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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艾德娜·冯吗？她常到我们教堂来，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医生。她在宝宝的订婚晚会上穿了件红衣服。 海伦说，艾德娜刚刚发现她的一个儿子有精神问题。是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不是海伦的。尽管海伦说她总是替弗兰克担心，前途没有把握。可她一听到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心里就好过多了。说到弗兰克，不是说到艾德娜的儿子，她说，“我至少该高兴，不用为我们家里的人操这份心。” 我心里想，这不是高兴，这是一个借口！在中国，人们都喜欢用这种理由，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就不必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干吗要用这种方式比较？这种思路只会使你感到害怕。你只想到你会失去更多，而不去希望拥有更好的东西。 我要是在中国这么想，就还会待在那儿。因为我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过得比我更糟。 比方说在上海，战争结束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乞丐，许多是女的，坐在路边。有些人挂着写有她们遭遇的牌子，像广告似的：这个是被丈夫赶出来的；那个全家在战乱中死光了；这个的丈夫吸上了鸦片，把家产全卖了，连孩子也卖了。 或许有些故事是夸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有一次我对自己说，我宁可去要饭，也要离婚！ 我怕了，要是我知道我出走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可我没有这种出走的希望。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决定的吗？我还是想离婚！真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让月亮为我作证，对自己发了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顽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和文福生活下去了。你瞧，我在找到我所渴望的东西以前，早就打定了主意。 我打算先去一趟崇明岛，看看老阿婶和新阿婶，然后就离开。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 但我刚想动身，淡若发高烧了，然后又转为黄疽。接着我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我想，这病早在我们离开昆明，与胡兰和家国一路同行的时候就染上了。我知道这个，因为家国来过一封信，提到了他们的新居以及他在新职位上取得的成绩。信的末尾，胡兰用孩子气的笔迹写了几个字。她说家国的父母待她很好，她买了张新桌子，漂亮得没法说。最后她说，她身体很好，但最近她一直生病。家国加了句，她人黄得像田里的麦子，瘦得像砍麦子的镰刀。 所以你瞧，我认为这是胡兰吃了长沙的小河蟹的缘故。我们也是吃了这东西而得病的。它一直待在我们肚子里，现在终于发作了。 不管怎么说，淡若得病后，我只得带了一个口信给老阿婶和新阿婶，告诉她们我们去不了的理由。战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婶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脚的中文写的。像胡兰一样，老阿婶没上过学。她直到长大后才学会写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学的那种正规的写法。她不知道怎么遣字造句，而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的这位老阿婶，”她写道，“一见那男的站在门口，就担心得要命，差点把信撕成两半。你怎么能说只不过是小毛病，不要紧呢？身体好总是最要紧的，大家的身体都很好，不像缪太太。你可记得她，就是给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她站了一会儿，说是有个苍蝇缠着她，过一会人就躺地上起不来了。真是作孽呀。后来缪太太的先生下楼去打电话请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线路全占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没用。