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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神

作者:王蒙

   

  除了我正在恼怒,这初秋黄昏的田野上的一切,是多么美妙而且和谐!
  落日给温雅地摆动着的、道路两侧的杨树林的顶端镀上了一层金辉,又透过竞相伸展的茂密的枝条,婆娑摇曳地飘洒到汩汩流淌着的、正在为播种冬麦而备墒的大渠的水面上,于是渠水变得明亮而且活泼了。渠边路旁,郁郁的秋草之中,时而抬起个把山羊或者毛驴的头颈,饱食和休闲使得它们的神态也变得雍容和高贵起来。公路上,不时有一辆辆载重汽车驶过,挡风玻璃上滑动着橙色的、愈来愈清晰可触的落日。林带的另一面的土路上,歪戴着硬壳帽子的牧童驱赶着代牧的社员们的自养乳牛回村。靠近“家”了,乳牛们撒开了欢,哞哞地叫着,拙笨而又起劲地摇摆着它们的肚腹和肥臀,趟起了团团尘雾。
  路和林带的另一面是广阔和娴静的田野。玉米像一群亭亭玉立的姑娘,手挽着手站在一起,在干爽的秋风中散发着一种潮湿、芳馨,甚至有点刺人鼻子、新鲜得使人沉醉的气味儿。
  与玉米地相邻,是一大片谦逊地仰着脸的、深绿色中染上了片片暗红和紫黄的首蓿。已经开始第三茬收割了,芟镰扫过的地面上是一抔一抔的牧草,发出的气味温厚、甘甜,有一种暖烘烘的劲儿。
  大地无言而变化有定。正是昼和夜、夏和秋、燥和湿、暑和寒更迭交替的时刻,空气、温度、微尘、田野上的一切都在升腾和下降,旋转和安歇……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田头林边,处在浓密的秋草的掩护之下,坐在安谧的金色的暮霭之中。
  在我们当中的空地上,放着一瓶精装的“伊犁大曲”。一块手帕上放着一个葱头和几块糖球——这就是酒菜,还有一个仔细擦拭过的自行车铃的铃盖——这便是酒杯。
  弟弟沉浸在一种不寻常的兴奋里。开始,我的追踪而来使他手足无措,他畏怯地、请求地看着我。但就是在这时,他也没有忘记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姿势和神情表达他对坐在我对面的陌生人的崇拜和倾心。
  这个膝头上横放着一把有点破旧的热瓦甫的小伙子我似曾相识。高身量,略显瘦削,骨架有力,拳曲的头发,高高凸出的眉骨和鼻梁,浓而长的眉毛,扁而长的、上挑的眼睛,淡褐色的、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柔和沉思的色彩的眸子,英勇而又和善的、似乎凝神看着远方的目光。本来,我找到弟弟的时候想倾泄出一大串抱怨和责备,像一个涨满了水的涝坝,眼看就要决口,就是这目光,使我闸住了,而且不管有多么勉强,我也应他们的礼让而坐了下来。
  弟弟拿起酒瓶,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封口的薄膜,燃起了淡蓝色的火焰,烧净以后,他用牙齿咬开了瓶盖,用自行车铃碗先给自己斟了一点,偷看了一下我的呆板的面孔,慌乱地呷了下去,然后,咕嘟咕嘟,往铃盖里倒了大半“碗”,毕恭毕敬地递给了陌生的小伙子。
  陌生的小伙子从弟弟手里接过了酒,高高举起,按照礼仪,询问着:
  “我喝吗?”
  “请饮酒。请尽管饮。”我摊开右手,伸向他,按照礼仪回答。答话的时候,我做出一副眼睛看着别处的样子。
  其实我当然在注意着他。他并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一仰脖,酒杯一折,了事;他把“酒杯”放在唇边,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他闻一闻酒,似乎有点抱歉,有点下不了决心,最后,他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把酒咽了下去。
  他把空铃碗放到腿边,而没有按照规矩立刻把酒杯送还给主人——弟弟。他拿起膝头的热瓦甫,弦也不调,信手拨弄起来,叮叮咚咚,像夏日的一阵急雨。
  在他拨弄琴弦的时候,弟弟悄声对我说:
  “艾克兰穆,大河里放木排的人。原先在特克斯林场,后来被选拔到天山乐团去了。去了一两个月,他想念家乡,又跑回来了。现在又到察布查尔林场去了……”
  “他是个开小差的?”我不满地问,皱起了眉头。
  我的不礼貌的说法使弟弟变了颜色。幸好,艾克兰穆没有注意到。他半闭着眼睛,手指轻松地、敏捷地拂动着,从琴上吹起了一股清风,吹过了草原,追上了奔马,绕过了山泉,又赶上了两只像箭一样奔跑着的金色的小鹿……
  弟弟悄声为他的朋友辩护着:“伊犁人哪一个能过得惯外地的生活呢?他离不开这里的天空,草原,大河里的浪花……”
  我没言语。不管愿意不愿意,艾克兰穆的热瓦甫琴声开始吸引着我。好像在一个闷热的夏季,树叶颤动了,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罢,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舒一口气。好像一个熟睡的婴儿,梦中听到了慈祥的召唤,他慢慢地、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光和影,看到了俯身向他微笑的美丽的母亲。
  路边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头戴艳丽的花绸中,身穿褪了色的、嫌小了的连衣裙,赤着脚来牵她的山羊。她握着拴羊的绳子立在了那里,显然,琴声也打动了她。
  艾克兰穆想起了什么,他睁开眼,停住手,把铃碗——酒杯递给了弟弟。
  下一“杯”轮到我了,我抿了抿,又敬给了艾克兰穆,其实是为了表达我对这强加于我的“饮宴”的冷淡。
  艾克兰穆把酒喝下去了,又喝了一次。三杯已过,他眯上眼睛,再一睁,就唱起来了。说是唱,又像是在说话,在自语,似乎没有旋律。懒洋洋地哼着的调子里包含着一种温暖,一种希望。好像青草在欣悦地生长,好像蓓蕾在无言地开放,好像是一匹被主人上了绊子的马自顾自地低头觅食,好像是船舶靠岸过夜的时候随着水波轻轻摇晃。渐渐地,草原开遍了鲜花,骏马风驰电掣,木排在激流里起伏,四面是光明的白昼。我呆住了,耀眼的亮光使我晕眩,使我忘记了一切。我像一个正在负气的粗野的孩子,扭动身躯要躲避母亲的爱抚,但是母亲的硕大的手掌理顺了我的挓挲的头发,抚摸着我的额头、脸蛋和脖颈,我驯服了,我终于躺在了母亲的怀里,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一声高亢的呼唤,中断了连续,艾克兰穆蓦地把头一甩,用一只手支持着自己,放下了弦琴,面对着苍茫的天上升起的第一颗星,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天外飞来般的响亮的嗓音高唱起来。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像春花在一个早上漫山红遍,像一千个盛妆的维吾尔少女同时起舞,像扬场的时候无数金色的麦粒从天空撒落。艾克兰穆的歌儿从他的嗓子,从他的胸膛里迸放出来,升腾为奇异的精灵,在天空,在原野,在高山与流水之上回旋。我呢,也随着这歌声升起,再升起,飞翔,我看到了故乡大地是这样辽阔而自由,伊犁河奔腾叫啸,天山云杉肃穆苍劲,地面上繁花似锦……
  我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颗又一颗蓝色的和橘色的星星竞相来到我们的头顶,它们在俯视,在谛听,在激动得发抖,庄稼和树木惊愕地呆在了黑影里,风儿也在围绕着我们回转,不忍离去。
  直到歌声停止,我才透过了一口气。弟弟趴在地上,哭起来了。来牵山羊的小姑娘搂住她的山羊,忘记了回家。我也想起了许多亲切的事,我想起了去世的母亲,想起了小时候偷偷爱过的姑娘,想起苹果开花和蚕豆结荚,想起了那一去不复返的、少年人的梦一样的日子。我想说一些话,然而,艾克兰穆已经走了……
  “他为什么唱得这样好?”
  “他本来唱得就好……而且,他在恋爱……”说到“恋爱”这个词儿,十六岁的堂弟先红了脸。见我无意责备或者禁止,他继续说:
  “艾克兰穆爱上了哈萨克姑娘阿依达娜柯。”
  阿依达娜柯,多么好听的名字!它的意思是“像月光一样洁白”,而洁白,在我们的语言里代表着美、纯真和善良。哈萨克人善于起各种各样的名字。虽然在叔叔这里只呆了一个暑假,我已经知道了在伊犁河边放牧的这个年轻的姑娘。她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圆圆的、红润的面孔,天真无邪而又生动的、有时甚至是略带哀怨神采的眼睛。我曾经信步走进过她的帐篷,她叫住了狺狺怒吠的护羊犬,默然给我煮茶、端奶,温顺而又从容地招待我,却并不看我一眼。
  我还听说过她父母双亡,跟着她的异母哥哥过日子,而她的这个哥哥,是个不可救药的窃贼、赌棍和醉鬼。这使我一时觉得有些郁闷。
  然而,他们会幸福的。艾克兰穆的青春、欢乐和爱情是不可战胜的。
   

