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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运气是什么时候转的，是怎样越变越坏的。你来说说看这是不是我的错。 到达昆明时，我差不多已经有八个月身孕了。我的肚子很大，我觉得车子每颠一下，好像娃娃就要蹦出来了。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出了山区，司机似乎就更想加快速度。他沿着笔直的大路开得飞快，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不得不紧紧捂住肚子。 “哎！”家国对他喊，“你开得太快了，要把我们直接送到魔鬼那儿去吗？”老马回过头来说了句，“再快点？”他压低吵闹声喊道，然后笑了笑。还没等家国回答，卡车吼得更响，马力更加大了。 这倒不要紧，大家都想早点到达我们的新家，省得每天早上爬汽车，也省得到那些小村子去吃坏食物了。 时候虽然还是在冬天，但吹在脸上的风已经不冷了。大家都觉得已经来到一个季节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胡兰转过头跟我说，“瞧那儿，昆明就像画上画的那样，青山绿水。天气总是那么晴朗。” 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昆明的郊外。再往前走，这些美景就消失了。 车子慢下来了，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我们经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都背着口袋，看上去都很疲惫。文福冲他们喊道，“让开！让开！”见他们没有马上跳开去，他就骂他们——“蝼蚁！”这说的是很贱的东西，把这些可怜的人与蟋蟀、蚂蚁等微不足道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处都能看到工人们在路上掘石头，把它们装进手推车里。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辆军车，接着又是一辆，接连不断。文福每次都要向他们挥挥手，指指自己，喊道，“空军，杭州，第二班的。” 然后我们就进了城。这个城市比我想象的要大，又拥挤又忙乱。我们经过了火车站，开进了一条大街。街上的建筑灰不溜秋的，既不是老式的，也不像新式的。再往前走路就狭起来了，弯弯曲曲的路上，挤满了人群、手推车和自行车，司机每隔几秒钟就要按一次喇叭。空气污浊而难闻，我的头都痛了。我看到了许多土坯盖的屋子挤在一起，有些比较干净，用白灰刷过，有些破败不堪，不知什么缘故还没塌掉。许多人回过头来看我们，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面孔，他们是刚下山到城里来的少数民族。看得出他们不是本地人，因为他们穿的不是云南穷人穿的那种土褐色上衣和裤子，也不是商人穿的长衫，或那种有文化的人穿的西式衬衫和便裤，他们穿的是色彩斑斓的裙子，袖子上有很夺目的彩带，头上围着缠很多道的围巾，或是那种看上去像碗般扣得紧紧的草帽。 不管是不是汉人，一路上我们看到的人都用黑脸盯着我们。他们看得是那么专心，那么安静——现在战争的所有征兆已经开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沉默了许多世纪的城市，现在到处都充满了喧哗声。 我们搬进一家旅馆住了几天，同时有一些空军工作人员为我们寻找合适的房子。最后我们搬到了一个坐落在东门和北门之间的一幢两层楼房中。除了我们搬进去那天碰到的另一对夫妇外，家国和胡兰也住在那儿。 那个女的比胡兰和我都大，她很霸道，她的丈夫虽然不是飞行员，只是一个管交通运输、桥梁、公路、铁路的视察员，但和空军也有关系。 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胡兰说，“瞧瞧它长长的木头墙面，还有两个大窗户——就像两只朝外看的眼睛。”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全一样，都是两层或三层的木头房子，我们管它们叫洋房，就是外国风格的房子。 房子前面没院子，没东西把大街和房子隔开来，只要走下三级台阶——嘭！——你就走下人行道，在大家眼皮底下了。但我们倒是有个后院，用栅栏围起来了。它不是一个会客的好地方，不是那种院子，只不过用混凝土浇了一下，随便种了几丛灌木作点缀。栅栏的一边有个水泵和一只洗衣服长水槽，上面拉了几根晾衣服的绳子，旁边有一具石磨，是用来碾米或芝麻之类的。 栅栏有道后门，通向一条小巷，宽度仅供拉粪的独轮车通过。从小巷出来向左拐，有条两边都是灌木的小路，通向城内的一个小湖。听说这湖看上去很美，也许曾经是这样。可我看到，城里最穷的穷人全在那儿洗澡、洗衣服，还干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情。 我说过，这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很有外国派头，可里面，还是中国的老一套。