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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人不一样，我，不喜欢收信，也不认为如今少有人写信，是因为人情淡漠世风日下。 少年时曾开过玩笑说，谁给我寄情书，首先就不同谁谈恋爱。那个时候不明白，情书也可以是很不肉麻、很不造作的，很公事公办的。然后，一辈子就再也收不到情书了。如今，回头望去，不免为自己的任性遗憾，一个女人一生都没有人给你寄情书，意味着什么？哪怕是虚情假意，也好过春梦无痕呵。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盼望收信的。盼望收信是因为盼望写信，正如现在不喜欢收信是因为不喜欢写信。那个时候，年少的我，几乎找不到收信的对象。中学的同学家都住得近，每天同进同出，彼此就像家人，划不出可以写信的距离。等到各自考上不同的大学，才终于有了鱼雁传书的机会。我们读的都是上海本地的大学，虽然住校，周末回家还是有长长的相聚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不断地写信。记得好几次写信是在深夜，宿舍里的灯已经熄了，我在昏黄摇曳的烛光下写：分别已有三天，我是这样地想你们，回忆着上星期天，我们在某某的家里讨论的一切。这样一边写一边觉得温暖的孤独，满腹感慨顺势倾泻到了纸上。 少年都是些太想表达又难有表达机会的人，写信是不得已，信里铺天盖地的造作，也是不得已。好在那时眼中的世界，确实同以前十几年的混沌不一样，需要用一些有别于现实生活的文字来描绘、形容。信中的造作，就有了被原谅的理由。 无论是谁，写信总难免造作，自古如此。古时候的人写家书，一开头，要么是“敬禀父母大人膝下”，要么是“某某吾妻如示”，结尾不是“敬颂大安不一”就是“叩安”之类，千篇一律，人人照着尺犊上的范文行事，真正的心情、相思都淹没在冷冰冰的套话里了。有时想，换一个收信人的名字，也不会引起什么问题。也因此，就可以有摆测字摊代写书信这一行吧？ 古人写的信，最令人感动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每次一念，都禁不住泪盈于睫，可司马迁是作家，我是将此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史记》的一部分来读的。五四以来废除文言文，提倡“我手写我心”，这在理论上绝对正确。实际上，对平日使用方言的我们却是不可能。有些字有些词在我们的口语里，永远不会去用，常用的适合我们心境和生活状态的字、词又是无法写下来。对许多人而言，提起笔来的时候，就有了作文章的意识。而做人，一到“作”的地步，便逃不脱难看和难堪。即使写信，也难逃矫情的套路。那么，不写也罢。 走过了浓抹重彩的青春之后，能不能倾诉，对一个人来说，确实已经不再重要。造作与否，倒显得尤为刺眼。况且碌碌一生，复杂得单调，说白了便显无趣。而红尘心事，又岂是可以说清楚的？ 我不再写信。 收到信之后，总是惶恐地将它好好地放在一边。世界上还有许多目前我的电话无力攀援的地方，还有许多公事公办得我不必特意同他交谈的人。这样的信，收到之后，我总是惶恐地将它好好地放在一边，等一个干劲充足的时候，坐下来写回信。即使这样的回信，于我也是举笔如椽。你最好不要三言两语，替人办了事，或替人办不了事，太简单太直接地说明，让读信的人觉得你在敷衍他，凭空疑心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但是，如果于具体的事情之外，还要谈点别的什么，那难度就太高了。 有一个远嫁欧洲多年的朋友，闲得无聊常给我写信。读她的信倒是没有任何负担，因为每封信都是一样，三段式。第一，问你近来身体可好？工作、学习如何？第二，说一说她的乡愁。第三，这是最长的一段，从国际形势谈到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当然，都是从欧洲的报纸、电视上看来的。