  那时我这样想。那是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之后,我很快就返回乌鲁木齐医科大学了。
  下一个暑假我没有机会再去看望那位远房叔叔和胆怯的弟弟,没能再去造访那里的杨树林和首蓿地。一九六二年夏,我作为实习生参加了农村医疗队,去到南疆叶尔羌河的东南岸的偏僻的麦盖提县。七月下旬,我被医疗队委派去喀什市购买一批药品和器械。正赶上野性的叶尔羌河涨水,摆渡不能正常行驶,我和旅伴们在河边耽误了七个小时,到达喀什的时候,天已大黑了。
  盛夏时节,沿着荒凉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北边沿旅行是什么滋味,外地人是无法体会的。宇宙变成了一个烤馕的大土炉,石头晒得能烫坏任何触摸它的手,到处飞扬的烟尘就像刚从火里搂出来的热灰,以至连苍蝇都不敢在这样的空气中振翅。饿、渴、热,我们一个个筋疲力尽,汗水和着灰尘为我们全身敷了一层肮脏的软膏。就这样到了喀什市,我一口气喝了六碗茶,吃了三盘抓饭,一头倒在交际处客房的钢丝床上。
  然而我没有睡多久,我被唤醒了,醒来却不见人,原来,呼唤我的是——歌声,喀什噶尔的歌声!喀什的夏夜总是在歌声中度过的,从黄昏到黎明,城乡的歌声不断。走路的,骑驴的,赶车和坐车的,夜间浇水和扬场的,休闲和乘凉的,喝醉了的和清醒着的男和女、老和少,一切没有睡下的人都在高歌,一切睡下的人都在歌声的伴和中寻找自己的梦。这样的歌声,其实从我们乘坐的大轿车驶过跨越喀什噶尔河的木桥的时候起,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耳鼓。但是,现在,当夜深人静,当月光隔着窗子把胡桃叶的影子洒在我的脸上的时候,这南部新疆特有的,充满了焦渴和热情,苦恼和执着,像呼喊一样全无矫饰,像火焰一样跳跃急促的民歌旋律,变得怎样清晰而且强大了啊!
  我如醉如痴,悄悄地披上了衣衫,趿上了鞋子,顺着歌声的指引,穿过浓密如发的渠边的柳丛,跨过银波闪烁的河道,绕过醇厚如酒的香气袭人的沙枣林,沿着宽阔的石子路和大大小小的木桥,寻找着,寻找着,来到了人民公园门前的广场。
  广场上围着好多圈子,每一个圈子里都有一个歌者在弹弄热瓦甫或者都塔尔,拉响萨塔尔或者艾杰克①。歌者各唱各的,唱的多是关于战争和爱情的万古长青的叙事诗,混乱的声调汇在一处,共同诉说着维吾尔人的悠久的、充满悲欢离合、爱爱仇仇的历史。喀什噶尔不愧是我们民族的摇篮,无怪乎在中亚细亚人们常常把维吾尔人称作喀什噶尔人。这过去只在人们的谈叙中听到过的夏夜的说唱,亲临其境以后才知道它具有一种怎样的惊心动魄的力量。连对面的举世闻名的艾依提尕清真大寺的绿塔和巨大的浑圆的穹顶也显得更加庄严雄伟了。
  