楼下有两个公用的大房间，一间是一个大厨房，里面有两只用粘土砌成的煤炉，外加很多供做饭用的燃料。还有一只带排水沟的水槽，但没有自来水，只有佣人。这也是中国式的，厨师和佣人得到设在后院的水泵处，把很重很大的水桶抬上来，也许他们还得抬上台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由于你自己从来不需要做这些事，就不会想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总之，肯定是有人在抬水的，因为我每天无论早晚都有清洁的热水洗脸和擦身，早上擦上半身，晚上擦下半身。我肚里的娃娃太大了，无法一下子都全部擦好。每天，佣人得来倒脸盆和脚盆里的水，还得倒马桶，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巷子带出去，洗干净的。 还有个公用的大房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那儿有一张大桌子，很多椅子，两张廉价沙发，还有一台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是文福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找出来的。并不是说没有电，我们才用这个手摇的机子，因为是在战时，哪儿去找个新式的留声机？当然，说实话，这里大多数人都还没用上电，他们住在老式的泥屋或草屋里。但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有电，无论是住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当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时，我们这里还照样开收音机，开电风扇，玩麻将牌，直到深更半夜。 我们总是准备抓住每一时刻寻欢作乐。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柏林的那些人们。我们听说那是个疯狂的地方，那儿的人们根本不想战争，只是抓住每一天寻欢作乐——赌钱啦，喝酒啦，逛夜总会啦。我们就是那样的，渴望过同样疯狂的生活。当然，这不是柏林，我们是在昆明。所以，当我们听腻了留声机里那种搔痒似的音乐，当收音机放完音乐，当没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候，当双手累得摸不动麻将牌的时候，还有什么好干的呢？我们没夜总会可去，只能上床。 既然家国是机长，这幢房子中最好的部分，楼下的两个大房间就归他和胡兰占了。我们剩下的人就住到楼上的房间去。对我来说，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走路看不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所以每次上楼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索着上楼梯。 我们刚搬到那儿时，文福和我分到的是最差的房间，两间的朝向都不大吉利。要使床的朝向吉利，唯一的办法是把床顶住厕所门，把进出的路都堵死，可那又怎么行呢？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可是因为视察员的老婆已经把楼上最好的房间占了，声称她丈夫的官阶比我丈夫的大。这倒是实话。可她满可以不这么说的，她本来可以那么说，“就这儿，你先挑吧。”我肯定会挑那两间不吉利的房间，以表示我的大方，而不像她那么小气，至少我会挑一间。 所以住在这屋子里的头一个星期很不舒服。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房间，我一点也不喜欢视察员的老婆，我尤其不喜欢她打麻将的样子。每次我出一张牌，她就扬起眉毛，说一声，“和！”最讨厌的是，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听隔壁视察员两夫妻的吵架。 开头只听见她丈夫低沉的嗓音，然后是太太的尖利的声音，不一会这女人哭起来了。文福脱下鞋子，朝墙壁扔去。但这对活宝只安静了五分钟就又吵起来了。 就这样过了三四夜，文福就对那个女的发牢骚了，而胡兰也抱怨扔在墙上的鞋子——“像炸弹一样，”她说，“简直把我们吓死了。”过了一会，大家都争论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坏脾气全发出来了，直到后来谁也不跟谁说话，房间里没声音了。晚上，当收音机停止广播以后，我们不得不离开，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周围静得连苍蝇撞到天花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这个问题只持续了几天，因为那视察员去视察缅甸公路的进展情况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地区的蚊子比日本鬼子还危险，听说才三四天疟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好几天听他老婆的哭闹声。