读完之后，我依然不能回信。第一段没问题，那是礼貌。第二段，难了。我没有乡愁，也不想说渴望去国外旅游、向往西方的生活。好，这段跳过去。第三段，国际国内形势，她都比我知道得多、知道得早，我已说不出任何新鲜东西。 她的信，一年几封，永远不会少。我就让它放在我的案头，告诉自己远方有一个好朋友在念着我，我也在心里念着她。等到贺卡上市的季节，挑一张心爱给她寄去。那是我的心情，我没有信。 1989年的夏天，有位女友突然决定出国。她家的亲戚遍布海外几个大陆，别人十分棘手的事，在她，几封信几通越洋电话，出国之事就已基本搞定，签证也是十拿九稳。 当时，出国热正值沸点，办护照十分困难，往往要等好长一段时间。在等待护照的那一段日子里，女友闭门不出，在家织毛衣，为她新婚不久的丈夫织毛衣。长长的几年恋爱，短短的一年婚姻，始终是男友、丈夫送她礼物，从巧克力、玩具到服装、首饰，她被爱得很满意。临行前，她说她要留下一颗念心，然后，在异国的土地上重聚，然后，恩爱一辈子。 当然，都已是成熟的人，他们都清楚，从此一别，前途难测。怕只怕，天涯茫茫，相见已成白发。两个人都怕这个话题，两个人就都少说话，真个是九曲回肠，寸寸断肠。女友买来毛线，开始织起了毛衣，临行密密缝，情谊千千万，只盼着“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她丈夫的身型异常高大，日织夜织，织了整整二十天，才完工，正好，护照也到了。女友后来告诉我，她决定不去签证的时候，就是毛衣完工的那个深夜。扯断线头的一刹那，她突然觉得丧失一段情缘，其实就如放下一件毛衣那般容易。放下了，就再也不会如过去一样有毛线在你指间绕来绕去，结束了，就结束了。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上的女同学瞬间都有了做女人的渴望。课余饭后，都低着头学织毛衣。有钱花的当然去买新毛线，没钱的就拆了身上穿的再织。针针线线，不管有没有恋人，每个女孩子的心中都鼓胀着幸福与安宁。 对爱情还有一点点信任的女子，多半都曾这样灵巧过，细心过，多半都曾为一件毛衣起过一个好头。 织毛衣，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留给女人寄托深情的渠道。一切，别人都已经替你做到最好。一切，都已被别人抢去报功。再也难有可以曲意达承的委婉方式了，女儿家的心事竟要裸裎相见。街上排满食品店服装店，随处都卖现成的食品现成的服装，即使你有家传绝技，也赶不过日日翻新的流行。外套是做不好的，前几年还可以为心爱的人做做内衣内裤，如今怕是做了，也没有人肯赏光为你穿一下，要送情人礼物，就去商店里买一款别致或者实惠的——都是别人的手工与心思，其实不干己事。 就只剩下一团毛线一件毛衣，还能由着女人的心意来织，一针一针地织，一心一意地替女人传情，不必讲究款式的新旧、衣袖的挺刮，不必担心爱人不肯穿。 然而，即使这样，能如女友般有幸织完一整件毛衣的女人仍是不多。多的是不成件的废品，穿不能，扔又不舍，怨怨地躺在箱底，等着发霉，或者等哪一日织给下一代的儿女。 有一位手巧的女子，每一次恋爱，都在心情极好的时候，买来毛线替男友织毛衣，怎奈每次都只得半件。有时候好好的一个大身完工了，却缺两个袖子一个领子，再也找不到织下去的理由。有时候，已是像模像样的一件衣服，只剩一个袖口，却总也织不完，针头拖着欲断难断的一小团毛线，依然是不能穿。 续也难续，那一份情，再怎样虔诚，总等不到好好收尾。 难怪，织毛衣的女人越来越少了。 与其说那是一场畸恋的悲剧，毋宁说那是一则关于人类的寓言。 青春是一道躲不过去的坎，跨出去，迎接你的将是一段有节有制的五色人生。跨不出去，当然，你知道，等待你的只有死亡，就像从巴黎转来小城读中学的玛舒达。 17岁的女中学生爱上她有家有室的老师，从来不是希奇的事。这部法国电影的中文版有好几个译名，诸如《白色婚礼》、《逐水流情》之类，全都有些牵强。如果允许跳开原作的名字，其实，最好的片名应该是《十六岁花季》。