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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在文友张敏的帮助下,小两口在西安北郊的方新村租了两间土屋,外间做饭、里间住人,第一夜,贾平凹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总是空空的少了什么流动。子夜,安顿了女儿,抚慰了妻,他一个人披衣出去。
  院子不大的,一株老槐树,安闲地呼吸着,把花絮的白色香味幽下来;两只碌碡,一蹲一站,呆呆地候着久违的农事;月光白花花地濡染着墙头的小草,夜风时有时无地滑过来,偶尔一声寂寥空远的狗叫
  贾平凹听见了,是一种来自地壳深处的隆隆滚动的声响,是一种发自九天云端的苍茫而悠远的声音。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荀子曰:“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
  贾平凹轻轻回屋,悠悠磨了墨,慢慢润了笔。四尺雪花白的生宣缓缓铺开,他款款地悬肘运腕,三个厚重安稳的大字写成了。贾平凹幽声念道:“静虚村——”
  总算有了家。爱情上的曲曲折折,生活上的颠沛动荡,他的小船终于在三阳开泰的港湾停泊了。
  “总算有了家。”贾平凹站在“嗦嗦”落土的屋子中央,一边这么“咕哝”着,一边环顾他的“港湾”。大衣柜,商州本地土洋结合的样式,漆成土色,是结婚那年俊芳的“陪房”;一米高的竹书架,是不久前在竹笆市花五元钱买的,书架上置书,也放杯盘碗碟;属他独用而不时遭受俊芳“侵略”的,是南山墙根那张三斗桌。本来,他放他的文房四宝,藏他的手稿、笔记,觉得挺惬意的,可俊芳非要腾一个“斗儿”给她,放孩子的药瓶奶瓶,放她的镜子梳子,平凹“收复”过一次,可她的理由比他还多。
  他终于明白了,电视台给他拍电视录像的摄影师,为什么非得把采访现场安排在院里,屋里太寒酸了啊!当然,电视台的同志也有巧妙的构思,说是在院里置上农家的土桌小凳,叫上几个村民给他陪衬,不是益显出了平凹离不开农民的作家本色吗?
  电视拍完了,机器运走了,围观的村民散尽了,平凹在他的“家”里走进走出,他仿佛在审视什么,又仿佛在权衡什么。终于,他脚在当地一跺,恶恶地说:“买电视机!”
  在方新村,电视几乎每个农家都有。这个带有顽固农民意识的贾平凹,他买电视机的最初动因仍然是欲求平等的农民心态。似乎家里有了电视机,便脱离了贫困和落后,便和这村里的农人们一般榜样了。当然,俊芳也不止一次地“嘟囔”过,说常年看不上报纸,买一架电视跟订了报一样。她其实是朝平凹的疼处戳呢!平凹最留心国内外新闻,他常常要到村小学的老师那儿讨报纸夹读,也常在邻家电视的新闻节目前长久流连……
  悬念一旦落到实处,他的心又归复到永恒的平稳。这平稳,形似安闲,形似超脱,其实却是激荡中的舒坦,动态中的平衡。他款款地燃上一支丙级的大雁塔”烟,于咬云嚼雾中观赏他书桌上方的一幅画。画是水墨的,一位精于文道的业余画家的作品。电面上是黄河壶口,黄水急流飞射,扑面而来。那珠玉飞溅之势,如排枪喷火,海澜冲撞!每于创作之初,贾平凹总要仰观此画,凝神注目,纳静调息。这是一种自我激励,一种心力的聚焦,他于贯通之处,腹中丹田,总觉有酥痒麻胀之气沿胸中线直冲百会!
  情绪正旺。《二月杏》的写作己近尾声,他欲将满腔的爱和恨喷到纸上,欲将全部的哀与怨寄与那位粉面桃花的商州女子!
  可是,“嗦罗”一声响,一股檐土落在稿纸上,那声音喑哑修长,漏沙一般。平凹不禁瞅到那屋顶,他看到几个瞳孔一样的亮点,作七星勺一般排列。他不由得暗暗叫苦:“天爷的眼,夜夜瞅着,怎敢将良心倒悬着往文章里填呢!”他的文章情真,因为他实在是用过于纯真的眸子看世界呢!
