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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

  照一般的研究,基督教之入中华,始于唐代景教(Nestarian),我则主张更应提早若干世纪,直到战国中叶。因为我曾在屈原《天问》里发现《旧约·创世纪》的全文,虽然写得极其简单,而重要节目,无不具备。开封一赐乐业教重建清真寺三道碑文,其中有一道言其教于周时即入中国,学者皆以为妄,我则独信为真,假如该教不于周时传入,屈原又如何能写出《天问》那段文章?稍晚,我撰写这篇论文,发现我国古时的上帝,也即是六经里的上帝,性质与以色列的上帝,可说完全相同,我又进一步主张商周以前,古教已传来了,我于是将希伯来文化之传入,分为两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

  谓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必须承认世界民族也同出一源,所谓人类来源如何,据旧经创世纪之说,当然简便不过,但现代人均认不合科学原理,或神话色彩太浓,不肯予以重视。且人种一元论,据人类学的说法,又非常复杂。至今尚无定论。本人既非神学家,亦非圣经学家,更非人类学家,对此实一词莫赞。惟对于一派历史学者的主张,颇乐于接受。因为有一派历史权威者根据许多证据,推测世界人类策源于地中海一带。距今五万年前(或谓为三万年或万余年前),地质上起了绝大变动,洪水泛滥,人类的故乡,完全陆沉,成为今日地中海。孑遗的民众,带着达个恐怖的记忆,四散逃生,人类所到之处,洪水故事也就随之传播。若此说不谬,则我们将创世纪的尺度略略放宽来看,则创世纪还是可以成立。
  关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之说,倡导者亦颇有人,本人研究古史的结果,极其赞同:盖世界文化源于小亚细亚,其后乃逐渐传布于地中海一带、希腊、印度、中国及其他各地。初传播时,各地文化尚保持其原来色彩。传之愈久,则走样愈甚,形成各种的型式。所以旧经巴别塔的故事,虽似幼稚可笑,但我们看时,若将其尺度放宽,则亦不能不承认它有相当的道理。
  据开封一赐乐业(四字为伊撒尔即以色列的对音)碑,言该教在周时,已入中土。此说从前无人肯信,本人则已于古籍中发现证据,可以证实此言。现在更主张远在周代之前,中国人已接受了希伯来的上帝。盖中国自古以来为一神教,所崇奉者为天帝。“天”与“帝”二字散见六经,甲骨文中亦不可胜数。近代学者考证此二字与小亚细亚文化大有渊源。巴比伦古象形文字中有一个个字,其音为E-dim,义为天。又有一个米字其音为Dingir,或Di-mmer或Dimer,其义为天帝或人王。
  中国甲骨文里的天字为癮,金文则作癰,说文作癱。其字体的构成,均以个字为基础。
  至于帝字:
  甲骨文作癲、癳、癴
  金文作癵、癶
  皆以米为基础,其字体形状与巴比伦的帝字也相类。天与帝二字双声。中国古音,天读为Tim-din,帝读为Ti,两字意义亦互通(以上见刘复《帝与天》,魏建功《读帝与天》另有胡适先生的论文,不赘)。
  笔者于战国时代古籍中又发现“狄”字,为天神帝字之另一音译,如仪狄,金狄,详见拙著《山鬼与酒神》篇。
  在甲骨文里也还有几种称呼,称“帝”为最普通,有时称为“上”,常与“下”相对而言。如:贞勿佳王,正吉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
  癸丑卜,吉殳贞勿佳王正吉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胡厚宣先生云:以《天问》:“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泰誓》下:“上帝弗顺,祝降时丧。”证此,知上下之上,必为上帝,而下者或指地祇百神而言。
  有时则称“上子”,如:贞上子不我其受。
  贞上子受我又。
  胡厚宣先生云:以他辞屡称“帝受我又”,“帝不我其受又”例之,“上子”亦当即上帝也(以上引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
  又称“上天子”,见金文桓子孟姜壶。
  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最早尚未过殷高宗武丁时代(约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但我们可以推论武丁以前的各朝,也许都是崇奉上帝的。