那是一首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挽歌，那是一朵春天时候的荼縻，那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迷惑，那是一次关于人类的诠释。玛舒达17岁，玛舒达的高潮在17岁，玛舒达的生命止于17岁。虽然她的自杀是在两年以后，但17岁以后的一切对她来说不重要了，正如所有走过青春期的人，以后20年、30年以至近百年的生命，同他曾经的青春没有关系一样。 真的，青春是人最难跨越的一道坎，十六七岁的年龄又是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切都是矛盾：已然成熟的躯体同还来不及准备的内心的矛盾，蓬勃的生理欲望及其找不到转移方式和地点的矛盾，个人同渐渐逼近的社会的矛盾……。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不可能不点燃疯狂的爱情，生命的本能只找得到这样一个突破口。爱上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爱，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你自觉不到情欲对你的操纵。更可怕的是，成熟的男人常常无力抵挡这来自少女的、超越于成人世界规则限定的诱惑。 怨孽是天生注定的。 16岁那一年，玛舒达已与数学老师“畸恋”，东窗事发的结果是由年长的老师以精神错乱来承担一切责任。谁都知道这结果不公平，然而青春也是一碗孟婆茶，饮过之后，你就会忘记曾经的一切。走过青春的人，没有谁记得青春，没有谁懂得16岁的花季。玛舒达所在学校的老师，除了以世俗的标准来判定数学老师违反职业道德，除了把玛舒达视为“问题少女”之外，找不出更合理的原因。 16岁的少女自己也莫名所以，她只知道凭本能去追逐成熟的异性，通过与年长异性的相爱，来认识她所陌生的成人世界。于是，玛舒达在路边昏倒的一幕，虽然无可避免，却也是她下意识布置的骗局。果然，她的哲学老师海诺上钧了。海诺出于道义，也是出于教师的本能，将孤单的女学生护送回家。回到家里，才发现女学生是只身独居。他不能把一个未成年的病人独自抛在一旁。对于这一点，玛舒达早已料到。于是，起床，大大咧咧地换衣服，将17岁女孩成熟圆润的胴体，半遮半掩地展露在海诺眼前。 所有陷进少女爱情罗网中的男子，都不是世俗的叛徒，相反，他们总是那么自觉地愿意遵守成人世界的种种道德戒律。海诺也是。他与玛舒达的爱欲，始于同情、怜惜，继以哲学上的沟通和一致。他被17岁女孩的哲学思考深深吸引。其实，所有青春期的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不管他有怎样的家庭背景，不管他有怎样的经历天赋。在世俗的边缘作人生的思考，是上帝交给青春期孩子的作业和考试。对少年关于人生的哲学思索投以惊讶和好奇，是成年人最幼稚的所在，也是最致命的所在。海诺的悲剧，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 玛舒达要求同海诺结婚，并不是要一个名份、要一场婚礼、要一个终生的爱人。少年是从来不会想及今后的，“谁知道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她想的是今天，今天的这道坎太难跨，她本能地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年前是数学老师，今年是哲学老师。可惜，数学老师是那么地脆弱，未及给少女以支持，自己先就溺水而亡。哲学老师却又那么犹犹豫豫，不肯全力伸出他的手。那么，就死在他的眼前。 本来，生命的激烈青春期的矛盾，就是无因无由混沌一片，现在，玛舒达终于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解释的名词——海诺。她说，她是为海诺而死。别人就说，她是为海诺而死。