  房子是实在太简陋了。晚上睡觉,愣不妨一张口,便恰有房上落到嘴里;无奈,小两口冬夏都撑着蚊帐,蚊帐顶上平铺了报纸,过几天,将一层沙土抖落,用窗台的小花盆盛着,俊芳说盛满了好栽花呢!
  最讨厌的是那腻虫。屋后有一槐树枝叶稀疏,却生得极繁盛的腻虫:这小虫子结成蛋子,从树上落到瓦缝,从瓦缝掉到屋里,扫不掉,抖不落,一粘一片黑腻,比锅底的油墨子还难清洗。腻虫有季节性,蚂蚁、湿湿虫却常年为害。碗柜里,一只蚂蚁进去了,一群蚂蚁也进去了,管你油条排骨,它的家室儿女总要先尝为快。湿湿虫也是惹不得的动物,屋角、案下,扫出去几只,转眼又来一片,满地游走。
  城乡区别的明显特点莫过于用水。城里有自来水,龙头一拧,清水长流不绝;乡村却是几户几十户依一泉、共一井。方新村靠着城市,但毕竟是乡村,村人吃水需要肩挑手提。
  村中有一眼井,那是平凹最喜留连的地方。这井台是一个社会的浓缩,全村人的精气神全化在这井水里了。他写那井水,说:“水是甜的,生喝比熟喝味长。水抽上来,聚成一个池,一抖一抖地,随巷流向村外,凉气就沁了全村。村人最爱干净,见天天有人洗衣。巷道的上空,即茅屋顶与顶间,拉起一道一道铁丝,挂满了花衣彩布。最艳的,最小的,要数我家;艳者是妻子衣,小者是女儿裙。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须天天去担。但宁可天天担这水,也不愿去拧那自来水。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晰,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其实,平凹是掩饰了自己呢!平凹四体不勤,俊芳文弱力怯,用水只有二人去抬。抬水在他们其实是很愉快的。常常,俊芳哼着小曲在前,平凹点着碎步殿后,进门栏了,平凹心不在焉,被绊了趔趄,俊芳扭头训斥,平凹却指那一路水迹说是她遗在地上的音符,弄得俊芳气也不成,乐也不得,常常责他:“做事不经心,跟娃一个样儿。”
  晴天里,这样的小旋律反增加了家庭情趣,要在雨天,因水而浇在这个小家庭的,却实在是一瓢苦水了。院里是泥,一步粘起两鞋泥巴,脚镣般沉重,甩一下,竟连胶靴也抛出去老远。巷子里,稀泥沼泽一般,踩下去,“扑通”一声,泥浆没了脚踝。逢着车辙蹄印,一脚下去便没了深浅。这天气里去抬水,回到家里也只一桶底了,如果不跌了跟头,崴了骨拐算是幸运呢!最发愁的是上下班时进村出村,人只好被自行车骑了。
  一段时间,俊芳夜夜要去西郊土门俱乐部学习财会,十点一过,估摸该回来了,平凹便去村口接她。她不出现,他的心便一直悬着,有时候便不由自主地朝城里走。走着,思想却常常跑神,偶见红衫绿裙的,便兴冲冲迎上去,几次被理解为坏人,险遭了派出所人员的光顾。
