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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的诗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我将于论新诗时论他。至于他的小品散文，则周作人氏称之为“近来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的散文作品已成为单行本者有《杂拌儿》、《燕知草》，又有与叶绍钧合作的《剑鞘》。他的文字的特点，据周氏说就是直承明末小品文的系统。周氏尝以“集团”、“个人”两时期表示文学的变迁，又尝把三千年文学分为循环出现的“言志”、“载道”两派。载道派属于集团，言志派则属于个人。言志派必在王纲解组，君师势力衰歇的时代方得发展。所以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有着真的言志文学。明代公安、竟陵一路的文字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他们所作以小品为多。小品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其位置处于个人文学之尖端。是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的东西。（参看周氏《中国新文学源流》，《近代散文钞》新旧两序） 现在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明末小品文字的系统发展。所以周氏又在《陶庵梦忆序》中说：“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如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代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的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又《杂拌儿跋》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以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他说俞平伯和废名的文字像竟陵派的清涩，而其情趣则又似明末诸子。 关于前一点，周氏于讲主张抒写性灵的公安派之余，又说道；“不过公安派后来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文章都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个水池，污浊了当然不行，但如其清得一眼能看到池里，水草和鱼类一齐可以看清，也觉得没有意思。于是竟陵派又加以补救。竟陵派主要人物为钟惺、谭元春，他们的文章很怪，里面有许多奇僻的词句，但其奇僻绝不在摹仿左、马，而任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乱作的。其中有许多很好玩，有些则很难看得懂。”他又说：“胡适之，冰心，徐志摩很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个水晶球样，虽然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味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俞平伯有一篇《梦游》是用文言写的，脱稿之后不署姓名叫朋友们去猜，他们猜是明人做的，至迟也在清初。其白话文字也如他评张岱的文字，“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又如周作人《燕知草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 关于后一点，则朱自清曾说：“近来有人和我论平伯，说他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代的流行话大约可以说‘以趣味为主’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他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哪篇文字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氛，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燕知草序跋》）又，周作人也说，平伯的雅致与明末人士相近。 按明末人士轻视传统思想，挣脱礼教束缚，其性格大致豪迈清狂，风流放诞，甚有流于古怪偏僻不可向迩者：如张岱《文秕五异人传》，张山来《虞初新志》所记人物，颇有魏晋名士和希腊犬儒派精神。