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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林斤澜、刘心武三位作家，来天津讲学。十二月二日下午，枉顾寒斋，谈了一个下午，非常愉快。 绍棠是熟人，心武虽初次见面，前些日子已有书信往还，并读过他一些近作。林斤澜同志过去没有接谈过，他的作品，读得也少，因此，这次相聚，我特别注意他对文学的见解。 谈话间，斤澜同志提出了创作规律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从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的日记、书信、序文。至于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对于读者分析作品，用处大些，对于作家来说，则常常不易使人满意。斤澜同志说，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我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规律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乍一问，我也回答不清楚，不能装腔作势，就说我懂了。后来谈到语言问题。心武同志说，人物的对话，似乎有章可循。叙述的语言，则比较难办。我说，语言问题，是创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作为文学，语言是它的基本要素。 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资料，它与生活、认识，密切相关。对于语言，应该兼收并蓄，可以多读文学以外的杂书，比如历史、地理、各类学科的书。我叙述了我养病那些年，读了不少东华录、明清档案、宦海指南、人幕须知、朱批谕旨这类的书。清朝官书的语言很厉害，有刀笔风味。比如朝廷申饬下属，常用“是何居心，不可细问”这句话，这一句话，就常常能使一些达官贵人，濒于自杀的绝境。不能只读外国小说，语言还是以民族语言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说，语言的运用，应该自然。艺术创作，一拿架子，即装腔作势，就失败了一半。但能做到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白话文，虽有不少典范，也在不断进步，我们只要逐步阅览“五四”以来的作品，就会看出这一点。 有些作品能流传，有些不能流传，这里面就有个规律问题。比如萧红的作品，她写的也并不是那么多，也没有表现多少重大的题材，也没有创造出多少引人注目的高大形象，可是她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爱好，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这是一个什么规律？ 我以为创作规律，归纳起来，可以包含如下内容： 一、作者的人生观。（或称世界观、宇宙观。对文学来说，我以为人生观较恰切。）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不谈？ 二、生活的积累。 三、文字的表现能力。 谈话中间，我说，现在的吹捧作风，很是严重。我对绍棠、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能坐得稳一些。我说，我幼年在农村度过，官坐的轿我没有见过，娶媳妇的轿，我见得不少。这是一种民间表演艺术，和吹鼓手一样。在野外，还没有什么，他们走得很自然。一进村庄，当群众围观的时候，他们的劲头就来了。这些抬轿子的人，虽然也是农民，是一种业余活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仓促上阵的，他们训练有素。进街之前，他们先放下轿子休息一下，然后随着吹鼓手的“动乐”，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如果抬的是新娘坐的花轿，那步子走得就更花俏，脸上的表情，也就更来劲儿。 也不能忘记那些职业的吹鼓手，他们也是在通过夹道围观的人群时，大显身手。吹喇叭的坐在车厢上，一俯一仰，脸红脖涨，吹出的热气，变成水，从喇叭口不断流出来，如果是冬天，就结为冰柱。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花腔也越来越多，一直吹到新人入了洞房。如果是丧事，则一直吹到死者入了坟墓。 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它不能动摇严肃作家的冷静的创作态度。 这次会见，三位作家都送给我书，斤澜同志送的是他的小说选集。当天晚上，我即开始阅读，是从后面往前看。已经读过的，计有：《记录》、《拳头》、《阳台》、《一字师》、《开锅饼》，共五篇。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师承。在斤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师法鲁迅，此外还有契诃夫、老舍。在继承鲁迅的笔法上，他好像还上溯到了俄国的安特列夫、迦尔洵，以及日本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这些作家，都是鲁迅青年时代爱好的，并受过他们的一些影响。这些作家都属于现实主义，但他们的现实主义，带有冷静、孤僻，甚至阴沉的色彩。 我们知道，鲁迅很快就脱离了这些作家，扬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转而从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那里吸取了富有内在热力、充满希望的前进气质，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承前启后，博大精深的一途。 斤澜的小说，有些冷僻，像《阳台》一篇，甚至使人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斤澜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像不是用笔，而是用解剖刀。在给人以深刻感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冷酷无情的压抑感。 很明显，斤澜在追求那种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要求去掉雕饰、造作，并非纯客观的机械的描画。如果白描不能充分表露生活之流的神韵，那还能称得起是高境界的艺术吗？ 斤澜的白描，冷隽有余，神韵不足。 在谈话时，斤澜曾提出创作时，是倾向客观呢，还是倾向主观？当时我贸然回答，两者是统一的。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观地把生活细节，展露在读者面前，甚至作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也要留给读者去自己理解，自己回答。如《开锅饼》中的猪中毒。但完全排去主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还是有作家的主观倾向。有意这样做，只能使作品流于晦暗。另外，这样做，有时会留下卖关子、弄技巧的痕迹。 斤澜的作品中，有幽默的成分。幽默是语言美的一种元素，并不是语言美的整体。老舍以其语言的圆熟功力，对北京话得天独厚的储藏，以及所表现生活的历史特征，使他在这一方面，得到很大成功。但是，就是老舍，在幽默的运用上，有时也使语言的表现，流于浮浅。斤澜在语言方面，有时伤于重叠，有时伤于隐晦，但他的幽默，有刻划较深的长处。 我读斤澜的作品很少，以上只能说是管窥之见。我深切感到，斤澜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所探索，有所主张，有所向往的。看来，他也很固执，我并不希望我的话能轻易说服他。 在我们的既繁荣又荒芜的文学园林里，读斤澜的作品，就像走进了别有洞天的所在。通向他的门户，没有柳绿花红，有时还会遇到榛莽荆棘，但这是一条艰辛开垦的路。他的作品不是年历画，不是时调。青年人，好读热闹或热烈故事的人，恐怕不愿奔向这里来。他的门口，没有多少吹鼓手，也没有多少轿夫吧。他的作品，如果放在大观园里，它不是怡红院，更不是梨香院，而是栊翠庵，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 看来，斤澜是甘于寂寞的，他顽强地工作着，奋发地开拓着。在文艺界，有人禁耐得十年寒窗的困苦煎熬，禁耐得十年铁窗的凌辱挫折，却禁耐不得文艺橱窗里一时的冷暖显晦，这确是文人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我们的作品常常成为大路货的一个原因。 在深山老峪，有时会遇到一处小小的采石场。一个老石匠在那里默默地工作着，火花在他身边放射。锤子和凿子的声音，传送在山谷里，是很少有人听到的。但是，当铺砌艺术之塔的坚固、高大的台基时，人们就不能忘记他的工作了。 读斤澜的创作，就难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1980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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