  见小夫妻生计维艰,房东老党帮他们买了一口大缸,隔几天替他们把缸水挑满。遇到雨天,俊芳也学村人,把脸盆水桶全放在檐下,收集上苍赐予的天水。买煤也是一大愁,煤场离村子挺远,“哐啷啷”拉个架子车去了,排半天队买到一车“嫩煤”,回到家全成了一包“渣”,蜂窝煤又还原成“原煤”。买粮更见平凹的狼狈,他骑车到十九粮店去,很顺利地买了一袋面,很顺利地把搭配的粗粮兑换成红豆,怀着极良好的自我感觉骑车上路。谁知,不到北门,他便招了满城人的白眼。回头望,但见车后驰下两道白线,球场画线一般均匀,他慌慌然停车,但见面口袋早被烂车子的后架挂破,白面瀑布一般流淌,急得他又是用帽子,又是用手帕包;额头的汗也出现了,手背一抹满脸花白。保持这段路面清洁的清洁工赶来了,责怪他破坏了市容整洁,维持这里交通的警察赶来了,训诉他阻碍了道路上的车流……
  平凹一气之下,孩童脾气又犯,发誓再也不去买粮了,说是把人就丢尽了。实在得感谢他的好房东,常常在小夫妻犯愁为难时,帮他们米面油盐,替他们生火煮饭。小浅浅一岁,身体好时在村人掌上旋转,害病时又苦了房东邻里。不是说贾平凹的生活能力有多差,他实在就没有把心操在那个份上。一段时间,小日子实在难过,老家便来了父母岳丈,来了大姑小姨。他们一来,人手多了,家务捋得顺当,可住宿成了问题。小姨在当屋支个折叠床尚可凑合,可老者上人便难安排。这样,房东家的关中大炕就成了平凹家的专用客房了。
  家人好商量,最赖的却是一帮文友。他们来了,要吃要喝还要和他对棋。平凹棋道颇臭,赢人全在一个“偷”字。眼不见,摸车带着推卒,特别是战到深夜,他连吃带拐,七蒙八骗,如入无人之境,他嘴里彻夜不停地念着“摸子动子、落子无悔”,其买他悔棋跟吃浆水面一样家常。
  张敏的家就在村子东头,每逢周末,平凹和一帮文友就聚在张敏家研讨各自的新作,张敏的媳妇很贤惠,总要做了好饭菜招待大家。平凹的创作在这帮文友的激励下向前发展。
  1980年的夏天,在平凹的创作生涯中,这是个难以忘怀的季节。他的中篇小说是从这里起步的。
  郊外是要凉爽一些,但他写作的“小气候”却是极热极热。为了爱妻和小女,他把电视机搬到院里,小浅浅在凉席上翻爬,俊芳看那荧屏上的节目。她是演员出身,平凹极尊重她对戏剧的感情,每逢播出舞台剧目,他困死饿死也不打搅她。是夜,播出秦腔剧《火焰驹》,他老早就报告了消息,老早替她搬了椅凳。俊芳当然明白他此番殷勤的动机。他的《二月杏》正写到要害处,他希望封闭自身。谁知,《火焰驹》开演不久,东南沿海一家大刊物的编辑摸上门来了。那是位女编辑,三十来岁,举止文雅,服饰时髦。她一推开平凹的门,立时惊得呆了。她面前呈现的,根本不是想象中高挑白脸的青年作家的形象。
  她的面前,是一架黑红色的裸体。光溜溜的膀子,赤条条的脊梁;通身上下,仅腰间松垮垮系一条大裆的白布裤头;光脚丫子鸡爪般扣着泥上的地面,很用力的样子;他左手颤抖般地摇着蒲扇,有手在纸上疾书,嘴里歪叼一支烟……
  满屋里烟雾缭绕,满屋里湿蒸闷热;窗子紧关,本来还闭着……
  女编辑先是一惊,再是眉头一皱,轻悠悠地退了出去。她替他掩好门,鼻子忍不住酸了一下。
  俊芳问她:“睡了?”
