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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

作者:宋云彬

  屠格涅夫在所著的《父与子》里告诉我们,父子之间往往因时代不同而不能互相理解。当社会依着常轨而进化的时候,父亲的思想往往比较儿子落后,父子间不能互相理解,是当然的;但当社会进化遇着阻力的时候,儿子的思想不一定会比父亲前进,而父与子的关系,便和屠格涅夫所说的有点不同了。
  我不幸已经做了父亲,并且我的儿子已经在中学校里念书了。去年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家生小病,他从学校里回来,我对他说,“鲁迅是值得我们崇拜的,我明天想去送葬,可惜在生脖。到了鲁迅先生下葬的那一天,我的病还没有好,而他居然偕同了三四个同学从江湾跑到万国公墓去送葬。也许他们是看热闹去的,我也未加深究;但我并不曾觉得他们去送葬是错的。
  过了几时,他忽然对我说,“爸爸,我懊悔去送鲁迅的葬。
  鲁迅原来只会骂人,并没有什么学问的。他这次突然死去,原因是穷得没办法,向人家借钱被拒绝了,一气气死的。”我没有话可以回答他,只好反问他道,“谁这样对你说的?”他傲岸地回答道,“先生说的!”
  又过了几天,他突然责问我道,“爸爸,你常常说什么帝国主义,你可知道‘白帝’和‘赤帝’的分别吗?我们以前被赤帝夺去了外蒙古,后来又被白帝夺去了东北四省,所以我们应该先打倒赤帝,再和白帝算账。”我知道这一番话又是“先生”对他说的,不必再问,只好对他苦笑。反正我也不懂得什么“赤帝”“白帝”,我只记得《史记》里曾经说过,汉高祖是赤帝子,秦始皇是白帝子而已。
  我为什么不把我所知道的——和他“先生”所教训他的适得其反——一点极肤浅的常识对他说明呢?也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觉得既然缴了学费,教他去“读书”,应该使他对于所谓“先生”有一点信仰才行,如果对于他的“先生”的训话加以不客气的批评,一定会减低他的对于“先生”的信仰,这在我是矛盾。第二,我觉得当这社会进化遇到阻力的时候,青年的头脑愈混沌便愈没有危险,替“混沌”凿窍,这是傻子做的事,七窍通而混沌死,这一点哲理我是懂得的。然而我因此感觉到我们的时代确和屠格涅夫的时代有点不同了。
  我们并不是因父与子的时代不同而不能互相理解,而是因为社会正在开倒车,做父亲的不敢把自己所懂得的一点肤浅常识贯输到儿子的脑里去。
  因此我又联想起鲁迅先生在十年前曾做过一篇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他的结论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只可惜现在的“现在”,不是鲁迅先生写那篇文章时候的“现在”了。现在要我们做父亲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倒还愿意,但“宽阔光明的地方”在那里?即使我们知道有宽阔光明的去处,也不敢指示给他们,怕的是他们没有到达那去处,已被塞进狭窄黑暗的场所了,此后不但不能“幸福的度日”,怕连合理的鬼都做不成!而况现在负有教育青年责任的“先生”们,正在努力把许多“黑暗的闸门”重新装置起来,我们要肩也不胜其肩,这有什么办法呢?鲁迅先生如果还活着,再写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一定不会这样措辞的,一定的。

  一月廿三日

  原载1937年1月25日《立报·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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