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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个身世很神秘的作家。他原名李芾甘，根据他的作品，我们勉强知他是四川一个大家的子弟，家里似很有钱。他虽然生下地便被黄金般幸运包裹着，虽然可以在大观园式的园亭里，享受公子哥儿的豪华尊贵生活，他却偏爱和一班轿夫仆人做朋友，因而知道了许多下等社会的事，而对他们发生浓厚的同情（《家》及《将军》自序）。他有一个孟母般贤淑的母亲，给了他一颗无所不爱的心，她还给了他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她教他爱人、祝福人，她这样地教育着他一直到死。然而他长大以后却来诅咒人（《光明》自序）。他在悬崖上建筑了他理想的楼台，一座很华丽的楼台，他打算整天坐在里面，然而暴风雨来了，这是时代的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在这暴风雨底打击之下，他的楼台终于倒塌了。幸而他在楼台快倒塌的时候，跳了出去（《新生》自序）。这就是巴金的自状，读者一定要明白了这些，才了解他整个的人格和他整个作品的思想。 巴金的著作有《灭亡》、《海行》、《海底梦》、《电椅》、《光明》、《雾》、《复仇》、《家》、《新生》、《春天里的秋天》、《死去的太阳》、《萌芽》、《沙丁》、《雨》等等；后来又用“余一”的笔名发表《将军》等短篇小说，他是张资平、沈从文以外，第三个多产的作家。“多产”两字，本来含有讥讽的成分，然而我们对于巴金，却只能如实地说他多产而已，决不能还有别的意见了。他的作品据许多读者的分析有以下这几项特色： 第一，富于虚无主义的色彩，或者也可说安那其主义的色彩。“巴金”这笔名便采取安那其主义（Anarchism）者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克金（Kropotkin）两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的。安那其主义否认一切原理原则，否认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威权，而把众人置于平等的共产状态之下，相信这个主义的人自然容易倾向那思想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巴金的处女作《灭亡》，包含这种思想最为浓厚。《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为了爱怜人类而转为憎恨人类；为了憎恨人类而至于采取了对群众复仇的举动。以俄国虚无主义作家阿志巴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The Working Man Shevyrev）相比，我们不觉得杜大心为同志张为群报仇，而单独地去行刺戒严司令，与工人绥惠略夫否认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而采取尼采超人学说，想以人类生命的主人自居，而跑到戏院放枪乱杀人的举动相同吗？还有再与阿氏的“沙宁”（Sarine）相比，不觉得杜大心之极端否认一切传统的思想习惯，与沙宁之鄙弃世俗道德，力振自我威权的精神相同吗？许多批评家都说巴金笔下的革命家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罗曼蒂克的情调，都指此而言。 第二，提倡憎恨的哲学。托尔斯泰、泰戈尔等宣传“爱的哲学”，中国新文学家受其影响者，当以冰心为代表。巴金呢？这位作家思想很奇怪，他竟取了与“爱”相反的“憎”而来鼓吹“憎的哲学”。这思想在“灭亡”中间表现最为清楚，李冷和他妹子静淑原是“爱的哲学”的信徒，但杜大心则加以强烈的反对，他与李静淑的谈话： 你们这班诗人天天专门讲什么爱呀，和平呀，自然的美丽呀，天天歌颂什么造物者的功德呀，其实这所谓爱，所谓和平，所谓自然的美丽，都被你们几个人占据了去，至少在我，在那些被汽车碾死的人，在那无数冻死饿死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诅咒人生。而你们呢，你们却拿温柔的话来欺骗人，麻醉人。 ……我已经叩遍了人生底的一扇扇的门，但每一扇门都涂满了无辜受害的鲜血。在这些血迹未被洗去之前，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李静淑说：“我想这血迹是应该用爱来洗掉的，用了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迹。”“爱？小姐！谁曾看见过爱来？”杜大心讥笑似的说：“我们已被这样话麻醉得够了。如果爱是实在不虚的，那么世界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人们说爱说了若干年了！谁曾看见爱来？我不，我要叫人们相恨，惟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害、被杀。