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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国古代移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


  一般人批评我们中华民族时,总爱说我们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农民和土地天然有拆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民族欢喜株守故土,缺乏进取的精神和冒险的勇气,所谓“安土重迁”竟成了我们民族性的铁板注脚。因此,我们民族性也天然爱保守,喜因袭,陷在“传统”的窠臼里,不以摆脱;永远落在时代潮流的背后,不能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不过,我们中华民文化诚然是农业的,我们的民族性却未必完全是农业的。据我个人的观察,我们民族其实是极喜向外开拓,关于移殖,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尤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加以消化熔铸,造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我们其实是一种最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勇气的人种之一,而且也是聪明睿智的人种之一。远在洪荒时代,亚洲的黄种人便曾举行大规模的移民,向蛮荒僻远之地,寻求新世界,建设他们的新家园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曾发现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花纹,与意大利西西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亚,波兰的格雷西亚,俄国西南几富城附近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等地所发现极为类似,断定同出一源。又我国河北北边石像与里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亦同一作风,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见极早的时代,我国与欧洲西亚均有交通。立国西域的大夏,据已故历史家吴其昌氏考证说便是我国历史上的夏朝,商民族崛兴,夏战败,只有率族西迁,另建王国。盖《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均言“天子闻大夏、大宛、安息之属,土著颇与中国同俗。”所谓“土著”,便是他们建立城郭。不像匈奴民族逐水草而迁徙。“颇与中国同俗”,是说他们的风俗民情大概有一点像中国。故吴先生谓大夏之先当是中国人。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自称“殷人”。今日人种学者谓其人面貌与中国酷肖,有许多言语与中国同源,疑是一部分殷商民族于白令海峡尚未断时迁徙而往的。不过这一部分商民族或系文化本低的边疆人,到了美洲极北又因天候过于酷烈,原来带去的那点文化,亦澌灭无余,变成完全的野蛮人了。一般人均认哥伦布为发现美洲第一人。但今日竟发现哥氏之前中国人到达美洲的痕迹。近亦有人在美洲掘出地下木质神像有类我国南极寿星,计其年代实在千数百年前。根据谁最先发现一新土地,则该土地即属此人,则美洲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近代俄人考古发掘古代西提亚国王陵墓,见其陵墓外观,广阔高峻,极像中国帝王之陵;内部衣服、弓矢、刀剑之形式装饰,多与中国蒙古相仿佛。西提亚古时与我国本有文化上交通,文化彼此沾染,不足为异。而有些史地学者则说,这个黑海边的伟大帝国也许是我们北部中国人移民过去建立的。波斯亦曾渍染中国文化,文物制度、语言、艺术,极富中华色彩,此又众所共知之事。
  至于我中华民族以武力征服四夷之事迹,见于正式史书者,如黄帝时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史记·五帝本纪》)。唐尧时代威力东至阳谷,南至南交,西至昧谷,北至幽都,(《尚书·尧典》)。虞舜时万国慕义,重译而来朝贡:“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服”(《大戴礼记·少喾篇》)这些史料当然不能凭信,但秦始皇、汉武帝派遣方士寻觅神山和不死药,规模都很弘大。始皇曾派韩终、侯生、石生、徐市等入海,仅徐市便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各种量糈,衣服器用,称是。有人说徐市既徐福,今日本有徐福墓,有人说徐福作了日本第一个天皇,这些话不但日本人不肯承认,我国人亦未必以为然。武帝曾大发楼船,令方士数千人求蓬莱神人。他为通西域,发使抵安息、奄蔡、犁轩、条支、身毒诸国。一年中,使者多则十余,少则五六辈,每个使者手下都带了许多人。这些使者并不见得像秦始皇所遣方士,一去不返,反带回许多域外风光,在沟通中外文化上都尽了很大的气力。