当然这一次我们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子了，我们都待她很好。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成了生死之交。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了，大概是姓刘或娄吧。 总之，她走后，我就搬到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去了。当然，得另外再付点钱，我从陪嫁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付了。花生把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汇给我了，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汇了四百元钱到南京去了，这笔钱我从来没收到过。 实际上，当时许多开销花的都是我的私房钱。空军不再给我们派勤务兵了，连机长太太胡兰也没有勤务兵了。这样一来我就得自己掏钱，雇了一个老寡妇做厨师，雇了一个年轻姑娘打扫卫生。另外我还出钱为她们俩租了一间以前当过厨房的小房间。 你可以想见每当我的佣人晾衣服、倒马桶的时候，胡兰的脸色有多难看。胡兰这时已经变了很多，不再是初出茅庐的乡下姑娘，嫁一个空军飞行员就了不得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家国升一级官，胡兰也升一级！她心里满以为她的地位比我高。当她看到我雇得起佣人，她却雇不起的时候，简直要气疯了。 当然，我的佣人和厨师也帮胡兰干了不少活，她们打扫公用房间，为大家打井水，供烧茶或洗衣服之用。 可胡兰还是不满足，她走来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发现就说，“啊呀！瞧瞧这儿。”每当我邀请她和家国吃饭，她总是吃得很多，然后说，“不错，就是肉老了点。”下一次她又会说，“不错，只不过肉炖的时间还欠长。”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给她多少好处，她总是不高兴，总要弄得我也像她一样不高兴。 我怀孕的第九个月，肚里的娃娃已经长成有两个那么大了，但是它还是没出来。我不担心，因为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肚子里面游泳，它的身子在转，它的脚在蹬，它的头在晃。我一唱歌，它就动起来了。它一动我就好像在梦游一般。我到菜场去买我想吃的蔬菜，它就动起来了，孩子跟我息息相通。 每天我都为孩子做小毯子，或结小毛衣，用小袖子把打好的毛衣片连接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缝纫，孩子在肚子里拼命踢我，踢得比以前要凶。我想象这壮实的孩子马上要落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了，就像现在它在我肚子里跑来跑去一样。 “出来吧，小宝宝，”我叫它，“妈妈在叫你出来呢。”我说着，孩子又踢了我一脚，我的剪刀掉在地上了，剪刀头落下去正好扎在地板上，就像一个小士兵，等着执行命令。起先我笑了，但过了一会——哎！——我觉得好怪呀，肚子里的孩子不动了。这不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剪刀一落地，孩子也安静下来了。 我想把剪刀从地上拔出来，但我身子太大了，弯不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老阿婶有一回说过，剪刀掉地上是不吉利的。我记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记得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女人脑子变笨了，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全掉光了，有个女人的独生子眼睛被树枝挖出来了，她伤心得用同一根树枝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 我干了多可怕的事啊，把剪刀掉地上了。我马上喊我的佣人过来，叫她把这把剪刀扔到湖里去。 那天晚上，孩子还是一动也不动。我唱歌，我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它都没有反应。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医生忙活了一阵子，想让孩子快点出来，但已经太迟了。 