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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杂志》第三期编后的后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十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十四日到了安平。在家住了四、五天,到蠡县找当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梁斌同志,他介绍我到县城东北的刘村住下来,大概住了有半年光景。在刘村,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区党委要我编辑一个刊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中区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报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博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辞谢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大约出了六期,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停止了。
  刊物已不易见到,淮舟同志这次给我抄了一个编后记来。
  时光流逝,它已是十五、六年前的逸文。大病以来,往事如烟,多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事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工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时往来冀中,后来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些同志。
                     1962年8月7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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