  周民族崛兴西方,与夏商民族不同,但也是个崇奉上帝的民族。由周代传下来可靠铜器铭文提及上帝者则有下列各铭:
  大克鼎  克双甘(友)于皇天。
  毛公鼎  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余
  阝王义楚鍴   用享于皇天。
  宗周钟  我佳司配皇天王,对于宣周实鼎。
  师訇殷  佳皇帝亡。临保我有周。
  宗周钟  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至于六经,则《虞书·舜典》:“肆类于上帝,■于六经。”《益稷》:“惟动丕应■志,以昭受上帝。”《商书·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周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诗·小雅·正月》:“有皇上帝,伊谁云憎。”《菀柳》:“上帝甚蹈,无自昵焉。”《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亦简称“皇帝”,《吕刑》:“皇帝清问下民。”
  亦称“皇天”,《大禹谟》:“皇天眷命。”《太甲中》:“皇天眷佑有商。”亦简称为“天”,《皋陶谟》:“天叙有典……天讨有罪。”《益稷》:“天其申命用休。”
  或者有人要问:甲骨文里的天、帝二字既与古巴比伦文字相类,安知中国的上帝非来自西亚吗?这则须将上帝的性质和最高神道的性质,比较一下,才可明白究竟是不是。但西亚国家不止巴比伦一个,其文化皆彼此渍染,大同小异。西亚较早者为苏末,巴比伦、亚述之文化都沿袭苏末。今但泛言西亚。今日西亚文献之可徵者最高神道称为“倍儿”(Bel),但他们倍儿的地位,并不固定。某一时代,因了政治关系。或由一时风尚,一个大神便可跃登倍儿的宝座。那个被挤出去的失势倍儿,则成为“老倍儿”(Older Bel)。西亚的倍儿有姓名可稽者:有暴风雨神之恩利尔(Enlil);有本为巴比伦城的主神,因汉漠拉比(Hammarabi)自西方人主,定都于巴比伦,遂身价骤增,一跃而成倍儿之马杜克(Marduk)。还有几个水神及太阳神,由于民众崇奉太过,均先后成为倍儿。中国只听见尧舜禅让,未闻上帝禅让,只听说汤武革命,未闻上帝革命,此其不同之点一。马杜克有父有母(相传其父为智慧之神,他遗传乃父之智慧,故能压倒一切,而为万神之主),且有高曾祖母。他的高曾祖母即生于深渊的孽龙蒂亚华滋(Tiawath),她产生那些天神,见其势力日盛,又生嫉妒之念,兴兵想将他们消灭。马杜克由众天神拥为领袖,与蒂亚华滋作战,亲发雷矢,将其击毙,剖其尸体以为天地日月,山川万物。中国上帝有这种悖伦乖理的行为吗?此其不同之点二。由此可证中国上帝与西亚的倍儿实非一物。
  不但巴比伦而已,中国上帝与任何民族的最高神道都无相似之处。苏末是比巴比伦更古的民族,其最高神为哀亚(Ea),乃深渊与水之神。埃及最高神道为拉(Rah),乃太阳之全体,亦即埃及国王之父。亚述神称为阿努,或称阿那(Ana),为全神之父,万民之君,管理天地万物,其实不过由伊勒克城的城神演变而成。希腊天帝为宙士(Zeus),不惟有父母,祖父母,且有兄弟姊妹。宙士本身更有妻室儿女。希腊群神欢喜闹恋爱,宙士也不能例外,不论天神地睕和人间女郎,只须具有姿色,他便要垂青。宙士篡父得位,善用雷矢,与巴比伦马杜克仿佛,或系同出一源。罗马周比特(Jupiter),完全是希腊宙士的化身,不必多论。印度古婆罗门教崇拜偏入天韦纽(Vishun),大自在天湿婆(Siva),及大梵天(Brama),三者地位平等,法力相同,谁也管辖不了谁,故印度没有一尊之神。以太阳神变为宇宙主宰尚为宗教观念的进化。比较原始的民族则一直将几种天体当作崇拜的对象。如南美的墨西哥、秘鲁皆崇奉太阳为唯一至尊之神,不惜杀人以祭。波斯、埃及文化虽高,而波斯人信米突拉(Mithra),埃及人信拉(Rah),皆为太阳神。中非洲土人及南美洲土人则崇拜月神。亦有拜星者,特限于某一行业,且亦并非视为宇宙主宰。又有拜火者,则视火为尊神。
  至于各地野蛮民族崇拜鳄鱼、河鱼、蛇、狐、岩石、树木等,则更自郐以下了。
  中国上帝与希伯来的上帝一比,相类之点非常之多。希伯来的上帝自来便有,如《出谷纪》三章十四节:上帝对梅瑟说:“我是自有者”,《启示录》一章八节:“上帝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若望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与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与偕。”无父母生养之说。中国上帝亦不知其由何而来,玉皇大帝有西王母为其母(玉皇与王母的关系,始终无定准),乃道家的说法,与儒家的昊天上帝无关。中国上帝并无妃匹,更不像希腊宙士有那么多的罗曼史,历代虽有许多天后、天妃的祀典,那是另一回事。希伯来的上帝也纯洁非常。