干是他跑出门外，冲一个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给钱。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这是隔壁的女人说的。谁知道郎中干吗拖这么久哪？谁知道他在给谁治病哪？反正不是给我。过了两三个钟头，郎中总算进了缪家大门。你猜他看见什么来着？缪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为老婆死了，给吓死的。她没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叔叔，所以你要相信我，我们该修修电话了。打仗那会儿，电话不灵了。那会儿你叔叔在厂里，我正想给他打电话呢，可就是不通。这会儿你叔叔说，谁要电话呀？我的身体不大好，他是晓得的。我要是倒地上，不知会怎么样？雯雯，不要为我担心，但你要是来这儿，千万跟你叔叔讲，阿姨说得是，该修修电话了。你要问他，哪个要紧，是电话，还是老婆？我说了，身体最要紧。你快来。要是发冷，就吃点热东西，要是发热，就吃点冷东西。什么时候来写信告诉我。现在我得打住，参加缪先生的葬礼去了。问大家好。” 当我带着淡若终于到达崇明岛的时候，已经过了1946年的新年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小时候我的婶婶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们不怎么关心我，她们把我看作是讨厌鬼，一个白吃饭的。我一直以为我对她们也是没有强烈的感情的。我干吗要去？ 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的平底船靠近那个岛屿时，我惊讶地发现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冷风吹的。但是我一见到她们——叔叔、老阿婶、新阿婶——在码头上向我招手，又是喊又是叫的，“她在那儿！”我才知道不是风吹的。 他们看上去都老了，尤其是老阿婶。她已经失去了早年的那种精明干练。连她那双本来乌黑的眼睛也失去了早年的神采。新阿婶头上生出了好些白发，每笑一下脸上就露出深深的皱纹，就像蜘蛛网似的。叔叔好像是在梦游似的，每走一步人家就要提醒他，“当心！走这儿！” 实际上，我一见到叔叔走路的样子就觉得他和我父亲实在太像了。他们的神志同样恍惚，性格同样懦弱。他们的眼神迟钝，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自己拿不定主意。这使我想到他们俩在这方面总是那么相似。那么多年来，他们只是装出当家的样子，当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大声吼叫，当他们自己害怕的时候就恐吓别人。 老阿婶在我的脸上摸了又摸，跟我说，“哎！哎！瞧你，又白又瘦！这孩子，不会就是你的儿子吧，已经这么大了？” 淡若上前一步，把我买的礼物，几克很珍贵的人参送给老阿婶。“给您的。”淡若说。他皱了皱眉头，然后想起他该说的话：“祝您长命百岁。”他又皱了皱眉。“身体永远健康。”他又加了句。他又皱了皱眉头，然后转过头来问我：“说完了吗？”我点点头。 老阿婶和新阿婶拍拍他的头，笑着说，“你最近的来信中好像没说起他新年才六岁。怎么可能呢？他聪明得很。瞧瞧他的眼睛，跟小功一个样。” 我不知道是岁月的流逝使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吃的苦太多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小功和小高在哪儿？”我问道，“他们肯定有——多大了——十五六岁了吧？” “一个十九，一个二十！”新阿婶说。 “已经那么大了！他们在干什么？上名牌大学了吗？” 老阿婶和新阿婶互相看看，好像在考虑怎么回答才好。“他们眼下在造船厂干活，就从那条路下去。”小婶婶终于说。 “是在修船，”老阿妹又加了句，“但他们不久就要上大学去读书了。” “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在修船，”老阿婶说，“他fll把铁带给其他工人。一个装料，另一个推手推车，工作很辛苦的。” 我竭力想象着这个场面，两个被宠坏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在于这么重的苦力活。 “哎，雯雯，你瞧是这么回事，”新阿婶拼命解释，“战乱期间你叔叔的生意很不好。许多机器都烂掉了，又没钱修好，让工厂兴旺起来。所以你瞧我们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她说，“大树死了，树底下的草也枯了。” “哎，”我说，“听到这些真叫人心里难受。” “更难受的你连做梦也想不到。”大婶婶说。她们陪我和淡若在屋子边走了一圈，到了老东角和新西角，给我看看她们说的意思。 大房子已经破败了，墙上的石灰剥落，地板也开裂了，露出下面的烂泥。床中间全都深深地陷下去了，也没钱把棕绷绷紧一下。但最使我伤心的还是那个暖房。 所有的小窗户不是裂了就是破了。木架子上的油漆剥落像碎片一般。