其生活则主张“情趣主义”，兴之所在，立即见诸行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住。甚至有人将他全部生命牺牲在兴趣上面的，好像徐霞客肩荷一袱被，手挟一油伞，遨游国内名山大川30余年，远至粤西滇贵，饥渴寒暑，盗贼虎狼，及其他困难均不足稍沮其气。尝因友人一言之激，登雁宕绝顶与麋鹿为群三昼夜；以一念好奇，西行万里，求黄河之源。这样奇人奇事实为以前历史所无，也就是明末人士精神之所在。 又，他们对于生活能仔细地欣赏，享受。有周作人所说“好事家”态度。读张岱《陶庵梦忆》，刘侗《帝京景物略》，李渔《笠翁偶集》及《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均可觇其一斑。俞平伯《梦忆跋》谓张岱“其人更生长华腆，终篇著一毫寒俭不得，然彼虽放恣，而于针芥之微，莫不低徊体玩，所谓‘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这就是生活享乐法的具体解释。 相传平伯赴美留学，到数日即归，朋友挽留不住，其兴到即来，兴尽即返，与山阴访戴故事相仿佛，性格之脱落不羁可以想见。又，平伯为俞曲园孙，家世甚旧。诗集忆所述童年琐事，富有细腻温丽风光！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人当然能将生活加以艺术化。他的趣味与明末人士暗合，就不算什么奇事了。 《燕知草》有许多文字情趣逼似明人，如《春晨》、《绯桃下的轻阴》、《西泠桥上卖甘蔗》、《眠月》、《雪晚归船》、《打桔子》、《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作者文字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注重细致绵密的描写。第二时期则文句较为单纯，表现一种素朴的趣味。朱自清说：“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平伯有描写的才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于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工细，光润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于不伦，像是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燕知草序》） 作者之诗喜谈哲学，作散文此癖亦不能改。朱自清谓其“夹叙夹议的体制，却没有坠入理障里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其实也是抒情的一法。”但我以为这还是作者失败的地方，《湖楼小撷》写风景大谈其佛理，和同异之理，实觉令人头痛。朱自清的小品散文有《背影》、《踪迹》（一部分为新诗）及《欧游杂记》等。朱氏与俞平伯为好友，文体亦颇相类，盖同出周作人之门而加以变化者也。但俞氏虽无周广博之学问与深湛之思想，而曾研哲学，又耽释典，虽以不善表现之故有深入深出之讥，而说话时自然含有一种深度。至于朱氏则学殖似较俞氏为逊，故其文字表面虽华瞻，而内容殊嫌空洞。俞似橄榄，入口虽涩，而有回甘；朱则如水蜜桃，香甜可喜，而无余味。俞、朱笔法都是细腻一路。但俞较绵密而有时不免重滞，朱较流畅有时亦病其轻浮。俞似旧家子弟，虽有些讨厌的架子，而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朱似乡间孩子初入城市，接于耳目，尽觉新奇，遂不免憨态可掬。这话或者有些唐突我们的作家吧。但看下面这一节文字，我又觉得这样批评不算过分了。 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泉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的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 这段文字真是风流跌宕，诗意茏葱。尤其那活泼轻灵的笔调好像并不吃力，要摹仿时半句也难。在新文学中这样不落窠臼的“女性美”描写，果然少有。但你知道他描写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原来仅仅是友人家里的一个青年佣妇。我并不说佣妇中没有美人，也不敢限制作家描写的自由。但总觉得作家说话应当有点分寸。一个佣妇用了这样美丽的形容词去形容，真的见了西子、王嫱又当说什么话呢？作者与俞平伯共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把那“一沟臭水”点染得像意大利威尼斯一样，我已嫌其“描写力”之滥用；但那是夜间所游，所见景物本不明确，作家以想象力加以改造尚无不可，至于人物也要“化腐臭为神奇”，那就不大妥当了。总之作者见闻过于偏狭，而描写才力有余，不择对象而乱用，所以如此。又他对于生活感觉得很美满，只有赞颂，永无诅咒，表现于文字者遂亦觉太甜，甜得至于令人腻。 其写自然风景则颇多禣E丽委婉，性灵流露之处。