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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堂读书记(九)



读《旧唐书》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学者,著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七)陈子昂、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中,包括著名作家陈子昂、宋之问等。
  我有《陈子昂集》,近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之问集》,为四部丛刊本。
  传载陈子昂:
  家世富豪,苦节读书。褊躁无威仪。文词宏丽,为当时所重。卒时年四十余。
  传载宋之问: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
  先天中,赐死于徙所。
  耕堂曰: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唐太宗干掉了两个亲兄弟,才当上了太子。在他晚年,为了选定太子,真费了心思,曾急得“自投于床”。废了一个,选定一个,即后来的唐高宗。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昏庸无能,又弄出一个武则天来,杀了那么多无辜,用了那么多酷吏,闹了那么多丑闻。但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历来被一些文人学士,另眼相看。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陈子昂忠心耿耿,给她上了那么多建议,临死之前,并没有得到她的保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一些名臣良将,并没有辞职不干,不能单单责备陈子昂。
  我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有个武则天。国文课本上有她的画像,头戴皇冠,很是美丽。究竟如何评价她,我还是相信骆宾王的讨伐文章。因为时间那么接近,能看出当时人民对她的想法。
  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八)韩愈

  韩愈传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传载:
  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韩愈成进士之前,“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做官以后,“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因此接连贬官,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后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于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于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愈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后后,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愈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于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后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后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后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但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后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于诗歌,也适于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于皇帝。出于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后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后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后放情于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后,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于少数文人,过于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后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读时牵连及之,本无可记。但他有一个朋友,名叫于敖:
  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
  耕堂曰:这一段文字,类似小说家言,写得有声有色。可见古人,对于偶遇风险,友朋落难,就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并顺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还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运动以来,其数量,必远远超越前古,则无疑义。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间,几遍于伦理领域。人亦习以为常,不似古人之大惊小怪。传统道德观念,从此日渐淡薄,不绝如缕。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读《宋书·范晔传》


  

  范晔字蔚宗,是《后汉书》的作者。《后汉书》是我国前四史之一,与司马、班、陈的著作并称,是古史的经典。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撰写《后汉书》。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后汉书》,其书目为: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薛莹后汉收,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璠汉记、佚名氏后汉书(附)。
  这些《后汉书》,原书都已失传。以上所列,是后人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古书中辑录出来的零篇散句,实际已经不能成书,也无法阅读了。
  但在当时,这些《后汉书》,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谢承《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录为一百三十余卷。
  书籍的流传与消失,有时是因为战火灾情,但主要是优胜劣汰。著书也如积薪,后来居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前人的成果,发见新的材料,证实过去的疑难之处。读者买书用书,自然也有所选择。这就是范书一出、他书俱废的原因。
  我用的《后汉书》,是中华书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册。
  卷首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梁剡令刘昭补志;唐章怀太子贤注。帝后纪一十二;志三十;列传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后汉书》原无志,范晔曾委托别人撰写。唐时,还有其他《后汉书》存在,章怀太子选中了范书,为它作注,使它成为权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后汉书》的片断,标示异同,后世视为善本。

  

  范晔传在《宋书》卷六十九,与刘湛传同卷。我用的《宋书》,是中华书局标点本。
  兹就史传所载,摘录范晔行事如下:
  范晔,顺阳人。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做官以后,遇事怕困难。太妃殡葬时,饮酒,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
  有个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调,心怀不满,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间的矛盾,“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先与晔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财宝。熟了以后,知道“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就陷入了宫廷的斗争。
  他们支持的是彭城王刘义康,是当时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卖,事败,死时四十八岁。
  《宋书》的作者是沈约。他在写范晔的被捕、受审、在狱、行刑时的情景,以及对话、心理,都非常详细、真实、生动。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纪实小说。
  出卖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对范晔的看法是:“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对他的看法是:“意难厌满。”他哥哥对他的看法是:“此儿近利,终破我家。”此皆指宦情也。

  

  耕堂曰: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作官,也就是寻求富贵荣华。他们先以“时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顺利,才去著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著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著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后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作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
  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都“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为例,“四人帮”中有两位文士,本无多少才情,知识也不丰富,文字也不大通顺。但得遇机缘,官运可以说非常之好。还不满足,一定要攘夺盗窃国家神器。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证之“文革”期间,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即可明白。
  至于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已经认为:整个社会忘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种现象,此种人物,今日实多见之,令人咋舌。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范晔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了一封信: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别官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晔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写的话。信的下半,是谈他撰写的《后汉书》: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

  