  希伯来的上帝无形无像(《创世纪》所记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灵魂方面而言),他严禁属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为重要戒条(见《出谷纪》、《肋末纪》。《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鬼神之为德盛矣哉,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衮裳之帝王型塑像,而历代帝王祀天之天坛则虚无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较为具体,故创造偶像实亦出于人类天性的要求,中国人并不是不会造偶像的,为什么天坛独无偶像呢?这一种伟大的传统压力由何而来呢?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回教产生于小亚细亚,她的“阿拉”也渊源于希伯来的上帝,所以清真寺也没有阿拉的塑像或画像。
  希伯来的上帝以人民为其子,《申命纪》第一章三十节:“你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见了上主,你的天主,抚养你如同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儿子。”第八章五节:“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就同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三十二章第五节:“他是忠诚无妄的天主,公平而正直,那不堪称做他儿女的,向他行恶,侮辱了他。”上帝为民众立君,使之代为民众父母,君主也是上帝之子。《撒慕尔纪》下第七章第八节,上帝对达味说:“我从牧场上,由牧羊的事业拣选你当我民伊撒尔的领袖”;十四节:“我要作他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将藉着人的鞭策和人的打击来惩戒他。”《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达味告其子撒落满以上帝之语云:“他要作我的子,我要作他的父,他作伊撒尔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中国亦谓人民虽为母亲的儿子,实则是天的儿子(《癅梁·庄公三年传》)。中国帝王称为天子,但对人民方面言则为父母。《周书·泰誓》上:“癆聪明作元后,元后伴人民父母”;《洪范》:“天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中国也有牧人之喻,虽指官吏言,也可指天子,因为他们同是民众的领袖。《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谁作天牧。”天子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故《礼记·表记》:“惟天子受命于天。”
  希伯来的上帝是仁慈的,故《圣经》屡言其有“丰盛的仁慈”、“无限的仁慈”。《周书·酒诰》:“天非虐,惜民自速辜”;《汤诰》:“上天孚佑下民”;《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天之爱民甚矣。”
  希伯来的上帝也是正义的,人类犯罪太过,他就要严行惩罚,不予宽贷,有时降天灾,有时降人祸,甚至不惜毁灭整个城市,整个大地。这事中国经籍亦数见不鲜。对于个人者,则如《左传·定公六年》传:“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昭公十一年》传:“蔡侯获罪于天,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对于整个国族者,则如《君爽》:“天降丧于殷”;《左传·隐公十一年》传:“天而既厌周德矣。”又“天祸许国。”《成公十三年》传:“天祸晋国。”《襄公二九年》传:“天祸郑久矣。”