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里面所有的东西不是烂了就是蛀得发黑。变化真大呀。 看着这一切，听着她们说家里发生的变故，我怎么能责备老阿婶和新阿婶给我撮合了这么一门亲事呢？我怎么能要求她们帮我摆脱我的痛苦的生活呢？不，我不能向她们提这个要求。 我们站在暖房外面，忽然我想起了花生。“你们的女儿怎么样了？”我问新阿婶，“她还住在海德路那幢房子里吗？我最后收到她的一封信是在两年前。每封信上她都要道歉说没及时回信，另外就没说什么了。花生！真是个傻姑娘！” 一听到花生的名字，叔叔好像醒过来了，他轻蔑地哼了哼鼻子，然后站起来走开，回屋去了。“花生已经死了！”他回过头来冲我们喊道，把我和淡若吓了一跳。 “什么！真的吗？”我喊道，“花生——死了？” “你叔叔还在生她的气。”新阿婶解释说。 “淡若，”老阿婶问，“你饿了吗？” 淡若摇摇头。 “跟你二爷回屋去。”大婶婶说，“叫烧饭阿婆给你一碗面条。” 淡若看看我。“听婆婆的话。”我说。 淡若离开后，新阿婶说，“花生从婆家跑出来了。她跟一帮坏人混在一起，那帮人说什么要帮助女人脱离封建婚姻。” “哼！她可不是封建婚姻！”老阿婶说，“她是自己答应的。她想嫁人！那些帮助她的人没对她说实话，至少一开头没对她说实话。要晓得这样，她小的时候我真该多给她吃几个巴掌。” “当然，她丈夫就把她休了。哼！他干吗还要她回来？”老阿婶说，“然后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报上登了声明，说：‘我宣布和江华珍这个私奔的妻子脱离夫妻关系。’你那可怜的叔叔，正在吃中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声明，一下子被一块小萝卜卡住喉咙，差一点就呛死了。” “所以你叔叔认定，她这么做是有意要把我们全家人活活气死，”新阿婶说，“这不是真的，她心肠还是好的。只是鬼迷心窍了。” “这么个傻丫头！”大婶婶说，“我教她的那些东西全当耳边风了？自己一点没主见。她小时候我真该接她揍得更厉害点。” “她离婚了？”我说，“我听到这个心里真难受啊。” 我嘴上这么说，可你猜猜我心里怎么想的？当然！我不知道花生怎么离婚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问问她，我怎么才能像她一样离婚。 出于礼貌，我和淡若在我叔叔家住了两星期。住少的话，他们会以为我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到岛上来之前，我已经去过银行，把剩下的所有陪嫁钱全取出来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战后中国的钞票已经不值钱了。我记得我大约还剩下两千元钱，当时只值两百美元。我就用这笔钱来款待我的亲戚朋友。 每天我都和老阿婶新阿婶一起上市场。每天我都买些昂贵的蔬菜和肉类，我知道她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这种东西了。每天我和新阿婶都要在摊贩面前大声争吵，抢着付钱。每天都是我付的钱。 有一次在去市场的路上，我终于告诉我的婶婶们，我想见见花生。 “不可能，”新阿婶马上说，“太危险了。” “我是不会让你去的，”老阿婶说，“这傻丫头不值得你去看。” 我和淡若要走的那天早上，新阿婶很早就到我们房间里来了。她要淡若去和叔公说声再会。 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她开始长篇大论地跟我讲了花生的事，好像我还想去看她，好像她的错全是我造成的。 新阿婶解释说：“她的影响还是很不好，就像一个得了传染病的人。所以你不能去看她。” 我听着，没说什么。新阿婶说完，叹了口气，“我晓得和你争也没用。好吧，我拦不住你，至少你不要让我挑担子！”她在床上扔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有地址，还写了坐几路车，找哪条巷。 突然，新阿婶又出现在门口。“可不能让你老阿婶知道这东西是我给你的。”她悄悄说了句，又走了。于是我就知道她自己已经偷偷地去看过花生。 过了一会儿，老阿婶进门了。“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她说着把一个小包裹放在床上，“这东西我是很久以前从一个朋友那儿借的。我从来没还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你抽得出空，兴许可以带给她。”包裹上的地址跟新阿婶给我的地址一模一样，还有个名字“李小姐”。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老阿婶含着眼泪说，“可不要告诉别人。” 我回到上海后，过了一个星期才去看花生。但是，我没告诉任何人。我穿着平时的衣服出了门，好像是去菜场买东西，或是去公园散步。我一穿过两条马路，就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点花生的情况，她爱各种各样的舒服享受，只留意漂亮的服装和脸上的粉霜。她总是喜欢赶时髦，可她自己心里又没个辙。