  ① 热瓦甫、都塔尔:弹拨乐器名;萨塔尔、艾杰克是类似二胡和低音胡的弦乐器。

  忽然,歌声和琴声似乎一下子都停止了。一个苍凉而又委婉的男中音,轻轻地飘了过来。抖颤和缠绵的歌声里包含着一种剑一样锋利的撕裂人胸膛的痛苦,一种蓄积深重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忧患。你迷茫了,你垂下了头,你眼花了,你好像看见大队的送葬的行列,腰身上系着白带子的人哭喊着:“啊,我的友人!啊,我的友人!……”
  忧郁的歌声中渐渐出现了一种狂暴的激越的呼喊,似是塔克拉玛干腹地上突起的黑色的旋风。强劲的、威严的旋风把整座整座的沙山连底拔起,高举在上空,遮天蔽日,无情地摧毁着一切纤小的生命。野草闲花枯萎了,鱼虾蛙虫被埋在河床,土层被掀掉了,旷野上矗立着耸入云天的尘柱,大地龟裂,现出可怖的风蚀纹……
  这是谁在唱?新鲜的、石破天惊的歌声中又回响着深沉、亲切、故旧情深的调子……当然,这不是喀什的民歌旋律,也不是喀什的唱法,这歌声只能来自我的家乡,来自绿草如茵的伊犁河谷,来自白杨深处……当歌声终于停息下来以后,我迈着迟疑的步子前去探求。我看到歌者了,看到了坐在广场的一角的他的弯曲的背颈、浓黑杂乱的胡须,看到了他的高眉骨、长眉毛之下深陷的、似乎凝神望着远方的悲哀的眼睛。
  还能是谁呢?虽然他胡须满面,虽然他陡然苍老了如许!
  “艾克兰穆哥!”我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是您么?我的艾克兰穆哥!”
  他打量着我,惊喜地叫道:“您好啊,我的大学生,我的毛拉①老弟!”
  
