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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老虎头上的跳蚤



  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奸了。当然,她没说“强奸”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满意的。两天后,文福问小保姆上哪去了。我说,“那姑娘呀?她母亲给她找了个婆家,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几星期,我听说那姑娘死了。是胡兰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怡苦喂奶。她说那姑娘去了另一户人家干活。一天早上,那姑娘发现自己怀上孩子了,就用了农村里的老办法,她从扫把里抽出帚条来,捅进自己的子宫里,结果就开始出血,可这血一出就止不住了。
  “真傻呀,用帚条这类东西,”胡兰说,“用她的那户人家——啊哟!——气得要命,因为她给他们带了一个鬼来。幸亏她没死在我们这幢屋子里。”
  胡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耳光全打在我脸上,这房间里的人全都瞧不起我,全都说是我的错。我仿佛看见那姑娘躺在地上,血流遍地,人们悼念她,只是因为她身后还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东西。
  当然,胡兰不知道是文福作的孽。不过也许她是知道的,可她什么也没说。还有,她怎么能这么想!指责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保姆,庆幸自己赶在她变成鬼以前把她弄走了。她干吗不想想自己的亲姐姐,不也是这么死的吗?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跟胡兰几乎没什么两样,没一点同情心,只为自己避开麻烦而松了一口气。
  胡兰一走,我就抱起怡苦,上了楼。我对她说,“不要像我,你看我多没用,千万不要像我。”
  那天晚上文福回家来,我第一次向他发了火。我等着,直到他晚饭吃完,夜茶喝完,纸牌打完,聊天聊完,笑闹笑完,等我们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才对他说,“那个小保姆,你记得的,她今天死了。”
  文福脱下他的皮鞋,“我的拖鞋到哪儿去了?”
  我听到胡兰和家国还在楼下厨房里聊天,就关上房门,把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我的喉咙响了一点,“那个小保姆死了。”他还是问他的拖鞋,我就加了一句,“她死是因为想把你的孽种弄下来,你这头猪!”
  他站起来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和你嚼舌头了?”他说。他把身子靠过来,一只眼睛耷拉着,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我没避开他的眼睛,我也盯住他,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就像手中握有一种秘密武器。
  突然,——哗——他推翻椅子,冲我吼道,“你算老几,也来指责我?”
  这时隔壁房间里,怡苦哭起来了,哭得令人胆寒。我拔腿就向她的房间冲去,但文福把我喝住,我没睬他。我进了她的房间,看到她正从摇篮里站起来,伸出一个胳膊想寻求安慰。我把她抱起来,哄她。文福跟在我后面,还是吼叫着,摔打着房间里的东西,可我不怕,这次他吓不倒我。我把怡苦放回摇篮。
  “我什么都知道!”我也吼道,“你把这姑娘推倒在地,你毁了她的生活。谁知道你另外还搞过多少女人?我明白告诉你,你到别处干你的肮脏勾当去,到大街上去,我管不着,可不要在我的床上干。”
  他扬起了拳头,我没避开,也没用手捂住脸。“打呀,打呀,我还是那句话!”我吼道,“英雄,大英雄!你只能吓吓毛孩子。”
  他一时竟呆住了。他看看怡苦站在我背后的摇篮里哇哇大哭,他放下了手,快步走向摇篮。我还以为他为自己惹她哭喊而难受呢,没想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便打了她一个耳光——啪——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顿时,她半边脸都红了。“别吵!”他吼道。
  她的眼睛闭起来了,她的嘴巴张着,但没发出声音来,她喘不过气来了。多痛苦啊!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那一记耳光比打在我脸上还要痛啊。
  我冲向信苦,但文福把我推开,我摔倒了。这时我又听见了她的哭声,她终于喘过气来了!她哭得更响了,声音更尖了。啪,文福又打了她一下——啪——一下,又一下。这时我勉强挣扎着爬起来,看到怡苦缩成了一团,发出了小动物般的声音。于是我哭了,我哀求文福,“原谅我!都是我不好!原谅我吧!”
  打那以后,怡苦一见她父亲进屋,就像第一次那样躺下缩成一团,她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头,发出很小的声音。真的,才六个月大,她已经学会不哭了。你想象得到吗?一个连爬都还没学会的孩子,已经学会怕了?