所以当汽车越开越远，一直开到城区最糟的地段，你就可以想象出，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我在山阴路下了车，然后不得不从这儿走进小汽车都开不进的狭弄里，那里挤满了自行车、三轮车和手推车。她住在日本区，那儿的建筑七拐八弯，就像一条长龙似的。所有的建筑看上去全差不多，都是带尖顶的两层砖房。这些弄堂里没有人行道，小路上到处是煤灰和痰。 你也许会想，既然日本人占领上海那么多年，这儿应该是城里最好的地段。当然有些地段还不错。但大部分地区的房子都是战前造的，我觉得这儿臭气熏天，垃圾遍地，拥挤不堪。你要是问我的印象，我只能说这儿比华人区只好了一点点。 我弄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作家和艺术家都喜欢住这儿。或许他们觉得这儿比较浪漫——要是你没东西吃，可以吃人家的思想。这儿妓女也很多，但档次没南京路上那些住在夜总会里的妓女高。这些女人被称为“路边夫人”。好像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只有三条板凳的饭店，或是一家和门面同样宽的酒店，或是一架陡梯，通向二层楼上的茶室。 然后我进了一条满是小摊贩的街上，很多人在卖旧书、旧地图、旧杂志——有历史的、言情的、诗歌的、政治的。 “禁书！”一个男子冲我喊道。说着他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本杂志。封面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哭，一个男的鬼影抓住了她。我没看下去。它们跟我和花生以前在暖房里经常读的故事一模一样。我站在街上回想这些故事，说的都是姑娘不听父母劝告，为爱情而结婚，诸如此类。结局总是悲惨的，用道德说教结束：“不会控制，白白送命！”“坠入私情，坏了名声！”“丢开家庭观念，丢了自己脸面！”我想起那些读后使我哭泣的故事——我总觉得大多数女主角的结局跟我母亲同样悲惨。 就在这时候，我明白了，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只不过是故事罢了。像花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曾经为我母亲想象过一个不幸的结局。像花生那样，我曾经被这些悲惨的故事所吓倒。但看看实际发生的情形，它并没有阻止灾难落在我的头上。恰恰相反。于是我就这样想：也许我母亲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或许我也还能找到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我老实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这就是我为什么总以为接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巧合，还是一个征兆，它说明我终于有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因为接着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我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一开头我还不认识这个微笑着的男人。“雯妮？”他说，“还记得我吗？” 我寻思，这个名字，雯妮，好像很熟悉。你瞧，我还以为他在说他自己的名字呢。我拼命回想着。 然后他就说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给你带来的麻烦。” 什么？这男人在说些什么呀？ 然后我认出了他的嗓音，这个华裔美国军人，吉米·路易，就是他给我起名为雯妮的。 是的，是的，就是你父亲！就有这么巧，五年后，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在上海一条陌生的街上碰撞在一起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要是我不去看花生，要是我不停下来看一本傻杂志，要是他不是正在找一张报纸——一分钟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擦肩而过。我问你，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好多年以后，我对你父亲说过同样的话，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多幸运啊，命运把我们带到一起。可你父亲并不认为这是命，至少不是中国人的命运观念。 “所谓命，”他告诉我，“就是说另外有个人在替你决定你的生活。我们的爱情比这要伟大得多。”这儿他用了一个美国字“命运”①，某种无法避免的东西。 ①该词英文原文为“DESTINY”，意为“命运”、“定数”，不同于另一个同义词“FATE”，意为“命运”、“运气”。 不过在我听来命运和命是一回事。