  ① 毛拉:是伊斯兰教里负责诵读和解释可兰经的教士,戏称时犹如汉语中的“秀才”。

  他站起来,挟起都塔尔,右手拉住我便向外走;他的听众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竟有幸与这样的歌手相识。
  并肩向桑树林走去的时候,我问道:“真想不到在这里能遇见您!可您的歌声为什么这样悲哀?您的样子也显得……”
  我们停在一棵老桑树下,坐了下来。他低着头叙述了他的遭遇:他的阿依达娜柯的爱情受到了她的哥哥的阻挠,后来那个赌棍和酒鬼又公然提出买卖婚姻的“价钱”,艾克兰穆十分愤怒,但是阿依达娜柯不敢、不愿与她的哥哥决裂。就在这个时候,数万边民外逃的事件发生了,那个家伙竟然摇身一变领到了侨民证。正赶上那几天艾克兰穆放木排走了,等他回来,阿依达娜柯已经被她的异母哥哥裹胁而走。听人们说,阿依达娜柯在万分紧急的情势下曾经偷偷跑出来到处寻找艾克兰穆,没有找到,被哥哥追了回去。
  艾克兰穆痛不欲生,他心爱的人,他生命的光,就这样轻易地、不可思议地失去了。故乡的山水只能引起他无限的哀伤。恰在这时,他收到了远在喀什的姑母的信,多病的姑母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当年抱耍过的侄子。他来到了喀什。
  艾克兰穆的叙述是平静的。这种平静更加令人绝望和窒息。我听得呆了,故乡的风云,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落到艾克兰穆身上。他不是有着健壮的身躯,秀美的仪表,深邃的智慧,广阔的心灵和火一样的爱吗?他不是有那富于神奇的魅力的、惊天动地的歌喉吗?难道不是即便听一听他的歌,也可以获得移山的力量吗?为什么他的如此美好动人的青春的幸福,竟像一粒流沙一样地被一阵莫名其妙的狂风吹得无影无迹?人,歌曲,爱情,你竟是这样软弱的么?
  我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攥住我的手:“哎依,我的大学生,我的毛拉老弟,请告诉我,为什么人生的路途上要有这样的意想不到的灾难,毫无道理的痛苦?为什么我们自己身上会有那么多愚蠢和野蛮?你的命,我的命,我们不都是只有一次生命吗?我们不应该过得健康、美满和幸福吗?人生下来就要求幸福,就像鸟儿要求天空,草儿要求太阳而鱼儿要求大海。我们不应该幸福吗?我恨死了这些苦难,愚蠢,野蛮!”
  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声音在发抖,老桑树和月光,清真寺和圣徒的坟墓也在发抖。
   

