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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久生情的计划



  三年过去了,我们都不再是孩子了。宿舍里,有了一片片大模大样地摆放着的剃须刀,那是我和舍友们修整日渐硬直的胡茬“必不可少的工具;有了一套套的西装和一对对的皮鞋,不再是一件件学生气的运动服和一双双廉价的球鞋,高年级学生嘛,穿着当然是要成人化的了;墙上贴上了漂亮女明星的大幅画像,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宿舍里的“七大金刚”;有的舍友到女生宿舍去找人,似是在恋爱又不完全像——没见他们当众拖手的。总之,中学时敢说敢做的,到了大学高年级就很少说很少做了,而中学时学校明令禁止做的事,上了大学就逐渐大胆起来了。中学校园里不准吸烟吧,大学的宿舍里不仅男生,连女生都敢当众吸烟;中学生不准谈恋爱吧,大学校园里恋爱成风,一个漂亮的女学生有时会有几十个追求者,连相貌平平的女学生到了工学院里也会得到男生们的青睐,只不过有幸中箭的男生只有那么一两个而已。
  这天早上我们要去机房上机,吃完早餐,我和宿舍里的刘毅。马克列边谈话边往教学楼走去。
  “可能是法国总统打了电话给巴西总统,说你们拿了那么多届冠军,让一届给我们吧,你说是吗?”马克列还对暑假时看的世界杯足球津津乐道,一个月没剃的胡子使他看上去就像阿富汗的伊斯兰学生武装“塔利班”。
  “我看可能是巴西的队员收了法国人的钱,不然打起球来会像梦游一样?”刘毅说。
  正想讲一讲自己的看法,忽然看到楼梯下面有个熟悉的身影。
  “你们先去帮我霸个位子吧,我还有些事。”
  他们两个进了电梯,往十三楼的机房去了。
  我向那个女学生走去。
  “Candy.”我高兴地说,“开学这么久怎么没见你?”
  “我一直都在学校,昨晚九点半钟我还看见你回宿舍。”
  原来她昨晚看见我了,但没有叫我。
  还想说几句,但预备铃响了。
  “你在哪个教室上课?”
  “403,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我匆匆进了电梯。
  这个师妹叫郑艳华,三年级专科班的。大三下学期时我选修了英语口语课,我们的外籍教师,一位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白人Benjamin先生,就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让我们晚上或周末到他那里去“free talk”,就是通过自由交谈来训练口语的意思,我恰好和当时在二年级专科班的郑艳华在一组,这样我就认识她了。
  其实郑艳华长得不算漂亮,要不然我不会和她同一个系一年半了还没有注意到她。
  第一次到外籍教师家里时,我觉得她白白胖胖的,头很大,一双小眼睛,厚厚的嘴唇。她说她的英文名是Candy。
  后来我就叫她Candy。每周六的晚上,按外教要求,我们这一组的十个人都要到他家里去,所以周六晚上我常和她见面。
  大三时学习是比较忙的,但是有时到了周末还觉得无所事事,所以我觉得星期六晚上能到外籍教师家里坐坐,讲几句英语,见一见师妹,还是有点意思的。
  一天晚上上完口语课,我顺道和她一起回宿舍,经过天桥时,她问我:“你能借到MJ500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吗?”“当然可以,你什么时候要?”“不急,什么时候有就给我吧。”
  我想了一下,说:“那你星期天晚上八点到我宿舍来吧,如果有的话我给你。”
  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她来找我了,郑艳华这样就成了第一个到宿舍来找我的女学生。
  “你那本词典呢?”她拿了说明书后问我。前些时候我经常向她炫耀自己有一本十八万词、两千页厚的《大英汉词典》。
  “呵,在这,给你看看吧。”我从书架上抽出最大的一本词典。
  “真厉害,比砖头还重,怪不得你英语学得那么好。”
  “是啊,小心他用这东西把你打昏了。”到我们宿舍来借书的魏浩插话说。
  郑艳华不好意思地笑了。
  送她出门时,我问:“你认识魏浩?”
