或者小说,也许诗歌更好……您只有通过创作才能改变形象。您的历史您的革命资历对您是有利的,您说明一下……这样……”
  “我的信怎么可能到得了江青同志那里?最多拿到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然后转到边疆,自己出丑,弄不好了还要自找苦吃……”
  “这样,……”洪无穷又嘬了嘬牙花子,给钱文一种小孩学大人的感觉,然后,他走近钱文,诡秘地说:“我有把握把信直接——哪怕是间接,反正最后一定送到江青同志手里。”
  钱文一副听不懂的傻样子,满脸疑云,他的心噗噗噗地跳。他这只足球晕眩在空中了,不仅是足球,大风大浪大雷大闪都在向天上轰。他隐隐觉得,他快要堕落于无底,他快要粉身碎骨了。
  无穷再次降低了声音,他摆出一不做二不休的姿势,他说:“我与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同志有联系。”
  钱文的样子更是大惑不解,不敢相信了。
  “我说的是一位联络员,一位女同志,她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江青同志,也常常见到毛主席。”无穷用上唇包住了下唇,似乎是在下决心把自己的嘴巴控制住,然而,他还是耳语般地说了:“这位联络员同志,她知道你。”
  嗡的一声,一股暖流猛地撞上了心头,足球疯狂地旋转如飞,狂风大作,白浪如山。热气立刻从钱文的脖子从多层肮脏的领子中冒开了,钱文的眼睛也立刻睁大了。
  无穷的声音低到了若有若无的程度,恍忽中钱文听到了一个名字:“卞——迎——春。”
  “什么什么,你是说卞迎春?”
  钱文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两滴热泪挂到了眼角上。
  卞迎春?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毛主席?我的青天!我的亲娘!我的十八辈祖宗!刘小玲设宴欢送我们的时候,卞迎春夫妇也来了。他们没有吃饭,但是来了,这也是了不得的恩宠!
  无穷点了点头,他在狭小的,污黑的红砖铺就的高低不平的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豪情满怀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使你感觉到他只不过是暂时来这边一下罢了,他好像是从天上来到了地下;狭小的房屋,歪的墙壁,已经不再会是他的栖身之处,他大概快离开这里了。
  七十年代初期,在林彪事件之后,太左太左的政策似乎略有调整,钱文一家陆续从边疆农村回到首府城市。尤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是,他一回来就奉命帮助新兴作家洪无穷去修改剧本。世上的事说变就变,洪无穷忽然一家伙写了两个剧本,两个剧本都在上海出版的《朝霞》文学月刊上发表。自从一九六六年全国各个文学刊物统统被批成黑帮刊物从而关闭以来,到了七十年代,“一月革命”的发源地、革命的意识形态专家张春桥、姚文元的发迹地上海突然创办了文学月刊《朝霞》,多么好的刊名,旭日初升,朝霞满天,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万岁,乌拉,说得好啊同志们,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梅兰芳和周信芳,《人民文学》、《收获》、《作品》,美国和苏联,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以至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全是沉舟,全是病树,全是尘埃,全是残云,全是封资修,大洋古,全是身与名俱灭;而《朝霞》才是千帆万木江河金猴千钧棒新宇东风……东方的文艺复兴人类文艺的新纪元,您上哪儿找这么漂亮这么舒服的当口儿去!
  而且据说《朝霞》的主编是王洪文的秘书作家萧木。当钱文看到了创刊号的《朝霞》的时候怎么能不天旋地转激动万分热泪横流五体投地口涎三尺?他是又羡慕又恐惧,因羡慕而更加恐惧,因恐惧而更加叹服赞美。过去整天说什么开辟文艺的新纪元,那毕竟只是预言预见而已,当然是科学的预见预言啦,再科学也还没有看到新纪元。现在,意味着钱文之流的一页已经彻底掀过去了的新纪元当真开始了。新纪元就像上帝像天使像天国像绝对理念像先烈的英灵像令人猛醒的惊雷,这种伟大的东西本来是不能看见只能向往的。可现在硬是让你看见了,你能不伏在地上痛哭失声么?你能不一面自打嘴巴一面求饶么?你能不战栗叩头如捣蒜么?创刊号的《朝霞》封面用了一种过去在中国的出版物上没有用过的极鲜艳的阳红色,单为这个红色也令读者们服服的,服了老半天服了个没脾气啦。人的这个思想趣味也真有意思,当你得知《朝霞》的主编是某某人,是要人,而这个刊物是一花独秀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学期刊以后,你立即从封面到封底,从第一面到最后一面,看了又看,愈看愈看好起来。而且愈是看着不习惯难以接受的地方,愈是感到人家新,人家跟你不一样,人家是天字第一号的新纪元。你能抵挡么?鲁迅早就在《风波》里写道:“你能抵挡么?”当然不能,谁能就让谁化为齑粉!包括那个鲜艳的红色,也使你五内俱热自惭形秽地认定,从此无产阶级的文学刊物将会大放光芒,如明媚的艳阳天,如鲜红的太阳;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定必黯然失色乌七马八直到销声匿迹直到进入(与他钱某人一样)历史的垃圾堆。在全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击得灰头鼠脑哭爹叫娘的时刻,能在《朝霞》上赫然出现姓名发表文章,那是政治特权文化特权的表征,那是光阶级耀民族的荣誉,那是红彤彤的新世界的通行证。钱文看这本刊物直如从地狱里看天堂,从坟墓里看花花世界,直如太监看皇帝驾幸三宫六院。当钱文知道边远的这里出现了一位无产阶级文学新星——他的老相识洪无穷的时候,他怎么能不无限羡慕,啧啧赞叹呢?