  《史记》、《前汉书》,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师承,以及著作体例及经过。后来成为大的著述的传统作法。
  《后汉书》没有自序,这是因为作者出了事,来不及写,可以把范晔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约引证了全文,并说: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评价很高。
  范晔一生行事,除《后汉书》外,无可称述,我很喜欢他这封信,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所说的话,都是从肺腑中来,不会再有虚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见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对于历史著述,虽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独到了这般时候,才流水一般,说出了天真的话语。
  这时,范晔已经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四顾茫茫,生死异路。他想起了撰述《后汉书》时的情景,回归无聊之中。只有这一点,他无愧于心,暂时扶住了他倾斜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话不只是真诚的,也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要以人废言的道理。

  

  耕堂曰: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发见:文士的官才,和他们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发见:文士官才虽少,而官瘾甚大。不让他们过一过官瘾,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试,感受到官场的矛盾、烦扰、痛苦,知难而退,重操旧业,仍不失为文士;有的人却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两失。退得快的,多为文学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为文学混混儿,其在文坛混,与在官场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动与被动。主动则有抱负,被动则有激扬,皆有利于文字成功。所谓被动,即指政局变化,官场失利,刑罚贬逐之类。
  至于官场不利之因,则有急功近利,轻浮躁进,不识大体,依附非人等等。范晔生长华族,喜好声歌,结交非类,参与赌博,已属于轻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时,头部触砖,或受震荡,因而举止乖张。此则余遵弗洛伊德之学说,从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1989年2月17日写讫

读《史记》记(上)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从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
  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读《史记》记(中)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
  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唯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传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
  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作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齐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耕堂曰:以上为秦始皇时,李斯著名之建言,焚书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详录之,以便诵习,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印象。李斯说这段话之前,是一位武官称颂始皇的功德,始皇高兴;接着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发表意见。
  这一事件的要害处,为“以古非今”。这事件的发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业大著,志满骄盈之时。
  他现在所想的,一是巩固他的统治,一是求长生。巩固统治,李斯的主张,往往见效。长生之术,则只有方士,才能帮忙。
  看来,此次打击的对象是儒,重点是诗书(诗书,也不是全烧掉,博士所职,还可以保存。)但这时的儒生和方士并分不清楚,实际是搅在一起。始皇发怒,以致坑儒,是因为给他求仙药的人(侯生和卢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难说了。
  儒家的言必称尧舜,在孔子本身就处处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参政思想很浓,非要试试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别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冲突较量,一次彻底的大失败。既然并立朝廷,两方发言,机会均等,即为政治斗争。后人引申为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或学术与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这次事件是一个开端,以后的党锢、文字狱、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这也算是古有明训吧!
  四政治需要知识和学术,但要求为它服务。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政治要求行得通见效快的学术。即切合当前利益的学术。也可以说它需要的是有办法的术士,而不是只能空谈的儒生。所以法家、纵横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虽热衷政治,然其言论,多不合时宜,步入这一领域,实在经历了艰难的途径。最初与方士糅杂,后通过外戚,甚至宦竖,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扬仍旧,其进取方式,则不断因时势而变易。既如此,就是随时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孔孟之道,究竟还留有多少,也就很难说了。所以司马迁论述儒家时,也只承认它的定尊卑,分等级了。
  在儒学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见的。有了一些知识,便求它的用途,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进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险,聪明一些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途径。
  《史记》写到的有两种人:一是像东方朔那样,身处庙堂,心为处士,虽有学识,绝不冒进,领到一份俸禄,过着平安的日子,别人的挖苦嘲笑,都当耳旁风。另一种则是像叔孙通这样的人。
  叔孙通列传: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叔孙通替刘邦定好朝仪以后: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
  步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虽然用了极其讽刺的笔法,写了这位儒士诸多不堪的言词和形象,但他对叔孙通总的评价,还是: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
  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
                     1990年3月6日

读《史记》记(下)


  

