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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太久远的事,非我所知。就亲身经历过的而言,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在各个根据地办起了报纸,同时成立了通讯社。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就于一九三八年冬季,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各分区成立分社,各县、区委宣传部,都设有通讯干事。我那时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每天与各地通讯员联系,写信可达数十封,我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可惜此书再也找不到一本存书了。
  在战争年代,所谓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讯报道。大家都给报纸写稿,大家都做抗日宣传。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我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通讯员、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通讯报道,都是与群众的战斗和生产、生活和感情,息息相关的,都是很真实诚挚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
  但是,自从我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下马来治理天下的时候,通讯报道工作,就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政策偏左,主观的成分多了。而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农村工作的。有时,广大农民并不很理解这些政策,但慑于政治的风暴,当记者去采访时,本来质朴的农民,也学会了顺风走,顺竿爬,看颜色行事,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就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了。更何况,有些记者,在下乡之前,自己先有满腹的疑虑和杂念。在这种主客观的交织下,所写出的通讯,内容的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已经登峰造极。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又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路途上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我所能详知,留待新闻工作者去总结吧。
  关于通讯、特写,现在我想到的,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
  我以为通讯、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现在有一种所谓“报告文学”,把两者的性质混淆起来,造成了不少混乱。通讯、特写都是新闻,是直接为宣传工作服务的。说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订政策的基础。其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现在有些报告文学,名义上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对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对历史情况,又非常生疏无知。强加一些感情抒发,捏造一些生动的场面,采取一些电影手法,以此吸引读者,其结果,因为与事实相违,就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有些记者,醉心于外国式的报道方式,不去研读中国的散文写法,也是使一些新闻通讯,现实主义不强,缺乏中国气派的原因之一吧。
  必也正名乎!我觉得通讯、特写要和当前有些报告文学划清界限,规规矩矩地纳入新闻报道的轨道。
  田流同志的散文特写集,就要出版了,这是一部有真实内容并有中国散文传统的特写集。他来信叫我写几句话,我感到非常荣幸。田流同志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更准确地说,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青年记者。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修养,他后来终于成为名记者,新闻工作的领导骨干。他很有才华,如果我记忆不错,他在青年时,还时常写诗、写歌词。老区土地改革期间,在饶阳一带,我们曾有一些日子,在冀中导报社的大院里,一块蹲着吃小米干饭。后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他那青年有为又非常谦虚质朴的精神,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里,是很深刻、很清楚的,很值得怀念的。
                     1982年3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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