  钱文心中有三个洪无穷。在五十年代,洪无穷是一个孩子,不论说是他对待他的母亲苏红的“托派”历史问题如何立场坚定界线分明,钱文还是时或感觉到他的处境沉重可怜,新中国对于这个孩子未免太沉重了,你怎么好要求一个十一岁的少年与他的亲娘划清界线!而无穷硬是做到了。那时候洪无穷长得瘦削,矮小,爱眨眼睛,有时头发长了没有及时理,他不免在他的这些革命无比所向无敌的大哥哥大姐姐面前显出一种畏缩,显出一种拘谨。偶而活泼一下,像那次野游中那样,立即招来了冷眼白眼。他的那次生病,给钱文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他总觉得自己似乎愧对无穷这个孩子。
  “文革”初期突然与月兰一道造访的洪无穷,他更像一个漫游者。他温和而且好奇,对一切事物不抱定见,他的对于钱文来说是过浓了的眉毛下边,长着的是一个爱思考和常走神的眼睛。虽然他说他也造了反革了命,然而他更像是看看而已的旁观者。特别是与月兰相比,他是多么地沉静啊。从这个第二个无穷身上,钱文看到了无穷父母的沧桑经历在他身上的印迹。毕竟是从小就经受过磨难的人啊,他想。
  而现在呢?为了他的小说和剧本,他已经去过两次上海,到《朝霞》编辑部参加改稿会,以及具体修改稿子了。从上海回来,他判若两人。他一下子有了激情有了期待有了主见更有了优越感。他的头似乎突然膨胀变大了,他的眼角向上挑了起来,他的眉毛常常扬起竖立,他的呼吸变得粗重,他的嘴角一下子有了那么多变化和表情。他说话的时候常常出现思忖和掂量的表情——他意识到自己说话的分量了吗?在这个地区,毕竟是他而再没有别人在《朝霞》上发表了作品,是他而再没有别人见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直属的文艺尖兵,文艺指挥员啦。
  在认真地读了刊登在《朝霞》上的作品包括洪无穷的作品之后,钱文又窃想,图解,直奔主题,政治套话,梗着脖子就这么写啦,何等地幼稚,何等地拙劣,何等地生硬啊。这样的天使不下凡,不是更好一些么?
  然而从反右以来,他已经习惯于和一切常识一切标准拧着干了。你说煤球是黑的,站对了立场激发起阶级感情硬是觉得它雪白雪白。毛主席不是也讲这个感情变化吗,农民的脚上有牛屎,然而牛屎不脏,讲卫生的知识分子才脏。大跃进搞得全国饿饭,然而必须高歌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高唱“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革命中的世态正在向常人常理常识挑战,他必须心里藏着明白,嘴上跟上时代。小时候听指鹿为马的故事,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算是明白了,也就是彻底糊涂啦。
  所以,他完全能够接受,《朝霞》上的作品就是文学的新纪元,就是胜过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李白、杜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丁玲、艾青、孙犁;而洪同志就是这样的东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而且他更加明白什么叫做大喊大叫和扫清道路了。不大喊大叫,不扫清道路,不废黜文坛,《朝霞》上的这种货色,再过十年也上不了市!
  每打倒一个人,就有成十成百成千的候补者补缺者兴奋起来紧张起来,欢呼雀跃一涌而上……不然,政治军事科技文艺,常年累月都是一样的名单一样的排名顺序,除了体育和舞蹈还算有一点经常性的替换外,别的方面哪有洪无穷之流人物的分!不搞运动,不搞文化革命,还不得把青年人一个个等死急死憋死耗死!