胡兰也去了。等医生一走，她就告诉我孩子很大，也许有十多磅重呢。现在跟我讲孩子的重量有什么用？她好像在说海里捞起来的鱼一样。这个女娃从来没哭过，从来没有透过一口空气。 文福拍拍我的手：“至少，不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但当即要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胡兰和文福都愣愣地盯着我。 “我想看看她，给她起个好名字。”我认真地说。胡兰和文福面面相觑。 我叹了口气。“只是为了方便，”我说，“让孩子带个名字到阴间去。这孩子会在那儿长大的。等到我们自己也进阴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她，说不定我们下辈子还要靠她照顾呢。” “这倒是蛮实在的。”胡兰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就和文福一起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以为我要为夭折的孩子大哭一场，他们不想尴尬地坐在那儿看着我哭。 护士把她抱进来后，我没有爬起来看她，我躺在床上，连头也没有转过来。我想抓住一些有关她的记忆，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手舞足蹈的时刻，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多活泼呀。最后我终于撑起身子，爬起来看她。 孩子长得很大，一头浓发，耳朵跟我的一模一样，嘴巴小巧，但她的皮肤——多伤心哪！——却像石头般灰白。她的双手紧紧握成小拳头，我想把它掰开，就在这时，我哭了。要是这孩子生在上海，要是这孩子不是在战乱中出生，要是我那把剪刀没掉地上，那该多好呀！ 但我很快赶走了这些悲伤的念头，我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乡村里人民正在挨饿，战火中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根本就没有原因。所以，至少你可以宽慰自己，这孩子刚出生就死去，免受了人间的痛苦。 第二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西山脚下，当地人称这地方为睡美人。这些山看上去就像一群侧身卧着熟睡的姑娘。我们就在这儿埋葬了她。我只说了几个字悼念她：“她是个乖孩子，她从来不哭。”我用南京的湖给她起了名：莫愁，因为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用剪刀。我等了一百多天。那么长时间不做针线活很难受。前面我已经说过，昆明这地方没多少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在白天，根本没东西好看。你不能说，我烦了，今天下午我们看电影去吧，烦了你也只能待着。所以那么多日子无所事事后，我决定去买把剪刀来，重新拾起针线活。 胡兰告诉我，“我听说云南人做的剪刀最好，又快又结实。真的，前几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几把。” 她说有好多卖剪刀的店铺，但最好的是老城区市场的路边，一家本地人开的剪刀店。那儿卖的剪刀质量最好，价格很便宜。那条路和那家店都没有什么招牌，但很容易找到。 然后她就告诉我怎么走法。“穿过东北角的小桥到湖对岸。到了那边后，找一个卖汤的老头，然后走到一个卖鱼干的地方，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一个卖鞋子的姑娘，手中挎着装满外国旧鞋子的篮子，然后再拐弯——只有一条路好拐——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弯道。那儿的房子比这儿的好，全漆成白的，有时还有一两块招牌。找一个卖岩盐的地方，走对面的路，再快步走五分钟就能看到那个市场了。卖剪刀的姑娘就坐在露天一张桌子旁边。” 当然，我迷路了。这算是什么指路呀？老城区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穿过这些街道你会觉得那么多年来，这城市一点也没变。路七拐八弯的，拐到什么地方冷不防就成了死路，一点没理由可讲。路面七高八低的，中间的卵石已经被过路人的脚磨光了。路的两边全是乱七八糟的小屋子，把道路挤得非常狭窄。从来没有汽车开得进来，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迷路了一个多钟头，在老城区最糟的地段徘徊不定。尽管我穿得很朴素，其他女人还是上上下下打量我，指指我的鞋子。小孩子们跟在我后面，伸出手掌，口中嚷着，“饿呀！饿呀！”我想找个人解围，可一个也没找到。回头望着我的脸全是傻乎乎的，找不出一点友好的表情。 我就这样走呀走呀，身后跟着一大群蹦蹦跳跳的孩子，路过的窗口飘出难闻的饭菜味道。我看到一个女的走到门口，裸着上半身给孩子喂奶。