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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部书


  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
  发还抄家书籍,好像是在一九七三年,那时我还住在佟楼。第二年春天,迁回多伦道旧居,书籍亦随之回归。那时我正在白洋淀,参加一个剧本的制作,搬家的事,由同居张氏照料,报社文艺组同人帮忙。后来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从这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等我回来以后,书籍还堆积在屋当中的地板上,如同一个土丘。冬季,稍事安排整理,我记录了一本“残存书籍草目”,是逐柜填写的,很杂乱无章。后又在一本《书目答问》上,用红铅笔,把我所有的,点一个记号,在书目之上。这是单凭记忆做的,那时对书籍的记忆犹新,很少遗漏,现在再想这样做,是做不到了。
  从这些红点上,可以看出我藏书的大略。当然,《书目答问》以外的书,不在此列。也可以看出,进城以后,我读书的过程。
  但经部书寥寥,在书目上,几乎看不到红点。有红点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书,如《考工记图》、《白虎通义》、《燕乐考原》之类。这证明我当时对经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买以上小书,也并非是为了“明经”,而是当做杂记之类的书买的。
  其实,几种主要的经书,我还是收藏了的,不知为什么没有画上红点。《周易》,王弼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礼记》,郑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论语》,何晏集解,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孟子》,赵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
  这些,都是古本古注,字大清楚,眉目整齐,翻翻看看,实在痛快,不能不叹古人印书之下工夫。
  《春秋左传》,杜预注。商务印书馆大字排印本,油光纸,线装十二册。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通读本,现在看起来,无论纸张、印刷、装订,都还是难得的。此书装修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时家庭有事,居室不安,我在新包书皮上,写有几段文字,实为当时个人私虑,一时心声。后念不雅,恐异日得此书者,不能理解,徒增疑闷,乃剪去之。用同类纸贴补,又嫌不好看,用近年一些青年人为我刻的图章,装饰了一下。这一切种种,都证明老年人的神魂颠倒,情意无聊。也证明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养。
  此外,书架上还有四部备要本的《毛诗正义》,《尚书古今文注疏》等等。
  我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上初中时,曾先后两次买过坊间石印的四书,和商务的大字排印本,好像也没有细读,这些书,后来也就都丢了。
  抗战时期,我赴延安,书袋里还装着一本线装的《孟子》。这说明,我是一直想补上这一课,而终于不能无师自通,没能补上。
  过去的学龄儿童,真不知道是怎样对付四书五经的,靠死背硬记,逐渐领会,居然能读懂,并能学以致用,我想象不出这个过程。
  崔东璧介绍他父亲教孩子们读经书的办法是:
  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
  这就更玄了。“熟读”,是可以想象的;“潜玩”就有些莫名其妙。一个小孩子如何能够去“求圣人之意”呢?
  但崔东璧绝不会是说诳话,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造就成的一位大经学家。
  崔东璧又说:
  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
  以上两段文字,均见他的“考信录自序”。后面一段,是和上段相承,谈他自己治经学的方法的。
  学问一事,确实是有多种方法,多种渠道,不能刻舟求剑的。我天性驽钝,基础差,读古籍,总是要靠注的。但也不喜欢过于繁琐的注,并相信古注。也发现有些注,确是违反了著作的原意。
  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私塾吗?
  难道中国的经书,必须在幼年时背过,才能在一生中,得到利用吗?
  当初,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时候,老子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话: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者,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自古以来,经书对于人,人对于经书,不过如此而已,吾何恨焉!
  1990年6月18日改讫。大热,挂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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