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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违背我的诺言。我只收回了一个，那就是做文福的好妻子。这和违背诺言不一样。就好比在曼斯百货公司买了一样东西，然后又退货把钱还回来了。上星期，我给宝宝买了双鞋子作结婚礼物。两天后，我看到同样的鞋子又打了八折，我就把鞋子退回去，把钱要回来，然后又买了那双鞋子，这一次买得更便宜。 我把那双鞋子退了，没对别人造成损害。我买回来的还是同一双鞋子。瞧，鞋子就在盒子里。式样跟我在战争期间穿过的那双差不多，也是高跟的，只不过跟没那么高，颜色更像红棕色，足趾部位也是楼空的，不过做得不是那么精致。 我穿了那双鞋，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美国人办的舞会。我穿了那双鞋跳舞，第一次产生了爱情。 这都是在飞虎队到昆明的时候发生的。当然，那时还不叫飞虎队，大家管他们叫“爱维吉”，就是美国志愿部队AVG的简称，也有人管他们叫飞鲨，因为他们在飞机头上画上了鲨鱼牙齿，样子非常可怕。后来有人误把鲨鱼牙齿当作老虎牙齿，于是飞虎队这个名字就传开来了。这是一种误解。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邀参加了一个庆祝美国胜利的舞会。就在要去的那天，胡兰告诉我，有个中国女教师发了疯，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现在想跟美国空军睡觉，不管谁都行，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一个中国女人公开说这话！”胡兰说，“这是真的。大家都说，美国人打了一次胜仗后她就得了这病，然后在大庭广众面前指责自己的丈夫。什么样的病——谁知道啊？但她现在对性特别来劲，老是不停地谈这个问题。她年纪不轻了，大概已经有三十了吧，人也长得不漂亮。” 胡兰说舞会定在美国俱乐部举行，这个疯女人也要去。美国人邀请中国飞行员参加，也可以带夫人和女友去。我们当然要去！舞会上还有音乐——留声机和唱片——，还有许多好吃的，以及尝起来像苏打水的威士忌潘趣酒，让大家跳得更疯些。 我记得舞会那一天，正好是1941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日本飞机又一次来昆明投弹后的第四天。但这次美国志愿部队把日本人赶走了。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大家都跑到大街上奔走喊叫，向机头上涂有鲨鱼牙齿的美国战斗机欢呼。锣鼓喧天，爆竹四放，汽车喇叭齐鸣，就像过新年似的。所以或许我们大家跟那位教师差不多，都有点疯疯癫癫了。 我们一走进美国俱乐部，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音乐。放的是敏教过我的那支曲子，我们管它叫“空中邮车”，非常活泼。文福打着响指，眼睛望着前面的什么东西笑着。已经有人跳起来了，女孩子的高跟鞋格格响，美国人的大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柔和悦耳的声音。 即使那女教师在场，我也不认得。在场的中国姑娘全疯了：大学生、教师、修女，还有不少从全国各地飞来的——大家全都想跟美国人跳上一曲。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谁知道她们身上穿的西式晚礼服是从哪儿搞来的——粉红的、碧绿的、黄色的、缀花的，许多人穿着拖地的长裙子，上身几乎一丝不挂，胳膊和肩膀全露在外面。可她们就这样与那些人高马大的外国佬跳着，把飞行帽戴在新烫的头发上，做出各种各样可笑的样子。 当然美国俱乐部不是一个真的夜总会，只不过是一个大仓库。白天，美国志愿兵拿它当大会议厅用。为了举行舞会，地上已经打了许多道蜡，所以虽然是水泥地，却像大理石般闪闪发光。长条椅都被推到一边去了。长条桌上摆了一个个点了蜡烛的小盘子，本是夏天用来驱赶虫子用的。那时只有这种蜡烛还能买到。 屋顶和墙壁上，全都挂满了美国人用纸做的装饰品——树啦、糖果啦、蜡烛啦，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色彩鲜明的图形。它们并不十分有趣。但家国说，这些特别的圣诞节装饰品，是仰光的传教士和红十字会的姑娘专门做好，用飞机穿过缅甸山峰运来的。我们知道这趟旅行是很危险的，即使运送重要的军用物资也是如此，于是我们重新用敬佩的眼光观赏这些美国圣诞节装饰品。红十字会送的是一棵圣诞树，文福说这是正宗的美国树，他以前在杂志上看到过照片。在我看来，这棵树看上去跟当地的灌木差不多，只不过削成了圣诞节的样子罢了。