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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战争就开始了，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你必须把你母亲想象为一个傻瓜——连战争已经开始都还不知道。 可你要知道，不光我对战争一无所知，许多人也都这样——不是傻，而是无知。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获得官方消息，也不知道该问哪个。我们的丈夫们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只是道听途说。 即使你在报上读到一点消息，也不能信以为真，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信。报上登的都是政府想让你听到的消息，就那么一点，讲到这边总是好的，讲到那边总是坏的。我不是说今天中国还是老样子。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战前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处在无知状态，就像一种奇怪的风俗习惯，尽管没人这样叫它。 所以我们得到的大多是小道消息，从这个人的口中传到那个人的口中。我们不大谈打仗。我们谈的都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就像你在这儿谈的一样——股票是涨还是跌啦，物价是升还是降啦，你买不起那种东西啦等等。 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你以为是从欧洲开始的？你瞧，说不定你也是无知的哪。世界大战是在中国开始的，那天半夜北京以北响起了枪声，死了几个人，但日本人被打跑了。 你不知道这事？我倒是早就知道了。当然，我听说的时候，没想得那么多。这种小仗在中国境内已经打了好些年了，所以看上去只是一种小小的变化，就像刚进入夏天时的感觉，我们开始只是抱怨早上比以前的白天还要热了。我记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只是气候，热得使人懒洋洋的不想动。 那个时候，胡兰和我别的不想，光想着吃什么东西才能使身子内部冷下来。我们忙着打扇，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白天，什么事也不干，光喝热茶，洗冷水澡，睡个长长的午觉，要么就坐在走廊里，随着阳光的移动而搬椅子，尽可能坐到阴凉的地方去。 我老是生病，懒得说话，胡兰则像喜鹊般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知道我为什么感到不舒服：“他们送来的食物不新鲜，全都有股酸味儿。” 见我没反应，她又发起另外的牢骚来，“瞧下面，”她指指城里，“更糟，简直就像那个有小虫子的浴室那样，又湿又问又脏。下水道里发出的臭气，能把人的鼻子都给熏扁了。”这些话讲得我肚子更加不舒服了。 傍晚，飞行员们和教练要回到庙里来吃晚饭。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厅里吃。但美国人吃他们自己那种食品，把油腻腻的东西塞进他们的盆子里。我们剩下的人都小声嘀咕，那么热的天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我是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我和胡兰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把装食物的小篮子、正在绣的花，诸如此类的东西收起来，这就像是一次冒险。 我们很快地跑上庙后的那条小路，爬上三级台阶，走进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那后面望得见绿油油的山岗、山下的湖和远处喧闹的城市。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我们眺望着被雨水洗刷着的世界，直到灰蒙蒙的雨帘完全把我们笼罩起来，再也看不见城市和山冈。 这个小亭子使我想起了崇明岛上的那个暖房，使我起了思乡之情——尽管不是想念叔叔、老阿婶、新阿婶住过的房子。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我藏身过的地方，那个我假装失踪的地方，那个我想象著有人把我找到的地方。我也想起了我那些可怜的小小的破碎的收藏：我母亲的肖像、一对化为灰尘的蝴蝶翅膀、一束干瘪的瓶花，我每天给它洒水，希望它能长成一个仙女，陪我玩耍。 当然我没把这些孩子气的想法告诉胡兰。我们静静地坐在亭子里，就像两个规矩的太太那样。