  女编辑坐到凉席上,很内疚地说:“他正在工作。”
  “啥工作,他成天那样!”俊芳说着忿忿地过去,“哗”一下推开门,却不由惊叫:“我的天爷!”她挤身进去,背手掩了门。
  片刻,平凹衣冠楚楚地出来,女编辑迎上去握住他的手。平凹说:“你们主编的信我收到了。”女编辑泪凄凄地说:“我不是来催稿的。”说着,将脸沉下去——”
  地上,平凹依日赤足:紧抓地面的,依日是那双鸡爪般的脚趾……
  俊芳收了电视机,置小桌矮凳于当院;又沏了清茶、递了纸扇供他们纳凉谈话。忙活中,俊芳歪了平凹一眼,暗中将自己的拖鞋踢与了他。
  可是,女编辑执意不受这些客套,非要坐到平凹的屋子中去,说要“感受感受”。主随客便,俊芳便将屋子略事收拾,她开窗换气,地上淋了井水,又燃一支卫生香在墙角,才引导客人入室。
  他们在屋内坐定,女编辑只是不说话,眼睛东轮西瞅的。平凹亦哑然,默默呆着。以往来了编辑或远方的文友,总是滔滔地提不尽的问题要平凹作答;也有索要照片、几页手稿或是一支铅笔、几根火柴的;还有要他当场手书一幅字或者打开录音机要保存他一席谈话的……可是,这女编辑声明不是催稿,又不提什么问题,这使贾平凹一时迷惑不解。他怕冷场,只好频频请茶。
  女编辑终于站了起来,在屋里走动,心里毛毛的样子。她在当堂那幅“静虚村”的大字下仰、俯察、寻寻觅觅、手脚阵摸索……
  俊芳问她:“你吃过饭了么?”
  她点头。
  再问:“你有住处吗?”
  她依旧点头。
  俊芳又说:“关中水土硬,外地人初来有时就不服。”
  女编辑笑了一下。接着,她便说她要走了,说着就硬硬地跨过了门槛。
  院里,俊芳又留她“再凉一会儿”。平凹也说:“有什么事儿你直说,来一趟也不容易。”
  一句话,女编辑便开了口。她说她这次组稿任务是在郑州,西安是她自费过来的。自费过来,目的就是见一面平凹。她很满意,见到了一个真实的贾平凹,不是世所讹传的羽扇纶巾、风流才子的贾平凹;也不是她想象的锦屋纨绔的样子。末了,她说他这现状使她有点接受不了,他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作,谁见都会伤感。她说她回去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把她见到的真实情景和感受告诉读者。
  贾平凹1980年7月搬来方新村居住,一年半之后,于1982年2月搬到西安南院门附近的大车家巷横巷的市委家属楼三单元二楼东屋,这房子是经当时市委领导亲自过问之后得到的。那些年,房子成了人人谈论的事情,国家刚刚恢复建设,而十年浩劫带给人民生活的困难已经累积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单位分过一次房子,但他在单位里工龄、年龄均算小字辈,参与分房是无望的,虽然单位领导和同志们替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住在方新村,吃住行均不方便,这是人人知道的。好在当时的市领导还莫不错,及时地多次地指示房管部门解决他的问题。
  房子是春节前搬的。搬来之初,他们小夫妻还真激动了许多天呢!虽然房子只有三十六平方米,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厨房,毕竟有了自己的厕所,毕竟有自来水通到家里,而且有了可以晒太阳的属于自个儿独用的一片小阳台……
