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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思


  最近为张冠伦同志开追悼会,我只送了一个花圈,没有去。近几年来,凡是为老朋友开追悼会,我都没有参加。知道我的身体、精神情况的死者家属,都能理解原谅,事后,还都带着后生晚辈,来看望我。这种情景,常常使我热泪盈眶。
  这次也同样。张冠伦同志的家属又来了,他的儿子和孙子,还有他的妻妹。
  一进门,这位白发的老太太就说:
  “你还记得我吗?”
  “呵,要是走在街上……”我确实一时想不起来,只好嗫嚅着回答。
  “常智,你还记得吧?”
  “这就记起来了,这就记起来了!”我兴奋起来,热情地招扶她坐下。
  她是常智同志的爱人。一九四三年,我在山地华北联大高中班教书时,常智是数学教员。这一年冬天,我们在繁峙高山上,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的反“扫荡”。第二年初,刚刚下得山来,就奉命做去延安的准备。
  我在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忽然听说常智的媳妇来了,我也赶去看了看。那时她正在青春,又是通过敌占区过来,穿着鲜艳,容貌美丽。我们当时都惋惜,我们当时所住的,山地农民家的柴草棚子,床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来留住这样花朵般的客人。女客人恐怕还没吃晚饭,我们也没有开水,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第二天,当我们站队出发时,她居然也换上我们新发的那种月白色土布服装,和女学生们站在一起,跟随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她很能耐劳苦,走得很好。她是冀中平原的地主家庭出身吧,从小娇生惯养,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翼而飞,对常智来说,老婆赶来,一同赴圣地,这该是很幸福的了。但在当时,同事们并不很羡慕他。当时确实顾不上这些,以为是累赘。
  这些同事,按照当时社会风习,都已结婚,但因为家庭、孩子的拖累,是不能都带家眷的,虽然大家并不是不思念家乡的。
  这样,我们就一同到了延安,她同常智在那里学自然科学。现在常智同她在武汉工作,也谈了谈这些年来经历的坎坷。
  至于张冠伦同志,则是我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冀中认识的。当时,杨循同志是《冀中导报》的秘书长,我常常到他那里食宿,因此也认识了他手下的人马。在他领导下,报社有一个供销社,还有一个造纸厂,张冠伦同志是厂长。
  纸厂设在饶阳县张岗。张冠伦同志是一位热情、厚道的人,在外表上又像农民又像商人,又像知识分子,三者优点兼而有之,所以很能和我接近。我那时四下游击,也常到他的纸厂住宿吃饭。管理伙食的是张翔同志。
  他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专供《冀中导报》用。在一家大场院里,设有两盘高大的石碾,用骡拉。收来的烂纸旧书,堆放在场院西南方向的一间大厦子里。
  我对破书烂纸最有兴趣,每次到那里,我都要蹲在厦子里,刨拣一番。我记得在那里我曾得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解放战争后期,是在河间吧,张冠伦同志当了冀中邮政局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土改时各县交上的书,堆放在他们的仓库里面。我高兴地去看了看,书倒不少,只是残缺不全。
  我只拣了几本亚东印的小说,都是半部。
  这次来访的张冠伦的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他说:
  “在张岗,我上小学,是孙伯伯带去的。”
  这可能是在土改期间。那时,我们的工作组驻在张岗,我和小学的校长、教师都很熟。
  土改期间,我因为家庭成分,又因为所谓“客里空”问题,在报纸上受过批判,在工作组并不负重要责任,有点像后来的靠边站。土改会议后,我冒着风雪,到了张岗。我先到理发店,把长头发剪了去。理发店胖胖的女老板很是奇怪,不明白我当时剪去这一团烦恼丝的心情。后来我又在集市上,买了一双大草鞋,向房东老大娘要了两块破毡条垫在里面,穿在脚下。每天蹒跚漫步于冰冻泥泞的张岗大街之上,和那里的农民,建立了非常难能可贵的情谊。
  农村风俗淳厚,对我并不歧视。同志之间,更没有像后来的所谓划清界限之说。我在张岗的半年时间里,每逢纸厂请客、过集日吃好的,张冠伦同志,总是把我叫去解馋。
  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进城以后,相互之间的印象,就淡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命运大致相同。他后来死去了。
  看到有这么多好同志死去,不知为何,我忽然感慨起来:
  在那些年月,我没有贴出一张揭发检举老战友的大字报,这要感谢造反派对我的宽容。他们也明白:我足不出户,从我这里确实挖不出什么新的材料。我也不想使自己舒服一些,去向造反派投递那种卖友求荣的小报告,也不曾向我曾经认识的当时非常煊赫的权威、新贵,请求他们的援助与哀怜。我觉得那都是可耻的,没有用处的。
  我忍受自己在劫的种种苦难,只是按部就班地写我自己的检查,写得也很少很慢。现在,有些文艺评论家,赞美我在文字上惜墨如金。在当时却不是这样,因为我每天只交一张字大行稀的交代材料,屡遭管理人的大声责骂,并扯着那一页稿纸,当场示众。后来干脆把我单独隔离,面前放一马蹄表,计时索字。
  古人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其实,这是不够的。又说,使生者死,死者复生,大家相见,能无愧于心,能不脸红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对朋友,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相信,我的大多数朋友,对我是这样做了。
  我曾告诉我的孩子们:
  “你们看见了,我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参加朋友们的追悼会,等我死后,人家不来,你们也不要难过。朋友之交,不在形式。”
  新近,和《文艺报》的记者谈了一次话,很快就收到一封青年读者来信,责难我不愿回忆和不愿意写“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一种推诿。文章是难以写得周全的,果真是如此吗?我的身体、精神的条件,这位远地的青年,是不能完全了解的。我也想到,对于事物,认识相同,因为年纪和当时处境的差异,有些感受和想法,也不会完全相似的。很多老年人,受害最深,但很少接触这一重大主题,我是能够理解的。我也理解,接触这一主题最多的青年同志们的良好用心。
  但是,年老者逐渐凋谢,年少者有待成熟,这一历史事件在文学史上的完整而准确的反映,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1980年1月30日夜有所思,凌晨起床写讫悼念李季同志已经是春天了,忽然又飘起雪来。十日下午,我一个人正在后面房间,对存放的柴米油盐,作季节性的调度。外面送来了电报。我老眼昏花,脑子迟钝,看到电报纸上李季同志的名字,一刹那间,还以为是他要到天津来,像往常一样,预先通知我一下。
  绝没想到,他竟然逝去了。前不久,冯牧同志到舍下,我特别问起他的身体,冯还说:有时不好,工作一忙,反到好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高兴。