就因为有你们在拿爱字来粉饰世界，所以这世界还会继续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听那爱字！”至于《爱与憎》一章，发挥这意思更觉淋漓痛快了。 至少在这人掠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的。我发誓，我拿整个心灵来发誓，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 许多年代以来，就有人谈爱了，然而谁曾见着爱来？基督徒说耶稣为了宣传爱，宣传宽恕，被钉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纪教会杀戮异教徒，又是惟恐其不残酷。宣传爱的人吃起人来更是何等凶残。难道我们还嫌被杀被吃的人尚不够柔驯吗？还要用爱来麻醉他们，要他们亲自送到吃人者底口里吗？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像羔羊一般地，送到敌人底的口里。就是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奋斗而死，总得把敌人咬几口的！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一生又算得什么！ 我们可以分明看出，巴金的憎恨还是由爱怜发出来的。他自己说：“无疑地在我底诅咒中同时也闪耀着爱的火花，这爱与憎的矛盾，将永远是我的矛盾罢。我并不为自己辩解，我们只看那一个宣传爱之福音，而且为爱人之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怎样地诅咒过人：‘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在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四、二五节）将来在人间，也许这爱与憎的矛盾，会有消灭之一日，可是在现在我是要学那一个历史上的伟人的样子来诅咒人了”（《光明》自序）。怪不得人说巴金反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其实他在热烈地唱着人道主义。我们将他的憎恨哲学，改为哀怜哲学，想也不要紧。 第三，作品题材富有世界性。巴金小说好采取异域故事，论者谓这种取材在当时文坛尚为初次之出现。他的《复仇》以十四短篇组成，而其中十二篇的主人公皆为欧洲人物。《电椅》、《海底梦》、《光明》中间《未寄的信》、《我的眼泪》也是如此。作品以异域人物及背景为题材，本可以发生一种最可宝贵的异国情调，但也不容易讨好。泰纳尝谓文学含时代、环境和种族三大要素，我以为环境、种族的关系，比时代还要重要。一个民族的历史及文化结构至为复杂，非自幼沉酣浸酢其中者辄不能充分了解。赛珍珠自幼生长中国，又识中文能读中国书籍，而其所著《大地》（The Good Earth）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究不如王统照《山雨》之真切动人，罗琛的《双炼》写中国革命党事，亦多隔膜。法国老虎总理克莱孟梭（Clemenceau）以中国古代盲诗人张某（大概指张籍）为题材写其《膜外风光》，在法国为传诵一时之佳构，中国人观之则竟莫名其妙。巴金在外国留学有年，写外国事情当然不至于闹什么笑话，但小小疵病，亦不能免。好像《不幸的人》那篇贵族的父母反对女儿麦林爱鞋匠的儿子，硬将女儿送入修道院为尼，就不合于法国习俗与宗教实况。天主教的僧尼弃俗修道，完全出于自己之志愿，并须经过十年以上之预备时间，发三次大愿，永不退悔，而后才得教会收录，父母哪能作得多少主呢？又哪能硬将自己女儿送入修院呢？又像《房东太太》那篇，房东老妇人一面痛骂德军称之为“布稀”（猪），可见她是一个很偏狭的爱国主义者了，而她一面又会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而说出“没有儿子，是我的幸福，如果生了儿子，单为着送到战场或工厂里去死，那么还是不生他们的好”的话来，岂非矛盾么？《丁香花》写一个法国军人在战场上杀了妹妹的德国情人，而发生剧烈的忏悔的心理；又其致妹遗书，必令同伴传递，转辗二年以后才得递到妹的手中。我不知道法国的爱国教育，和邮局的作用哪里去了？《现代杂志》有一段书评对巴金的批评很好：“把一种对于国人是生疏的环境和人物，尽量的放在自己作品里，是否能担保不相当的损失了这作品对读者效果，却很成为问题。严格的说《复仇》里面所表现的‘人类的共有的悲哀’有许多在实际上，却偏偏是中国人所万万不会有的悲哀……巴金要写人类的痛苦，而只搬演了一些和国人痛痒不相关的故事，其动人的力量自然要蒙着一重阻碍。” 巴金在当代作家中是最富于情感的一个。情感之热烈，至于使他燃烧，使他疯狂。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好像觉得他两眶辛酸泪在迸流，把着笔的手腕在颤抖。英国喀来尔（Carlyle）曾嘲笑拜伦一派诗人为“痉挛派”（spasmodic），后来这名词便成了一般神经过敏兴奋过度的诗人的讽刺。