  “我认识他,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嘛。”
  在下楼梯时,我吹嘘自己如何跑遍了广州的几家电脑公司和一些书店,才在某电脑城将说明书买到。其实,我宿舍本来就有一本MJ500的说明书。
  那天她穿一件黄色的短袖T恤,系着一袭长及脚踝的白色长裙,我才想起,认识她三个月了,还没见她穿过裙子。她手臂的皮肤很白,脸上的肌肤白净而细腻,留着齐肩的头发,嘴唇是淡红的,一双小而有神的眼睛里有着一种求知的渴望,她学习一定是很用功的,难怪听说她拿过二等奖学金呢。
  后来问了一下魏浩,才知道郑艳华是校学生会的学习部副部长。
  说实在的,我中学时就对成绩好的女同学很有好感,我也知道,学习委员、学习部长这些职务,不是成绩很过硬的学生是没资格担任的。
  后来我们继续一起上课,我下了课一般就会到她的座位后面找话题和她说话。星期六晚上我们就一起到外籍教师家里free talk。从外教家中出来后,我会和她一起回生活区。
  最后一次到Benjamin先生家中free talk时,他和我们谈到了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说到动情处,他和我们拉起手来唱当时黑人们在示威游行中唱的一首歌:“We shal overcome,we walk hand in hand,we shall overcome some day!”
  当时我坐在郑艳华的旁边,所以我的手就和她的手拉在一起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拉着女孩子的手,是那样的柔软、细腻,我的心不由得怦怦地跳起来。啊,在大学校园里,在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我们手拉着手,和外国友人一起唱一首英文歌,这是多么难忘的事情!
  那一个学期的英语口语选修课,我和郑艳华都得了九十分。
  下课时,我跑到四楼找到了郑艳华。
  “有没有选修日语课?”我问她。
  “没有。”
  我很快就说服她去选修日语课,因为星期五就截止报名了,到时教材科再根据报名人数来买课本。

  国庆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开始上课,我早早地赶到教室,郑艳华已经坐在第一排了,在她左边有一个空位子,我大着胆子坐了上去。我能闻到她头发上一种淡淡的洗发精香味。
  她没有反对,因为我和她也算是比较熟悉的同学了。后来我就一直坐这个位置。
  看了一下周围,主要是我们系专科班和电子系、应用数学系的学生,他们的必修课时间和日语课没有冲突。
  据说曾在日本鹿儿岛大学进修过的教授进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早上好,我是李海。”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堂日语课。
  在上正式的语音导论课前,李教授先用十分钟时间给我们讲起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讲到了明治维新;讲到了松下幸之助、仁科芳雄和川端康成;讲到了这个生活在资源贫乏、地震频繁的狭小国土上的民族是如何自强不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讲到了日本在西方文化入侵的情况下是如何努力地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随着他娓娓动人的讲述,我们仿佛也到了日本,渴望能快快学会日语,好进一步了解这个一衣带水。高度现代化又古风淳朴的邻邦。是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深层次的民族精神。中学时的古代汉语,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什么是“忠、孝、节、义”。因为学习英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科学、民主”。那么,现在学习日语,该不会是要教会我们什么是“武士道”、“大和魂”吧?
  李教授挂出了一张“五十清音图”,我们随着他的指挥一个个地练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发音。他还教会了我们一些单词。
  课间休息时,郑艳华对坐在她后面的女生说:“师姐,你说我这课能不能及格呢?”