海诺只好相信，玛舒达是为他而死。 而其实，谁又是谁的原因呢？玛舒达只是没能跨过她的坎。 我们总算跨过来了。以青春作代价，苟且着我们几倍于玛舒达的长长的一生。 单位的办公地址竟然是某某弄的某某支弄，说出来很寒酸的样子。但是，每个到我们办公室来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说：想不到这房子这么好，不知以前是谁家的。没有理由的，大家就是觉得这幢房子够档次，想必它的旧时主人，一定有个今天的人仍可以记忆得起的名字。 房子是一幢老式的石库门，中西合壁，但不是“风情石库门”。建造的年代还要早一点，20年代以前的式样，有明显的江南民居的特点，底层一个大天井，二楼的东西厢房和中间客堂上的一间，都有雕栏回廊。在连接回廊的落地长窗前站一会，仿佛看得见活泼的秋香笑着笑着，一转身闪入回廊的另一端，而轻绸的百裥裙犹在唐伯虎眼前飘了一飘。 同上海至今留存的其它许多20年代以后造的房子相比，这房子，无论从规模的大小、还是外部的造型来看，都不能说是突出的。但你见了，一定会断言，这幢房子的主人，从前绝对是个富翁。你看它的楼梯，就看它的后楼梯，供佣人进出的那一道，楼梯的扶手，木头仍是上佳的，木头的刻工是精细到不厌其烦。一个连后门、连不必亮相给人的处所，都要考究的人，他对生活的讲究程度，他讲究生活所依凭的出身，是可想而知了。 记不得哪一位老先生的文章里，提到过一首古诗。诗说，暴发户和大户世家都是金银堆成山，都是钟鼓馔玉，都是客堂里挂著名家字画。总之，世家大户有的，暴发户都能在短时期内，依样画葫芦地学回家。唯有一点，他赶不及，就是门前的那一棵树。树必须一年一年才能长大，今天暴发的人，不可能让他的树也暴发。只有世世代代的丰衣足食，才可能享受到华荫如盖的气氛。 明显地，这诗是嘲笑暴发户。暴发户总是逃不脱让人嘲笑的命运，原因也许并不在于他的气焰嚣张。春风得意、有财有势的人，不管是暴发还是世袭，都很少抑制得住自己内心的狂喜和优越，这也是人之常情。对此，旁观的人见多不怪，事实上也莫可奈何。之所以暴发户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就因为他往往会有一些细节不伦不类，只会装潢门面做第一道工序，却不会讲究细节。而细节，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能体现内在的东西，因为表面的东西，谁都能看得见，也就谁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细节是要你去真正讲究的，而且是为讲究而讲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纯粹为了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标准去讲究，当然需要长时期精致、优裕的生活做铺垫。这是优势，也是修养。 大到房子如此，小到每一件衣服也是如此。 房子是一个人的身价，衣服更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包装。富豪讲房子。我们，先从穿衣讲起。每天的穿衣着装当然也有细节，也有讲究的细节所提供的“档次”标志。 照理说，在穿衣不再仅仅是保暖遮羞的今天，着装就必须要从讲究的角度出发了。可惜，我们常常添置新衣，却并没有讲究的效果。 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已知道打扮设计自己，懂得胖子不能穿横格子等等，一种风格就算再流行再好看，大家也不会盲目跟从。但是，另一方面又确确实实还不懂得讲究，虽然一些“都市白领”已经领先到了非名牌不穿的地步。有位朋友，是大学的英语教师。这行当，从前是清苦的，现在如果仅靠学校的一点工资也仍是清苦的，好在有第二第三职业，教课之余，做做翻译，报酬相当可观。于是她开始进出豪华的专卖店，一件外套一条裙子开始买起，但她从不买专卖店里的袜子、皮带，理由是太贵太不合理。