可我想我们俩都沉浸在回忆中，竭力回想着我们那么快就失去了的少女时代。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那个小天地里，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越下越大，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时间的雨。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有点紧张起来，虽然我们都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胡兰说，“哪怕雨再下个不停。” “嗯，那怎么办呢？再着急，雨也停不了。”我说。 “谁着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辈子和洪水打交道，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把茶杯从桌子上拿开，洪水就没到我的腰上了。” 前几天我在大厅里找到了一张上海的旧报纸，在等雨停的同时，我就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新闻。有趣的消息很多：一个女明星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一位俄国籍的犹太歌手刚从满洲国到达上海作义演，一家两星期前刚被盗过的银行又一次被盗，一匹名叫“飞毛腿”的英国赛马在一周前的一场比赛中获胜，一幅广告宣称一种名为“黄药”的东西能治愈头脑混乱、思想悲观、担惊受怕、反应迟钝的毛病，老阿婶曾给叔叔买过一瓶。 有关战事的报道不多，只有一篇蒋介石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决不向日本投降，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一面读报，一面把手伸向一开头盛得满满的食物篮。也许是因为战争使我精神紧张，我的食欲下降了，常常是直到饿了还不知吃什么好。一会儿想吃这，一会儿一口也咽不下，一会儿又饿了，想吃别的了！所以我就包了许多好吃的小东西，每样都吃一点，凭我的舌头和胃的需要，过一会就尝一点。什么鱼片干啦、牛肉干啦、酸甜榨菜啦、酱菜啦，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直到塞得眼泪都流出来。你们这儿管这些东西叫小吃。 当这种种不同口味的东西也满足不了我的食欲时，我就问胡兰带了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又脆又成的东西，也就在这时候，胡兰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知道，”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接生过一百个孩子似的，“肯定是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饿了，想尝尝人生百味了。从你的大胃口来看，兴许还是个男孩哪。”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才十九岁，自己还在长身体呢。胡兰比我小，她怎么会知道？我跳起来，把双手叉在腰上，绷紧衣服，看看肚子，没有，没有娃娃从我肚皮眼里探出头来。但我觉得里面有个东西，饿得慌，想吞掉我。 当时我就想，不，这只是我的不幸，生活给予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不了，它总想要更多的东西。老阿婶有一次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样的，“这儿太强，”她指指肚皮，“老是满足不了，手头已经有了十个梅子可挑，她总还想再要一个梨子。” “只不过是我的胃喜欢吃酸的罢了，”我对胡兰说，“说明我快要倒霉了。” “我告诉你，是有喜了。”胡兰说。 我摇摇头。 “一个娃娃。”她说着，点点头。 “嗨，你以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那么，告诉我，”她说，“你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这个字的声音这么响，好像在说咳嗽、头痛、眼睛里的灰尘似的。 “这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我说。胡兰咬紧下嘴唇，尽量不笑出来。 “难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她问。 我拼命回想，第一次月经来潮的那天早上，老阿婶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醒来后，感到下身粘乎乎的，然后我就撩起睡衣，瞧瞧我的腿间。