  司马迁在写作一篇本纪,或一篇列传时,常常在文后,叙述一下自己对这个地方,或这个人物的亲身见闻。即自己的考察、感受、体验心得,以便和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互相发挥,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读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识、兴趣。兹抄录一些如下: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
  有时是记一些异闻,如: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刺客列传》)
  他否定了一些关于燕太子丹和荆轲的传说。而他得到的材料,则是出自曾与夏无且交游过的人。夏无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荆轲刺秦王,殿廷大乱的时候,用药囊投掷荆轲的那位侍医。这样,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有时是见景生情,发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贾生列传》)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对历史事件,司马迁有自己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司马迁常常流露他对这一人物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结尾处,使读者回肠荡气。这是历史家的评判。但又绝不是以主观好恶,代替客观真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刘、项。在《项羽本纪》之末,司马迁流露了对项羽的极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项羽推崇为舜的后裔。对他的失败,表现了极大的惋惜。但项羽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又多次写到:
  项羽虽然尊重读书人,但吝惜官爵;刘邦虽多次污辱读书人,对封赏很大方,“无耻者亦多归之”,终于胜利。历史著作,除占有材料,实地考察,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马迁所到之处,都进行探寻访问,这种精神,使他的《史记》,不同凡响。后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里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字。
  司马迁虽有黄老思想,但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还是儒家的传统。他很尊重孔子,写了《孔子世家》,又写了弟子们的传记。记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记下了老子、庄子。对韩非子的学说,他心有余痛,详细介绍了《说难》一篇。其中所谓:“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今日读之,仍觉十分警策。
  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于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
  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耕堂曰:《史记》出,而后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后,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后,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越来部头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著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于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德,近年来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们应该把它呼唤回来。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后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后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
  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
  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
  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
  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声誉。
  至于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今有所谓纪实文学一说。纪实则为历史;文学即为创作。
  过去有演义小说,然所据为历史著作,非现实材料。现在把历史与创作混在一起,责其不实,则诡称文学;责其不文,则托言纪实。实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两不可能也。
  所谓忘我,就是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客观表现历史,对人对己,都采取:“死后是非乃定”的态度。
  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沈约《宋书·自序》说:
  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几说的:“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历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遗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脚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写讫

读《史记》记(跋)

  清人有关《史记》之著述甚多,多为读书笔记。最有名者,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读书杂志。我有金陵书局刻本。
  此书,我在中学读书时,谢老师即为介绍,极为推崇。然中学生《史记》原书,尚未读懂,更未全读。此师以己之所好,推及于学生,实无的放矢也。今日读之,兴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个别文字之考证,甚干燥无味。我尚购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之著作,皆为中华书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学方法与王氏同,亦皆未细读。近人整理的郭嵩焘之史记札记,考据之外,还有些新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学方法,治学爱好,终生孜孜,流连忘返。这种意趣,后人是难以想象的。此后,鲁迅先生于《史记》研究,颇有新的见解,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论及司马迁者,文字不多。
  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于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
  至于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记菁华录》,初识此书。
  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记

读唐人传奇记


  

  鲁迅论唐传奇:
  (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源出于志怪。(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三)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宋传奇集·序例》,首引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先生称:其言盖近是矣。”)
  (四)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五)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六)然而后来流派,实亦不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以上综录先生论及传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则。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说“作意”、“幻设”,都是有意识的创造之意。
  唐人的小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记录,进入复杂的创作活动。小说的境界,已经不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涌进了作家主观的想象。
  主观包括两方面:“文采与意想”。文采与意想,是文学创作的精魂。但这两点,在唐人传奇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只使它明显地区别于过去的小说,也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以后的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放异彩。
  任何现象,都有其由来,有其基础。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质,实不一般。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有目共睹。这些文士,多是从幼年就用功于此,有些人,甚至是几代相传。他们重读书,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引发道德、道义的提高。必然引发丰盛的想象力,引发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内容、风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根基上,创作小说,自有可观。又因为在诗歌领域的想象力,已经非常发达旺盛,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这可以从比较上说明。此前不论矣。宋代传奇,胡应麟的话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鲁迅的话,已见上文,谓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
  “飞动”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为是文学之命脉所在。
  然究竟什么是飞动,如何才能做到飞动,则一直不甚了了。壮年以后,从事此业,见闻稍多,反复思考,所谓飞动即日常所谓神来之笔,得意文章。然此尚为玄虚之谈,未能得其要领。
  后来读李白《谢朓楼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所领悟。
  所谓飞动,就是“逸兴”和“壮思”的出现。就是在事实之上,出现的创造。或是在描述现实时,突然出现的奇思妙想。
  这些奇思妙想的连续,就形成了作品的“飞动之致”。只有富于想象,诗作最飞动的李白,才能这样透彻地帮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凡是伟大的艺术品,都必具备“飞动之致”。雕塑、绘画如此。音乐、诗歌亦如此。文学名著《阿Q正传》、《红楼梦》、《水浒传》,都因富于此“致”,而得为小说上乘。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胡应麟把“近实”看作是宋传奇的优长之处,所以鲁迅说他的那一段话,只能是“几近是”。
  近人吕思勉说:“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并说,“……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后臻于大成,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这只能说是历史家的一种见解,不必深辩矣。因为文学的飞动,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还要靠足能传达这种奇思妙想的词藻。这一点,较之唐,宋传奇就大大失色了。
  词藻——语言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此文人之法宝,久炼而成;小说之精华,非此莫属。
  宋人并非不追求词藻,有时还常常在文中点缀诗词。不过总的说来,它的文词呆滞,不传神韵。失去魅力,失去读者。读者不能无精神食粮,平话小说乃乘运而兴。