  文艺黑线摧毁了,洪无穷等雄心勃勃地开始露出头角。特别是当无穷去过北京以后,他的动作的韵律里已经充满着政治的使命感与自信了。别人傻喝喝地向他问一些首都和内地的事,他干脆假装听不见,他开始有了大人物的那点深沉,不是装相,而是水到渠成。显然他认为在边疆已经没有人可以与他谈政治了。他给钱文出主意,只怕是给钱文的一大恩惠呢。
  钱文接受帮他改剧本的任务的时候吓了一跳。他小心翼翼地对待着无穷,他干脆把无穷看做他无法高攀的上海《朝霞》的一个人格化代表。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中国人早知道这个道理,何况是与《朝霞》与北京挂上钩的新生力量!如果他能在改剧本的过程中有一点微末的贡献,他算是戴罪立功——虽然他确实不知道他至今到底有什么罪。而如果有丝毫差错,那么他就会就只能是万劫不复了。他谨小慎微地提一些纯技术性的意见,关于标点,关于修辞关于语气和句式。后来,胆子大一点了,他又出了些关于情节线索和节奏安排的主意。又后来,他依照“文革”的思路对于一些涉及人物塑造直至政治倾向的重大问题也斗胆发表了意见。例如,洪无穷的英雄动不动犯心脏病,苦肉计是他爱用的拔高人物的方法,他则提出,动辄犯病有损英雄形象——他有批《北国江南》的记忆,《北国江南》里的女书记动不动犯目疾,便被康生讽刺为那是一个“瞎了眼的共产党员”!他发表这一类意见的时候好像是在帮助一个人下棋,他内心里实在无法苟同那棋弈的规则,但是他毕竟心灵智巧,对于新的规则他是一点就透,他完全可以按新规则与人对弈或助人对弈。他不敢也不必思量新规则本身是否合理。只要一深想,他就会认定新规则全是狗屁。然而,既然狗屁成了规则,他就有足够的能力跟着一起狗屁——他如果狗屁起来不比任何狗屁差,他可以做到比一切狗屁更狗屁。他真诚地革过命,他真诚地扮演过罪该万死与脱胎换骨;那么,他也可以真诚地从过去深情地眷恋过的文学面前转过脸去,真诚地以有罪之身与别人赛狗屁。
  他的有些小意见也得到无穷的喝彩,大部分意见都被无穷反驳回去,被反驳了他更放心,更踏实,反正我该说的也说了,听不听是你的事。听了我的意见,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我是有责任的;不听我的意见,是好是坏都没有我的事儿。
  有几条关系思想格调的狗屁意见让无穷叹服。无穷高高在上地叹息:“您确实是有本事的人,只要方向对了,您的前途一定是大放光明啊!”
  (这里似乎有一个潜台词,你如果能够像我一样地具备正确的方向就好了。)
  钱文点点头,作感动和感谢状,他心里喊道:“不就是让我卖吗,不就是让我无颜无格地跟跟跟吗?好!我他妈的吗也不论(读吝)了。可是,我卖得出去吗?谁要我?哪怕是临时利用我一下也行,谁利用我呢?”
  钱文曾经向他们的临时领导老蒋表示,自己的历史包袱沉重,没有资格帮助无穷修改剧本。老蒋是一个老延安,老文化工作者,本人也写过发表过一些作品,他的一个小歌剧在解放战争时期到处演出,红极一时。“文革”一开始他就双料俱全地成了当然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被斗了个一塌糊涂,屎尿都拉到了裤子里。他挨过红卫兵的无数耳光。由于他姓蒋,平时同志们称他作“老蒋”,而老蒋又是蒋介石的别称,红卫兵的大巴掌正好在他脸颊上表现出革命小将们对于国民党的痛恨。他挨的打超出了一般黑帮。他最最悲惨的经历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关在“牛棚”到郊区农场劳动的时候,他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春节放假回家。阴历二十八晚上,正赶上两派武斗,他的家正是武斗的主战场之一。他回不去家,便在深夜去到自己原在的单位,请求当时占据机关大楼的一派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员允许自己在机关里胡乱呆一宿,混到天明再设法回家。结果他被一个神神经经的自己的丈夫已经被定成敌我矛盾的女革命积极分子赶走了。这位女同志深度近视,长得像吊死鬼,名叫小刘。说是小刘轰赶老蒋的时候右手做莲花指状向前用力一推,像是表演革命样板戏。钱文估计小刘同志由于丈夫的事情已经吓破了胆,便更要积极求进步斗敌人,她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显示自己的立场坚定的机会,能掉以轻心?原来自已被损害了的人损害起处境比自己还不如的人的时候更加狠毒,更加下得去手。身为阶级敌人家属,小刘却受到了革命群众组织的重用,就因为她对待各类牛鬼蛇神心狠手辣,决不留情。他们都有一个潜台词:“我心疼你,谁心疼我呀?”“你难受,我知道,我难受,谁知道?”“你不下地狱,难道让我代你下不成?”