一直到三国时代,吴孙权尚曾命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觅所谓禀州、夷州,虽没有什么结果,但史家都说鞍州便是今日的台湾。其后孙权又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海外诸国,事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之求鞍州、夷州,目的在于扩充版图,增益人口;也有点求神山及不死药的副作用存于其间,因为孙权晚年是颇讲究神仙丹药之事的。至于明成祖命郑和七次放洋,直至非洲好望角,中国声威遍于海外。“三保太监下西洋”至今尚艳称于我民众之口。这算秦汉吴孙以来最后一次了。至不藉政府武力为后盾,中国人自己到海外寻觅根据地者如郑昭之称王暹罗,罗芳伯之建国坤甸,张杰诸之开拓鸡笼,都是近代史上脍炙人口的史实。
  我国以武力举行移民殖民交通异国之外,还有一种方式,便是通商。这无非出于民间私人的行动,规模既小,经历时间也甚绵长,但以构通中外文化的效果而论,反比政治力量为巨伟。因为移民仅能将我们文化带往别处,而通商则能将别处的带回本国。我们都知道商人贩贱卖贵,追求赢利,万水千山,无远不届;走私的时候,漏税偷关,又是无孔不钻,他们的足迹决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止得住的。他们是货物的贩运者,同时也就成了文化的交互运输者,好像蜜蜂采取花中甜汁作为自己食粮,足上所沾花粉,传播于别的花上,却于无意之间替植物尽了雌雄花蕊交配的义务。古代立国地中海边的腓基尼民族专以航海经商为事,商船往来各国,成为古代民族相互间的介绍人。他自己虽未曾创造何等文化,然能取此族文化传之他族,成为文化的媒介者,地中海一带国家文明进步,实受腓人之惠;即欧洲古代蛮族之开化,腓人亦与有功。至其采取埃及象形与草书文字创造字母,一变为希腊文,再变为罗马拉丁文,成为今日秦西文字之祖,对文化贡献尤大。我中华民族虽居广衍丰饶的大陆,与腓人立国海边,舍经商无以自存者大异,而在商业上的成就却也不下于他们。《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言骞在大夏见蜀中的邛竹杖及蜀布,问他们怎样得来?他们回答说市自身毒。王恢遣唐蒙为使宣抚南越时,蒙于南越王酒席上发现了蜀郡的枸酱,问起才知道是蜀商由柯江贩到夜郎国,又由夜朗国贩到南粤的番禺的。武帝遂使唐蒙发巴蜀民工数万人凿山修道,以通西南夷,数年而工不成,乃罢。后又遣了许多使臣,从冉、驮、邛、樊与荏道,分向西南,探求身毒。使者们西出一二千里,皆为高山急湍所阻,不能前进。南则经夜郎、靡末、滇国及昆明迤西,困居滇国四年,亦复折返,竟不能达到身毒。身毒便是今日印度,在汉之西南,相去极远,中间又阻隔着许多崇山峻岭,所以使者们走不过去。但政府费了偌大气力所不能通者,商人居然能通之,并且通得神不知,鬼不觉。若不是张骞、唐蒙说破,我国史家还不知道有这件事呢?
  但我国商人所造成最大的功绩则为贩运蚕丝。丝为我国特产,极早时代便知育蚕抽丝,作为衣服,并且输出外国,今日欧洲考古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贝尔格曼、科兹洛夫在克里米半岛的古希腊殖民地遗迹中及楼兰、波斯、北蒙古、额济纳河等地均发现丝的残迹,断定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尔米高原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手输入欧洲、罗马人秉性浮华,尤爱中国之丝。中国之丝遂亦源源运往,大量倾销,其后竟引起罗马之通货膨胀,酿成大乱。西洋史家谓此赫赫有名一代大帝国之覆亡,由中国丝所引起之经济破产,实为其原因之一(皆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以商业而灭亡西方一大帝国,我国商人所造成的不但是伟绩,而且是奇迹了!
  笔者个人颇喜究心于中国文化来源问题,近代有些史家每言中国民族来自葱岭,最近逝世的吴稚晖先生亦曾言西北为文明摇篮,东西祖宗,皆在里海以东,走廊以西,各向东西散布,致有今日东西文明之世界(见最近《畅流》杂志稚老谈西北问题遗札)。在稚老遗札发表以前,法国人拉克伯里于公元一八九四发表《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其说初出,世界靡然景从,我国学术界亦起了甚大波动。蒋观云有《中国人种考》,刘师培有《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有《立国篇》,章太炎有《种姓篇》,丁谦有《中国人种从来考》,皆为拉氏之说张目,而刘师培主之尤力,其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屡言不一,见刘氏遗著。但拉氏之说颇为牵强矫诬,难于成立,所以欧西学者如斯坦因、罗斯、贾儿斯皆著文痛斥,其后为拉氏之说者亦皆卷舌吞声,不敢再有所言。笔者以为中国民族是否来自两河流域,这是人种学、言语学上的各种问题,兹事体大,未便轻率讨论,但中国文化源于两河,或直接间接受其莫大影响,则确甚明显。譬如天文学上的黄道十二宫,日月五星的七政,世界各国皆受之两河;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也有了一份了。昆仑与四河源于西亚世界大山的神话,传衍欧亚,我国在极早时代即有关于这个神山的传说。