  在喀什噶尔,我们又见过两次面。对于他的不幸,本来有许多现成的、合用的也是相当正确的道理可说,但是,我没有说。我只是有一个信念:我想,一个给予人们那么多的歌者,一个如他这样的真正来自人民、来自大河和土地的艺术家,本人一定也是强大而富有的。任何人间的折磨,都不可能挫败他。
  “唱吧,唱吧,给更多的人唱吧!”“你准备唱什么新的歌?”我说的,就是这么一两句话,大概别人常常对他说的,也不外这些。我们的信念,我们对艺术家的期待和爱,就表现在这一两句话里。
  后来我们的实习结束了,回到乌鲁木齐。我听说艾克兰穆也回到了天山乐团,乐团党支部到处找他,妥善地安排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不久,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维语节目中出现了艾克兰穆唱的歌,我感到何等的欣慰啊,我的信念被证实了。
  但我太忙了,医科大学的最后两年里,我没有时间去拜访他。然而,我成了广播音乐节目的最忠实的听众。艾克兰穆的歌曲改变了我的生活,打开了我的眼睛,我才发现,周围貌似平凡的一切,蕴藏着多少美妙绝伦的东西。生活在碧蓝的天空和白雪皑皑的博格达峰下面是多么奇妙啊!生活在温煦、芬芳的祖国的地面上是多么奇妙啊!生活在正直、善良、各有一个灵魂的人们当中是多么奇妙啊!艾克兰穆的歌声像一粒一粒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我的心灵里发芽了,生长了,于是,我的心里也生长着激情、喜悦、美、理想和力量。我照照镜子,我觉得我的被汉语课和拉丁语课,被无穷无尽的药物、骨骼和肌肉的名称,被班长的头衔,会议……压得呆气十足的面孔上出现了美好的笑容和神采,以至我接连收到几封全大学以美貌和挑剔著称的女生的热情来信……
  一九六五年,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国庆前夕,我以毕业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庆祝国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文艺晚会,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剧场里,当女报幕员袅袅地走到幕前,报告下一个节目是艾克兰穆的男声独唱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心跳到了嗓子眼上。
  柔软、温暖、厚重而华贵的紫红色的绒幕缓缓拉开了,多色的聚光灯、顶灯和脚灯全打开了,舞台上呈现出绚烂的明亮。过了半分钟,仍然不见人,人们甚至以为调度上出了事情。就在这时候,他咚咚作响地迈着大步走了出来,穿着绿色竖条纹的长袷袢,戴着崭新的黑白分明的巴旦姆帽子,上唇留着半圈整齐的短髭,他精神奕奕地走到舞台中央,抚胸屈身,向观众行礼,然后洒脱地一抬头,把伴奏者介绍给大家。
  我简直不敢认识他了,在舞台上,他高大,英俊,自信,而又沉着有礼。他首先唱了《祖国》。歌声使我想起秋月的伊犁田野,夏夜的喀什噶尔的大清真寺。歌声使我想起伊犁河谷的风云,也想起涉水渡河的坚韧不拔的叶尔羌河两岸的农民。接着,他唱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像海潮一样地汹涌澎湃,像野火一样地势不可挡。后来,在观众热烈的要求下,他加唱了一个哈萨克歌曲《啊,草原》。这是根据民歌《爱妮克孜》的旋律改编的一首抒情歌曲,艾克兰穆得心应手地调度着自己的声音,好像是在旋转、抖动着一个万花筒,组成了变化多端、诡奇而又匀称的图像。
  散场以后,我在剧院近旁徘徊。我看到他从化妆室的旁门走了出来,一群男女艺术家簇拥着他;我听到了在众人嘈杂的说笑中他的独特的浑厚而又明朗的笑声。我没好意思去认他,因为他身边的艺术家穿的衣服料子实在太好,而女演员们也未免太漂亮。但我仍然感到快乐,感到富有,因为他毕竟是我的朋友,一个大歌唱家、大艺术家。我感到了他的价值,歌曲、艺术、心灵的价值,我并且醒悟了我、我们这些爱听他的歌,和他的心弦起着共鸣的人的价值,我们也有生命,有灵魂,有各式各样的经历,有各式各样的情感,各自的爱、眼泪和梦。在艺术家们离开剧场之后我才挪动了脚步,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然而我一点也不着急,树影,灯光,清爽的秋风,都配合着我迈步的节拍,我全身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
  我给艾克兰穆发了一封信,我想念他像想念久别的情人。我收到了回信。星期天上午,我倒了三次车,进入了天山乐团。根据人们的指引,好不容易在一排家属宿舍中找到了他的房室。
  我推开了质地坚硬的木门,我不由得一怔。房屋虽然有精雕细刻的门窗,用上等杉木铺成的天花板和地板,却显得空旷而且破旧,我一眼看到了墙角的尘土和蛛网,看到了陈设的简陋、贫乏。艾克兰穆的穿着也很寒酸,退了色的条绒上衣袖口和肘部都磨糟了;裤脚上有泥,衬衣领子也不清洁。他情绪倒挺好,和我紧紧地握手,主动告诉我两次来乐团后受到的多方照顾。并且拿出了他的葡萄干、方块糖、馕来招待我。馕是从街头的小铺里买的,时间过长变得干硬如铁,又由于放在抽屉里染上了一股呛人的莫合烟味儿。葡萄干呢,倒是吐鲁番的无核白,但我闻到了一种类似老鼠屎的味道。他给我倒的茶是预先泡在暖水瓶里的,喝起来怪不是味儿。“您就这样地生活着……”我说。“是的,我知道了,我应该好好地活着,好好地唱歌。”他说。他没有听出我话里的失望和疑惑。
  临走时,他说他感谢我的到来,要送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是新灌制的他的四首歌儿的一张唱片。
  我挟着唱片走了,一路上觉得说不出的难过。他给了人们那么多,但自己什么也没剩下。成了“大艺术家”以后,他的生活完全不像我的想象。而且,尽管有那么多描着眉毛、梳着最入时的发式的女演员生活在他的身边,他仍然是一个人……
  但是有唱片。当唱片在电唱机上旋转的时候,当扬声器里出现了他的声音的时候,他仍然是真正的君王,是我的歌神。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从那一天起这一切都成了永不再来的过去。人,生活、感情、歌曲,热瓦甫和二胡,剧场的晚会和私人的聚会,统统被一把外科手术刀所割弃。然后是冬天,雪,无边的大雪。一九六六年冬,我在黑水河水利工地上行医,那天我出诊回来,正遇上大雪,天黑了,错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我到县商业局的饭馆去碰碰运气。这饭馆是用包装板、油毡和苫布临时搭就的。灯亮着,还没有下班,我掀起饭馆厚重的棉帘子,一股又湿又热的白气,夹杂着羊油和洋葱的浓香,酒精和劣质莫合烟草的浓烈,蒸锅和汗水的朴质,扑在我的脸上,在严寒的冬季,在奔波劳碌、饥肠辘辘的时刻,这饭馆的热气是多么令人慰藉!
  但是,这是什么?我听到了歌儿!刹那间,我感到无比的恐怖和厌恶,好像是看到了自已被截下去了的坏死的、血淋淋的残肢。我甚至想跑掉了。再一秒钟,一种悲喜莫名的眷恋之感攫住了我的全身,不,那不是血淋淋的残肢,而只是一抔黄土,是埋葬着我的旧友甚至还有我自己的新坟。我静下了,呆住了,满眼是泪。短短的几个月,我已经忘记了什么是歌曲。维吾尔歌曲,已经是属于那不属于我们的、被埋葬了的另一个世界的了。我的耳朵里听惯了的是唱片落地变得粉碎的声音,“低头!低头!”的喊声,齐声背诵的赌咒发誓和“滚他妈的蛋”之类的狂呼乱喊。我根本想不到今生今世,就在这荒凉的戈壁滩,在白雪的覆盖下面,重又听到了亲切迷人的维吾尔人的唱歌。
  我站在门边,忘记了去找地方坐下来。
  一个人唱道:
  
  在严寒的冰雪里,我思念着春天,
  鸟儿何时飞翔,花儿何时红遍,少女何时绽开笑脸?
  何时我们才能尽情地歌唱啊,
  让歌声滋润我们焦渴的心田?

  大家合唱:
  
  啊,春天,啊,春天,
  我们把你思念,我们把你思念!