真让人听不懂。衣服和皮带、袜子是同一间商店同一个品牌，能够接受衣服的价钱，为什么不能接受皮带、袜子的价钱？朋友的意思是这些小饰品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东西，不像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什么档次就是什么档次。 其实，朋友真该来我的办公室坐坐，看看这幢老房子，她就会知道自己是多么地没有品味，多么像暴发户。一套衣服，即使是名牌，讲不讲究都是第一道工序，画龙点睛或功败垂成的是穿了这件衣服之后，你身上这衣服之外的其它点点滴滴。你不能穿一套棉质的衣服，却去穿一双尼龙袜子。 当然，讲究细节，并不是非得要去买专卖店的皮带、袜子。对一般人而言，价钱不是决定讲究与否的首要条件，关键是你是否意识到要去注意一些也许别人看不见、也许不能算作是时装的东西，比如说首饰。对一个人的外观而言，饰品有时候比衣服重要得多。所以一只登喜路打火机的索价，比一般名牌的整套衣服还贵。所以，一些有财力的人，选择饰品，不是首选含金量，而是首选名牌设计。但是，上海的名媛淑女们恰好相反，身上的衣服一套又一套，挂在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手腕上的一根金手链，一年四季也不变，穿真丝是它，穿牛仔衣也是它，冬天还要从羊毛衫的高领里翻出一半荡在胸前，9999纯金的东西，也显出寒酸来了，真是作孽。倒不如去多买一点丝巾、多买一点仿金仿银的饰品常备家中，根据不同的场合气氛来点缀同一件衣服，效果绝对是百战不殆。 从小处做起，从小处着眼。这是诀窍，其实，也是修养。 结束这一重生命，我们会进入怎样的一种境界、怎样的一种时空？ 对此，历来有天上、地下的传说，也有许许多多关于天上、地下的绘画。画地下比较容易，反正总是一个可怕、可恨的世界，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去讲究、去追究恐怖的真面目。然而，关于天上的一切，人就不那么超脱、不那么敷衍了事了。 总是因为太渴望死后的生活安宁、美好，几千年来，人类才孜孜不倦地描画着自己心目中天上的形象。西洋古典油画中多的是天使。天使的形象，大多是在凡间的肉身背上安一对长有类似羽毛的翅膀，似人而非人，十分奇异。比如最常见的爱神丘比特，完完全全是一个世俗小男孩的造型，有手有脚，却又在背后有一双翅膀。以作为一个人的有限经验，我们知道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既有翅膀又有前后肢的动物，所以虽然对丘比特顽皮、天真的神情，健康、灵动的体格感到喜悦，并因此对他所在的天堂生出向往，但因着这突兀的翅膀而只能对天堂望而却步——就像我们不是鱼而终于不能属于水，我们也不敢想象没有翅膀的自己如何属于天堂。 也许是文化背景、文化遗传的关系，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中国绘画里的天上人物，觉得他们比较可亲可信，生来是人，死后也未必为神。像佛教里的飞天、道教里的八仙，就是同我们凡人一模一样的肉身，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外表的初步印象，就让我敢于视之为同类，知道他们只不过因修炼得道而上了天——原来天堂离我们并不太远，一切都事在人为，只看我们自己虔诚与否。每每想到这里，心便坦然了不少。 如此说来，造成这种或亲或疏的感觉，竟是因为中国绘画里的“偷工减料”。少了一对覆满羽毛的翅膀，只草草地把线条这么一斜一弯，让人的衣裳看上去飘一飘，就有了一股不同于人间的气象。在这些画面里，除了人，一切重要的因子都是无形的，风无形，气无形，而你偏偏就会在无形中体会到人物腾云驾雾的动感，也因此，不得不相信无形的“气”、比风更感觉不到的“气”，才是一重时空的标志。 由西洋天使和中国神仙外表的不同，由虚无的“气”和实在的飞翔之比，我倒愿意把生死之境想象成阴阳两界，而不是天堂地狱。