他坚持说这是两码事。于是我告诉他，“或许同一样东西，你在用美国方式看，我在用中国方式看。你说，‘瞧，碗里有条漂亮的鱼。’而我则说，‘瞧，漂亮的碗里有条鱼。’用什么词无关紧要。反正是同一只漂亮的碗，同一条漂亮的鱼。” 但你父亲仍坚持，一我们俩一见钟情，这就是我们俩的意志合在一起，互相寻找对方的原因。” 打那以后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怎么能告诉你父亲，说我对他并不是一见钟情的。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舞会上。我不知道有那么一种瞬间产生的感情，又怎么能感觉得到呢？当然，当我第二次和他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对他的爱情很快就产生了。 所以或许我们俩都说对了，对我来说是命，对他来说是命运。 但后来你父亲做了牧师，他说这是把我们俩带到一起的上帝的旨意。所以现在我无法再解释我们究竟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我只能说，我当时在上海的一条小马路上，你父亲也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在那儿不期而遇后，就站着说了一会儿客气话。然后吉米·路易——早年我还是连名带姓叫他吉米·路易，像中国人似的——请我到马路对面的茶店里喝点茶，坐下歇会儿。我同意了，但只是出于礼貌。事实上，我没想到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我们坐在一家小小的楼上茶店里，一个我觉得很脏的地方。我看到女招待从一张桌子上拿过几个茶杯，用冷水洗了一下，就上满茶，递给我们了。我不得不用热茶把茶杯泡了两遍。也给吉米的茶杯泡了两下。你瞧，还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担心他的胃了。 我们静静地喝了一会儿。然后他向我问起了文福，“他还在用那个犹大的名字吗？” 我笑起来了，然后又假装责备他，“你太坏了。我丈夫很生我的气。” “可名字是我给他起的，又不是你。”我不好意思提醒他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事，也没告诉他朋友们怎样取笑文福，说我已经被一个美国人勾去了。我不能告诉他后来我和文福吵架的事，尽管我一想起这件事脸还是气得发红。吉米·路易肯定是看出了我脸上的表情，因为他马上接着说：“太可怕了，瞧我都干了些什么。真对不起。” “不，不，”我说，“我是在想另外事。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在变，就是没变好。”吉米·路易知道我们不该再谈这个话题了。于是我们就谈起了另外人。我告诉他家国在哈尔滨找到了新工作，胡兰还没有孩子。他告诉我他的大多数空军朋友都被派到北京帮助接收日本人的投降事宜去了。他还在美国新闻处为美国总领事馆提供报刊消息。 “这可是个很重要的工作呀。”我说。 “不过是名气大罢了，”他说，“我每天读各种各样的报纸，注意每天的新闻报道。”然后他说，“你瞧，我是个间谍。’当然，他不过是在开玩笑！他老是喜欢捉弄人，你记得你父亲就是这么个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海伦至今仍以为他真是个间谍。他不是！别听她的。要是他真是间谍，干吗他公开开这种玩笑？ 不管怎么说，我们喝了很多茶，喝了又喝。过了一会我不知不觉把我叔叔的工厂的情况也告诉他了。我说到他们现在有多穷，我的堂兄弟现在也不得不干活。吉米·路易没有瞧不起他们，也没有可怜我们家。他富有同情心。他说战争就像一场大病，战争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一下子恢复健康了。 我跟吉米·路易谈起了花生。我说她离婚了。吉米·路易并没有说，“花生这女人真不好。”他说许多婚姻都给战争毁了。 最后我跟他讲了我父亲的事，他因为跟日本人合作而惹了麻烦。他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战时使人们犯了他们在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错误。 你瞧他怎么样？我觉得自己把什么都一古脑儿说出来了，心情也舒畅多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他可算是富于同情心的了。但我还没有跟他提起我的婚姻，还没有。 “你怎么样？”我问，“回家后，你家里好吗？你妻子和孩子想你吗？” “没妻子，也没孩子。”他说，“没那么幸运。”然后他拿出一张小照片。照片上四个年轻姑娘坐成一排，从小到大，服装和发式都很时髦。她们是他阿姨的校友，梁太太的女儿。他告诉我，这位梁太太说他可以在她的女儿中挑一个做他的妻子。“每个女儿都很有教养，”吉米·路易说，“每个女儿都会弹钢琴，每个女儿都能用英语读《圣经》。” “很有魅力，也很有风度。”我说，“那么多姑娘任你挑，眼睛都看花了吧，你看中了哪一位呢？” 