  全饭馆的人都在歌唱,顾客、炊事员、服务员和会计。他们(大都是农村来的民工)把全部桌子拼在一起,上面摆满了酒菜。大家围着一个歌手,随着他唱歌。大家喝得都有三四分醉了,正是歌声最动人的时刻。
  这熟悉的场面,这熟悉的歌声……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抬头望见了远方的火把;好像一个休克了的病人重又听到亲人的呼唤;好像一个泯灭了真性的疯子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姓名;又像久已尘封了的旧居的门打开了,走出来阔别多年、别来无恙的双亲二老……我想起了一切,用双手捂住脸孔,哭出了声。
  歌手抬起了头,众人抬起了头,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放下手,我看见了艾克兰穆憔悴的、却也是涨红了的脸。
  他把我拉到身边,咕嘟咕嘟,给我倒了一大碗酒,酒浆溅到桌面上。他说:
  “兄弟,你也受苦了?看我吧,我成了罪人。我的罪就是——唱歌!啊,一切使人有别于驴子的东西,使人变得善良、文明、温柔和美丽的东西全不要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凶暴、仇恨、残忍、贫困……”
  “但是我们要唱歌,还要唱!”一个大胡子的中年农民举着酒杯站了起来,“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把你接到我们的生产队,艾克兰穆,我就是队长!我们给你九分半住宅地!我们帮你盖房,帮你栽葡萄,每天晚上,我们要在你的葡萄架下唱歌。歌曲万岁!”
  他喝了酒。众人欢呼,闹嚷,七嘴八舌地唱了起来。愈唱,声音愈大,头抬着愈高,面部的肌肉绷得愈紧。他们唱歌的样子,使我联想起一尊尊装好了炮弹、扬起了炮口的大炮。
  
  啊,春天,让我们的歌声把你呼唤,即使魔鬼能扼住我的喉咙,却怎能挡住你的脚步?怎挡得住百花娇妍,育鸟啼啭,山泻流泉?

  ……歌声,农民,友谊,还有(何必隐讳呢)我们维吾尔男子的伙伴——酒,使我战栗,使我握拳,使我复苏了。被夺走了的灵魂重又回到我的躯壳里,我的血管里重又咝咝地奔流着青年人的鲜红火热的血浆!我恍然大悟,只要自己不放弃,什么也不会被夺走。我喝了酒,我吃了肉,我手舞足蹈,和艾克兰穆,和农民,和饭馆的工作人员们高唱在一起,呼喊在一起。
  这时,“砰”的一声,门开了,帘子掀了起来。随着一股刺骨的寒气,进来一个怒目横眉,长着一个大大的头,圆圆的、黄黄的脸,戴着红袖标的矮个子。
  “不准唱!”他大喝道。
  歌声戛然而止。人们用惊疑和阴郁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
  “艾克兰穆,回去!”来客以绝对权威的口气命令着。
  艾克兰穆不吭,不动,不看。
  “回去!”不速之客哑着嗓子喊叫起来,“你敢抗拒监督管理!”他挥着手,威胁着,走过来要拉艾克兰穆走。
  “不要捣乱!不要打扰我们!”那个邀请艾克兰穆去落户的生产队长说。
  “为什么不准我们唱歌?”“为什么打扰我们?”人们纷纷气愤地喊叫着。
  “听着,”矮个子伸长了脖子,宣布说,“艾克兰穆是牛鬼蛇神……”
  “滚!”艾克兰穆蓦地站了起来,抄起一个酒瓶子向那人砸去,幸亏我手快,拉了他一下,瓶子从那人肩上飞过去了,撞到墙上,砰的一声粉碎了。
  “滚!滚!滚!”人们大声喝道,不知是谁,把剩茶泼到了矮个子的脸上。
  矮个子仓惶地退去了。然而,歌儿再也无法继续唱起来。艾克兰穆痛哭失声,他抓住我的肩,摇着,抖着,他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无法回答。
   

  啊,歌声,驯良而又剽悍的,乐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维吾尔人怎么能离得开你!难道不是所有的维吾尔人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吗?只是因为有了歌儿,这雪山上的松涛,这长河里的波浪,这百灵和黄鹂的啁啾,这天马①的长嘶,车轮的吱呀和驼铃的叮咚,这呼唤孩子的母亲和呼唤母亲的孩子的大千音响才有了意义,有了魅力;只因为有了歌儿,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光荣,民族的命运,英雄的襟怀,少女的爱情……才都成为可以表达,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维吾尔人的歌曲呀,就是维吾尔人的灵魂!
  