树上挂满了贺卡、红缎带、白棉球，还有看上去像是用白的莲子穿起来的长长的项链。树下有几百只大的红口袋，可以挂在身上，里面放着用锡纸包的巧克力或糖果，用缎带扎起来了。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因为胡兰一连拿了四袋，每次都说是美国人鼓励她多拿的。 文福告诉我，他是好多年前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学会跳舞的。我知道他很想在我面前露一手。但我马上就看出，他什么也不懂！没有节奏，没有技巧，舞步也不正规，根本就不会跳！哪比得上敏，跳起来就像风中的柳枝。文福带我转圈，转得很厉害，我觉得手臂都要被他拉脱臼了。最后他很笨拙地带我转圈，弄得我一只高跟都掉了。我突然感到像被子在跳舞，一脚高，一脚低。文福只好把我放开了。 我坐在椅子上，看文福钻进姑娘堆里，她们全都打扮得很漂亮。他指指自己的制服，一位姑娘就哧哧地笑了。我把脸别过去。他想调情，我才不在乎呢。 然后我就看胡兰和家国跳。他俩的肩膀靠得很紧，但胡兰的步子迈得太大，一只脚和另一只脚踩的是反方向。家国紧紧搂住她的粗腰，然后摇一下，好像这样就能使她脚步配合得好一点。他好像在责备她，可她却在笑。我望着他们，心想，不知道胡兰是否能实现她的愿望，家国是否能做她的好男人。这时她看见了我，向我招招手，挣脱了她丈夫。 “如果一定得跳舞才能救我们的命——那就让大难全落在我们头上吧。”她说着坐下，捡一张纸树叶给自己扇风。“你见到她了吗？”她问。 “谁？”我说。我正把掉下的高跟塞进鞋子里去，然后使劲蹬脚让钉子进去。 胡兰俯下身，“当然是说那个教师呀，穿蓝衣服的。她把眉毛全拔光了，然后重新画上去。” “她在哪儿呀？”我问道。一面瞧瞧四周。 “她正在放食品的桌子边，和另一个美国人调情呢。我们过去看看吧。” 但我们到了桌子边，没找到一个疯女人。胡兰倒是发现了她想吃的东西，精美的美国点心，也是传教士从很远的地方空运过来的。老实说，我也很想尝尝这些历经危险、长途跋涉运来的食品。于是我把三种不同味道的点心全尝遍了。第一种是很软的馅饼，名字从颜色而来，叫褐色果仁巧克力馅饼，甜得我牙齿都疼了。第二种是挂在圣诞树上的像项链一样的东西，爆玉米，又硬又脆，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想一饱口福。然后我又吃了一点上面涂有可怕的东西的小饼干，胡兰也吃了，以为我这块已经坏了，其实不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奶酪的味道。 这时我和胡兰注意到有个很不寻常的人。有个中国人围着每张桌子转来转去，跟美国的和中国的飞行员说话，用西方方式握手。他长得和美国人差不多高大，精力充沛，态度友好。更怪的是，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美式制服。他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胡兰很粗鲁地问他，“喂，你身上穿的美式制服是哪儿搞来的？”——好像在说是他偷来似的。 但那男的仍然笑着说，“我是美国人。”他用中文说，“美国出生的。”然后他就用英语很快地说了起来，说到了他的父母亲和他出生的地方。胡兰惊讶地笑了起来，然后说他的英语很地道，不像牛仔说的。当然她是用中文说的。 但我开口用英语说了，那男的和胡兰都吃了一惊：“我以前在上海学过英语。” 他就用英语问了我不少问题。 “不，不，”我用中文回答，“‘学过’不一定就会说。我很调皮，是个坏学生。修女们不得不拼命为我祈祷。” 他笑了，“那么，上帝回答她们的祈祷了吗？”他用中文问。 我笑着摇摇头，“可我懂的英语够我用的了。我看你外表像个中国人。可听你说话，又完全是个外国人。” 那人又笑了。“上帝啊！”他用英语说，然后又改用普通话向我道谢。再后来呢——哇！——他又说起广东话来了，接着又换了几种少数民族方言，然后又换了日语。 “你换外语比留声机换唱片还轻松！” “哎哟！’湖兰取笑说，“敢情你是个间谍哪，不过我们不知道你是哪国的间谍。” 那人从皮夹里掏出身份证，然后解释说，他是美国情报部的，帮助美国志愿兵和中国空军做翻译工作。“这工作并不难，”他谦逊地说，“比方，你们有个飞行员想对美国人说谢谢。”他指指我们面前墙上的一条标语，“我就告诉他写这些字。” “上面说些什么呀？”胡兰问。 “‘呼啦，美国佬。’”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然后这个既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佬的男人看着我，足足几秒钟没说话，仿佛拼命在想怎么把意思准确地翻出来。最后他终于说了，“这话的意思是你高兴得大吃一惊，高兴得你无法用平常的话来表达这种感情。”