一个老头坐在板凳上，看见我，笑了一下，然后咳嗽起来，他咬得那么厉害，我简直以为他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喉头一阵发紧，竭力忍住才不哭出来。 最后我终于来到一条稍微宽一些的街上，那儿就是市场，人来人往的。孩子们围着我团团转，弄得我迈不开步。我把手伸进钱包，扔了几个硬币在他们头上。他们欢呼起来，全都趴到地上，为这个小小的运气展开了争夺战。 我决定马上找个人问问，怎样才能找个三轮车把我带回家去。我走到一个年轻姑娘身边，这姑娘赤着脚，脸上很脏，粗辫子上全是垃圾，坐在一张竹制的桌子旁。我刚想问，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许多剪刀。真是！这情形难道不会使你觉得有人跟你开了个大玩笑？难道不会使你觉得你这辈子只能得到你不要的东西？ 剪刀整整齐齐地排在一块退色的红布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各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常用的，刀口很锋利，但刀柄上没有装饰，另一种式样很别致，刀锋像一只仙鹤，就像你在上海高级商店里能看到的那样。我很惊讶居然能在这儿见到，刀刃很薄，看上去像长长的鸟嘴，两片刀刃相连的地方，像一只眼睛，手握的地方，就是两只翅膀。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每一把看上去全是一个式样的，只有大小的不同。我挑了一把，把鸟嘴开合了几下。看上去这只鸟又想说话又想飞起来的样子，真不错，真会动脑筋！ “这些剪刀是谁做的？”我问那个小姑娘。 “是我们的亲戚。”她说着，笑了。她一张嘴，我才发现她的门牙全没了，一下子就老了许多。我挑了一把大剪刀，她抽出一块脏兮兮的布，叫我试试快不快。 一个赤膊的小男孩走到她背后的门道里，叫了一声，“妈！”她训斥他，“等着！没见我这儿有贵客吗？”那小孩就缩回去了。 “不是吹牛，”她用她那没牙的嘴喋喋不休地说起来了，“你去试试城里别的地方的剪刀，看看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快，这样弥缝的。那是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做剪刀已经有几千年，说不定有上万年了。你再试试这一把，做得最好的。”她把破布递给我，让我剪。这把剪刀确实不错，一下子就把布剪开了。 那女人扭着她的手指头，“这门手艺我们家人人都会，已经传了好几代了。我们先教小孩子做大眼针，然后再做小眼针，越做越小，最后才教做剪刀。” “多少钱？”我拿起一把鸟嘴剪刀，问道。 “你说值多少？”她马上撇下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这么好的剪刀你说值多少？用的全是美国产的最好最硬的钢。” 这女人简直拿我当傻瓜了。“这地方哪来的美国钢？”我说，“这儿连家美国工厂都没有。” “就在城西，我们的铁就是从那儿弄来的，缅甸公路下面。”她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外国卡车翻掉——哇，有一千尺深哪——他们就随它去了。各家各户的男孩子带着绳子爬下去，把尸体，还有装备都吊上来，只要它们还没有摔成碎片。剩下的他们就给我们了，十户人家分，两户拿木头东西，两户拿车座和橡胶什么的，我们和另外几家就分铁。然后我们就把分来的铁回回炉，做剪刀。”她很得意地笑了。 真不想听哪！——原来剪刀是用外国破车做的。我刚想把剪刀放下，她忽然说了，“四元。怎么样？这是我出的最便宜的价了。” 我摇摇头。呵，这可相当于两个美元哪。我想了一下，干吗为这不吉利的剪刀付那么多钱？ “那么，就三元吧。可别告诉我丈夫，我就自己做主了。” 我还是摇摇头。可这女人以为我只是想压她的价。 于是她叹了口气。“你要是真喜欢，就实实在在说个价。那么，就两元半吧。可别跟另外人讲啊。实在便宜得没法相信了，两元半。” 这时我寻思开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两元半的价格实在便宜。哪儿去找这样的剪刀？于是我打开钱包，把钱放在她手上。 “下次来我可不能答应再给你这个价了。”她说着，笑了。 我弯下腰去挑剪刀。我心里正暗暗为自己讨价还价的手段而得意，忽然钱包从手中滑下，嘭的一声掉在桌子角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本来就不结实的桌子一下子翻倒了，哗啦一声，四十把剪刀全掉地上了。 我呆呆地望着它们，所有的鸟嘴剪刀全张了口，所有的不吉利都跑出来了。 “哎！真可怕呀！”我喊道，“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 “没关系，没弄坏。”那女人说着，弯下身子去捡掉在地上的剪刀，可我已经拔腿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听见她在后面叫我，“你的剪刀，你忘了拿了。” 