天堂地狱是两个好恶太分明、道德色彩太浓烈的对立的概念，而阴阳两界则是可以互为转换的一个整体，至少，在绘画里它们无所谓好恶美丑，人鬼同源，阳间有的，阴间也有，诸如等级、好坏、善恶、哀乐…… 喜欢鬼故事的人都有体会。看西方的电影戏剧，那些鬼，除了形象怪异之外，最最缺乏的就是人所不具备而鬼必须具备的阴气。比如《小鬼当家》、《吸血僵尸》、《第六感生死恋》等等，其中的鬼魂，无论好坏，无论死得其所还是孽债未了，都仍然在人间挺自如。唯一的噱头是他看得见他想看的人，而想看见他的人看不见他。这就使得观众要么将他视作怪物，要么就以为是恶人的恶作剧，绝对不会看一眼或不看一眼就认定他是人死后没有了肉身的鬼魂。 但在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中，鬼就有别一番意趣。正如同在天上飞的西洋天使和中国神仙的不一样，《倩女幽魂》的整出戏全部画面，也根本不同于西方电影中的鬼怪场面。它不是以具体的恐怖取胜，而是以浓重的阴气包装。它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凄迷飘流的感觉，这种飘飘荡荡正是对脚踏实地的阳间的反动。聂小倩的扑朔迷离，不仅仅是灯光、摄影的技巧，主要还是东方文化对阴阳两界的一种理解，对“气”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只有在我们的意念里能够被接受被体会。在这个感觉下，我们得以知道生死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能不能在云里雾里飘，不在于有没有一对翅膀，不在于能不能看得见、制得住活人，而是：一个在现世有形，一个在现世无形。 然而，在另一个永恒的时空里，不管有形还是无形，他们都见得到彼此——只有在这个背景下，天上的故事、阴间的传奇，才与我们有关，才值得我们关心。 我的失眠，也许可以追溯至我的出生，一直是一个难以入睡的人，小时候，乖巧伶俐的我，招惹大人不满的唯一原因，就是总不肯按时、好好地入睡。其实，我自己知道，不是不肯，而是不能。小小的心，思虑着太多与我无关却又挥之不去的事，额外而徒劳地承受着太多与年龄不相称的焦灼和压力。而这一切，别人是不可能懂得的，我只有白天黑夜地想。 慢慢地长大，慢慢地，女孩子的心事愈加乱如蛛网，日子几乎是在永远渴睡和永远失眠的死结中度过的。别人说我总像一个梦的孩子，而我只是因为渴睡。大学住读的那四年，同一宿舍里的女孩子，最吃不消的是她们不敢有什么秘密、心事。豆寇年华，春闺梦多，谁能保证自己梦中说什么和不说什么？谁又能保证自己的梦话不被我听了去？来自大连的月玲是比较开得起玩笑的一个，有一回，我问她：“那个长相挺斯文的人是谁呀？”平日伶牙俐齿无往不胜的一员女将，立刻红了脸颊，装作没听见。一直熬到晚上，才悄悄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还不是她自己说的，在深夜。 深夜窥秘的乐趣是有的，却远远抵不上长夜难眠的折磨，况且，听得见梦话的机会并不多。离开了复旦的宿舍，离开了说梦话的年龄，不眠之夜，就更难捱。所幸，一眨眼，就过了三十。古语说，三十为一世。三十年风水流转，倦极而眠，如今的我，真是上一世的反动。不仅粗疏开朗，甚且每天倒头便睡，长睡不醒。 再也没有什么事，能让我在黑暗中长久地睁着眼睛。山不转水转，明天，永远是新的一天。 依然有不睡的黑夜，总是因为临睡的一刻，想起了房间的布置。从老房子搬到新工房的前夕，想的是怎样在有限的空间里，将我喜爱的家具都放进去，既实用又艺术。从一间房搬去大房子的前夕，想的是怎样把书集中在一间书房里，书要怎样放，才能看上去整洁，查起来方便。而客厅里的沙发，应该是两个还是三个，卧室家具是买还是做。如果一切安放停当，窗帘、桌布、沙发套用什么样的布料、颜色……就像棋手打棋谱，一切无形，再大的风浪都只在脑海里翻腾，自己同自己较量，自己向自己挑战。 因为无形，可设想的方案也就无穷无尽。