  希伯来信奉上帝者死后灵魂都要升天,其有特殊功德者,则坐上主的左右。《圣咏》第一百零十首达味作歌预言耶稣云:“上主对吾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人,屈作你的脚凳。”盖犹太习俗,以右边为尊。《玛窦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慈伯德二子之母率子至耶稣前,跪求耶稣赏二子入天国,一坐耶稣右,一坐耶稣左。”《玛窦玛尔谷福音》:耶稣许十二宗徒升天以后,坐其左右,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易·谦卦》:“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书·召诰》:“兹殷多哲王在天”:《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希伯来上帝显现时,常有大光,屡见《出谷纪》。上帝脸光之强,血肉凡躯,见之必死,《圣咏》第七、第八十、第八十九、第一百十九篇均有道及。梅瑟和上帝接触频繁,脸上也传染了他的光,与伊撒尔民众见面时,怕他们受不住,拿帕子将脸蒙上了。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如日,又对门徒言义人在天国,要发光如太阳。耶稣亦被称为“德义的太阳”。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上帝,“皇”字乃形容词,言上帝之光辉奕赫。尤奇者,中国古时也说上帝之光有如太阳,顾实先生引古铜器皇颂敦、庞姑敦、师和文敦、陈因资敦、齐子仲姜、王孙钟等说及“皇”字写法有许多款式,皆有从日从光之义(刻字太难,从略。见顾实《释王皇■》)。
  希伯来上帝所居,光明洞澈如水晶,如琉璃海,并有火搀杂,见若望《启示录》。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尔雅·释天》“夏为昊天”,注“言元气皓旰”,疏:“昊者元气博大之貌。”其实昊字从日从天,言其光明赫烈。夏季日光最强,故有“夏为昊天”之语,若元气博大,则四时之天皆然,又何必特指夏月?《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浩即博大,复则不词。前人对古书注疏,有许多今日皆须重改,昊字不过其一例罢了。
  希伯来的上帝虽统率着无数天神,但上帝的地位高于一切,故别的民族所奉为多神教,而希伯来则为一神教。中国古人虽亦祭祀日、月、星、云、山川、百睕,但都不足与上帝比并。祀天之典称为“郊祀”,最为隆重严肃。《礼记·祭义》:“郊之祭也,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敬之至也;”《郊特牲》:“祀帝于郊,敬之至也。”我们呼吁、祈求、发誓、往往不向他神,而以上帝为唯一对象,所以中国也可算是一神教。不过后来民族混合日多,祭祀亦日益庞杂,一神的意义,渐渐模糊起来,所以人家称我们为多神教的民族了。
  希伯来上帝的祭祀以牛为主,牛宰杀后,必用火焚烧,称为燔祭。中国祭天也以牛为主,故牛称为“特性”,在最古的时候当亦燔炙,以后则仅陈于高俎而已。但中国祭天有庭燎,环于天坛之外,也许是燔祭的蜕变。希伯来上帝歆燔祭之馨香,称为“馨香的火祭”,义人德行上惬天心,亦常以馨香为喻,《圣咏》屡不一见。中国古代也以德行比为馨香。《书·君陈》:“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酒诰》:“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德行的反面为罪恶,馨香的反面为腥臭,是以《酒诰》斥骂罪人又有“腥闻于天”之语,《吕刑》亦云“上帝临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
  以上所引希伯来与中国上帝雷同之点.乃其荦荦大者,其他细情末节,容将来有机会再谈。
  《易经》在六经中称为最古,卜爻传为文王作,十翼传为孔子作。但宋以来对十翼时代便已怀疑,卦爻时代亦颇有争论,我以为十翼当然是战国时代儒家做的,卦爻虽非出文王之手,但大部分材料是比较古的。现在我在《易》卦爻辞中发现许多与《梅瑟五书》有关联的话,不知是第一时期传入中国呢?还是第二时期?不过因为我相信卦爻较古,暂且将其放在这里吧。