我以为中国近代惟有巴金足以当此名称而无愧。你看他如何自述写作时的状况：“我太热情了……我不能够把小说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制作。我在写文章时是忘掉了自己，我简直变成一个工具了，我自己差不多是没有选择题材和形式的余裕和余地。正如我在《光明》自序里所说：“这时候我自己是不复存在了。我眼前现了黑影，这黑影逐渐扩大，终于变成了许多悲惨的图画。我的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厉害地跳动起来；我的手也不能制止‘迅速’在纸上移动。许多许多的人都藉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苦痛了。朋友，假如你能够看见我对着那张堆满着书报和破纸的方桌，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坐下去，接着又站起来，或者蜷伏在沙发上那样激动地写作的情形，你想我有希望写出像你的×××那样谨慎、细致、华美的作品么？你想我还能够去注意形式、布局、进行、焦点等等琐碎的事情么？我自己差不多是不能够自主的。一种力量驱使着我，使我在‘多量生产’上得到满足，我没有方法抗拒他，这于今在我，已经成为习惯了。”伟大作品需要多量的感情，也需要多量的理智。感情用来克服你，理智却用来说服你了。受感情的克服，效果是暂时的，受理智的说服，才是永久的。巴金的作品每每使一些未经世故的中学生感动到流泪，而成人的我们虽暂时感到兴奋，而终不能有如何长久的回味，或者就为了这些原因吧？ 因为热情太无节制，所以巴金的作品常不知不觉带着浪漫色彩。《灭亡》中的杜大心是一位罗曼蒂克的革命家，前面已说过了。《死去的太阳》女郎程庆芳的死，是一幅美丽动人的浪漫图画。工人老妇宁饿死不肯上工，工人王学礼、李阿根，放火焚烧益记公司，放火后那种悲壮的自焚，也难教人相信。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超性的能力”，读书明理的士大夫尚难能之，下等社会而居然能如此，是太不近情理的。有人称巴金作品为“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我认为很有道理。 但巴金究竟是个很可爱的作家。他正是一个像《光明》里读者写给他的信所说：“我在你的文章认识你，我相信你是一个充满着热血的人，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想踏着那用骨头砌的路，来登上金字塔的。”他有一颗大心为人类跳跃着、震颤着、受苦着。“受苦”、“受苦”，我听见巴金不断的这样叫喊着，尼采一生中也常喊这两个字，临死时写给朋友的信，自称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谁说巴金没有这种感觉？不过他不了解自然科学，也没有研究社会科学，他不知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剧烈。他不知道人类因体力的强弱，智能的高下，生来就难得平等。而且人掠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现象，到世界末日恐怕也消灭不了。我们只有用温和的爱的手段来缓和它，最后消灭它。想用暴力革命来改变，只有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不仅于事无济，反而会引起更恶劣十倍百倍的结果。他只抱着那颗无所不哀怜的大心，哀怜被烹的鸡、哀怜自食其腿的蚱蜢、哀怜饥饿的人民、哀怜矿山的工人、哀怜被宰割的弱小民族、哀怜整个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他的哀怜哲学的金字塔，虽然是巍峨地建立起来，我却怕他受不住自然科学原则的一击，也受不住社会主义原理的一击。 不过，我再重复说一句“巴金究竟是一个很可爱的作家。”在冷酷成为天性的中国人群里，也许非用这样过度的热情不能将他们温转，非用这样如奔泉狂流一样的言语，不能将他们唤醒。他与茅盾作风虽不相同，而作品宣传之广，似乎还胜过茅盾。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不凭文笔的优劣，而在感受力之间接与直接。茅盾喜用象征的笔法，像他小说题目《蚀》、《虹》、《子夜》、《三人行》、《路》即是。《子夜》里吴荪甫的老太爷被儿子自宁静的乡村迎养到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倏忽间便死去，系象征中国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的吞没。这些意义都相当深曲，不是一下子便能了解的，而巴金小说则显豁呈露，极其易懂，又加之以腾沸的热情，喷薄的愤怒，影响力当然比茅盾大得多了。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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