  她变成一个古怪的孩子。她从不看人的脸,她把自己的半边头发拉出来,用头撞墙,她在自己的眼前晃着自己的手,然后大笑。当她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她踮起脚尖,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她能踮起脚尖穿过整个房间,好像每一步都能飞起来似的,但只要一见她父亲进屋,她马上就倒在地上,就像还是个婴儿似的。她不哭,不说话,只张张嘴巴,好像一个幽灵似的。
  她的嗓子能提得很高,又能降得很低,音色很美,发出我经常叫她的声音,“怡苦,看着我,看着我。”然后她的嗓子就会变得很粗,发出像文福那样的低沉的吼声,“怡苦,小傻瓜,滚开!”她唯一学会发的音就这些。
  她一直就这么怪。我很担心,非常担心。但胡兰告诉我,“等她大起来,就会变的。她现在不过是因为紧张,大家都是这样的,等战争一结束,她就会好的。等着瞧吧。”
  我很愿意相信她。干吗不呢?我从来没养过孩子,我无法想象我的孩子会有精神病。我一直在想战争快结束了吧,到那时怡苦就会好了。我相信这个,一个希望引出另一个希望。

  按说双七是个吉利的日子,但结果却成了令人难过和悔恨的一天。这时我又怀了一个孩子,已经有六七个月了。怡苦差不多有十七个月大了,所以肯定已经到了1940年,那一年夏天出奇地热,人人都感到心情烦躁。
  那天我们听说,英国人为了使日本人高兴而关闭了缅甸公路。那天家国邀请了一个管铁路的官员来吃中饭,以便讨论通过其他途径运送给养的问题。那天胡兰从市场买回许多菜,发现价格都很不合算。
  那个官员把他的太太也带来共进午餐,这个女人说话的腔调使我想起了老阿婶,她说,“呵,你不应该吃辣的东西,要不然,你生出来的孩子脾气不好。”然后她就身体力行,又要了一份我最喜欢吃的辣酱面,把我的那一份也吃得精光。
  大家吃完后,我还在用剩菜剩饭喂怡苦。家国、文福和那个当官的一面喝着威士忌,一面谈着钱贬值的问题。胡兰给自己打着扇子,眼睛已经眯起来打瞌睡了。
  “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呀,”那个官员用相当权威的口气说道,“去年的钱到今年就贬值了一半。凭这个就知道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了,看看钱就行了,敌人只要控制了钱就控制了我们的国家。”
  “那么中国只要多印点钞票好了,”文福说着,露出他那种样样精通的神态,我明白他是要杀杀那官员的威风,“给大家多发点钱不就得了。发得多就花得多,花得多就挣得多。最好是叫外国佬多给点钱。”
  家国摇摇头,“馊主意。中国的麻烦一开头就是外国势力造成的,把我们弄得四分五裂,没力量团结起来抗战。”
  “所以外国佬得付钱给我们,”文福坚持说,“清除他们造成的垃圾。要他们出足够的钱来打赢这场战争。”
  那位官员笑起来了。他把头转向我,朝文福竖起大拇指,“嗯,蒋介石夫人,你丈夫终于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了。很简单,要外国援助。嗨,罗斯福先生,丘吉尔先生,这是我的讨饭碗,给我一亿美元吧。”
  我觉得这官员很粗鲁。但我也笑了,只不过出于礼貌。我知道文福不高兴,所以我就尽量激发他的幽默感。我笑着说,“你需要一个大碗。”这可就犯了一个大错。
  文福的脸红了。“或许我该给你一个大碗,让你去讨饭,”他生气地说,“怎么样?”大家一下子都静下来了,面面相觑。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忽然,怡苦口里哼着一支歌,摇摇晃晃走过来了。她把自己的手伸在眼前,用她的小嗓子唱着,然后又换了种又粗又高的声音,说了她平时常在学说的那句话。
  官员的太太冲上去,摸摸怡苦的额头,“嗨,你的孩子怎么了?她病了吗?”
  这使得文福更生气了。“怡苦!”他吼道,在她手上狠狠打了一巴掌,“停下来!傻丫头,别出声!”
  怡苦的身体摇摆得更快了,嘴里唱着这些吼叫。“怡苦!停下来!傻丫头!”我担心地听着。
  官员和他的太太赶紧走了,家国和胡兰也回到自己房间打盹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自己几个。文福不断地吼着,说我不配当母亲,没管教好怡苦当个听话的女儿。我感到肚子难受,非常难受,我想这是因为我像那位官员的太太那样,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怡苦的这副样子。
  但第二天早上,我的肚子更加难受了。我以为是头一天吃的东西的缘故,于是我对自己说,呵,但愿胡兰不从缅甸人那儿买便宜货。那些人有许多脏习惯——用他们的粪便做肥料浇瓜果蔬菜,把他们自己身上的病菌,霍乱、痢疾、猩红热都传播开来了。正当我在担心这些病的时候,我发现怡苦也病了。她不哭,整天昏昏欲睡,所以我怎么会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呢?
