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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作品记(六)


  在河南出版的《莽原》第一期上,读到了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王结实》。小说共分九节,前几节写得很真实,充满幽默感,读起来,使人不断笑出眼泪。八节有些生硬。最后一节稍空,手法也有变化。这种尾声,虽显得更含蓄,终给人以飘浮的感觉,也失去了幽默感。与前文情调不合。
  我一向很喜欢李准同志的小说,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感,并不完全在语言的选择上。使语言充满笑料,这是容易做到的。
  在艺术上说,却是比较低级的。他的幽默,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认识的面广,认识的深刻。对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觉,而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以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
  这种表现,不是快一时之意,也不是抒发积郁之不平。
  (文中有一处,把好整同类的知识分子比作咬伤其生身之父的骡子,就有些近于“抒发”了。)这种表现,是基于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和热爱,基于对一些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对另一些人物的深恶痛绝。这种表现,常常是含蓄的,隐约的,但能触及深处,引发共鸣。在写作时,并不像插科打诨那么轻松,是要一层层往深的地方挖掘的。
  对生活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幽默。对生活的淡漠,也不会产生幽默。幽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手法。鲁迅、契诃夫都善于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冷峻地注视着生活,含着眼泪发出微笑的。
  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去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一种要素。
  我也读过一些描写十年动乱的小说。不用说全面的、大画卷的作品,还没有见到,就是短篇,写得深刻的,真正能表现这一时期的特色的,也不多见。这不能完全怪作家。这一段历史,在文学上作出表现,有过多的纠缠和困难,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些。一些青年人来写它,困难就更多,而老年人又多不愿去接触它。
  就其大体形态而言,林彪、“四人帮”之所为,是用了嫁祸于人和借刀杀人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为中国革命付出过血汗的老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一切差别和等级之间,波及整个社会。他们用鲜血淋淋的白色恐怖,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群众向东向西,只能听他们的,稍有迟误,火便会烧到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这一时期,是很难谈什么人性、道义、同情等等美德的。
  前几天,一位同事,写了一个短篇,拿来叫我看。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好,只是那个故事不真实。写的是在那十年动乱的时期,一个小孩因受父母牵连,被押送到亲属所在的北大荒去。在火车上,人们居然对这个孩子,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与爱护。有人给他吃食,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给他理发。
  一群妇女自动组织起来,给他赶制棉衣,在一个姑娘的照顾下,小孩甜蜜地睡着了。这种场面,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照顾负伤的子弟兵一样。而车站外面,正是红海洋,高音喇叭气氛。
  当时所谓黑帮子女,能遇到这种待遇吗?这是过分地把这一非常时期美化了,理想化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人民能这样抵制,这场“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不是说,人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是说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作这种表示,更不用说在火车上进行这种串连了。也不能要求人们这样做,他们把同情埋藏在心里,不趁火打劫,不落井下石,就算够道义的了。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痛苦。
  在李准同志这篇小说里,第七节所写,王结实的正义行为,或者说是仗义举动,也使人有些不典型的感觉,与人物性格不很统一。正因为如此,此段以后,文章也就失去了那种幽默感,显得有些勉强了。
  作者是想表现贫农的优良品质,增加人物的分量。但这一想法,并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因为这一行为,超越了时代和人物的典型界限。
  一篇短篇小说,应该情调统一,适可而止。有时要延长一些什么,或强加上一点什么,效果反而不佳。
                     198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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