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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斋小说两篇


孙芸夫


  王婉

  我和王婉在延安鲁艺时就认识了,我们住相邻的窑洞。她的丈夫是一位诗人,在敌后我们一同工作过,现在都在文学界。王婉是美术系的学生,但我没有见过她画画。他们那时有一个孩子,过着延安那种清苦的生活。我孤身一人,生活没有人照料。有一年,我看见王婉的丈夫戴着一顶新缝制的八角军帽,听说是王婉做的,我就从一条长裤上剪下两块布,请她去做。她高兴地答应,并很快地做成了,亲自给我送来,还笑着说:
  “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
  她的口音,带有湖南味儿,后来听说她是主席的什么亲戚,也丝毫看不出对她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那时都是平等的。
  进入这个城市以后,她的丈夫和我在作协工作,她在美协和文联工作。我虽然没有见过她的作品,但她待人接物是讨人喜欢的,表现得有点天真。我有一次到她家去,看见她还很能操持家务,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摆在几案上的一个玻璃鱼缸,里面的贝壳、石子、水藻,清洗得很干净。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和我的孩子在一个小学读书。
  一九五三年,文艺界出了一个案件,她的丈夫被定为“分子”。最初,我还以为不过是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在开会中间,还为她的丈夫说了不少好话,什么很有才能呀,老同志呀。过了两天,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在我们正开会时,公安局来人,把她的丈夫逮捕了,还有人给诗人抱着铺盖和热水瓶,就是说要去坐牢。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可能脸色都吓白了,好在主持会的是冀中来的一个熟人,他说:
  “你身体不好,先回去吧。”
  我回到家里,满腹牢骚,不断对我的老婆叨唠:
  “这算什么呀!一个文艺工作者,犯了什么罪呀!”
  我坐立不安,走出转进。我的老婆斥责我:
  “你总是好拉横车!”
  后来我知道,这一案件,近似封建社会的“钦定”大案,如果主持会的不是熟人,我因在会上说了那些不合时宜的话,也会被牵连进去。
  我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
  每年过春节,文联总是要慰问病号的。还在担任秘书长的王婉,带着一包苹果,到我家来,每次都是相对默然,没有多少话说。听说主席到这个城市,曾经问过王婉是不是“分子”。那时她已经离婚。
  “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婉受到冲击。她去卧过一次铁轨。
  后来就听不到她的消息。我的遭遇很坏,不只全家被赶了出去,还被从家里叫出来,带着铺盖和热水瓶关到一个地方。我想到了王婉的丈夫被捕下楼时说的一句话:“这也是生活!”我怀疑:这是生活吗?生活还要向更深的地狱坠落。
  “文化大革命”,按照它的歇斯底里个性,疯狂地转动着,我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林彪叛逃以后,情形有些变化。这时我听说,王婉是这个城市的大红人,江青不断接见她,她掌握着这个城市的大权,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想去向任何人求救,我情愿在地狱中了此一生。但不久听说,有人向王婉汇报,说我在干校,一顿能吃两个窝窝头时,王婉曾经大笑起来。又有一位经常往王婉家里跑的老熟人告诉我:王婉曾想到我的住处看我,这位熟人告诉她,我还在被群众专政,恐怕影响不好,她就把这个主意打消了。我无动于衷,我不希望在我的心里,或是在这些新贵的心里,还有什么旧日的情谊萌动。
  但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我也算是“解放”了。有一次,王婉召见我,在市委办公大楼。那是个庄严的地方,过去我也很少去。在那里,我见到了王婉的权威。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我呆呆地坐在一边。
  她问了我几句话。我也问了她一句话:
  “王婉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她可能以为我问的是一句傻话,或者是在女人面前不大礼貌的话,她没有答声。
  她叫我当了京剧团的顾问。
  这一消息,在那些惯于趋炎附势,无孔不入的小人中间传开,顿时使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
  “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
  “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
  “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能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非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
  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之后,王婉被说成是江青在这个城市的代理人,送到干校,还没有怎么样,她就用撕成条条的床单,自缢身亡了。
  芸斋主人曰:使王婉当年卧轨而死,彼时虽可被骂为:自绝于人民。然后日可得平反,定为受迫害者。时事推移,伊竟一步登天,红极一时,冰山既倒,床下葬命。名与恶帮相连,身与邪火俱灭。十年动乱,人生命运虽无奇不有,今日思之,实亦当时倒行逆施政治之牺牲品也。
                    1984年5月9日晨