又“世界由混沌开辟”、“天地上下皆水”、“地上水与天上银河相通”、“大瀛海环绕大地”、“地分九州”、“大地之中心称为脐”、“国家首都或重要圣地居脐上”、“天地各有九重”、“人死则魂归死神所居之山”、“地府出入口如陷阱”、“神鬼之形皆如鸟类”、“亡魂须享血食”、“阴阳河”、“死者含钱买渡”、“指河为誓”,凡此种种,不可胜述。更有“洪水故事”、“十日故事”、“神魔大战故事”、“开辟以来分为十纪”之说;及“阴阳”“五行”所推衍出来的高深哲理。希腊印度各文明古国,或接受,或否,或接受以后,将其形式大加改变,难以认出原来面目,而我国则吸收得甚为完全,至今尚可和盘托出与两河流域文化互相印证。两河流域以时代久远,变乱频仍,所有文献尽湮地底,或归于澌灭,仅希腊古籍中保存少许,今日欧美考古家殷勤发掘,所得究竟不多。且以古籍文字每多残缺,意义又复渺茫,难于探索,所以他们对于两河文化的研究,成功实不能谓为彪炳。倘他们知道两河古文化全盘储藏我中华宝库中,将今日所得地下资料更证以我国文献,定有意外惊人之收获,而两河古文明的全貌定可早日复现于世间。再者“中国”一词,本源西亚,印度、波斯、天方、希腊,于极盛时也会至夸其国居大地中心,俨有“中国”之义,惜昙花一现,即归寂灭,而我们数千年来对外即用此二字为国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更正式定为国名,实为古今万国稀有之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无上的光荣。
  我国与西亚距离如此辽远,而文化上竟能如此相通。想必都由于移民及商业上往来之力,否则这个哑谜怎样解释呢?
  英国诗人吉柏龄作了一首诗,大意说:东方自东方,西方自西方,二者永不见面,以后则将并为一家云云。吉氏此诗原涵有世界主义,但他认东西文明原来各成系统,却是大错特错,一般浅薄读者则偏偏牢记此诗前三句,对东方文明每生误解,由误解而生轻视,后患遂不胜言。有些学养甚佳的人,虽然钦佩中国文化,认为东方代表。但他们潜意识中总觉得他们文化源于希腊,比较高尚优越,亚洲文化则总不免简陋野蛮,他们中有一学者倡“我人皆希腊人”之说,极以作希腊文化子孙自傲。他们也承认希腊文化曾受两河影响;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中国与两河文化之接触,更比希腊为早。我们同出一个大家庭,而我们中国实为文化的老大哥,希腊只能算小弟弟。我们是长房的子孙,欧美人只能算二房三房的苗裔,他们凭什么敢瞧我们不起?
  窃尝谓国际间彼此的歧视,由于血统之异者尚少,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者实多。但若知道世界文化本来同出一源(此处所谓世界暂以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古国如中国、印度、埃及、希腊为限),则世界人种虽有肤色之异,其实都是兄弟手足。以前不知道,是以不免彼此轻视、仇恨、而至于互相斫杀;现在知道了,则应当互相拥抱,喜极而泣。大家真像一家人般,守望相助,有无相通,和和气气过日子,共为增进人类幸福与世界文明之进步而努力。如此,则笔者“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主张,对于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或者有其涓埃之助吧。
  我国文化来源久远,已如本文所述,这些文化分子虽因时过境迁,大部分不适用于今日,但源远流长,为今日世界各国所罕有。仅凭这一点也值得吾人自傲,何况它又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则我们更当加以珍视了。况笔者前文因曾说:中华民族乃是聪明睿智的人种,吸收外来文化以后,每能陶熔之,变化之,造成自己文明体系。自商周以来,我国文物已灿然大备,历代圣贤豪杰,智士哲人,又以其劳力和心血,一点一滴,抟造出一种笃实光辉,庄严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中华立国的基石,也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所以“抢救中国文化”实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现代我国侨胞散布地球每一角落,盛况远胜于过去移民经商时代。目前沟通中外文化之责固无待于侨胞,但保护文化的大任,却又落在侨胞肩上。我们体念先民奋斗之艰难,中华文化创造之不易,必须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使我们宝贵的文化永久延续于世界。当此民国四十三年新年来临,仅揭兹旨,以与台湾八百万军民及海外二千万侨胞共勉。

                  民国四十三年为南洋某报作自跋

  此稿系谢幼伟教授主印尼某报笔政时来函索写,嘱对侨胞宣扬祖国文化事多作表彰,以励侨志而收侨心。此文对沟通中外文化事与笔者向来持论稍有不同,然中国移民通商,虽未能沟通文化主流,琐屑之功亦不可没,所谓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也。收之本编,作为我屈赋研究补遗之一章。

                         民国六十五年于古都
                         选自《屈赋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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