  在真刀真枪硝烟滚滚的那年腊月二十八日,被驱赶到街头的老蒋是怎么过的,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人说他躲进了“人防工事”,也有人说他躲到了公共厕所里。他自己也从来不说,他说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想谈这些不愉快的过去——他只知道感谢党最后还是“解放”了他。
  老蒋同志好不容易在一九七二年得到了“解放”,就是说他革了一辈子命,唱了一辈子《东方红》,歌颂了一辈子共产党,在战争中还挂过彩,最后终于得到了承认,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啦。一“人民内部矛盾”他的银行存款也就解冻了,他的扣发的工资也就补发了,他立即宣布所有的存款所有补发的工资一律作为党费上缴。然后他被委派为这个不伦不类的文艺机构的临时负责人。那位半夜把他赶走的小刘同志立刻受到了他的重用,成为他的心腹。其他人认为是咄咄怪事,怎么谁整老蒋整得狠老蒋就喜欢谁呢?人们愤愤不平。钱文却完全理解:从个人恩怨上来说,那位女同志是他的对头,从党的原则上来说,她是他的好同志。老蒋完全赞成她理解她同情她,他们受的教育是一样的,他们的价值标准是一样的,换一个个儿,老蒋碰到类似情况,他也不会对阶级敌人手软的。钱文甚至进一步想,如果是他钱文主事,他最最信赖的会是什么人呢?是萧连甲那种骄傲自负爱动脑筋的理论家?是杜冲那种看透一切含笑不语的老狐狸?是曲风明那种深文周纳的刀笔吏?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的高来喜?是一心做着文学梦的米其南和他的朋友们?是神神道道的陆月兰?是捡了个棒槌就当真(针)的洪无穷?都不是,最最贴心的只能是小刘!
  从老蒋的言谈特别是表情中,钱文捉摸出一种对洪无穷的敬而疑之的态度。《朝霞》,《学习与批判》(“批林批孔”中上海出版的理论刊物),“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风头正健,无穷已经贴上去了,也是锐不可当,谈起戏剧来他只承认一个主题——反走资派。但是老蒋显然另有权威来源,谈起走资派来他总是支支吾吾,他强调的是正面的歌颂,是大写英雄人物而且英雄人物一不能有缺点二不能死,因为据说江青同志批评了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与牺牲的作品的修正主义性质。老蒋没完没了地讲如何认真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讲英雄人物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只是对走资派问题唯唯诺诺,态度模棱。钱文心里明白,老蒋的“(政策)精神”来源是地方的主要领导,地方的党政军实力人物,与无穷的精神后台上海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调子并不一样。
  钱文告诫自己,小心小心再小心,与十几年前相比,钱文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中央文革必须拥护,地方实力,更是不可掉以轻心,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个科长也不可得罪!
  一九七三年,通知各地要排一台戏剧进京参加调演。一开头钱文不懂得调演二字,后来才明白那是奉调进京演出的意思,这个词让钱文十分讨厌,愈讨厌钱文就愈警惕:当今文艺是江青旗手领导的文艺,是奉命奉调听从差遣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让怎么打就怎么打的文艺,他对讲民兵的几句词很感兴趣:叫做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全国全党全军全民,大家都能做到这样多好!那时中国将无敌于天下!他过去理解的纯洁的浪漫的梦一样女神一样的资产阶级文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垃圾堆里去了!
  又一批那么令钱文梦魂牵绕的东西进了垃圾堆了……凡是温柔的,美丽的,洁净的,暖人心头的东西都免不了进垃圾堆的命运……你喜爱什么,就注定了要糟蹋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严酷的时期呀。让我们的心坚硬些,再坚硬些吧。
  钱文看得明想得清,不敢大意。在讨论无穷的剧本的时候,钱文几乎是有意识地与自己做对,他奉行严厉的狗屁主义,凡是令他有点感动有点人情味的东西,他都提出来请作者考虑:那里头有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情人道人性,这是世界上最最要不得的东西。凡是具有生活气息的剧本片段,他也都踌躇再三,皱眉叹气,他也不能不提醒作者,这里边会不会有非英雄化和温情主义和平主义?风景、爱情、内心活动、挫折、幽默、比喻、双关语……一律是阶级敌人的武器。而凡是生硬的口号,劈头盖脸的教条,不着边际的上纲,不合情理的矫情,他一律指出这才是出新,这才是路线斗争,这才是文艺的新纪元。讨论完一天剧本,他简直不敢再回想一下,我已经是什么人了啊?我都说了些什么呀!他问自己。他深信自己的大脑已经能够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工作了——虽然无产阶级司令部不会要他——他的大脑可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得很好很出色,然而他的心却是一个无底黑洞,他不敢扪心自问,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心,他的心时而麻木时而流血时而不知去向时而硬如石块。他睡着睡着会惊恐地狂叫起来。
  东菊一次次地问他,到底是怎么了。他一次次地解答,没有什么事。他是认真想过的,他必须接受“文化大革命”,接受江青同志的天才指挥——他还不配,他只是心向往之而已。他没有矛盾,他没有犹豫,他没有不安,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面前,他只不过是一粒沙,一块破布,一股酸气,一块臭肉,一个无耻的瘪三,一个下流的跳蚤;除了向着光明向着太阳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没有别的二心,说怎么写咱们就怎么写,说怎么改咱们就怎么改,你说我听,你打我应,你横我跪下,你胜利我庆贺我流泪我大笑我唱歌我兴奋得满地打滚。我的亲爹,我的亲娘,我的祖宗!