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感到他已经把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愿望表达出来了，就是总有一天我也会被这种幸福之感所捕捉，就像鱼落在网里一样。 突然我感到我和他靠得太近了。房间很拥挤，我想往后靠到墙壁上，就在这时我的鞋跟又掉了，我刚要摔倒，这男人伸出胳膊把我抱住了。 这就是我碰上吉米·路易的经过——是的，他就是你父亲！你想象得到吗？我明明是去找那个爱美国人爱得神魂颠倒的女教师的，可反倒发现了一个爱我爱得神魂颠倒的美国男人。 多年后，你父亲还当着他的美国朋友的面宣称：“我一见她就坠入了爱河。而雯妮呢，只不过坠在地上而已。可那有什么关系，我把她抓住了。”他就是这样的，很有魅力，很风趣。还记得吗？打我跟他认识起，他一直来就是这样的。 真是，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能说我对他一见钟情，我没有这种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是个有夫之妇，尽量避免婚姻上的麻烦，没有想得很多。 不过我得承认，我很喜欢看吉米·路易，看他和其他美国人交往时的轻松自在。当那些大男人走到放点心的桌子边上时，我和胡兰连忙躲开，想让出空地方来。但吉米·路易毫不犹豫上去拍拍他们的背，叫他们的名字，“嗨，史密斯”，“嗨，琼尼”，“嗨，汉克”，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说老实话，我得承认，那天晚上我对自己身上穿的那套衣服越来越感到难为情。我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褐色的长袖衫。更糟的是，我的两只鞋子都掉了跟，只得把鞋脱了，赤脚站在那儿。我看上去肯定跟一个当地的乡下姑娘差不了多少。一个美国人会怎么想呢！我周围有那么多姑娘，全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烫着最时髦的鬈发，从她们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战争或不幸婚姻的迹象。 那天晚上，好像所有的漂亮姑娘都扑到吉米·路易身边来了，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当然，他很潇洒，但他没有像文福那样勾引这些姑娘。他很受欢迎，因为他给这些姑娘都起了一个英文名字，这样她们就能向新结识的美国小伙子作自我介绍。 吉米·路易仔细打量这些哧哧笑着的姑娘的脸，好像短短几秒钟就能了解她们的性格似的，然后给她们找到最合适的名字。他给大多数姑娘起的名字都很顺口：多娜、多迪、帕迪、蓓基、雪莉、苏西、玛格、玛娣、珍尼、朱迪。如果哪位姑娘很挑剔，很粗鲁，一定要起个比她的女友更漂亮的名字，他就会给她起个很拗口的，中国人的舌头发不出的名字：格蕾辛、弗斯、塞奥多拉。他告诉这些姑娘，“这是最好的美国名字”，然后就转过头来，朝我们挤挤眼睛。 “你们两位怎么样？”最后他问，“你们也该有个美国名字。”他问我们中文名字叫什么。然后他眯起一只眼睛，翘起一只嘴角，装出一副拍照的样子，好像他只要用一个字就能准确地把我们摄入似的。 这就是胡兰变成海伦的原因。吉米·路易说，海伦是个很优雅的名字。可我觉得他选这个词，只不过因为发音踉胡兰相近罢了。而我也就成了雯妮。吉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而幸运的名字。“雯，雯，雯”①，他说着，把我俩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 ①雯，英文原文为WIN，意为“胜利、赢得”。 就在这时，我们的丈夫找到了我们。吉米·路易以美国方式与文福和家国一一握了手。同时，又用中国方式稍稍点了下头。要是他得知我已婚而失望，他也不会当时就流露出来——不过他马上就找到了一种方法，让我知道他对我丈夫的看法。 胡兰告诉家国自己新起了个美国名字。她的手指头在纸上点来点去，好像她懂英语似的！“胡一兰。胡一兰。”她慢慢地发着这个音，听上去跟原来那个中文名字没什么两样。 “你的呢？”文福问我。 “雯妮。”我说。 “不错，不错，”文福说着，转过脸去，对吉米说，“既然你今天晚上那么慷慨，给我和我的朋友起一个怎么样？”于是吉米也给他们起了英文名。他给家国起了个杰克，“就像杰克·伦敦一样，”吉米说，“一个以冒险和奋斗出名的美国人。” “酒客，酒客！”家国重复了好几遍，“我非常喜欢这名字。”吉米没有纠正他的读音，就写下了家国的新名字JOKE。吉米就是这么个人，很有礼貌，从来不有意难为别人。 吉米给文福起的名字是维克多。“这个名字对飞行员来说很吉利，而且正好跟你太太的名字①相配。”他解释说。 ①维克多，英文原文为VICTOR，意思也是“胜利”。 但文福一定要起一个比我的特别的名字，应该要非同一般，与众不同。 “或许起最近一个英雄的名字。”吉米说。 “比这更重要。”文福说。 “某个永远改变了历史的人的名字。”吉米提议。 “对了，”文福回答，“那最好没有了。” “犹太，”吉米说，“你的名字就叫犹太。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用过这名字。” “犹大！犹太！”文福重复了几遍，“这名字好，听起来耳朵也舒服。”家国和胡兰也同意。 我抿住嘴唇，想起学校里的修女跟我提起过这个邪恶的名字。此刻，吉米·路易可能已经看出我尽量不笑出来。他像一个学生那样笑了，很高兴我明白了他的用意。 他把文福的新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说，“马上就要播放一首曲子，《月光奏鸣曲》，美国人很喜欢它。你能允许我邀请你太太跳个舞吗？” 还没等文福提出反对意见，也没等我说出我没有鞋不能跳，吉米已经把我搂在怀里转起来，离开了文福皱着眉头的脸，滑进了快乐舞蹈的人群中。 他跳得很好，差不多跟敏一样出色。 “你真调皮，起了这么个名字，”我用取笑的口气责备他，“这下可好了，我丈夫要找我的麻烦了。” 吉米笑起来了，“难道他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他只会开别人的玩笑。”我说。 “当然，我干了件错事。”吉米·路易说。 “太可怕了。”我说。这时，我看到吉米·路易微笑着向我眨眨眼。我拍拍他的肩膀。他把我的头向后仰，笑了。干是我也笑了。这不是爱情，但已经有坠入爱河的危险。然后吉米·路易带着我轻轻地转到一边。我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 就是那位疯狂的女教师，她穿着蓝衣服，一支眉毛半支已经涂过了，眼睛半开半张。她正在和一个美国飞行员跳贴面舞。那个飞行员把她转到另一个飞行员身边。于是他们两个都笑起来了，然后又把她转给另外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胡兰告诉我的故事就在眼前活生生地表演着，而从那女人迷茫的眼睛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因为她就在那儿，一个羞辱自己的中国丈夫的女人，现在比她吐在他身上的脏话好不了多少。而我在这里，也比她好不了多少。我让一个美国人把我丈夫当傻帽。现在又光着脚和这个美国人跳舞，让他随心所欲地把我带到这儿，又带到那儿。 所以我为自己来跳舞觉得很不安，我告诉吉米我是一个活得很累的已婚女人。我让他一个人站在舞池里，我以为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文福，可已经太晚了。 我们一回到家，文福马上就冲我发起火来。他不是因为吉米·路易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而发火的：多年以后他才知道犹大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他发火是因为我和一个美国人跳舞。有个飞行员对文福开玩笑说，也许这些美国佬不光征服了日本人，也征服了女人。 所以我对他发火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切难听的话来骂我，还是我们结婚以来他用过的那老一套：“婊子！狐狸精！叛徒！”他嘴里冒出一股酒气。我没反抗，但我也没一点怕的意思。让他骂好了。 突然，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摔倒在地板上。“你想当婊子！”他喊道，“我成全你！”他走到桌边，打开抽屉，从里面拉出一些东西，丢下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 “现在我要休掉你，”他说，“写下来。‘我丈夫要休掉我。’” 我抬起头来，看到他正用手枪指着我，狞笑着。“没用了，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说，“你要是不写，我就杀了你。” 他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以为我怕了。我没有。他以为他在强迫我离婚。不必强迫。相反，我觉得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我很快就写了。我的血在加速流动，我的思想流得更快。我感到我马上就自由了，我很快写下我们两人的名字。我写好日期，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留了三个空白地方，让他和另外两位证人签字。我把这张纸看了两遍，然后把纸递给他。我尽量保持愤怒的口气，把快乐藏在心底。“你签吧。”