  贾平凹夫妻为布置这房子还费了很大神思呢!他们去人家屋子参观,他们又在纸上勾画草图,甚至为一个柜子的摆法两口儿还争论不休。但这些竟是大喜中的小忧,犯不着抬横杠,实用美学上,俊芳水平比他高,争论到最后,然是平凹认输。
  这房子,进门六平方过厅,过厅后六平方是厨房,中间隔以玻璃窗墙这片面积的两边是个十二平方米的大屋,屋后是阳台,在厨房和过厅的东边,是个约九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顶头是三平方米的厕所。
  西大屋是他们的寝室:双人沙发床,大沙发,大小立柜,黑白电视机等。这间房子的门玻璃上贴着平凹的一片手书:“人道文道,微妙精深”;东小屋,是平凹的写作间,门玻璃上写着他的书斋名;静虚村。
  这“静虚村”比香港还拥挤。写字台前面的墙上,挂一副对联:“处世没从流俗走,立身敢与古人争”;紧挨写字台,是那竹书架,书架上满堆着他的珍玩:唐三彩,树根雕,木化石,玉砚;峰般耸立着的是他的十几枚大小印章;竹书架下边是一张活动钢丝床,他夜里写得累了,就随便滚在上面;钢丝床后头是小方桌,桌上置文房四宝,还有首届黄河笔会给他捎来的牛头端砚、广州《羊城晚报》奖给他的镀金山羊、文友送他的定军山诸葛鹅毛扇;这小方桌旁边是一对单人沙发,茶几上除茶具烟具外还有一盆假山,假山上“熟”了的豆子未花先黄,才种的豆子却又萌出新芽芽;茶几后的墙壁上,悬着他的琴心剑胆;文友孙尚人赠他的苏州龙凤润箫,某体育协会赠他的不锈钢宝剑;墙角,三角形的玻璃架上,巍巍然供着一尊北魏佛头;门背后仍然是一架书,他的全部著作珍藏在这柜子的第三层;这书架的顶上依然是他的文化珍玩:化石,汉罐,古酒具,祭红大瓶,香炉,兵马俑,景泰蓝,孙思邈观世音石像……还有,那是一尊维娜斯的石膏造像,有朋友说这样玩艺儿摆在这里与他这屋子的格调不协调,他到西安碑林的石雕馆里看了一回中国的维娜斯,再回来看那白石膏的洋女人,左看右看果然不顺气,索性拿下去摔了。
  这便是贾平凹的新家。他较为地道的城市生活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开始了他的城市生活,但这里却未终止他的乡村意识。隔三差五,他便嚷着叫俊芳给他包“扁食”,打“搅团”,搓“麻食”,下“浆水面”,煮“老鸹蛋”……他享受不了西餐大菜,有朋友讥笑他是喝牛奶,尿白水,吃海菜,屙黑粪。可是十天半月不来一顿”洋芋糊汤”便使性子,不吃一顿“糁子面”就要绝食。他嗜辣如命,出远门常有辣子瓶儿带在身上。去了一趟四川,方知自己的辣瘾和蜀人比起来才是小巫见大巫。他第一次吃那红油辣面,便下了决心要天天吃这红油辣面。及至遛过三条小街,方知这里凡食皆麻辣。或是“抄手”,或是豆花面,或是蒸牛肉、烧猪肉、做豆腐脑,俱是麻辣打头味。于是每见一食品,他便“立即颚下就陷出两个小坑儿,喉骨活动,舌下沁出口水。”他给朋友讲成都小吃店的景象说:“店极小,开间门面,中间一堵墙隔了,里边是家室,外边是店堂,锅盘在门外台阶,正好窗子下面。丈夫是厨师,妻子做跑堂,三张桌子招呼坐下,问得吃喝,妻子喊:‘两碗抄手!’丈夫在灶前应:‘抄手两碗’妻子又过来问茶问酒,酒有沪州老窖,也有成都大曲,配一碟酱肉、香肠,来一盘胡豆、牛肉;还有那怪味兔块,调上红油、花椒、麻酱、香油、芝麻、味精,酒醇而柔,肉嫩味怪;立即面红耳赤,额头冒汗‘抄于’煮好了,妻子隔窗探身,一笊篱捞起,皮薄如白纸,馅嫩如肉泥,滋润化渣,汤味浑香,麻辣得唏唏溜溜不止,却不肯住筷。出了门,醉了八成,摇摇晃晃而走,想那神也如此,仙也如此,果然涌来万千诗句……”
