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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回忆

作者: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
  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
  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
  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
  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
  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汽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
  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
  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
  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孙犁文集》第一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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