今夜的方案，以英国式为主，选用的布料，就偏重于一些色彩鲜艳的碎花图案。明天，偶然路过家具店，看中了几件法式家具，相应地，未来的居家布置要带一点浪漫的气氛，最好能去原产地买几匹地道的蓝印花布来，记得是白多蓝少的那一种。而再一个夜的方案，可能会突然跳到现代派的风格，大量选用玻璃做面子，色彩以冷为佳。看多了港台编辑的室内装演杂志，觉得一个干净、雅致的和室不错，那么，该把哪一间屋子辟作和室？非常厌恶为求家居地面干净而要客人迸门脱鞋的风俗，好像谁在你的家里都是宾至如归都可以长驱直入，一点主人的私隐都没有。卧室采用和室的风格最合适，问题是从小睡惯了床，现在开始要自己睡“地板”，是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一路想去，焦急，但是甜蜜，谁还能睡得着？谁愿意睡着？ 只有搬一次家，才能体会到室内装修的学问永无止境，才能明白室内装修这行当是多么好的职业。非但给你发挥无限的想象力，还能用别人的钱，来实现你的梦想。而一个能够把别人的家都构造得温馨舒适的人，对待自己应当更是有情有义的罢。 最记得的是法国电影《总统轶事》中的女主角，克莱尔，德诺夫演的，一个总统还不是总统时候的情人，一个极其温柔极其妩媚极其独立极其坚毅的女人。她的职业，就是室内设计师。80年代初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以后一有机会就重看，至今已不下五遍，倘有机会，还是会再一遍一遍地去看。愈看愈为那个总统心酸，这样杰出的女人，他竟必须放弃。从事室内设计的人，都是想象力极端丰富而又有动手能力的。她们的想象力，不会像作家、诗人仅止于纸上倾诉，不会像编剧、导演仅止于舞台虚构，他们的想象，是为着明明白白地建设。因此他们既空灵又沉稳。 《总统轶事》是我第一次看德诺夫演的电影，从此把德诺夫视为最喜欢的影星。德诺夫演的电影，后来看过许多部，都好、都喜欢，然而，最喜欢的，还是这位不亢不卑秀外慧中的克莱尔。至今，有时，平空坐着都会看见克莱尔，看见她在自己的家里，一针一线缝着米白的窗帘，然后，把它挂上面对着小花园的落地长窗，镇定、娴雅，韵味无穷。然而，半夜，她是会失眠的吧，为着一段曾经的爱，为着一个未圆的家。 所以，克莱尔后来才选择了做一个室内设计师，为世上的有情男女圆一个个温馨舒适的家，在别人的生活里寄托自己不变的希望。 我也在装修自己的屋子呢，不要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 老同学多半是不再联系的，毕业典礼上说的那一声“BYEBYE”，虽然声调、语气、句法结构都同多少年来天天分手时说的一样，但是，翻译出来的意思却大不一样。这一声“BYEBYE”，如同交响乐终曲时的那一声定音鼓，重重的一下，然后是真的分手。分手之后，也许从此相见无期。 很意外地，十多年之后，在同一个场合里，同时见到了多个旧时同学。于是，趁机走到附近的饭店里，齐齐坐下吃一顿团圆饭。 大家挑座位的时候，边走边说着话的两三个人，很自然地就坐在了一起。她和他的同桌，当然是正巧在说着话的，自然地也就并肩坐了下来。 坐下来的一刹那，仿佛觉得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动作，把肩上的书包放下、塞进书桌里——都以为是随着铃声走进了中学课堂。 那时，他们的学校是一所特别的学校，男女同学互相说话，共同玩乐在景色美丽的校园里，没有成绩好成绩差的区别，只有聪明和不聪明、活跃和不活跃、早熟和晚熟的区别。他们两个不知算是早熟还是晚熟，总之是同步的，曾经两小无猜地打闹过、追逐过；曾经共同作弊，在一起考试的时候，一人负责做一半，然后交换抄。抄袭的时候，很默契地故意抄错一点点；曾经早早走出考场，去学校后面的电影院看《简爱》……然而，从来没有人指责他们，没有同学说他和她好，也没有老师规劝他们切勿早恋，没有父母要他们以前途为重。而他们也是不自觉地，只是觉得快乐、怡然、没有负担。