我走得很快，什么也不想，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这时，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全一样，但又全不熟悉。我觉得就像在噩梦里，不知自己现在在哪儿，也不知自己要到哪儿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是停下来，某种不祥的东西就会把我抓住。 所以你瞧，我做了一笔坏交易，就像和魔鬼做了一笔交易。为什么？我后来才发现随便哪儿都买得到这种鸟嘴剪刀，甚至价格还更便宜。许多人都在做这种剪刀，不光是在中国。就在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在斯坦福大街五号和十号。是的，你想得到吗？当然，我没买。 如果你觉得我这么说有点迷信，那么为什么那天我会把那么多剪刀都弄倒在地上？为什么紧接着就发生了可怕的事呢？ 胡兰正在家里等我。一见我回来，她马上跳起来，用手掩住口，然后叫我赶快到医院去。“车祸！”她叫起来，“文福受了重伤，说不定快死了。” 我恐怖地叫了声，“这怎么可能？”然后我们马上出门，等在门口的一辆军车把我们带到医院里。 半路上，胡兰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他正在开一辆军用吉普，直奔睡美人山。但一个轮子掉了，吉普翻倒，就把他抛出来了。” “哎呀，都是我不好，”我喊出来了，“是我造成的。” “别说傻话了，”胡兰责备我，“怎么会是你造成的呢？” 然后她告诉我，家国已经下了命令，把文福送到一家由中国和外国修女开的法国教会医院去了。胡兰说，本地医院破破烂烂的，挤满了人，只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家国真是个好人！ 我一走进医院的走廊，就听见了文福的呻吟声和叫喊声。这是一个受折磨的男人，一个已经神志不清的人发出的声音。然后我就看见了他。他的头顶全用绷带包起来了，他的脸肿得发紫。真可怕呀，要是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文福，我简直就认不出他来。我紧紧盯住他的脸，想找出那熟悉的眼睛、鼻子和下巴。然后我就想，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这不是我的丈夫。 “文福？”我叫了一声。 “他听不见你说话，”医生说，“他的脑子受了重伤。他们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昏死过去了。我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他的心跳才恢复。”当然，我谢谢医生救了我丈夫一命。 我再回过头去看文福，轻轻地叫他的名字。突然，一只眼睛开了一下！我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中间又黑又大，周围布满了血丝。这只眼睛望出来的眼神很生气，一点也不和善，他整个看上去就像魔鬼一样。 过了几天，在肯定文福还活着后，家国到医院里来说，“雯雯啊，我不得不把坏消息告诉你。” 我不动声色地听了一切，没有哭出来。那天下午，家国告诉我，他可能不得不开除文福，可能还要送他去坐牢。他告诉我，我丈夫没有获得批准，擅自开吉普车。他买通了一个驾驶员，那个人现在正在受罚。他不是因为轮子坏了才翻车的，而是开得太快，差一点撞到一辆迎面过来的卡车上，他一个急转弯，车就翻倒了。然后我又听家国提起了一个姑娘。谁知道这姑娘是怎么坐进他的吉普车的？不管怎么说，那姑娘被压在车底下，当场死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丈夫在和别的女人鬼混，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第一个。但当时我还不敢相信。或许文福到睡美人山是去看莫愁的墓，或许那姑娘坐进吉普是为了给他带路，或许他只是由于心肠好，因为他看到她很可怜，或许她根本就没和文福在一起，也许她正好站在他出事的山坡上，所以就被压死了。 当然，这些借口都不能使我放下心来，相反，我好像看到文福沿着弯曲的公路在开车，一面吻着一个像花生那样的姑娘。他给她唱歌剧中的片断，两人大笑着，他开上开下，开上开下，就像在云间游泳。 我第二次去看文福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这事。他的脸不像上次那么肿了，他睡着了。我想摇醒他，我想问他，“你干吗要这样？现在你就要坐牢去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了。”但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他突然呻吟起来了，他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可怕，使我的心都痛起来了。于是我摸摸他的额头，在他还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的时候，我就原谅了他。 