“有人砍了我一刀！”我喃喃地对花生说，以为是在做梦。 花生一见血，就尖叫起来。她从我们两人睡的床上跳起来，直奔院子。“快！”她喊道，“雯雯被人杀了，像她妈一样。她已经死了！救命呀，救命呀！” 老阿婶冲进房间，接着新阿婶、两个佣人、几个堂兄弟也来了，厨师的帮手，手中拿着一把菜刀跟在他们后面。老阿婶上前一步，冲我瞧了一眼，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她挥挥手，叫另外人出去。 “别哭了。”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老阿婶骂道。新阿婶和花生又进了房间，花生睁大眼睛看看我。 “瞧，她不是好好的吗。”新阿婶说着，递给我一些布片。 “仔细听好了，你们两个，”大婶婶说，“出血是一个征兆。一个姑娘家心里有不干净的念头时，她的身于一定要洗净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血流出来的缘故。以后，要是姑娘嫁了大人给她选好的规矩人家，要是她成了贤妻良母，爱她的丈夫，就不会出血了。”当时老阿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正像她所说的那样，一旦我成了一个好妻子，出血就停止了。 “呸！”胡兰听了我这番话，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胡说八道。” 亭子外面雨还是下个不停。那天下午，胡兰给我讲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陌生事情。我干吗要相信她呢？她最相信那些希奇古怪的念头了。她说，女人的肚子每个月要做一次窝。这不可能！她说，娃娃就从男人的东西进去的那个地方出来，而不是从肚皮眼里出来。真是一派胡言！ 然后她告诉我她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她说有一次她帮一个姑娘接过生。“我说的全是真话。’湖兰说，“我看到娃娃从哪儿出来的。我是在去年看到的。” 她说，这姑娘爱上了洛阳的一个飞行员，当时胡兰一家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这个可怜的姑娘只是在找一个能改变她命运的机会。”胡兰说，“许多姑娘都是这样的，希望嫁个能把她带出去的丈夫。她就像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姑娘一样，长得不是很漂亮，命中注定嫁给一个老农民，或者嫁一个路上的独眼补锅匠，辛苦安稳地过一辈子，别想享什么福了。所以，那姑娘一碰到一个飞行员，当然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子全交给他了——这可是一次机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机会，也要抓牢啊。” 胡兰看出我不信她的话。“我知道，你很难想象。”她说，“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知道你总会嫁个好人，用不着这么担心。”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在责怪我似的。这倒使我寻思，说不定她干过和那姑娘同样的事，把她的身子交给家国当作一次机会。她很幸运，这个机会成全了她的婚事。 “那个姑娘快要生孩子的时候，”胡兰说下去，“她要我陪她一起到那飞行员那儿去。她肚子痛得很厉害，一路上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总算到了营区，那飞行员看到她很生气，他大发雷霆，叫另外男人都出去。我人虽然站在外面，但他们两个说的我全听到了。 “她求飞行员娶她。他不肯。她保证生下来是个儿子。他说他不在乎。她说他可以把她当小老婆，再娶一个大老婆。他又不答应。于是她就哭了，她什么面子也不顾了，就发起脾气来。她又吼又叫地告诉他她这辈子没指望了，她把一切全押在他身上了。她说，现在她再也嫁不出去了，村里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贱货，她家里的人也不要她了，她的孩子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没有前途了。 “然后她就像疯了似的，又是尖叫，又是哭闹。我冲进了屋子，她正抱着自己的肚子，骂他：‘你不如现在就把我们母子杀了，比慢慢饿死强多了。可我们一死，你也活不了，我们母子俩要把你从天上拉下来。’ “那飞行员听到她咒他死的话，气得不得了。他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她就倒下去了，肚子正好撞到椅子扶手上，人就滚到了地板上。