  ① 天马:我国古代著名的伊犁马有“天马”之称。

  然而,唱歌有罪。为了消灭心灵,必须消灭歌声。那个大雪纷飞之夜,在饭馆里唱歌的事被汇报成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暴乱。大胡子的生产队长和一个饭馆炊事员被捕。大街上贴出了通缉“现行反革命分子”艾克兰穆的布告,露布右上方还有他的一寸半身照。我呢,被批斗审查了两年……最后,宣布了对我的“宽大”: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劝”其退职,还乡生产。
  我去投奔远房叔叔。胆怯的弟弟已经长得膀大腰圆,他现在不仅是一家之主——娶了木匠的鬈头发、圆眼睛的女儿做妻子,而且也是一队之主——当了生产队长了。我激动地向他叙述他所崇拜的歌手艾克兰穆的遭遇,他却默不作声,低头看地。
  我无言,敌我矛盾的说法像毒蛇一样地缠绕着我的灵魂。幸好故乡的土地仍然哺育着庄稼。故乡的庄稼人仍然在播种、耕耘、收割、打藏、缴售;也在恋爱、嫁娶,养育后代,送别先人。虽然人人都感觉到一种压抑,一种烦闷。我的“还乡生产”受到了农民们的真诚的欢迎。农民们不势利眼,他们旁观人生角逐场里的浮沉,公正、宽厚而又清醒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却不怕失去什么。和农民,和庄稼地在一起,我踏实多了,然而,故乡的风雨晨昏,秋冬春夏仍然时时使我想起艾克兰穆和他的歌声,我觉得缺憾、空虚、麻木,没有他的歌声,生活变成了一盘忘记了放盐的菜肴。
  一九七二年冬天,出了一个大新闻。离开祖国十年多的阿依达娜柯回来了。她越过边界跑了回来,这位比月亮还美的姑娘,十年前是一轮圆月,如今却成了奄奄一息的月牙。她瘦骨伶仃,弯腰驼背,眼珠子黄黄的,她的肝硬化已进晚期,“只求死在祖国,”这个还没有真正地开始自己的生活的姑娘说。
  我屡屡被阿依达娜柯找去回答关于艾克兰穆的询问,叙述我目击的情状,安慰她那颗焦灼的、破碎的心。“但是你要说真话,不要骗我!”她用那黄色的眼珠盯视着我,哀求地说。我连连点头,谈了喀什,谈了人民剧场,谈了他的独身的、简朴生活,谈了水利工地。但我还是隐瞒了通缉令,我只是说:“他闯了祸,跑掉了。”
  但她听不懂,“他闯了什么祸呢?唱歌有什么祸呢?”我无法向她解释在红旗和口号下面发生的事情。反复的问答使她好像明白了一点,“我昼夜想念着祖国,祖国到底怎么了?”她问,“不管怎么了,祖国仍然是祖国,生病的母亲也是母亲啊!”她说。“可他一直是单身?我对不起他!”她的眼睛红了,像火,像血。“当强盗要劫掠你的祖国、你的爱情的时候,你应该用死去保卫它。然而晚了……”她断断续续他说着也许是想过了一千遍的话。
  一九七三年三月,她发作了一次严重的昏迷。苏醒以后,我和弟弟、弟媳去看望她,应她的要求,我们在手推车上铺上被褥,把她放上推到了田地里。初春,太阳非常之好,没有一丝风,但天空仍然凝聚着灰蒙蒙的氤氲,有两只鹞子在空中翻滚,有一只白嘴鸦停留在暂时还像枯树、但已经憋出了一身疙瘩的杨树枝头。田野里是片片残雪和堆堆尚未撒开的粪肥,道路上走着一辆四轮马车,车轮后面的翻浆的道路上留下了道道深辙,像是大地的伤痕。是真正的,孕育着无限生机的春天。但是没有声音,没有鸟叫,没有鞭子响,没有马脖子上的铜铃,更没有歌。这又是一个苦闷的春天。
  “为什么没有歌声?”她有气无力地自语,“然而,这天空,这田地,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艾克兰穆呢?为什么他在自己的祖国却不能容身呢?”阿依达娜柯像发了疯一样地突然大叫起来:“艾克兰穆哥!能不能让我在断气以前再看看你呀?!”
  这惨绝人衰的嚎叫使我们肝胆俱裂。弟弟跑到了阿依达娜柯身边,大声叫着陷于半昏迷状态的阿依达娜柯的名字,流着泪向可怜的姑娘保证说:“放心吧,三天以内我一定叫艾克兰穆来见你!”
  阿依达娜柯平静下来了,我却惊奇得睁大了眼睛。弟弟也自觉失言,他阴沉而又严厉地瞥了我一眼,走过来,低声告诉我说:“我们是农民,我们有我们的斤两,我们知道该怎样行事。这一切与你无关,当然,相信你也不会说出去。”
  阿依达娜柯不行了,那是一个风雨凄凄的黑夜。弟弟没有让我去,弟媳和几个贝薇①忙碌着,男人本来也插不上手。后来她们回来了,告诉我不幸的女子已经辞世,明天早晨全村的人集合诵经。我朦胧睡去,好像在波浪翻滚的水面上摇荡着。夜半,我依稀听到了歌声,悲恸的、位血一样的歌声,“是艾克兰穆!”我叫道,我醒了,坐了起来,歌声又没有了。我又躺下,我又听到了这饱含血泪的哀歌。我悄悄地披上了衣服,在漆黑的雨夜,在萧萧的寒风里,在雨点的无孔不入的打击下面,在单调而又慌乱的雨声中,踏着泥泞粘滑的道路去寻找歌声,去寻找艾克兰穆。歌声时隐时现,似乎发自伊犁河的方向。我惊恐而又急切地,深一脚,浅一脚,滑了好几个跟头,跌跌撞撞来到了伊犁河岸,歌声再也听不见了。也许自始就不过是我的幻觉?我湿漉漉地伫立在暗夜里,没有星,没有灯,没有人也没有歌;只有风,只有雨,只有滔滔的流水。
  