  平凹乔迁新居,朋友们赶来道喜,他索性使起了大方,花一百八十元钱着朋友采购来食物和菜蔬。大小屋子摆了三大桌,飞吃浪喝,海阔天空,平凹大方起来就大方得要命。
  1983年9月,贾平凹当上了西安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在此之前,他在《长安》编辑部当了三年零五个月的小说编辑。
  专业作家,自然是以“坐家”为职业的。他习惯于晚上写作,但晚上十一点以前却写得很少。十一点以前的时间,大都被各类来访者“割据”了。严格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次日零点开始,一般要持续到三点钟左右。之后便大睡,若无人狠命敲门,他这一觉要睡到上午十点钟。起床后,吃过喝过,若文思尚勃,还要再写两个钟头。之后,到南院门街头的报栏读读报,或者远远站着看市民吵架,或是静观五味什字的菜市。有时候,也去南院门的古日书店买上几册打折扣的旧书。中午饭,他喜欢独自在街上的小饭馆进食,或是一碗红油辣面,或是四只地软包子,或是一海碗的粉汤羊血。当然,回到家,他便要硬一阵头皮,准备接受妻子的斥费。妻子有妻子的理由,街上饭一般卫生状况不佳,容易被传染上疾病。她不准他在街上乱吃。
  又到了11月26日。去年的今天,一声雷响,我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身子歪着倒下去,电话听筒也掉落了。传达室老头问怎么啦,我无法用清楚的口齿回答他。我只能指着心口说:“我心脏……我哮喘……”
  老头扶我坐下,说要着人去叫医生,我摇头制止了。他见我眼中有泪,说:“不要难过,不要难过……”
  我岂止是难过。刚才在电话里得到可靠消息:平凹和俊芳上午办了离婚手续。今天是1992年11月26日。时间过了365个清晨,也过了365个黄昏。在春夏秋冬的四季转换中,我和一些朋友,为挽救这桩婚姻耗尽了心血。现在,该摆平的摆平了,不该摆平的也摆平了。时间是一口大鏊,再硬的骨头也得化成汤。费教授开始了新的著述,老老的景平又去写他的电视连续剧;何丹萌远下云南;李连成依旧在户县搞计划生育;马建涛受聘一家合资企业;刘小平当主编忙忙碌碌;陈彦还胖着,为一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写了歌词……
  可是先生呢?
  他心底的波澜,灵魂的拷问,又有谁知?
  原想今天陪他一天,我要他八点半等我的电话。可是一早起来,心就慌慌的捉不住事做,甚至连早茶时小碗也掉落地下。碗没有破。没有破更令人伤心。我希望看到石破天惊。终于决定不去陪他。我自己先受不了。两个老男人相对饮泣是人世间最难堪的事。
  就坐在家里空耗。写了一半的文稿卷了它,阳台上的几株小花垂头丧气。推窗远望,外头空气湿重,有秋风哀号着携黄叶远去。天阴涩的险恶,恐怖在云层深处潜藏。
  还是不出门的好。听音乐吧,《梁祝》,重温一个破碎的梦。
  却怎么也不顺耳,俞丽拿的过于沉稳,盛中国的太为激烈,西时畸崇子技巧大于情绪……
  听《江河水》吧,陪那妇人洒一捧辛酸泪。
  不由我不想到俊芳。第一次见她是1987年,在出版社红楼西单元六层一间小房的阳台上,她正洗头。我和平凹第一次见面,各自述说着激动的话,她洗了头,梳好两个小羊角辫儿,笑盈盈过来倒茶。我的第一感觉这女子充满青春活力,人长得美丽,高矮胖瘦恰到好处。这样的女孩子,即便走在钟楼下,也能产生一个强烈的“场”。
  我问她:“你是西安人吧?”
  她“格格”一笑,有些吃惊:“你看我像西安人?!”