  “听说只要英语四级成绩有七十多分,日语要及格是不成问题的。”后面的女生说。
  我扭过头,看着那个坐在郑艳华后面的女生,她瘦瘦的,一头瀑布一样的披肩长发,一双不大却有神的眼睛,五官的位置恰到好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像鸡蛋白一样,在我们这所男女比例失调的学校里,算是个标准的美人。她坐在那里,双手拨弄着红白相间的《大学日语》课本。
  “那我岂不是很有希望合格?我的英语可是过了六级的!”我得意洋洋地炫耀说。
  那个瘦瘦的女生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看着我,然后扑哧地笑了一声。
  “中秋节准备去哪里?”我问郑艳华。因为下周二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还要上日语。
  “还没有计划,我想到时回来上课。”
  “那我们在这里过节吧,我到时拿月饼过来。”
  “很好,我到时等你吧。”
  我很高兴,她终于肯和我一起过中秋了。
  中秋节的晚上,我早早地到了教室,郑艳华还没来,我放好了月饼和水果,坐在上星期日的那个位置上等她。
  坐在后面的那个标准美人说:“咦,你带了月饼来吗?”我便问她:“今晚准备怎么样过节呢?”“还没有计划。”“和我们一起过吧。”
  她不置可否,继续埋头看课本。
  我冷不防拿了她的《泛函分析》作业本过来,上面写的是“白琳”。她生气地看了我一眼,撅起来的嘴里发出了轻轻的“唔”。
  原来她是应用数学系的。
  上课铃响了,郑艳华走进来,一下子就坐到了我的右边——也是两天前她坐的位置。
  这天是中秋节,学校里很多同学都没有晚自修,在宿舍里。教室里开中秋晚会,也有的同学成双成对地外出,感受羊城中秋夜的良宵佳境。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日语班的出勤率只有百分之七十。
  对我来说,这天晚上的课好像上得特别有味道,尽管这天是中秋节,但前几年的中秋节却太正规、大传统,也太平淡了一些。今年的中秋节,身边坐的是我喜欢的一个女同学,在一起上我们都喜欢上的日语课,她还答应上完课和我一起过中秋节。这让我觉得今年的中秋充实而有意义。也许这天晚上浓缩了许多大学生对完美大学生活的理解:既得到了知识,也得到了……,那两个字我一向是避忌的。因为上三年级以来,我一直不敢相信这种幸运会落到我身上。
  课间休息时,白琳走到讲台上向老师请教问题,我抬起头来看着她。
  她身材很纤细,我相信她穿什么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包括她现在的一套牛仔服。我相信她在学校里一定会有无数的追求者,这样的女同学,我一接触就会有难以形容的自卑感。
  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胡思乱想,今天晚上,我只想和郑艳华一起共度中秋,尽管她其实不算漂亮,但我只想和她在一起。
  下课铃响了。“等一下吧。”郑艳华说,“我现在去找两个同学来。”
  “是不是找师弟。”我记得上学期末好像曾经见过她和一个男同学一起骑车出校门。
  “师弟师妹都一样。”她牛头不对马嘴地说,跑了出去。
  我还来不及生气,郑艳华的一个同班同学坐了过来,他叫熊健明,据说是班长。
  “一起过节吧。”我对他说。他上日语课时一直坐在白琳后面。
  郑艳华回来了,后面是一个獐头鼠目的师弟,一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师妹。
  我们五个人就在教室里分吃那盒月饼,还有师弟师妹带来的一些东西。一边谈论各种事情,谈到前些时候长江流域的抗洪抢险。
  “其实这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说。
  “但是报纸上不是说现在的‘豆腐渣’工程太多了吗?”郑艳
  “但是乱砍树木可是埋下几十年的隐患,主要还是计划生育搞得不好,人多了就得吃饭,就要种田、烧柴,这样就要砍树。”
  “但是为什么农民们要生这么多孩子呢?”熊健明问我。
  “这是传统观念,不是说人多力量大嘛。现在农村人多的家族,搞械斗也占便宜。”可能因为我不在农村长大,所以对内地的农民有些看法,觉得他们迷信、愚昧,没有民主意识,不尊重个人的权利。
  “师兄,你懂得真多。”那个师妹说。
  是的,虽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从小我就对各种人文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一个干部家庭中长大,父亲是学中文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家里有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我也很喜欢到图书馆看一些关于国内社会问题的杂志。
  谈话中,我知道了师弟叫杨伟民,是外语系二年级本科生,师妹梁雪媚,是计算机系二年级专科生。我松了一口气。
  十点半了。“我们出去吧。”刚才一直没说话的师弟提议。
  我们一起下了教学楼,那个熊健明回宿舍了,我们四个人就一起在校园里散步。偶然,师弟会插到我和郑艳华中间。
  我觉得这一年的中秋比去年的更有意思。我想我是在追郑艳华吧,幸好她似乎也接受我了。
  我今年二十二岁,明年,就二十三岁了。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十八岁是成人,二十岁时小孩子要叫我们“叔叔”而不是“哥哥”了。二十二岁呢?暑假时,听说一些中学时没考上大学的漂亮女同学嫁人了,也有两个男同学结婚了。这是一个够资格做父亲的年龄啊!总之,现在我要追女孩子,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大学里的老师不赞成我们谈恋爱,但也有一些年轻老师说,到了高年级,学习轻松一些的时候,结识一些女同学是关系不大的,可能是暗示高年级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一次有那种对女同学的奇怪想法,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