  小D

  小D是解放这个城市时的留用人员。他年岁不大,却经历了敌伪、国民党和我们这三个时期的政权。他是一名清洁工,在澡堂和厕所工作,后来也在传达室值班。
  他个子矮小,营养不良,脸色干黄,老公嘴。有人说他是天阉,可是听说他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儿子。
  这个城市,在旧社会,惯出流氓无赖,号称青皮。小D从小在南市一带长大,自然带有这种习气。解放以后,他看见许多赫赫有名的流氓头子,都被抓去枪毙了,他就有意识地掩饰这一点,工作还是很负责的。
  他,其貌不扬,出身虽然算是工人阶级,在这个有三、四百人的大机关里,还是一个底层人物,不大被人重视。他为这一点,内心有很多不平。他想:既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还叫我做这个工作?他并没有向领导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也明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近来,他是学到了一些理论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不过也是观望。后来看到传达室一个同事当了造反的头头,权势很大,他就有些跃跃欲试了。经那个头头的介绍,军管组派他去监督中层干部的劳动和学习,他就走马上任了。
  所谓中层干部,就是这个机关的处长、科长一类,有二十来个人。小D每天在五楼顶上的一间房子里,先领导他们站在领袖像前,念几段语录,然后就分配他们去擦地板,清理厕所和浴室。
  最初,他还和这些“中层”一起劳动。给他们做个样子,叫他们学习。他做这些工作,确是熟练,使那些“中层”深为叹服。后来随着政策的越来越左,对干部的迫害,越来越重,小D也就不再劳动,只是发号施令,甚至打人骂人了。
  在接连“武斗”几个干部之后,小D的心毒手狠,已经在机关内外传开,名声大噪。一些人不再用轻佻的口吻叫他小D而是改称他D司令。至于那些被审查的“中层”,已经有亲身的体验,对他更是恭敬和惧怕了。
  小D的装束,随着他的声势在改变。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顶鸭舌帽,手里提一个书包,像一个真正的干部模样,每天大摇大摆地走进机关大院。
  在进入五楼那间房子的时候,他就更威风了。
  这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小D摘去了鸭舌帽,上身赤膊,穿一件红色的小背心,腰里扎一条南市卖艺人系的那种宽皮带。在他身后,跟着两个“中层”,也就是两个科长级干部,都是大学毕业。左边一个,给小D捧着茶杯和眼镜盒(过去谁也没见过小D戴眼镜,现在因为经常要看文件和检查材料,他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眼镜)。右边一个,给小D捧着语录本和笔记本。
  这是在门外的情景。在室内,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总务处长,是进城干部,原来是小D的最高上级,正在给小D摆坐椅,擦桌面。这间房子里,既然是牛鬼蛇神的出入场所,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家具,都是一些破桌子,破椅子。然而小D有一个专用的坐椅,他人不能擅用。每天,当小D进来之前,这位老干部,总要亲自检查一下,嘴里还不断地抱怨:
  “看,你们又把D同志的椅子乱拉乱放,快拿过来,快拿过来!”
  这样,小D一进屋,人们就刷地一声站立起来,而且都是心惊胆战的。
  他感觉到人们在怕他,人们在巴结他,他很得意,越得意越威风。他是在报复,是对这些人,对这些过去比他地位高、比他富有,他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人,进行报复。不只对这些人,也是对这些人的家属、子女。
  他觉得自己的地位,突然升高了,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升到了天际。他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他想到了上海的王洪文,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下子……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觉得自己的权力很大,威力无边,可以制服一切人,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大学生、高级干部。
  他想尽一切办法捉弄他们,虐待他们,往死的边缘推挤他们。
  从此,他除去打骂他们,也渐渐用一些从日本人、国民党那里学来的特务手段对付他们。他开始抄一些人的家,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派人跟梢,派人密探,制造一些冤案。以走资派治走资派,他感到得意非常。
  半年以后,中层干部被送往干校,他押带前往。在那里,他自己有一间办公室,门口挂一个小木牌:群众专政室。他物色了当地农场一个随娘改嫁三次的,惯于偷盗的青年,当他的助手。每天抱着一根大木棍,跟随护卫着他。
  中层干部都睡在牛棚里,从天不亮劳动到天黑。他只是监督着、斥骂着,各处走动着,巡视工作,或是坐在办公室听听密探们的汇报。这一时期,他在训话时,嘴边上总是挂着这样一句话:你们这些人,过去也当过领导,今天我来领导你们……
  又过了半年,他门口的小木牌,忽然不见了。紧接着,他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牛鬼蛇神,拉着小车和别的工具,到几十里地以外去晒大粪。
  过了半月,他被调离机关,到一个工厂当工人。刚到工厂,他还作了一次“讲用报告”。
  又过了不久,听说他吞安眠药自杀了。原因不明。有人说,他新交的朋友,另一个地方的造反派头头,常到他家去,霸占了他的老婆。可是,也没有人去追究。
  芸斋主人曰:小人得志,不可一世。证之小D,信不诬矣。
  余曾询之有识之士,当时,何以起用此人?彼云:以最卑劣之人物,管制中层以上之干部,乃是对走资派最大之蔑视。余又询:如此无赖,四人帮尚在台上,何以遽尔轻生?彼亦摇首不知云。
                    1984年4月29日下午
                  (选自《十月》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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