  李季同志死于心脏病。诗人患有心脏病,这就是致命所在。患心脏病的人,不一定都是热情人;而热情人最怕得这种病。特别是诗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平常的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果自己再不注意控制,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秋季,李季同志亲自到天津来,邀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我有感于他的热情,不只答应,而且坚持一个星期,把会开了下来。当我刚到旅馆,还没有进入房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就听到李季同志在狭窄嘈杂的旅馆走道里,边走边大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
  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右腿好像有了些毛病,但走路很快,谈笑风生。
  在会议期间,我听了他一次发言。内容我现在忘了,他讲话的神情,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他很激动,好像和人争论什么,忽然,他脸色苍白,要倒下去。他吞服了两片药,还是把话讲完了。
  第二天,他就病了。
  在会上,他还安排了我的发言。我讲得很短,开头就对他进行规劝。我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诗?
  在我离京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带病到食堂和我告别,我又以注意身体为赠言。
  这竟成最后一别。李季同志是死于工作繁重,易动感情的。
  李季同志的诗作《王贵与李香香》,开一代诗风,改编为唱词剧本,家喻户晓,可以说是不朽之作。他开辟的这一条路,不能说后继无人,但没有人能超越他。他后来写的很多诗,虽也影响很大,但究竟不能与这一处女作相比拟。这不足为怪,是有很多原因,也可以说是有很多条件使然的。
  《王贵与李香香》,绝不是单纯的陕北民歌的编排,而是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
  这也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李季幼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认真地研究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很多年来,他主要是担任文艺行政工作,而且逐渐提级,越来越繁重。这对工作来说,自然是需要,是不得已;对文艺来说,总是一个损失。当然,各行各业,都要有领导,并且需要精通业务的人去领导。不过,实践也证明,长期以来,把作家放在行政岗位,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估计。李季同志,是能做行政工作,成绩显著,颇孚众望的。在文艺界,号称郭、李。郭就是郭小川同志。
  据我看来,无论是小川,还是李季同志,他们的领导行政,究竟还是一种诗人的领导,或者说是天才的领导。他们出任领导,并不一定是想,把自己的“道”或“志”,布行于天下。只是当别人都推托不愿干时,担负起这个任务来。而诗人气质不好改,有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
  因为文艺行政工作,是很难做好,使得人人满意的。作家、诗人,自己虽无领导才干,也无领导兴趣,却常常苛求于人,评头论足。热心人一旦参加领导行列,又多遇理论是非之争,欲罢不能,愈卷愈脱不出身来,更无法进行创作。当然也有人,拿红铅笔,打电话惯了,尝到了行政的甜头,也就不愿再去从事那种消耗神经,煎熬心血,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创作了。如果一帆风顺,这些人也就正式改行,从文途走上仕途。有时不顺利,也许就又弃官重操旧业。这都是正常现象。
  李季做得还算够好的,难能可贵的。他的特点是,心怀比较开朗,少畛域观念,十分热情,能够团结人,在诗这一文艺领域里,有他自己广泛的影响。
  自得噩耗,感情抑郁,心区也时时感到压迫和疼痛。为了驱赶这种悲伤,我想回忆一下同李季在青年时期的交往。
  可惜,我同他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集体出国时,才真正熟起来。那时,我已经是中年了。对于出国之行,我既没有兴趣,并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而李季同志,能从容不迫,好整以暇。他能利用蹲马桶时间: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有一天,忽然通知:一律西服,我却不会结领带,早早起来,面对镜子,正在为难之际,李季同志忽然推门进来,衣冠楚楚,笑着说:
  “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然后熟练地代我结好了,就像在战争时代,替一个新兵打好被包一样。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于李季同志,我不敢说是相知,更不敢说是知己。但他对于我,有一点最值得感念,就是他深深知道我的缺点和弱点,我一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的长处,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在国外,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同伴们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这个代表团里,好像我是唯一能唱京戏的人。
  每逢有人要我唱京戏,我就兴奋起来,也随之而激动起来。李季又说:
  “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
  他是完全出于真诚的,正像他前年要我去开会时说的:
  “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
  难道他这是访求山野草泽,志在举逸民吗?他不过是要我出去活动活动,与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会会而已。
  在会上,他又说:
  “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也是这个道理。
  他是了解我的,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的,他是真正关心我的。
  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对工作是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之心。这是他幼年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是他从根据地的烽烟炮火里带来的。因此,我可以说,他的这颗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
                    198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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