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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随笔



《朱买臣传》

  《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读刈)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以上,是夫妻离异之因。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饿寒,呼饭饮之。
  以上,说明其妻对买臣仍有情义。其后,上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荣归故乡:
  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耕堂曰:此京剧“马前泼水”之故事根据也。此剧演出,使朱买臣之名,家喻户晓,其妻遂亦在群众心目中,成为极不堪之形象。然细思之,此实一冤案也。
  夫妻一同劳动,朱买臣干多干少,还是小事。在大街小巷,稠人广众之中,一边挑着柴担,一边吟哦诗书,这不是冲洋相吗?好羞臊的妇女人家,哪里受得了?劝告你,不喊叫了也罢,却“愈益疾歌”,这不是成心斗气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你,既然饥饿难挨,又当众出丑。且好心相劝,屡教不改,女方提出离异,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而且,以后见朱买臣饥寒,还对他进行帮助,证明这位妇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
  而朱买臣做官以后的举动,表面看来很宽容,却大有可议之处。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在封建时代?又何况是一个弱小女子?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把她和她的丈夫,载在官车上,拉到府中,安置在花园里。这不是优待,确是一种别有用心的精神镇压,心理迫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中,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所以她终于自尽了。
  这种叫别人看来,是胡里胡涂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时代,是举不胜举的。
  朱买臣后来也没得好下场。他告别人的密,皇帝把那个人杀了。后来也把朱买臣杀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马相如传》

  《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卷六十四,《严助传》:
  司马相如的时代背景。
  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宏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同伴数人,表现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样。东方朔和枚皋,因“议论委随,不能持正,如树木之无根柢”(颜师古注),而被轻视。严助、吾丘寿王,勇于任事,虽被重用,而后来都被杀、被族。司马相如的表现,却是“常称疾避事”。这是他的特点。
  但如果一点事也不给朝廷做,汉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贵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务完成得不错。
  又据本传:
  后有人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召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事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以上,说明司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错,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并非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证明他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典型的、合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汉书》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对他评价很高,反驳了扬雄对他的不公正批评。
  他也并不重视自己的那些著作。本传称:
  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
  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后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方便,甚便于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后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著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后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作依据,重新进行编校。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1991年5月10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
  “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后,甚为生气,把商鸿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生,不应该去访问什么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商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1991年5月2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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