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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王叔的故事


  自从中国落后以来,近百年来多少人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出国是看别国有什么优点可学,强国自有其过人之处,我弱国可以效而仿之。但是,学来学去,提倡洋为中用的人常常被扣上挟洋自重或汉奸的帽子。只要对手一扯起民族这面大旗,老兄你定输无疑,跟谁有道理没关系。百年屈辱,同仇敌忾,一听到有汉奸,甭多讲,先打他个狗娘养的。
  挟洋能自重,无非是那崇洋媚外的人不少。人不能理性地看待它国,就容易掉进煽情的旋涡。我们都曾经历了流行“河殇”和“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就像天津卫有些义和团员的后代成了日伪政权的维持会长一样。当然,“河殇”是人在中国批评中国社会,比人在中国批评美国社会多了一份勇气。在不需要勇气的批判中,起哄多于理智,功名盖过真理。
  有些留洋学者归国后也加入了义和运动,提高了抗夷斗争的理论水平。清末民初,有些留学生回了国,大贬洋人。因为他们英语好,懂西餐,读的又是欧美名校,群众说:哈,连学贯中西的大儒都说洋人不行。其实,这些人多半是富家子弟,中国的贫穷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锦衣玉食,所以他们要捍卫国学,而不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我不敢苟同“欲救中国,救世界,非提倡老庄不可”的高论。你我贫家子弟,吃饭要紧,还不如“欲救中国,先办个特区”。
  我家有个邻居叫王二,王二他爹叫王国学。王叔他爹,也就是王二他爷,是大清遗臣。家里有钱,民国年间王叔自费到了美国留学。拿着老爹的现大洋,王叔在波士顿泡泡茶楼酒肆,学会了吃西餐,弄懂了点洋酒,一口英语练得棒棒的。那时老中受歧视,不然的话,王叔肯定象唐伯虎一样,点一个洋秋香回家啦,几个酒吧的女招待们对王叔和他的小费印象深刻。
  洋学位要也可,不要也可,王叔最后以唐诗的一个历史纠葛为题轻松地拿下了博士学位,连他的美国导师都没有怎么听懂,这事为王叔后来的学生赞叹不已,有的学生还由此断定王叔是汉诗英译第一人。
  王叔回国后在中文系教书。那时回国当教授的人收入不低,王叔家按月包有洋车,也有钱到戏院去票票名旦。王叔身着长衫,手拿一根司迪克(文明棍〕,风度翩翩。不象有些崇洋的浅薄之辈,开口就是“太君说啦,…”,或者把头发染黄,实现脱亚入欧;王叔高举国粹大旗,弘扬国学,抵抗外来文化侵略。能用英文研究古汉语的,系上就王叔一份。遇到有那不服的,王叔有一绝招:故意把英文报纸倒着一拿,脱口念出的波士顿英语镇住了那些暗藏汉奸之心的后辈。
  解放后,王叔积极靠拢组织,事事走在队伍前面。抗美援朝的三次战役把美国人打回了三八线,王叔一激动就把洋文凭在系上烧掉了,被学校报纸称为抗美义举,立刻选进了政协。有民主党派来拉王叔入伙,王叔心想:跟你还不如直接跟你的领导,王叔要入共产党。书记说党要他留在民主党派里,好发挥作用。
  五二年时,西南军区一名教员发明了一种教学法,在150小时内教会文盲认识1500个汉字,在全国名声大噪;王叔欣然命笔赞美,写下了当时广为流传的诗歌“文化的春天”。五七年反右后,系上几个刺头被剃掉,王叔跟党更紧了。五八年大跃进时,王叔从古书里发现周朝时就有小麦亩产万斤,为人民公社放“高产卫星”找到了历史根据。王叔还总结为“深耕二尺,密植十万,施肥万担,亩产万斤”。同年,王叔升为二级教授。
  以后搞社教,破四旧,走“五七道路”,反对爬行主义,批判洋奴哲学,王叔是一马当先。就是文革蹲牛棚,受委屈时,王叔还是从自身找原因。打倒“四人帮”后,王叔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从此是老牛更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王叔常在大会上发言,代表爱国知识分子表态。小时候看到报纸上登有政协委员感谢会议伙食好时,我好想成为王叔,可以常在外面吃大油又不用花费家里的肉票。
  王叔常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做学问要厚积薄发。王叔回国后惜墨如金,只写些专业批评文章,在比较汉学领域里是一言九鼎。系上有人说批评文章不算是学术贡献,可是王叔的批评给比较汉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再说呢,“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爱批评他人是党性强的表现。开全国的学术会议时,王叔若要在,一定坐在台上。王叔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是他当年英文版的博士论文,后来由系上出钱印了出来,单行本。王叔家里积了一大堆,有客人来时就送上一本。
  有段时间,系上的自由化分子讲王叔是“科研一阵子,政协一辈子”。组织上没有理睬他们,王二讲:好多人都这样,丫养的单挑我爸。听说王叔最近以八十高龄再度蝉联政协委员,组织上说是留学生在政协里要有代表。我下次回国得找王叔反映一点美国的疾苦。
  王叔家有只咖啡罐,道地的美国货,没舍得丢,平时装上一些时鲜糖果招待客人。王叔有时也指着咖啡罐给王二讲,好东西呀,几十年啦。
  王二自费到日本留学去啦,靠洋钱读书,毕业后留在日本给东洋人做事。王叔说王二的老板淫次郎早年在伪满当过兵,忏悔了,待王二不错。王叔上下张罗,很快就把王二媳妇和小孙子办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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