我说完，指指纸的下方。 他读了纸，然后用非常仇恨的目光看看我。他用力地签了字，几乎把纸都捅破了。然后他把纸扔到地上。我捡起这张对我来说十分宝贵的纸。 “你瞧，你已经离婚了，”他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一钱不值了。你没有丈夫，没有家庭，没有儿子。” 我抬起头，惊呆了。我没想过这对淡若意味着什么。我真傻呀！我只想到我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无论是失去还是保护，都只考虑到自己。我永远不能离开他。我不能做出我母亲对我做过的事情。 他对我挥舞着手枪。“好了，现在求我不要休掉你吧。”他说，“求我亲手撕掉这张休书吧。”他说着，把枪顶在我的头上，他的嘴又丑陋又野蛮，像个疯子似的，但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求我！”他吼道，“跪下，求我！” 一下子我明白了，他是想要看我受苦。他想要随心所欲地支配我，使我再也没有力量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已经完全征服了我，要不他是决不会罢休的。 我的精神崩溃了，我的斗志垮掉了，我的口中只能发出大声的哭泣。于是我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哀求他。 “响一点！”他喊道，“说你是一个奥婊子，说你对不起我。”我照样说了。 “磕头，说你保证做个听话的老婆。”我磕头，照样说了。 他高兴地笑了，“说，你离开我这个丈夫就活不下去。”我说了这些讨厌的话。 文福笑得更开心了，“我喜欢这样，非常喜欢这样。”然后他安静下来了。他走上前来，从我手中夺过那张体书。我以为磨难结束了。他等我抬起头来。他的脸很难看。他摇摇头，看看我，又看看那张纸。 “太迟了，”他说，“我不能把婚姻还给你了，你还得离婚。”然后他把那张纸扔在我的头上。“起来！”他喊道，“上床。” “杀了我吧，要是你愿意。”我哀求说。 “我当然要杀你，”他说，“你要是不服从，我要把你连同这屋子里的另外男人一起杀了。上床。” 那天晚上，他用枪逼住我的头，强奸了我。还说，我已经失去了做妻子的名分，只能尽一个妓女的义务。他叫我干了一件又一件可怕的事。他要我喃喃地感谢他。他要我求他更多的惩罚。我一一照办了，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我又哭又笑，感到整个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 第二天早上，文福上班后，我捡起那张丢在地板上的离婚书。我找出了自己的箱子。现在我得赶紧走。我只收拾了几件东西。我找出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的现金，大约还有两百元钱。我去抱淡若。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胡兰和杜阿姨。从她们的脸上我猜出她们已经听到了昨晚的吵架。 “每个女人的丈夫都有坏脾气，”胡兰说，想尽力劝我，“你的情况并不特别。” 我给她们看了离婚书。 “这是什么？”胡兰问。 “我的离婚书。昨天晚上，我丈夫跟我离婚了。所以你瞧，现在我得走了。” “唉！”杜阿姨喊起来了，“作孽呀，作孽呀！” “谁是你们的证人？”胡兰问，看看纸，她把眼镜凑近了脸，“我没见到有盖章嘛。” “没有证人，”我说，“昨晚上，我们来不及请证人。” 胡兰高兴地拍手了，“那就不能算离婚！他不能叫你走。现在坐下来，吃点早饭。静下来，别担心。不过是个误会嘛。今晚，他会很难受，他脸上会流下悔恨的眼泪，你瞧吧。” “你什么也不懂！”我喊起来了，“是我要求离婚的。我干吗非要赖着不走！”我开始发抖了，“不光是因为他的脾气。他是个魔鬼，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凶狠。”这时我有了个主意。“正好，你们两个可以给我做证人，”我很快地说着，“你们的印章在哪儿？要是你们帮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欠你们的情。” “我怎么能干这个！”胡兰说着，躲开了。 “她说得对，小人，”杜阿姨说，“你怎么能叫你的朋友做你悲剧的见证人呢？再想想吧。想想你的小儿子吧。” “就是为我的儿子着想，所以我才要离。不管离不离，我们走走了。” 杜阿姨哭起来了，“哎呀！哎呀！你能上哪儿去呢？想想看，小人。缅甸公路，铁路——全都断了，四面八方都有危险，一个比一个糟，土匪、蚊子、小日本。” “我宁可冒这种危险也不愿回到丈夫身边。”我说。 “没用了！”杜阿姨说，摊开双手，“我们劝不动她。她气得发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是非走不可了。” 