  ① 贝薇:伊斯兰教的女教士,女裹尸者。

   

  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历史的怒涛荡涤了这些人为的、精心制作的苦难。当生活的川流舒展通畅地奔腾的时候,你能相信它前不久还在呜咽、在咆哮、在盘旋无路吗?谁能证明这金波浩渺的洋洋大河里,当真曾经容纳过那么多的悲哀和愤怒呢?祖国重又是光明灿烂的了,新疆重又是光明灿烂的了。广播喇叭里播送着各族歌唱家的纵情高歌:在田野上,在家庭里,在马背上,在婚礼和麦昔来甫②上,人民在放声歌唱。歌曲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比草原上酿造的蜜酒还醇。失而复得的歌曲呀,失而复得的灵魂!它更坚强也更深沉了,听,人们欢歌的时候并不轻浮,人们哀歌的时候也不会灰心。但是艾克兰穆啊,你在哪里?
  
  ② 麦昔来甫:是维吾尔人喜爱的一种娱乐饮宴晚会。

  弟弟告诉我,在黑水河水利工地饭馆的“唱歌事件”之后,艾克兰穆在他的接济与掩护之下过了好几年的逃亡生活。一九七三年,阿依达娜柯去世之后,艾克兰穆也失去了踪迹。“他会不会……”弟弟沉重地长叹,“这一切不幸的打击是太沉重了啊!……”不久,传来了在偏僻的、以盛产罗布麻叶而著名的罗布泊边,有一位新到来的歌手在活动的消息。接着,一位来自阿勒泰的密林的达斡尔族老猎人,眉飞色舞地叙述他们那里出现了一位“歌神”,他唱起歌来,连麋鹿、羚羊、银狐和雪鸡都聚集起舞……这些传说尽管扑朔迷离,却唤起了我的希望。
  至于我自己,一九七五年以后作为“合同工”被吸收到县医院,重新拿起了听诊器。一九七八年又去乌鲁木齐进一步落实政策,去掉了“敌我矛盾”的印记。我去乐团询问艾克兰穆的事,知道由于当事人不在,他的事情还被拖延着。
  我失望地回到了县医院。但我相信,总有一天,艾克兰穆会回来的。我不信他会选择弱者的道路。可惜,他送我的那张唱片没有了,那是我在“破四旧”的时候上缴的……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七月,麦收前夕,我接到邀请,去参加弟弟为他的头生子举行的“摇床喜”①。
  
  ① 摇床喜:维吾尔族风俗,婴儿出生四十天后过“摇床喜”,犹如汉族之过满月。

  距离弟弟绿荫掩映着的院落还有好远,我就听见了那刚健有力的歌声,虽然略有沙哑,却是无比地豪壮。
  “艾克兰穆!艾克兰穆!”我发狂般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着冲到了弟弟的院子里。顾不得与众位宾客行礼,顾不得按照礼仪放慢脚步,惊得院子里鸡飞狗跳鸭子叫,趟起了地面上临时挖就的专作喜筵的大灶里的柴灰。“艾克兰穆在哪里?”我问。“在那儿。”一个女人指给我,同时,歌声止住了。
  我推开那间屋门,甚至忘记了道萨拉姆①,“艾克兰穆,艾克兰穆,您在吗?”喊叫和人同时进了屋。我怔住了,满屋都是女人。按照惯例,喜筵上男女宾客是分开坐的,难道艾克兰穆在女人们中间?
  
  ① 萨拉姆:是穆斯林相互问好的用语。

  “他当然在啦。他能上哪儿去呢?您瞧,就在这儿呢!”圆眼睛的弟媳说。说着,她抱起了肥头大耳的婴儿,“瞧啊,这就是我们的小伙子,我们的勇士艾克兰穆!”
  我迷惘而且尴尬。莫非是……我们维吾尔人有用自己所敬重喜爱的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的习惯……“他爸爸给他起名叫艾克兰穆,”弟媳说,“说他嗓子好,长大了让他唱歌。倒也是,在产院,他一哭,就像吹起了吹呐,全院都听他一个人的了……这不是,他爸爸还买了留声机,买了唱片,要让他从小就学唱歌呢。”说完,她拿起机头,唱片旋转起来了,温厚而且透明的男声唱起了《祖国》,是艾克兰穆在唱歌,永远不老,永远响亮。
  “咿——呀——噢——”婴儿艾克兰穆响应着,扑蹬着,喊叫着,他真地想引吭高歌了。
  我亲了亲小艾克兰穆的脸,我祝福他有更好的生活。我听着他的同名人的歌唱,我想着他的命运,我们大家的命运。我想着白杨林,玉米和首蓿,天上升起的第一颗星。想着喀什噶尔清真大寺的庄严的拱顶,想着人民剧场舞台上的耀眼的灯光,想着黑水河畔的怒吼。我想,我们的歌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的灵魂终归是不可战胜的。历尽磨难,艾克兰穆和他们的歌声仍然与我们同在,山高水远,地久天长。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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