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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之曲》后记


  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做诗吗?或者只是诗人自己做出一种声嘶力竭、慷慨激昂的架子,而实际上并不产生这种效果,这也不能算做诗。再或者在字句上卖弄玄虚,自以为吸收了古典或综合了中外,而在有识者看来,有时文法尚且不通,米糠混在一起,这样形式的诗,也恐怕终于行之不远吧。
  诗是很难写好的,它比散文更难。较之散文,诗是以质取胜的。诗在政治、思想、情感和语言艺术方面的要求,都是高标准的。过于拘谨,写作很少,自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过于随便,出口成“章”,却往往质和量不能相称。
  因此,我在尝试了一些时候之后,就没有再写过诗。而现在保存下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七首,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
  我那时写的都是叙事诗,这和我当时从事的记者工作有关,希望在诗里报道一些事件,以便能登在报纸上。例如《白洋淀之曲》,就是登在当时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
  形式的变化,常常是和学习的方面有关。当时我正在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诗,因此,前几首都是那么一种形式。抗日战争胜利,我从延安回到冀中,在农村工作,热衷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所以在进城以后所写的《山海关红绫歌》这一首里,就很明显地带有说唱的味道。
  《春耕曲》的情形也是这样。
  这都是习作,很难列入当前丰茂的诗作之林。但它们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生活,因此贡献给读者。
                     196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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