  参加讨论剧本的还有一些剧团里的专业编剧,这些编剧都有过一些创作实绩,“文革”以后是成天吃饱了捉摸剧本,而又多是几年过去了空空如也,没有谁能交出什么账来,更没有谁的剧本能被排演——行话叫做“立”到舞台上。好在江青同志提出来了,十年磨一戏。然而小小的洪无穷的戏半年就“立”起来了。于是人们怀着一种不快的心情参加对于无穷剧本的讨论,说的话一般说来是不咸不淡,酸不溜秋。其中一位老先生年龄比钱文大个十几岁,毛笔字写得很不错,读过许多旧小说,懂许多旧戏。其他专业编剧多是演员出身,老先生与他们相比,便有一些知识学历上的优越感,谈起剧本来常常摇头摆尾。他提了一条意见,属于在情节里安排一场误会之类,洪无穷完全不接受,老先生忽然上了劲,对自己的意见颇为坚持。别人一声不吭,一老一少争得面红耳赤。钱文便发挥了一点辩才,他支持无穷,不赞成误会法的运用,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克制自己,他带嘲笑意味地说,那种误会的安排“太幼稚也太陈旧”。钱文已经吃够了说话的苦头,话一经说出,就像水一经放出一样,似乎有自己的冲力,常常失控,常常令说它的人懊悔不已。无穷听了连声说“是啊是啊”,老先生生气了,一下子闭紧了嘴。到了下班时间,老先生说:“明天我不来啦。”钱文自觉方才的说话有所不妥,便笑嘻嘻地说:“别价呀,您不来可不行,您见多识广,姜是老的辣呀。”
  老先生把嘴一撇,他说:“我有什么辣的?我既没有当过婊子,也不想立牌坊!”
  钱文知道他的意思,又不想捉摸他的意思。他明知那人是在骂他,他又觉得自己还不至于如此卑劣。但也事出有因。像他这样的非驴非马的人,确实令人难以理解。多年的逆境已经使他习惯于遇事先反省先检查自身了。至于侮辱,侮辱算什么?不侮辱你,又侮辱谁去?这位老先生,一生碌碌,三代人住一间半房子,除了这次“文革”以外,所有的运动他都要做检查交代问题,名为编剧,编了十几年了没有编出一个能用的剧本,但他也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支持着他的精神不致崩溃。这个优越感之一可能就是许多比他有本事的人都划成右派了,都送到大沙漠边缘的劳改农场改造去了。他始终没有划上过,他始终呆在他那一间半房子里。他能不优越一下吗?如果剥夺掉他的辱骂“右派”的权利,他还怎么活下去?
  但是钱文的脸还是一直发烫,他的心跳也明显地加速了。
  当晚,东菊问他他是不是有点什么事,说他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坚决否认。他说完笑话又唱歌,表示情绪高涨状态良好。东菊便也真的相信了。
  同时,他也不拒绝接近前景未卜的与他们这一代人颇为不同的洪无穷。毕竟是老相识老朋友了。洪无穷至少有几分聪明,而聪明人面前的危险总是比机会更多。无穷与月兰在“文革”如火如荼地开始以后到了他边远小镇的家,这使他感到愉快与光荣。从内心里,他还是喜欢无穷这个孩子。他请无穷在家里吃了一顿饭,用最好的金华火腿招待了他。他非常谨慎地却也是深情地告诉无穷:无穷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照耀下取得了创作上的初步成果,这使钱文他非常激动非常羡慕,然而,他的写走资派的大胆笔触仍然使他心惊肉跳,作为一个犯过严重错误打入另册的人,他想劝无穷慎重一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也许他说得太过时太反动,他准备接受无穷的批判帮助。
  洪无穷宽大为怀地一笑置之。他对钱文的话的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全表露出来了。
  钱文想换一个说法,他想依无穷的思路说点什么,也许无穷易于接受。他说:“写‘文化大革命’好是好,太困难了,现在也是一样,特别是在咱们这里,你知道人们对‘文革’是怎么看的呢?恐怕不是都赞成吧……”
  想不到这几句话使无穷激动了起来。无穷脸立马就红了,他冷笑了一声,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全军,到底有多少人理解,多少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有多少人理解,多少人拥护?我写批判走资派的话剧,中央领导同志看了会高兴的,可咱们这儿呢?无穷的顾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一片小脚女人!老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新社会与旧社会,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多大区别!咱们已经变修了,修得马上就成了苏联了,幸亏咱们有毛主席!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当权者自己革自己的权力系统的命的?除了主席再无第二人!可人们呢,都在那儿观望,在那儿探听,在那儿捉摸,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都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失去一点点,毛主席他老人家,太困难了!”