如《荷塘月色》之一段：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铃上奏着的名曲。 《温州的踪迹》记马孟容海棠横幅，笔致之细致秀媚，也如画中的花一般，“妩媚而嫣润”，“红艳欲流”。 但我们要知道作者风格也和俞平伯似的，显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如工笔花卉，设色鲜活而究觉板滞。第二期则是写意笔法了。像《旅行杂记》与《温州的踪迹》作风便不相同。 作者有些文字颇有稚气，像《仙岩梅雨潭的绿》一段；“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过你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便是最可厌的滥调。新学为文者每易蹈此而不自觉。所以成为近人所讥笑的洋八股，特为拈出，以便知所警戒。 叶绍钧为五四后有名之小说家。散文有与俞平伯著的《剑鞘》和《脚步集》。前者多写抒情，后者则多杂感和短篇小说体的散文。 作者散文的好处第一是每写一事，刻画入微，思想深曲沉着，有鞭辟入里之妙。试引《回过头来》一节： 低头做功课也只是微薄的强制力，勉强支持着罢了。 这可以把乐器的弦线来比喻：韧强的弦线找不到，固然可以把粗松一点的蹩脚货来凑数，从外貌，这乐器是张着整齐的弦线，偶一挥指，也能够发出卜东的声音。但是这粗松的弦线经不起弹拨的，只要你多弹一会或者用力量一点，它就拍地断了。当然的，你能够把它重行续上；然而隔不到一歇，它又拍地断了！断是常，不断是变；不能弹是常，能弹是变；这蹩脚的弦线还要得么？可怜我仅有这蹩脚的弦线，这微薄的强制力，所以“神思不属是常”，而“心神倾注是变”了。 形容不能潜心之苦，何等深细，而譬况又何其恰当巧妙。第二，他因为气力充足之故，常能不借“比喻”、“形容词”的帮助而为正面的描写。描写借助于“比喻”原是文学上少不得的办法，但真正上乘文字则自能以白描见长。如《老残游记》听白妞说书一段文字是有目共赏的了。但胡适说它不如齐河县看黄河打冰的一段。俞平伯、朱自清的描写好用比喻，徐志摩更多，甚至近于铺排。而叶氏独能摆脱这种习惯，“白战不许持寸铁”，哪得不令人拜倒！ 《回过头来》记福州某校篮球比赛，描写球员跳掷奔驰的姿势，曲折自如，淋漓顿挫，真公孙大娘舞剑手段！ 叶绍钧与俞、朱亦属至契，所以无形中有些受他们的影响。像《脚步集》里的《读书》、《双双的脚步》、《与佩弦》、《国故研究者》、《怎么能……》颇有《杂拌儿》风味。但以著者私见而论：这实是叶氏失败之着。叶氏自己的文字，结构谨严，针缕绵密，无一懈笔，无一冗词，沉着痛快，惬心贵当，既不是旧有白话文的调子，也不是欧化文学的调子，却是一种特创的风格，一见便知道是由一个斫轮老手笔下写出来的。这实在是散文中最高的典型，创作最正当的轨范，岂惟俞平伯万不及他，新文坛尚少敌手呢——周作人虽为小品散文之王，但其所长在思想不在艺术——若他舍自己之所长而学他人之所短，那真不啻下乔木而入幽谷了。我希望他以后不再如此。 丰子恺是一个艺术家，以漫画出名。关于艺术文字甚多，散文则有《缘缘堂随笔》。丰氏乃叶绍钧之友，与俞、朱大约也相识。其作风虽不能强说与俞平伯一路，但趣味则相似。所谓趣味即周作人之“隐逸风”及俞平伯“明末名士的情调”，我们又不妨合此二者以日本夏目漱石的东方人“有余裕”、“非迫切人生”、“低徊趣味”来解释。 漱石《草枕》解释东方趣味说，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生活，他以为“如果在20世纪睡眠是必要的话，那么在20世纪，这出世间的诗味是很要紧的。在这些诗里我们寻着了别的乾坤，那就是在令人疲倦的轮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义之外，寻着了一个忘却一切，酣然入梦的乾坤。” 丰氏说他的心为四事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他说：“世间有一个极大而极复杂的网。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都被牢结在这网里，所以我想把握某一种事物的时候，总要牵动无数的线，带出无数的别的事物来，使得本体不能孤独地明晰地显现在我的眼里，因之永远不能看见世界的真相。”把这世网剪破，真相便显露。艺术宗教，便是剪破世网的“剪刀”。怎样剪法呢？他教人“对于世间的麦浪，不要想起是面包的原料；对于盘中的桔子，不要想起是解渴的水果；对于路上的乞丐，不要想起是讨钱的穷人；对于目前的风景不要想起是某镇某村的郊野。”这就将网剪破了。其人便能“常常开心而赞美”了。这类思想在现代批评家看来，也许要加以什么“反革命”、“落伍”等等攻击，但弓弦张而不弛便不免繃断，人类心灵永远充满战斗思想也不免苦闷难堪。在这十分紧张的工业时代和革命潮流汹涌的现代中国，搏斗之余，享乐暂时的余裕生活，也是情理所许的事，不过沉溺其中不肯出来，成为古代真的避世者风度，却是要不得的罢了！ 原载《青年界》，1935年3月，第7卷第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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