  平凹用手托着下巴说:“老家的,一个村里。”
  生浅浅是1979年。春节前,我从河南镇平凹家路过丹凤,在车站停车,我打个电话到剧团,她赶来了,戴一顶火车头帽子,坐月子人的虚弱一眼看得出来。她说平凹回来过年,你年节时下来耍。我很不安,路过一个问候,她竟赶来相送,知道尊重丈夫的朋友,她是个聪明的女子。
  年节时,我去了,她俩刚起床,半盆清尿还放在屋角,小圆桌上是平凹的未完成稿《山镇夜店》。平凹陪我说话,说门外灶房的小棚子是俊芳搭的,这个衣柜也是她找木匠做的。我的心里,俊芳是个能干的女子。
  再后来,我就回到西安,俊芳母子也迁到西安安居。他们住方新村,住大车家巷横巷楼三单元,又搬到一单元,再搬到柏油巷。我到她们家狠吃,两口子在一旁发笑,我视这二人为我的兄弟妹子,很气强。俊芳比平凹大方,总拿好吃的招待我们这些“食客”。平凹不一样,平凹顶多说吃水果了到厨房去寻,就有人附和一句:拿小的甭拿大的。这是吃平凹的还开平凹的玩笑。其实,平凹也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有好吃的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平凹是甩手掌柜。
  “乒”地一响,风把窗户打开。回忆被打断了,我将心里的万千滋味付予秋风,付予这萧瑟凄凉的使者。
  门房老头喊我接电话。软着腿跑下去,是省图书馆的武艳华女士。她替我查到了飞马奖中国评委对《浮躁》的评语,是1988年第50《liao望》。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她通知我尽快去取复印件。
  只得出门,门外是茫茫人流,一个家庭破裂一周年的哀日。谁有回天之力?谁能重圆旧梦?我号问苍天,天上是急急的云流。云往那里去?东边是海,他俩的情曾深似海洋;西边是山,他俩的爱曾高过昆仑;因为两地分居,他们曾情思绵绵,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果然雨就来了。先是三点两点地敲打,接着便扯开雨帘;人在雨中奔跑,一颗心就湿透了。
  拿到了刘再复、萧乾、唐达成、汪曾祺的文章我百感交集。未说一句谢承话,一头扑向雨地里。图书馆大门口,一对男女在避雨。我被那女的拦住,看时,是三十好几的成熟女人。我茫然着眼,不认识她。
  “你是孙老师吧?”
  我抹下头发上的水甩到地下。
  “你可好?你把贾平凹的爱情写成天仙配,可人家离婚了!嘻嘻!”
  这于我是当头一棒!辛酸、悲伤、气恼、懊丧一齐涌上心头,我怒声斥问:“你是干什么的?”执伞男士把她拥走了,还劝说:“作家的话能听得?”
  女士被强制拉走了,又回头冲我喊:“我听过你的报告,嘘!”
  我狠狠地朝自己头上砸了一拳。这女士污辱了我!
  我是作过报告,作过许多场的报告。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西北大学、在省图书馆读者部、在省电影电视学校……当然是他们邀请并用小车接我去的,当然是他们要知道贾平凹的文学道路,创作成就,爱情生活,日常处世。成功者是一面旗帜,对青年学生有鼓舞作用。
  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在省电影电视学校,我不愿去,难讲。出面邀请的偏是商洛乡党李杰民,我日前讨得他一幅书法,他顺势提了这个问题,我能回绝吗?
  果然不出所料,学生们的提问集中在贾平凹的婚姻上。看李杰民在一旁抹汗,我的眼睛由不得模糊。这些青年学生,他们喜爱平凹的书,进而喜欢他这个人,再进而喜欢谈他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他们的向往啊!然而有一天,这美丽破灭了,他们搁得下吗?
  大把大把的条子递上来,清一色的问这个问题,有的言辞激烈,似乎我欺骗了他们。我心想李杰民你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
  我说:“我的《鬼才贾平凹》第一部只写到1987年,我写他的那段时间里,贾平凹的成就是辉煌的,他俩的爱情是美丽的,这里边没有假。他俩离婚于1992年底,这与我的著作的最后一笔相距有五年之久。同学们知道,当今社会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包括信仰观念、行为准则,人际关系等,那么在这种滚滚浪潮里,五年里发生一场婚变有什么奇怪呢!”
  我自以为能说服这些少男少女,可他们显然人多口众,是立体的思维和提问。我不用一两句话搪塞他们。多亏李杰民适时引导,才未酿成“学潮”。
  但我必须严重地面对一个事实:如何向我的几十万读者说清楚:这桩美丽的神话何以破灭?在那个黑色的日子到来之前,我接到大量读者来信,盛赞先生的事业和爱情,也褒扬我有一支生花之笔。一位石油工人甚至以我的书为媒谈成了对象,寄来的照片上两人美如一支并蒂莲。
  后来,情况剧变,大量来信又责问我,质问这是为什么?
  我只能沉默。任读者去发怒。
  所有的贾平凹迷都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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