  洪无穷交叉着手指紧紧地压了一下,他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种钱文从来没有见过的凶狠的表情。这使钱文一惊,也使钱文尴尬,因为无穷所说的打探捉摸,患得患失,当然也包括他在内,他不可能像无穷这样激动无畏。曾几何时,他钱文已经是一个前怕狼后怕虎,不问是非,但求自保的窝囊废了。而无穷已经有少数毛主席路线的知己的自我感觉了,他少年时代爱过的严峻的政治考验对他也是留下了痕迹的,这一点钱文很敏感。这使钱文羡慕,也畏惧,也使钱文感到不祥。
  至少在纯技术的问题上,乃至在一部分结构的调整上钱文对于无穷的剧本修改还是起了一点点作用的。“做有用状”,钱文想起了这么个词,觉得哭笑不得而又不得不厚颜苟活下去。
  脸皮薄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厚颜的季节。淘汰嘛,首先要淘汰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面子尊严真诚和种种痴爱痴情……供淘汰用的黑名单愈来愈长了。
  改剧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最后,剧团与新成立的文化局的领导人带上一干演职人员浩浩荡荡进京演出。这是一件大喜事,边疆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内地,得到机会公费旅游,出差加回家探亲,采购,实在是极威风极幸福的事,一切人等都在想办法活动参加剧组光荣进京,参加剧本讨论的人也纷纷入围,钱文从一开始便知道自己自然没有资格与闻其盛,但宣布了人员组成后,那位用最恶毒的语言骂过钱文的老先生却勃然大怒,见人就为钱文打抱不平,他说:“改剧本,钱文出的力最大,为什么不许钱文进北京?如果说钱文划过右派不好去,为什么让人家参加讨论?这样做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吗?”
  钱文几乎是在哀求他,不要再说这件事了,不要再抖搂臊儿啦,这样说下去他并不可能被允许进京,这样说下去的惟一结果只可能是臭气最后连参与剧本讨论这样的事也只好把他排斥在外。他甚至于不无恶毒地考虑,老先生是为了维护他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吗?抑或是为了寒碜他才瞎起哄呢?
  意外的是,临出发前夕,突然宣布已经参加组团的五个人另有安排,不去北京了。剧团讲了一套去北京是为了革命,不去北京也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颠扑不破的道理。先说叫去接下来又不让去了的人中就有这位老先生。大家知道,这五个人是“政审”没有通过才被临时取消了去北京的资格的。钱文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事情偏偏要怎么恶心你怎么做,你就不能先审查再组团吗?你就不能早一点下通知吗?那些动不动摆出“审”别人的架式的人,他们究竟从哪儿获得了决定生死的权力?他们除了神神经经地找别人的碴子以外究竟还会为人民做点什么?演戏演得好的去当演员,演得不好但是有文化有聪明的便去当编剧或导演,演得不好又没有文化没有聪明但是有资格和一些经验的人当领导,不能演戏,不能编剧,不能导演,没有革命资历也没有工作经验当不了领导的人呢?去审查别人去了。呜呼!
  然而更使钱文感到意外的是,临时撤下来五个人并补上了三个人并没有引起不安。凡是没有被裁撤下来的人都深感荣幸,感恩戴德,精神抖擞,只觉得是党的阶级路线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威风,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志气,觉得自己得了脸是三生有幸。他们同时也暗自警惕,一定好好表现,一定努力工作服从领导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珍惜自己的不被裁撤的令人艳羡的命运。新补上的三个人更是喜从天降,高呼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万岁万岁万万岁,深切体会到报上说的全是真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生命线幸福线胜利线成功线,资产阶级的路线,不用说就是混蛋线死亡线黑暗线失败线,就是让我们受二茬罪吃二遍苦的黑线。
  而那被淘汰下来的五个人——包括动不动优越一下的老先生呢?全傻了,全蔫了,全服了,全热泪盈眶,心跳气短,面红耳赤,匍匐觫,罪该万死,谢主隆(不杀之)恩,舞蹈叩拜,山呼万岁起来了。谁心里不明镜儿似的?谁不知道党眼里不掺砂子?你没有(读展,儿化),你不是带把的烧饼,能不让你去么?有儿没儿别人不明晰,自己还不明晰吗?你参加过三青团,你说过落后话——这年头,落后就是反动——你爱读胡风分子路翎的书,能够因了你而影响全团的清洁吗?你不服你要咋着?
  老先生从此与钱文友好起来,他忽然悟到他的自认为政治上比“文革”中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或历次运动中戴过帽儿的人优越,也不过是春梦一场,自作多情罢了。他非邀请钱文到他家吃酒不可。
  老先生的炊艺堪称叹为观止,他做的高丽肉、虾米白菜、拌萝卜皮、清炖羊肉与糖醋鲤鱼令钱文手舞足蹈。他烧出来的菜不知道比他炮制出来的剧本强多少。喝着喝着被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淘汰下来的另四个人也来了。老先生岁数大玩艺自然多,领着他们喝了个酩酊大醉,他们喊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年三百六十日,但愿长醉不愿醒!”他们唱起了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京韵大鼓《大西厢》和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他们学一些著名话剧演员演戏的做派和口音,他们谈论阮玲玉、王人美、周璇、李丽华、周曼华、陈云裳、陈燕燕、白虹、白光、顾丽君。同时,每隔十几分钟,他们就纷纷表示一次,这次不让他们进北京是组织上对咱们的最大爱护最大关怀最大温暖,咱们绝无不满,毫无不满,他们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们太幸运了!而如果他们稀里糊涂地进了京,后果不堪设想,至少就没有这次温暖和谐的聚会了。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而钱文这时候也明白了,最最拥护领导的英明决策的正应该是他钱文,没有这五个人,他钱文多么孤单,现在……真是让人受教育啊!