这时胡兰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气说，“既然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必须帮助她。没别的办法了，”她向我转过头来，“我不能做你离婚的证人。我敢肯定，家国也会反对。但我能帮你逃走，如果我们俩都守口如瓶的话。” 我扑上去抱住胡兰，就像孩子抱住自己的母亲那样。我感动得哭了，弄得她很不好意思。“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她说，“我们得想想，你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走。”她走到她的针钱筐边，把手伸进去，抽出一些钱，放在我的钱包里。杜阿姨叹了口气，然后进厨房找了些鱼干、蘑菇、干面、茶叶，然后把这些东西分别包在一张干净的纸里。 那天上午，她们帮我在湖边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了一间没人住的房子。这是一间破草房，就像我的处境一样糟糕。但我没有一句怨言，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已经够满足了。 胡兰说我会安全的。她说回去给我找辆卡车来把我带走。 下午我和淡若就在地上玩。我用筷子把床垫里的虫子赶出来。淡着追上它们，然后用碗底把虫子碾死。我们就这样玩着，一直玩到没有虫子，一直到我们把肮脏的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止。干完后，我就为我们的胜利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俩就睡着了，他的小身体安全地蜷缩在我身边。 我们被文福的粗嗓门吵醒了，“她在哪儿？”他像一头公牛般吼着，准备破门进来。我坐起来，躲在暗角落里。 “安静，不要发出声音。”我悄悄对淡若说。他真乖，他明白了。他信任我。他没哭，也没吵。他紧紧地抱住我，一声不响。 “她在哪儿？”我们听到他又在吼了。淡若把脸更深地埋进我怀里。 然后我听到了胡兰低声说，“可你答应要好好待她的。” 你瞧，胡兰就这样帮助文福找到了我。当然，后来她很后悔。她看到他的诺言一钱不值。他没有好好待我。我也不必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以，许多年过去了，愤怒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你可以从我的口气里听出这一点。现在一提起他，我还怒从中来。要是你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那你就错了。最糟糕的事总在后面，一个接一个而来，没完没了。最糟糕的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是尽头。 过了一个月，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去找了医生，把孩子打掉了。两个月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又过两个月，又是同样的事。我们没有节制生育，那时还没有。有没有孩子，文福不在乎。 所以现在你或许会认为我杀死了很多孩子，我也不在乎。这个坏男人在玩弄我的身体。每天晚上他都要用，好像我是一台机器！ 今天你可以教你女儿对一个陌生人说，“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别碰我。”一个小孩子都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成年女人，我就不能这么说。我只能不让孩子出生。 我独自哭泣，这是犯罪呀——给一个孩子这么苦的命！可怜的淡若，他信任我。所以我让另外那些孩子死去。在我心中，我是爱他们的。 现在瞧瞧我的脸。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女人。但已经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信任，没有了天真。有好多次我差一点就自杀了，我恨透了自己，因为到头来我还是没能自杀。 所以我问你：你怎么想？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干吗那么想活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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