这一记耳光没杀死她，椅子扶手也没有杀死她。可就在她滚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娃娃开始出来了。她尖叫着，呻吟着，像螃蟹一般地想往回爬。她对她的娃娃又哭又喊，‘别出来呀！还不到时候呀！’ “飞行员和我跑过去。我撩起她的裙子，看到了娃娃的头顶，然后整个头都钻出来了，脖子上还缠着一条带子，脸铁一般青，两眼紧紧地闭着。我想把娃娃拉出来，把带子松开。我拼命拉，但那姑娘动得太厉害。飞行员对她喊道，‘躺着别动。’她抓住他的头发，不让他走。 “现在我们三个全都尖叫着哭闹着，大家都非常痛苦。娃娃把她肚子里面的东西也拉出来了，我拉孩子出来，她拉住飞行员的头发不放。后来好像我们三个都支持不住了。她往后倒去抽搐起来，在地上打滚。她全身都在发抖，拼命地吸气，又拼命地呼气，好像气不够吸。她呼出一口，又深深地吸进一口，然后，就再也没有气了。真惨哪！一个还没生出，一个已经死了。孩子的头和她的身体粘连在一起，由青转黑，然后就没气了。” 胡兰停了下来。她紧紧抓住衣角，咬紧嘴唇，我以为她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真惨哪，”我说，“你说得对，我们算是幸运的。” 但胡兰还没讲完，就哭起来了，“我至今还不知道，那个死去的娃娃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我母亲也没剖开她的肚子看一看，她不想让她女儿带着一个剖开的肚子到阴间去，也不想把一个没有头的头胎外孙送到阴间去，所以我的父母就把她，连同她那一半在外、一半还在里面的孩子一起埋了。” 胡兰望望我。“没错，”她一边说，一边哭，“她就是我姐姐，那个飞行员就是家国，他怕我姐姐的咒语，就娶了我。”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胡兰又说了，这一次，她的口气平和了一点，“我知道他娶我是为了减轻自己的恐惧感，好让她不会回来，把他的飞机从天上拉下来。但是我嫁给他是想给我姐姐报仇。当然，我父母很生气，不相信我的话。我老跟他们说，我嫁给他就是要他这一辈子不得安生，要他想到我姐，想到他作的孽。” “可我怎么会料到家国现在成了一个好人，一个那么好的好人？你知道这一点，你了解他的性格。他是那么后悔，那么悲伤。他待我很好，给我买好衣服，纠正我的举止，从来不嘲笑我。我怎么知道他会那么好？” 胡兰看看外面，雨还是下个不停。“有时，我还是生他的气。”她平静地说，“可有时我转念又想，人毕竟不是他杀的。不管结不结婚，她生孩子，本来也会死的。有时我想我姐姐一定很生我的气，她腿上挂着娃娃，口里咒着我，嫁给一个本应是她丈夫的男人。” 我和胡兰就这样开始互相讲自己的秘密，又互相保密。我先给她讲了我对自己身体的无知。然后她就跟我讲了她想通过报仇获得快乐的愿望。那天下午，我还把花生的事也跟她讲了，我告诉她本来是花生嫁给文福的。 “这么说来，我们两个都及时转了运。我们好运气呀！”胡兰嚷道。我没说什么。我只跟她讲了一半的秘密，因为我不知道我究竟算不算运气。 一直等到晚上，我才把怀孕的事告诉文福。我们正准备上床，他把手伸过来了。 “现在我们得小心了，”我说，“我怀孕了。” 他皱起了眉头。就这样，开头他还不信。于是我告诉他最近我胃口不好，老感到恶心，这种种都是怀孕的征兆。但他还是一言不发。 也许文福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没有向我表示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大多数男人会像公鸡似的到处走动，向大家报喜。但文福只是说了句，“真的吗，嗯？”然后就管自己脱衣服了。 突然，他向前扑过来抱住我，把嘴压在我的前额上，在我的耳边吹气。当时我以为他在告诉我，他真的很高兴，有了一个孩子。当时我真的感到我终于讨他喜欢了，我心甘情愿地要为他生一大堆孩子。 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片刻。文福抚摸我的大腿，扯开我的衣服。他怎么还能想这个？我轻轻把他推开，但这只能使他更加急不可耐，他想把我的两腿掰开。 我说，“现在我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我们不能再要这个了。” 当然我说这话是无知的。但他根本就不理解，根本就不同情我，他只是大笑着，叫我乡下傻丫头。 “我只不过是想弄清楚是不是儿子。”他说。然后他就把我推到床上，压在我身上。 “停下！”我说。然后我说得越来越响，“停下！停下！”文福停了下来，朝我皱起了眉头。我从来没对丈夫这么吼过，也许是因为肚里有了孩子的缘故，也许是它要我保护自己。但他一直用那种可怕的目光盯着我，于是最后我说了句，“对不起。”他一言不发，干完了我求他别干的事。 第二天，我又向胡兰说了这个隐私。我以为她会像姐妹般听我说的，于是就告诉她我丈夫有“不自然的欲望”，“阳气过足”，甚至在我告诉他我已经怀孕后，他每天晚上还要我，我很担心，很不高兴——这就是我又用我的问题来麻烦她的可怜的借口。 