  ……话剧进京演出的情况平平,但洪无穷回来后精神大长,显然又上了一层台阶。他到钱文家来吃饭,吃完饭,他提出了让钱文给江青写信的建议。
  无穷从北京回来对一切守口如瓶,这大大显示了他的成长和分量。只是对钱文,他才讲了一些消息。一个是曲艺调演时有一个省请了原来旧曲艺家协会的一位领导兼专家担任他们省团的顾问,被认为是一次严重的“文艺黑线”回潮事件。为此首长很生气,要求全国各地狠抓黑线回潮的问题。钱文听了深感庆幸,幸亏他没着脸皮进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是一批黑画正在批判。一个老画家画了三个柿子,一个青椒,一棵白菜,他问钱文:“你知道黑画的用意吗?”钱文摇头,无穷解释说:“他是说自己‘三世清白’,也就是表达对自己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的不满啊。”
  说是另一幅画画的是三只小老虎。钱文更不明白三只小虎有什么麻烦,无穷解释说:“三虎为彪嘛。这是为林彪翻案嘛。”
  说得钱文瞠目结舌。
  无穷讲了许多板儿团(即演出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的团体)的故事,他们走到各地如何受到尊重,他们的人员得到了许多特殊待遇照顾。无穷讲到,有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样板戏,他们已经受到了严厉的制裁——可能枪毙了,无穷说。
  洪无穷解释说:“一个新生事物就是会受到许多阻挠许多干扰,你必须力排众议,你必须义无反顾,无坚不摧,战无不胜,你必须压倒一切反对者而不被反对者压倒,还是季米特洛夫的话,老钱,这话最早还是你给我讲的呢……在新的风浪面前,不做铁锤,便做铁砧!老钱,你也要拼一拼,你不能坐待革命来找你呀!”
  于是他提出了由钱文给江青上书的建议。
  钱文激动了只有二分钟。他微微一笑,他表示感谢洪无穷的好意。同时他决定,这不可能,这不是他可以做的事,江青的名字引起的他的巨大的恐惧感,他决定宁可一辈子呆在冷宫一辈子当“铁砧”挨铁锤的打砸,也不能去玩火,去贴靠,去叫卖。他已经够无耻的了,他总不能无耻到给江青写信的地步呀,你看看江青讲话时脖子一伸一伸的那个样子!
  无穷还讲了一些别的事:什么周恩来下令逮捕攻击江青同志的四个地委书记……
  说到周恩来的名字的时候无穷的目光有些闪烁,钱文探询地看着他。无穷说:“总理呀,总理,总理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可有一个过程呀!”
  钱文愕然,悚然,却又不能不同意他的话。无穷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看问题就是尖锐呀。
  然而危险。世界上有这么轻而易举的奉旨革命?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们为了得到无产阶级、左派的帽子,老命小命都豁出去了,哭爹的,叫娘的,卖爹的,卖娘的,流血的,自打嘴巴的……就是这样也还是得不到无产阶级、左派的桂冠呀。而他们年轻一点,看社论看得仔细一点就成了事了?上面的斗争,就更危险,你有几个脑袋敢玩这个?认为在中国政坛上,一个写诗唱戏的人能成事,那是痴人说梦!小孩不让他玩火,他不信,等烧到指头,才明白。钱文自己不也是这样么?想当初,他比洪无穷自信得多也严肃得多。洪无穷,危险呀。
  在洪无穷告诉他的北京花絮当中,最令钱文震动的莫过于王模楷的近况了。说是王模楷到了外省,“文革”一开始被斗了个死去活来,但是他现在奉调回京,在一个写作班子写批判文稿。“说是江青很欣赏他的才华,叫他戴罪立功。他现在跟着写作班子走到哪里,都享受高干待遇,住单间,省“革委会”主任向他敬酒。头一年国庆节,他还披着军大衣,上了天安门观看焰火呢。”
  “所以说,你还是要给江青同志写信呀!”
  临走的时候,无穷思索再三,又说了一回卞迎春的事,他说卞迎春是少数几个能够接近中央首长的人之一,属于中央领导身边工作人员——他们从一些大人物的讣告上已经知道什么叫身边工作人员了。他的样子颇为神秘。他问钱文:“她怎么会认识你呢?”