  

  唐人传奇之漂亮词句,幼年初读时,即拍案叫绝,至今仍能背诵。如《虬髯客传》之“张氏发长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柳毅传》:
  “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传》:
  “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都非强作美词,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发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并呈飞动之致。
  唐人做诗做惯了,善于推敲,遣词造句,变化神奇,有如魔术。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修辞上。

  

  唐人传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有短。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就其主要作品来看,已从记述怪异逐渐进入现实人生。即如写梦幻,实亦为写人间。彰彰者如《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写的就是官场的沉浮,人生的荣辱。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警世,实亦渲染。
  有的是写政治。《虬髯客传》,目的在于政治,即天命不可违,神器不可夺,为李唐着笔,虽有男女间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衬,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两篇,更是直言不讳地写政治,写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庐江冯媪传》,实际上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农村小景。
  完全进入现实生活,目的在于描绘世态的,是《李娃传》。这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篇杰作。白行简不愧为大作家。它的优长之处,在于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对比之下,沈亚之等人的作品,则有些局促。鲁迅所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它兼而有之。《霍小玉传》,虽亦缠绵,而波澜不敌。《无双传》,虽有波澜,而不自然。结尾处,为报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伤害多人,以增传奇之意,虽步司马迁游侠遗意,然过于残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莺莺传》,作自名家,后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
  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至于后来施之弹唱,演为戏曲,则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这篇小说,故事本极平淡,人物除红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来,家传户诵,其理即在于爱情二字。悲欢离合之情,固通于千家万户,通于群众之心。以平淡之造意,获传奇之硕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没也。
  唐人之创作传奇,态度严肃,每有所作,必于篇前篇后,记录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写作缘起,以及事件发生年月,虽为小说,亦取信于人之意。

  

  然记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为传奇,有的则是寓言。
  余幼年时,不明这种区分,曾把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视为唐人传奇。鲁迅则说,这种文字,“无涉于传奇”,因为它是“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
  这也很难分。从道理上说:作者宣传一种思想,一种见解,借用一个人物的事迹,或通过他的语言,把一种思想和见解宣扬出来,这就是寓言。传奇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宣扬一种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说教,而是用具体形象。
  我看,寓言和传奇,就是在文学史上,也很难分得清楚。
  读者会把它们,一样看做是小说。


  我在中学读书时,在保定“马号”一家兼营文具的小书铺,买了一本“毛边”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八版,版权页有鲁迅印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抗战前所有书籍,都已化为灰烬。这本书是我在土改时,从家中带到饶阳大官亭,在贫农团办公的大院里,拣了一小块办丧事用的黄绫子,把书脊糊裱了一下,又带进天津来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人文出版了《唐宋传奇集》,三月,我就买了一本。此后,我还买过一本,旧日中华书局为中学生选的《唐宋传奇》。还买过一本神州国光社的《唐人传奇》。前者,“文革”后回故乡时,带着路上看,被同村的一位教书先生拿走了。此人已逝去,书不知流落何方。后者,则忘记送给谁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我对中国小说及其历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并从鲁迅的著作,得到一些知识。但自己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写这篇稿子,还是以先生这两本书,为主要依据,自己也没有什么发明与增补。这同时说明,先生的论述,非常精确,是历久不刊之论。因为他是从作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
  不过,因为眼下我的藏书多了一些,为文时,又按照先生的指引,参阅了:
  一、《太平广记》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二、《顾氏文房小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三、《资治通鉴考异》同上。
  四、《文苑英华》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五、《说郛》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抄本。
  实际也未细读,翻翻而已。
  呜呼,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虽古人称,优于博奕,实亦如鲁迅所云:“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此亦岂所以善吾生?”有可悲者矣!
                     1990年8月29日记

读《东坡先生年谱》

  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闯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
  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颍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
  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士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矣!

  

  《宋史本传》,全袭苏辙所作墓志铭,无多新意,唯末尾论曰:
  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还是有些见解的。
                     199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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