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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的故事


  我在小学时,写字都是用毛笔。上初中时,开始用蘸水钢笔尖。到高中时,阔气一点的同学,已经有不少人用自来水笔,是从美国进口的一种黑杆自来水笔,买一支要五元大洋。我的家境不行,但年轻时,也好赶时髦。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张砚方,他的父亲是个军官,张砚方写得一手好魏碑字,这时已改用自来水笔,钢笔字还带有郑文公的风韵。他慷慨地借给了我五元钱,使我顺利地进入了使用自来水笔的行列。钢笔借款,使我心里很不安,又不敢向家里去要,直到张砚方大学毕业时,不愿写毕业论文,把我写的一篇“同路人文学论”拿去交卷,我才轻松了下来。其实我那篇文章,即使投稿,也不会中选,更不用说得什么评论奖了。
  这支钢笔,作为宝贵财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家里人把它埋藏在草屋里。我已经离开家乡到山里去了。我家喂着一头老黄牛,有一天长工清扫牛槽时,发见了这支钢笔。因为是塑料制造,不是味道,老牛咀爵很久,还是把它吐了出来。
  在山里,我又用起钢笔尖,用秫秸做笔杆。那时就是钢笔尖,也很难买到,都是经过小贩,从敌占区弄来的。有一次,我从一个同志的桌上,拿了一个新钢笔尖用,惹得这个同志很不高兴。
  就是用这种钢笔,在山区,我还是写了不少文章,原始工具,并不妨碍文思。
  抗日战争胜利,我回到了冀中。先是杨循同志送我一支自来水笔,后来,邓康同志又送我一支。我把老杨送我的一支,送给了老秦。
  不久,实行土改,我的家是富农,财产被平分。家里只有老母、弱妻和几个小孩子,没有劳力,生活很困难。我先是用自行车带着大女孩子下乡,住在老乡家里,女孩子跟老太太们一块纺线,有时还同孩子们到地里拾些花生、庄稼。后来,政策越来越严格,小孩子不能再吃公粮,我只好把她送回家去。因家庭成份不好,我有多半年不能回家。有一次回家,看见大女孩子,一个人站在屋后的深水里割高粱,我只好放下车子,挽起裤子,帮她去干活。
  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为今后的生活发愁。我告诉他们,周而复同志给我编了一本集子,在香港出版,托周扬同志给我带来了几十元稿费。现在我不能带钱回家,我已经托房东,籴了三斗小米,以后政策缓和了,可以运回来。这一番话,并不能解除家人的忧虑。妻说,三斗小米,够吃几天,哪里是长远之计?
  我又说,我身上还有一支钢笔,这支钢笔是外国货,可以卖些钱,你们做个小本买卖,比如说卖豆菜,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家人未加可否。
  这都是杞人之忧,解放战争进行得出人意外地顺利,不久我就随军进入天津,忧虑也随之云消雾散。
  进城以后,我买了一支大金星钢笔,笔杆很粗,很好用,用了很多年,写了不少字。稿费多了,有人劝我买一支美国派克笔。我这人经不起人劝说,就托机关的一位买办同志,去买了一支,也忘记花了多少钱。“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条。群众批判说:国产钢笔就不能写字?为什么要用外国笔?我觉得说得也是,就检讨说:文章写得好不好,确实不在用什么笔。群众说检讨得不错。
  其实,这支钢笔,我一直没有用过。我这个人小气,不大方,有什么好东西,总是放着,舍不得用。抄家时抄去了,后来又发还了,还是锁在柜子里。此生此世,我恐怕不会用它了。现在,机关每年要发一支钢笔,我的笔筒里已经存放着好几支了。
                        198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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