偶尔在家里被父母骂了，他们会彼此诉苦、彼此开解，有时候，互相介绍着读一些爱情小说，艳情诗词，也模仿着写，写在草稿簿上，在课桌上、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推来推去，仔细阅读。 毕业的时候，他们像同班的许多同学一样，互相题赠留言，写下几句雄心壮志勉励激励的格言。唯一的不同，是互赠了自己的毕业照，黑白的一寸照。 说了一声“BYEBYE”，奔赴各自的大学，然后各自恋爱、结婚、生子，并没有一丝一毫地牵挂或者不甘。 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终于又可以再说一声“BYEBYE”。他们从没有通过信，今天也没有想要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但是，并肩坐在餐桌旁的时候，心里真正地温情如水，没有遗憾也没有十多年的隔阂。说现在生活很忙，家庭太平。他的妻儿都好，她的家人也好。说人到中年，家务杂事的累人，光装修房屋乔迁新居就让人瘦掉一圈，钱更是如水一样地流走了。 这些絮絮叨叨的闲话，那么自然那么平常，说起来和听起来，却给人异样的安慰和满足。在嘈杂的饭店里，忽然会发现自己命好。 缘份是存在的，而缘份又有许多种。像他们这样，一世轻烟暖风似的关联也是一种。 这样的缘，也许是因为前世是个急躁的脾气，不待最后的一搏，便急于求成。结果就成了今生的云淡风轻。 然后，谁说这结果不是最好的？没有恩恩怨怨，不必撕心裂肺，心中却有一世的满意。 汉字确有如此魔力。《蔡琴老歌》，你说，老到什么时候？是属于蔡琴的老歌，还是由蔡琴来唱的老歌？ 几年前，买回《蔡琴老歌》的时候，以为那是蔡琴的歌，或者是六七十、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曲。后来知道不是，那些歌比五六十年代还要老，大部分是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气味。 然而，人其实是迟钝的，对于一早已接收的东西尤其迟钝，天长日久只保持着最初的印象。对于《蔡琴老歌》，很长一段时间我全盘接受蔡琴的诠释，直到听过半个多世纪前的原声带。 最初听当年百代公司的录音唱片，只觉得好笑，那些过时的歌星，不知道她们当年凭的是什么？唱来，全像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卡拉OK。等到最初的抗拒之后，慢慢发现，蔡琴错了，我错了，现在的女人错了。真的，原版就是原版，赝品就是赝品。对于这些“旧回忆”，我们所赋予的“新感情”，其实根本不得要领。百代的录音里，不管是轻佻还是苦意，才是真正的女人。 同样是“我有一段情呀，说给谁来听，知心人儿出了门，他一去没音讯。我的有情人呀，莫非变了心……夜又深呀，月又明，只能怀抱七弦琴，弹一曲呀唱一声，唱出我的心头恨”。由一副尖细并且显然不及蔡琴讲究技巧的嗓子唱来，是真真实实的弃妇在哀告，不由你不同情、不感动。 翻版到了蔡琴嘴里，她那现代女性的隐忍和克制，悠长和稳定，男子般的浑厚与冷静，让所有怨苦、激烈的歌词曲调，都成了别人的故事。是的，她是在诉苦，说的也可以是自己的遭遇，但那一份聪明和强悍，明明白自地摆在那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无辜受伤？遗弃别人还好理解，怎么会甘心被别人遗弃？即使被遗弃，也该对前因后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怎么会这般满怀迷惘？ 除非是小题大作，除非是事不关己。那么，还有谁会感动、会同情？ 当然，90年代了，女人不必乞求同情，乞求了也不一定有人来施予同情。但是，到底是女人情怀，总也有“低诉的衷曲，一声声，难了，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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