文福终于醒来了，他显得很烦躁，很虚弱。他对一切都不满：床太硬，伙食太糟，伤口又痛，护士的态度又不好，医生又是慢条斯理的。大家都竭力安慰他。当时我以为不是车祸使他变了，只因为他还在忍受痛苦，所以才变得那么难对付。 可随后他的体力恢复了，而脾气却变得很暴躁。他把食物扔向护士头上，骂她们是婊子。骂医生全是傻瓜，不应该在一条死狗身上花力气。他把便盆扔到那个把他救活过来的医生身上。他不肯吃药，当四个护士按住他，硬要他吃的时候，没料到他使出全身力气，一拳把一个护士打翻在地，把她的门牙都打掉了。 一天晚上，他伸出手去摸一个护士的乳房。第二天晚上，她们换了一个老年护士，可他不管，照样去摸她的乳房。 不久谁也不肯来照顾他了。我觉得真丢人哪。他伤势好起来了，可他的脾气更暴躁了。医生说他还很虚弱，不能出院。他的一只眼睛还看不见。他们把他绑在床上，要我叫自己的丈夫规矩点。 每天我不得不听他的哀求，要我放了他。他要我爬进床去和他一起睡，要我脱掉衣服。当我不愿干这些事时，他就提高嗓门骂我。他骂我和别的飞行员睡觉，他说得那么响，连走廊里的人都听见了。 我竭力保持对他的同情，竭力说服自己，是伤口使他痛得受不了，他才变成这样的。可我心里又暗暗想，文福马上要进监狱了，我已经想好了，一旦不需要再照顾他，就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 但他没进监狱，家国没给他任何罪名就了结了这个案子。我后来才知道，是胡兰叫他不要这么做的。她后来告诉我，她是为我考虑才这么做的。 “你要是判了丈夫，也等于判了太太。”她说，“我是这么对他说的。” 我说了许多感谢她的话，我告诉她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让她为救我和我的丈夫担了那么多风险。 “我没干什么，家国也没干什么。”她说，“你还是把这事忘了吧。”她口中这么说，可我知道，她心里是决不会忘的。我也决不会忘的，直到现在我还欠她一大笔人情债。 当然，胡兰不知道实际上她都做了什么，不知道她给我的这份好意我是多么遗憾啊。我心里很不好受，可又不得不表示感谢。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生日那天，老阿婶问我院子里的鸡我最喜欢哪一只，我捉了我亲手喂养的那只。当天晚上，老阿婶就把它烧熟了给我吃。 不管怎么说，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胡兰表示感谢。我叫我的厨师做了她喜欢吃的菜，按照她喜欢的方式做，把蔬菜蒸得淡而无味。胡兰没说什么，这是正常的，不必理会我的感谢。我吩咐我的佣人把胡兰和家国的房间彻底打扫一下。胡兰没说什么。过了几天，我又给了她不少好布料，告诉她我穿这种颜色不配。 当然，这不是真话，我是特意挑这种布料的，因为它跟我的皮肤很相配。这是一种很漂亮的布料，桃红色的，战争期间很难买到，贵得要命。 “我穿这种料子不好看。”胡兰皱了皱眉头，手指头已经在摸布料了。 “拿去吧，拿去吧，”我说，“我没工夫做针线活，眼下我得照料丈夫。” 于是胡兰也就不再说什么，把布料拿走了。她明明知道我的婚姻有多不幸，还让我用一块漂亮的布料把它遮起来。 我丈夫回家时，我已经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房间。他还很虚弱，不能起床，所以我又专门给他雇了一个护士照料他，给他换纱布，喂他吃饭，听他发牢骚。这个姑娘待了一天就走了。第二个护士大概待了两天。最后不得不由我自己来照料他。 家国和胡兰当然每天都来看他，因为他们和我们住同一幢屋子。一天，来了三个飞行员。我把他们带到文福的房间里，他们把他看作英雄一般。他们说，只要文福重上蓝天，中国肯定马上能打赢这场战争，诸如此类的客气话。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文福再也不能飞上蓝天了，他只有一只眼睛怎么开飞机呢？但飞行员们还是说着这种很慷慨的话，而文福也喜欢听这种话。 他们都是那么好，我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心想文福也会要我这么说的。他总要用这种方式向其他飞行员表示他的慷慨。事实上，文福确实也说了，“留下吧，请留下吧。我太太烧一手好菜。”我想，他大概记起了我在扬州的那会儿做的一千只饺子。飞行员们马上就答应了。于是我就下楼去吩咐厨师上街，买点现杀的鸡肉来。 晚饭后，飞行员们、胡兰、家国和我继续坐在桌边聊天，佣人来清理桌椅。开始我们都比较安静，怕吵醒文福。我还记得我们用严肃的口气谈起了战争，是的，我们相信，只要有更多的物资供应，中国肯定会取得胜利。 一位飞行员说，他听说中国已经和美国订了一个买美制飞机的合同，大概有一千架，从印度运来，足以对付小日本了。另一位说，中国各地正在建飞机制造厂，说不定昆明马上就有一家了。我们全都觉得这是件好事，在中国造飞机才能确保飞机的质量，不会老是出毛病，像老式的俄国飞机，或新式的意大利飞机那样。中国制造的最好，无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速度飞得很快，而且能全天候飞行。 