  但当天下午,她就开始拉肚子。到傍晚,还是没停,她不吃饭也不喝水。文福上朋友家打麻将去了。她的眼睛还微微睁着,但好像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我真傻呀!我对胡兰说,“我看得赶紧把她送医院,你说呢?”
  我干吗非得问胡兰?我应该马上送怡苦上医院。但我相信胡兰,当时她说,“你得先问问医生,得到他的允许,不能自己跑到医院去。”
  我记得医生和文福在同一个地方打麻将,那屋子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要走一刻钟,我拔腿就跑。
  我一进屋就走到文福身边悄悄说,“你女儿病了,我们需要医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带她上医院。”
  他像没听到我似的,只管自己出牌。医生和文福坐在同一张牌桌上,看看我,问“怎么回事?”我又重复了一遍刚说过的话,告诉他怡苦病得不轻。
  “她拉肚子很久,人变得很虚弱,呼吸有点困难,眼睛也由于发高烧而陷进去了。我很怕。”我说。其他男人都停止了聊天。医生站起来了,“我这就去。”
  文福跳起来了。“打!接着打!我太太总爱大惊小怪。”他笑着说,“看到一个蚂蚁,她就当作大象,孩子一打喷嚏,她就以为得了肺炎。坐下,坐下,接着打。”
  我没有走,医生也站着。“这次是真的,不是大惊小怪。”我平静地说,“她可能会死。”
  文福见我竟敢当面顶撞他,大为光火。“她死了我也不管!”他吼道。他坐下,又摸了一张牌。“嗯,她就是想赶在我输光前,把我拉回去。”他说着,发出一阵大笑。
  其他男人紧张地笑了笑,然后重新开始打牌。医生也坐下了。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一点儿也没夸大。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死了,我也不管。这是他的原话,那些人全都听到了。我就站在那儿,嘴张得大大的,心里想,他从哪儿得到控制这些人的权力?他凭什么使他们都怕他?
  我赶紧跑回家。“没用。”我对胡兰说,“医生不愿去。”
  又过了一个钟头,我和胡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打来清水为怡苦洗澡,强迫她喝水。但怡苦什么也不喝,只把头别转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她的小身体开始发抖,然后伸得笔直,接着又发抖。我把她抱起来,下了楼,出了门,跌跌撞撞地摸到黑路上,胡兰跟在我后面。
  他们还在那儿玩呀,笑呀,喝呀,抽呀。
  “你瞧!你瞧!”我大声喊着我的丈夫,给他看怡苦。这时所有的男人全都停止了玩乐,站起来了。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怡苦的身子在空气中抽搐着,想从我怀中跳出来。医生赶紧向我们走来。
  “你这个傻婆娘!”文福连吼带骂,“你干吗不告诉我她病成这个样子了?你算个什么母亲?”
  他做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房间里也没一个人出来说,“你撒谎,刚刚一个钟头前,她告诉过你。”医生说,“快,快。谁有车?”
  到医院去的路上,文福还是不停地骂我。我不记得他骂我什么了,我根本就没听,我抱着怡苦,把她紧紧贴在怀里。我想让她的身子安静下来,想把她留住,可我知道已经没指望了。
  “现在你要离开我了,”我说,“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我悲痛得快要疯了。
  这时我见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打她懂事后,或许这是她第一次这样看我,她的目光那么清澈,好像终于看到了我。
  我以为,这只是因为她留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可这时我又看了她一眼。
  她的目光清澈,她不哭也不笑,她没把头转过去。她望着我,听我说话。我听人家说过,孩子临死前,他们会好像过完整整一辈子似的。他们理解自己的一生,不管它是如何短促。从她的眼中,我感到她正在告诉我,“这就是我短促的一生,比起长长的一辈子来,它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我认命了,我不怪谁。”
  早上,我眼睁睁地看着怡苦死了。文福在听到医生说“没希望了,太晚了”后,就回家去了。但我还在病房里陪着她。
  我想起了我做错的所有事情,我没把她保护好,我欺骗了她,说她会过上好日子。我眼看着她从我身边滑走,变得越来越小。我跟她说我对不起她。然后她伸直她那芭蕾舞演员般的脚尖就走了。我没哭,我没有眼泪,没有知觉。
  我把她抱起来。我知道我再也不必骗她了。“还是这样好,小宝贝。”我对她说,“你自由了,还是这样好。”

  告诉我,要是你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能宽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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