  钱文刚要张嘴,突然控制住了自己。她果真是一个大人物了么?她果真是一个神秘人物了么?如果是,那么她向无穷问起钱文来是可以的,是上边的人关心百姓乃至关心一个摘帽右派,但他向无穷讲述卞迎春是不可以的,是放肆,是僭越,弄不好了是自取灭亡。他不是不知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凡是随便谈论过江青的过去的人,都被灭了个差不多了。
  他为难地说:“这个这个,也谈不上认识,过去的事了。”他挥挥手。
  无穷一笑,哼了一声,走掉了。
  这天夜里,钱文与东菊有一次长谈。钱文像是发作了疟疾,他谈起话来牙齿都打战。他说:
  “看来,前一段我与这个洪无穷靠得太近了。给江青写信?我能去找这个不素净?电影上看到她我都起鸡皮疙瘩。毛主席到底是怎么了?最后要靠老婆靠侄子靠外甥女,孤家寡人,谁都是敌人。你看那些新闻纪录片,毛主席老成了那个样子了。什么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呀,一杀就灵,一镇压就灵!中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呀?排成一队念语录,训练得都成了傻子,你看那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战斗中脑神经受到了损害,两眼直不愣登,除了喊主席万岁啥话也不会说了,难道现在要培养的人就是这个模样?太可怕了!”
  “不会老是这样的……”
  “不会老是这样?当然。一百年这个样也不过是一个短时期,二百年这样也不过是一个短时期。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都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瞬。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能有几多年?再过二十年我们就六七十岁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等到正常一点的日子?从小我们就等,等到了日本投降,等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到了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等到了把我划成了右派把你开除了公职,等到了不死不活地到了这般地步……而我,还要和洪无穷这些人打交道,还要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帮他修改剧本!”
  “洪无穷真的那样想么?我看也不一定。现在的人没有提着脑袋革命的了,现在是等着立功,等着飞黄腾达革命。谁让现在江青是旗手呢?剧本?你再也不要干这个去,下次再找到你你就说不行……”
  “说不行?你敢说不行?给你脸你不要?”
  “好好好,你去了一言不发还不行吗?一言不发算什么罪?没有想出点子来嘛。”
  “而我是个贱骨头!不用脑子,不说话,不分析问题,眼看着一年大一年一年老一年,让自己的脑力像一把刀子一样锈掉,让自己的大脑萎缩小脑萎缩神经麻木,我觉得受罪,我觉得要发疯,我实在受不了呀。我宁愿意给江青当走狗当奴才给中央文革当孙子,哪怕给无穷当幕僚,哪怕天天挨批天天低头喷气,只要让我写字,让我编词,让我打比喻,让我找韵脚,哪怕只让我校对标点……内容我不管,内容由领导定,今天歌颂林彪也行,明天批判林彪也行,可至少让我修修辞推敲推敲字、词、句和标点符号呀。东菊,我告诉你,我现在没有脸也没有心了,但是我还有脑子还有知识记忆,就把我当工具用还不行吗?改造来改造去,我早已就是驯服工具啦,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你不要说下去了……”东菊搂住了他,东菊怕听他的这些刺激的语言,东菊早就对他说过,冷静一点,不要急。
  钱文推开了东菊,他笑了,他说:“唉,也就是说说而已。除了说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文化大革命’要搞一百年,那也不是你我的事情。如果党要亡国要亡,单凭你我,我们能怎么样呢?混吧,混一天说一天,其实再过一百年日子仍然会是很麻烦,内心仍然会是很痛苦,理想仍然会是很遥远……我只是难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建立了多少年?怎么这样一副模样了?”
  东菊叹了一口气,她渐渐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她睡了么?“然而我们要活下去,不论生活是多么痛苦”,这两句话像是《万尼亚舅舅》上的台词,是苏尼娅对万尼亚舅舅说的。五十年代为了看列斯里导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万尼亚舅舅》,他在小经厂实验剧场票房前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在最后一幕,路茜饰演的苏尼亚说:“我们会休息的,”她寄希望于天国,也就是说希望已经不在人间,她说:“休息呀!”幕布就这样徐徐落下了。
  各种国家,各个时代,各种人,都要活下去,都要为了活而打起精神,都会从激动变成平静,从痛苦变成麻木,从爆炸的前沿变成沉默的角落,从火变成冰。然后,那就不是人人可以等到的了,平静仍然会变成激情,疲乏仍然会变成热泪,耐心会开出报答的花朵,冰雪会融释,会流出一道澎湃蜿蜒的大河,而世界,仍然要存在下去,维持下去,仍然会有许多自找苦吃又给别人苦头吃的傻子,仍然会有许多疑问和热情,仍然会有自以为是的志士,苟且偷生的蛆虫,显赫一时的白痴,泪眼惺忪的诗人,欺世盗名的废物,装腔作势的蛤蟆。与此同时,一千次奋斗当中也许会有一次成功,一千种念头里边会有一种实现,一千部小说中间,会有一部还多少有点内容,一千次思念之后,会有一次邂逅。大河永远奔流,四季永远更迭,日月永远经天,奋斗绝无休止,主张层出不穷,小说写罢还要写,思念弥天铺地,英雄才子能工巧匠美人佳丽勇敢者多情者狂热者牺牲者苦行者慈悲者代有所出,大狗小狗一起叫,大猫小猫一起闹,雄鹰飞灯蛾也飞,骏马跑乌龟也跑,即使一只蟋蟀也要哀歌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休息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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