但我们全知道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是老生常谈。所以过了一会我们就开始回忆我们一路上经过的那些村子，在那些地方发生的种种故事，谈话变得愉快起来。然后我们就唱起歌来。我们轮流唱起人们在喝酒或庆典时唱的那些傻乎乎的乡村小调。 有个飞行员会做假嗓子，听起来跟女的一模一样，于是大家全都唱起一首很傻的小调来，然后又是大笑又是欢唱：“万朵云来，千只鸟，千只鸟来，百滴泪，我两眼望天空，只看见你，我两眼——” 突然，我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哇——什么东西摔下来了。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看见了文福，他头上包着纱布，手中拿着一根拐棍。他的脸色苍白，满是汗水，像个魔鬼似的。他在睡衣外罩了件军用茄克。 “你有病别起来！”我喊道，冲过去想扶他回到床上去，家国和其他飞行员也站起来了。 文福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拐棍。“你怎么能唱这个？”他咆哮着，“我是个有病的男人，你是个健康的女人！我是英雄，你是婊子！你两眼盯着别的男人！” 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你做噩梦了吧，”我尽量安慰他，“你在说梦话。回床上去吧。” “骗子！”他喊道，向前走了几步，用他的拐棍把桌上的剩菜剩饭全打了下来，“都是你的错。你给我跪下，向我磕头，请求我饶了你。跪下！”他用拐棍使劲地敲桌子。 我看看他的脸。他那只好眼睛射出凶光，像醉汉似的。他的脸变得那么难看——我真不明白怎么嫁了这么个男人？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 文福肯定用那只坏眼睛看透了我的心思，因为他马上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记耳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结结实实打了我一记耳光。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痛，只觉得无地自容，脸上火辣辣的。大家都看着，可没人敢动。 “跪下！”他又喊了声，举起了拐棍，这时胡兰冲过来，按下了我的肩膀。 “跪下吧，跪下吧。”她嚷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就听他一回吧，就说声对不起，有什么关系？” 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所有的男人，还有胡兰——没一个上去劝他。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头触到地板。他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干，我丈夫命令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你是对的，请饶了我吧。”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跪着请求他宽恕时，他们没有反对，没有对文福说，“够了。” 当我磕着头，请求着宽恕，哭着把我的头撞到地上时，我心里在想，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为什么他们全站在那儿，好像真是我的过错似的？ 今天我不怪胡兰当初的所作所为。她像其他人一样，吓坏了。但我还是无法忘记她的所作所为，其他人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是危险的，它助长了文福的气焰，使他更嚣张了。 可今天我要是跟她谈起这段往事，她肯定记不得了，就像她记不得我送她的那块桃红色布料那样。前不久我们去了一趟面料市场，我说“嗨，这不是很像我在中国送你的那块布料吗？” “什么布料？”她问。 “那块布料呀！就是那块呀！桃红色的，缀有红花的。”我提醒她，“我把它送了你，因为你劝家国不要送文福去坐牢。你明白他于了什么，他的吉普压死了那个姑娘。你用那块布料做了件衬衫。停战的那天你都高兴得疯了似的，——想起来了吗？——你跳上跳下地把那件衣服给撕破了。” “哦，那块布料呀，”她终于想起来了，“那可不是你给的，是我自己买的。老城有家布料店快倒闭了，我就从一个站在桌边的姑娘手里买了这块料子。对了，我现在还记得呢。她出了很高的价，我硬是把价杀下来了。” 所以你瞧，跟海伦这种记性差的人有什么好吵的？她心目中认为真的只存在于她脑子里那一小块糊涂的地方，她只愿意相信所有的好事。 有时我真羡慕她。有时我真但愿从没给过她那块料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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