胡兰望望我，脸上没有表情。也许我说得太坦白了，使她大吃一惊。最后她说道，“嚯！这算什么问题？你该高兴才是，你不就是这样才怀上孩子的吗？”她的口气中带点嘲讽，“这种欲望不会伤着孩子，只是对你有点不方便罢了。你干吗不让你丈夫干那事？他还要你，你该高兴！要是他对你失去了兴趣，他就到别的女人那儿去了，到那时你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不高兴哩。” 现在轮到我大吃一惊了。我本以为她会同情我，没想到反被她数落了一通。而且她还没完没了了。“你干吗把好事当坏事？”她说，“你要是认定一只菜烧得不好，当然就尝不出好味道了。” 你从来没看出海伦舅妈的这一面吧？现在你知道了，她凶起来也很凶！她只是对我那么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有在我身上她才能露出她的这一面来。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她之所以对我那么凶，是因为她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可她又不能说，她想变得凶一点来掩饰这个。那天，她对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我当然觉得受了伤害。她使我感到渺小，一无是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干吗要说那些话，她心里有个秘密，只是趁机出口恶气罢了。不过这事以后再说吧。 大约一星期后，就在这个小亭子里，我才明确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 午饭后，胡兰已经睡下了。一场雷阵雨降临了，我决定一个人到那小亭子里去，给花生写封信。我写到了愉快的事情：我看到的有趣的风景，西湖上的小船，我去过的寺庙。我说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也许要再过几个月。我说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上海过新年，到时候给大家看看我的小宝宝。 就在这时，我看见胡兰往亭子跑来，她的衣服全被雨水淋湿了，很不雅观地裹住她那肥胖的身子。 “他们要飞走了！已经在开拔了！”她还没进亭子就喊起来了。陈纳德已经到了空军基地，其他从南方和北方来的中国领导人也到了。所有的飞行员集合待命。大家都在说着同一件事：没时间准备了，开拔的时刻已经到了。 我和胡兰马上回到庙里，顾不上换下湿衣服，就收拾我们丈夫的行装。我小心地把文福的干净衬衫、裤子、袜子和一条高级的新毛毯塞进箱子。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狂跳。中国打仗了，文福会死的，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爱文福，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感到了这一点。 一辆卡车按响了喇叭，告诉我们去空军基地的时候到了。我跑到胡兰的房间里告诉她。她还没准备好，一会儿乱翻五斗橱抽屉，一会儿又乱搔头发，看上去完全昏头了，一面哭，一面自言自语：“带哪张美人照好呢？带什么护身符好呢？他老是忘的那本书放哪儿去了呢？” 到了机场，也没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丈夫要到哪儿去。但透过雨帘我们能看到蓝天白云，我们兴奋起来，骄傲起来。过了一会，有人领我们进了一个潮湿的小房间，从一扇打碎的小玻璃窗望出去，外面的一切都显得又小又危险。雨哗哗地落在狭窄的跑道上，飞行员们全站在机翼下。有人指着螺旋桨的翼板，还有人拎着箱子跑来。家国从一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手里拿着一张大图纸，也许是地图吧，地面上刮起的风吹得它上下飘动。 然后我们看到螺旋桨转动起来了，马达的吼声越来越响。我拼命忍住不看别人，不说话，免得喉咙日跳出什么不吉利的字眼，使大家遭受厄运。我觉得大家都一样，神色安静肃穆，前景无法逆料。 但是随着飞机渐渐远去，胡兰挥起手来。雨水、蒸气和烟雾全搅在一起，飞机看上去就像在一个不安的梦中向前飞行。胡兰的手臂挥动得越来越厉害，眼泪也流出来了。飞机在跑道上全速推进。胡兰像一只受伤的小鸟，激烈地疯狂地挥着手臂，仿佛她的这些努力和她的所有祝愿所有希望会直上云霄，安全地托起一架架飞机，把它们送向胜利。 当然，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听到了实际发生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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