他笑了，然后严肃地说，“你，”他说，“可惜你已经结婚了。” 真的，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可以选择这四个姑娘中的任何一位，她们个个天真年轻，都没结过婚。但是他看中了我。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我的脸红了。因为我没敢抬头看他，我假装看手表。 “哎呀！”我说，“如果我现在去看花生，一到那儿就得往回走了。” “最好明天再来看她。”吉米·路易建议。 “只能这样了。”我同意。 “那么明天我在马路对面的书店里等你，然后和你一起去，保证你的安全。”他说。 “不，不，太麻烦了。”我说。 “不麻烦。我每天到这儿来找报纸。” “每天？” “这是我的工作呀。” “我想我可能在十点半来。或许对你来说太早了。” “我会早点过来等你，免得你比我早。”当我们两个站起来下楼的时候，我看到他把那张有四个漂亮姑娘的小照片留在桌子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心中又高兴又激动。我想我的生活好像要有所变化了。我不知道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肯定是要有所变化了。 但这些念头马上就消失了。淡若的尖叫声穿过整幢屋子。一个佣人把他带到我身边，说他摔了一跤，头朝下从楼梯上滚下来了。我正哄我的儿子，三妈跑来喊我，说我父亲的高烧退了，神志也清醒过来了。于是我赶紧跑到我父亲房间里去。过了一会儿，厨师跑进来了，她说她还是走了的好，实在受不了文太太的责骂。我站在房间里，听到文福正在大声吼叫，然后就是什么东西扔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下楼看见盛早饭的碗的碎片扔得满地都是，椅子上全是泼掉的面条。 我想哭。我的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了。我永远要为别人担惊受怕，没有时间考虑我自己的问题。我肯定所有这些小打小闹说明，今天我是不可能离开这屋子的了。 但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它能让你这么想，也能叫你那么想。因为我正想放弃那天的计划，我的机会又来了。我上楼去照顾我父亲的时候，他正在读一张报纸，只因为我上去打断了他，他很生气。“他肯定在梦中和自己打架。”三妈说。 我下楼的时候，文福已经看赛马去了。那个生气的厨师呢？她已经把垃圾打扫干净，上街买晚上吃的小菜去了。小淡若从他的床上喊我，他想起床了。他已经忘了他头上的肿块，现在他想起了文福的母亲答应他，今天带他去看一个朋友，她有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孙子。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屋子了！但我看到现在要改变我的生活已经太迟了，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我竭力把心思集中在看花生上，重新见面会是多么高兴啊。我拿起老阿婶要我带给她的包裹。我在上面又加了五双袜。花生见到该会多么高兴啊。 当然，我心里还是不断在想茶室对面的那个小书店。我仿佛看到吉米·路易正在翻书，一面不耐烦地看着手表。我想租一辆出租车。然后我想象吉米·路易又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离开了书店。我决定不忙着去赶肯定已经无人等的约会。于是我压下我的希望，等公共汽车。 等我赶到山阴路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我强迫自己慢慢地平静地走过去。快走到书店门口的时候，我又强迫自己不抬头看。一直走吧，走吧。 我喘不过气来了。我对自己说，别犯傻了，他已经走了。还是走吧。 我竭力不向两边看，我的眼睛盯住路中间。别看，走吧。 我走过书店，没回头看。我闷着头走，走过一条马路。我停下来，叹了口大气。我的心口隐隐作痛，我意识到我已经让某些希望从这儿溜走了。我又叹了一口气。这次我很难过。然后又叹了一口气，是放心的叹气，但不是我的叹气。我转过头去。 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满脸欣喜！ 我们没说话。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不放。我们两个站在路上，我们的眼睛被欢乐的眼泪打湿了。无需开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现在我得打住了。因为我每次回想到这里，就忍不住要独自哭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事当初叫我那么高兴，现在又叫我那么伤心。也许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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