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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李佩钟送走春儿,回到自己屋里来,兴奋的坐不下,走动着唱起歌儿来。不多一会,高庆山来了,她赶紧止住,笑着问:
  “高同志,我处理的问题怎么样,站的稳立场吗?请你不客气的提些意见。”
  高庆山笑着说:
  “处理的不错,群众看来也很满意,春儿她们也会满意的,在今天,这样判决也就可以了。谈到立场,我们还有机会经历一些锻炼哩。你想:田大瞎子踢伤了工人,我们只是判他道歉和负担一些费用。假如在旧政权的统治下面,一个工人踢伤了田大瞎子,他们该怎样判这个工人的罪呢,恐怕要重得多吧?”
  他望着李佩钟,李佩钟一愣,着急的说:
  “叫你说,我还袒护了他哩!”
  “你没有袒护。我知道你倒是存心要左一些的。”高庆山说,“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是长期的事情。你的判决有积极的影响,它已经使劳动人民抬头,这个判决会很快的在各村流传,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顺利。不要谈这个了,我要和你讨论一件工作。”
  “我想休息休息,”李佩钟没精打采的说,“可是你说吧!”“今天夜里,我要带队伍到前方去。”高庆山说,“这次打仗,是看机会消灭一股敌人,增加人民抗日的信心,兴奋抗日的情绪,另外就是掩护我们的首脑机关顺利转移,司令部可能到咱们县里来。留给你的工作是积极动员老百姓破路,更重要的一件是准备把这县城拆除!”
  “破路可以,为什么要拆城?”李佩钟问。
  高庆山说:
  “我们不能固守着城池作战,我们要高度的分散和机动。敌人可能占领县城,我们把城拆除,使它没有屏障,我们好进行袭击。”
  李佩钟说:
  “还没有打仗,我们就准备放弃县城?这几个月的工作不是白做了?”
  “工作怎么会白做呢?”高庆山说,“我们初步完成了战争的动员,人民有了抗日的要求和组织。我们放弃的是城池,并不放弃人民,打起仗来,我们和人民结合的就更密切了,更血肉相连,更能进一步组织和动员。我们要有胆量和信心,不能张慌失措,要组织群众的力量,巩固他们的战斗热情,使人民的生活,渐渐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
  李佩钟说:
  “破路还容易,这样高的城墙怎么个拆法,砖拉到哪里?土放在哪里?我的老天,三年的工夫也拆不完呀,哪里找那么些人呢?”
  高庆山说:
  “修这城的时候,恐怕更费力,可是人民到底把它修成了,为什么现在就没有力量把它拆掉?好好动员群众,还要进行说服解释,不然全县的群众会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破除风水。说通了以后,砖呀,土呀,群众都有办法解决。动工的时候,村中出差要公平,各村负担的尺丈要合理,县里要解决民工吃饭喝水住房的困难。”
  “你留给我们工作太多,我一想到那几千年的老厚老高的城墙就头晕。”李佩钟笑着说。
  高庆山说:
  “又不动脑筋想办法,又不找群众商量着解决,那心里就只有叫困难堵塞了。这是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你计划计划吧,我要回去吃饭了!”
  “你不要走,”李佩钟跳前一步用手拦住他,“晚上你就出发了,今天下午我请请你。”
  “请我吃什么呀?”高庆山说。
  “请你吃十字街路北的羊肉饺子,好不好?”李佩钟说,“我知道你不愿进馆子吃饭,咱们叫他煮好了送来,就在我这屋里吃。我叫老头儿要去,你可不许走!”
  李佩钟跑了出去,高庆山在屋子里溜达着,他看见了放在南窗台上的那盆花儿。
  等李佩钟回来,他说:
  “同志,真是小姐脾气,还有时间养花儿呀?”
  李佩钟说:
  “那是刚才一时高兴弄的,现在叫你给压上了一大堆工作,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高庆山说:
  “正在打仗吗,枪炮砰拍响,花儿朵儿的就不时兴了。我并不反对文化生活,有时间唱唱歌儿,吹吹口琴还是有意思,李同志在这方面很有天才。”
  “地才!”李佩钟笑了,“豁着嗓子瞎喊罢了!”
  “现在我欢迎你来一个吧!”高庆山笑着鼓起掌来。“我不!”李佩钟笑着扭了扭身子,“两个人有什么唱头?”
  “两个人听的清楚。”高庆山说,又接连鼓掌。
  李佩钟背过身去,刚唱了一句,送饺子的就来了,赶紧红着脸停止。她坐在对面,照顾着高庆山吃饭,她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
  她笑着说:
  “自从上级给我们提了意见,不再吃大柜的菤子和大锅的猪肉,一下改变的过了劲儿,顿顿小米干饭,不是夹生,就是糊爆。看见你盛饭的时候一皱眉,大师傅和管理员还说你不能艰苦,享乐腐化,思想意识成问题,气都把你气饱了。还有那白菜汤,连把盐也懒的放,用杓子一搅,菜叶儿一个赶着一个跑,哪里是吃饭,简直是捞鱼。”
  她自己吃的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的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了一头大汗。李佩钟把自己的干净手巾送过去,带着一股香味,高庆山不好意思大擦,抹抹嘴就放下了。
  吃完饭,李佩钟低着头,收拾了碗筷。她坐在床上,好久没说话。把头靠在那厚厚的松软的干净整齐的花布被子上。
  高庆山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顿饺子真香!谢谢你请客吧!”“你不批评我就行了,还谢什么呢?”李佩钟说,“等一等再走,我有句话儿问你。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她说完就笑着闭上了眼睛。
  “哪里的话!”高庆山说,“文化是宝贝,一个人有文化,就是有了很好的革命工作的条件。我小时没得上学念书,在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想起来是很大的损失,遇到知识分子,我从心里尊敬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幸福,哪里谈得上讨厌呢?自然知识分子也有些缺点,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真正有用,应该注意克服。”
  “高同志,我还有一个问题。”李佩钟说。
  “什么问题?”高庆山问。
  “我的婚姻问题,”李佩钟坐起来,“我想和田家离婚,你看可以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高庆山说,“我很难给你提意见。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完全愉快起来。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
  “你同意我离婚?”李佩钟笑着问。
  高庆山点点头,走了出来,在大院里,他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
  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又叫住了他,说:
  “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
  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说:
  “字写得不错,不见这块匾,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写家哩。
  不过,现在上级没这样提,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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