  高一时,隔着两张桌子,前面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学生,班上的女同学都叫她“阿娇”。她是农村来的学生。
  阿娇的脸色白里透红,一点不像其他农村来的学生一样黑黝黝的。早上,她总是很早就到教室里读英语。
  有时上英语课;我会听到老师表扬她几句。
  一天下课时,阿娇托着腮侧脸凝视着窗外,我忽然觉得她的侧影很美丽,不由得呆呆地看了两分钟,直到她将脸扭过去为止,我想她肯定发现了我在偷看她。
  后来我在上体育课时,在教室里偷看了她的学生证,知道她比我大半年,家在一个小镇里。
  很快,我对“周红娇”这个名字非常的敏感,我努力不让同学们知道我心里想的东西,我怕别人说我闲话。
  高一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那在初中时一向拿全班第一的英语只拿了全班第二,阿娇是第一。
  第二学期我开始每天提早半个小时回教室读英语,比阿娇还早十来分钟,我决心加把劲超过她。而且,这样每天早上她刚进教室就一定会见到我。
  到了期中考,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和她并列第一。但是由于我这个学期学习很刻苦,数理化成绩也上去了,总分比她要多一止匕
  阿娇是个很少和男同学说话的女生,我更从来不敢和她说话,直到高一快结束,我也没和她说过话,但是每天放学,如果她还没走,我也舍不得离开教室,继续在那里看书。我幻想某天,她会突然来和我切磋几句英语。
  上高二了,开学三天后,我们就进行文理分科,我选择了理科,而阿娇则在全级唯一的一个文科班,那个班在三楼上课,而我们在二楼;她住在学生宿舍,每天她从东门进出,而我则从西门进出——我住在家里,从此我就很少看见她了。加上为高考而拼搏的两年里,谁会想到这些事情呢?
  高考结束了,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工学院,而阿娇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师范大学,学日语。放假时我不能见到她,她住在离我生活的城市上百公里的一个小镇。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而在没人有心情写毕业留念册的高三,我连她的一点字迹。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高中一年级,十七岁生日时,放寒假回家那天,忽然很舍不得离开学校,回学校读书,和同学们在一起,是多么有意思啊!
  大学二年级,二十岁时,由于学习紧张,中秋节没回家,和宿舍的同学也没什么话说。晚上,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坐着公共汽车在市区转,随身携带的单放机放着一首老歌: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弯弯的小桥下面,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上面,是那童年的阿娇;
  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啊……”

  那一年中秋的深夜,我睡着不久便醒来了,静静的夜里,一种远离亲人、远离了回忆中的少年时代的怅们与孤寂,在我心里无法抑制地涌了起来。
  大学三年级,我二十一岁时,和同学们在市区的公园里共度中秋。由王军华和黄菊香主持,平时难得聚集在一起的同学开了一个“恳谈会”,一个个当着班上所有同学的面,谈上大学两年来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我这才知道,平时和我言谈不多的同学,原来心里想的多数也和我一样。我至今还记得马克列说的几句话:“其实林田也是个好人,学习很刻苦的,每天宿舍里他起床最早了,宿舍里不但有计算机的专业书,还有很多的数学专业书和原版英语书,他是很想和同学们多一点交谈的。现在轮到他说了吧?”
  风轻轻的,灯光淡淡的,同学们那已经为我所熟悉的脸上,是一种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所没有的纯真和中学生所没有的成熟,而平日看上去相貌平平的三位女同学的容貌也如天上明月般俏丽;那一刻,我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如果回忆起大学生活,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一定是这天晚上看到的一切。
  今天,大学四年级时的中秋节,我和郑艳华在一起,确切地说,是和师弟师妹们在一起,在校外的公路上散步,灯柱上金黄色的路灯光一直延伸到远方。
  当离开三个师弟师妹回寝室的路上,看到小霞正和她的男友手拉着手从男生宿舍出来,她的男友要送她回到女生宿舍。
  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青春易逝的感觉,不满二十岁的他们,是多么的幸福啊,能像一家人一样共度中秋佳节;而二十二岁的我,和我所喜欢的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同学”。
  希望过些时候我们能不仅仅是“同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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