  《易经·复》卦:“七日来复”是指圣日;《无妄》卦“不耕获,不癏癈”,指圣年,笔者已有论列。但七日来复,或由小亚细亚一带七曜的祀典而来,不限希伯来民族,惟圣年则似乎是希伯来风俗。现在再看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这好像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缩写,指造物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事。“六位时成”,旧注指为乾卦之六位,但照我看则似指上帝以六个阶段的时间将宇宙造成功。“位”有位置、地位之义,也含有阶段的意思。照科学研究,宇宙进化不知已历几万亿年,《创世纪》说上帝以六天功夫造成宇宙,与科学的事实相违背,攻击宗教者,每以此为口实。但照《圣经》学者的意见,则说“六天”原系“六时”,即六个时期,每一时期可伸长为数万万年。想不到在中国古籍里倒有比较合理的译法。“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似指上帝创造人类为庶物之首长。
  《大过》卦:“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则指亚巴郎纳婢哈戛尔为妾,于八十六高龄生一子:“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则指亚巴郎寿至百龄,妻撒辣寿至九十,上帝许以生子,撒辣暗笑道:“我已年老,我丈夫也老了,哪能再有这样喜事?”但上帝居然教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创世纪》第十六、第十七诸章)。
  《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似指雅各伯用剥皮树枝诱羊配合,蕃殖羊群事。不过传到中国,羊变为马而已。《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则似指雅各伯妻彼肋哈与辣黑耳因争丈夫之宠,彼此不睦事(同书三十、三十一诸章)。
  《困》卦:“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指达味遭了撒乌耳王的嫉妒,时刻有被杀之危,奔窜入于山林,转徙旷野,有时亦栖身于幽谷。居山林时谅所坐无非木株,臀部为痛,故有“困于株木”之语。“三岁不觌”易卦常见,此处则似指达味逃山中,三年未见撒乌耳之面,“三”乃“语之虚数”,可增数年,亦可减数年,旧经言达味逃匿林野,虽无三年的明文,似数年之久是有的。“困于石”是指达味逃于玛红岩石间,撒乌尔率兵追逐,几乎给他追上,以闻边警而返师,后来撒乌耳听见达味在恒革狄旷野,又率兵三千来追,达味藏身于“野山羊岩石”的洞中,撒乌耳也进了那洞,若非洞中光线黑暗,则必被他发见了(《撒慕尔记》上廿三、廿四两章)。“据于葵藜”,旧经也无明文,不过古代犹太旷野和深山蒺藜特盛,我可以在旧经里寻出一大串例子来。达味既窜身山野,则据蒺藜是很自然的事。“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则指达味娶纳巴耳的寡妇为妻,居于漆刻拉格。他自培肋协特被谗回来,其地已先遭土匪侵袭,仅睹焚余之空城,妻子都被掳去,不能见面,乃与其部下放声大哭,直至声嘶力竭而后罢(同书廿九、三十两章)。
  为什么《易经》与《圣经》关系特别密切?理由是不易说明的。也许希伯来民族的史书归祭司掌管,中国古代的史官也杂于巫祝之间,为其性质相同,所以当然将传来的旧经文句混到卜筮上去了。这些零碎文句在《易经》里是毫无意义,但若和《旧约》合观,却可以看出意义来,若说两者毫无关系,是很难相信的。不过这中间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现在既未找出,只有姑置不论。

(乙)第二时期

  前文曾言根据各种证据,可信开封一赐乐业碑言该教于周时已传入中土确系事实,现在请将证据提出:第一证之于文学:
  笔者于数年前研究战国时代大文学家屈原的作品,于无意间发现一端绝大事实,这事实便是战国时代,约当前三世纪顷,西亚、希腊、波斯、印度文化大规模地传入我国,并有许多学者和宗教家莅临中华,著书授徒,鼓吹学说,所以公元前三世纪顷,诸子百家,争鸣竞胜,思想顿趋活跃,造成了光明灿烂,盛极一时的战国文化。当时传入者,不但是那些天文、地理、历法、算数、医药、兵法及各种方术,即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也同时介绍进来。希伯来古教本已入了中国,这个时期并有传教士挟教义同来,我尝主张墨子便是教中大师,若然,则战国时犹太教传播之广,已和作为道家别派的杨朱平分中国思想界天下了。
  笔者在屈原《天问》里曾发现《创世纪》的一部分,自亚当、夏娃、生命树、守生命树之天神、魔蛇,到洪水故事、挪亚方舟、巴别塔及亚当子孙传衍之广,无不应有尽有。根据《山海经》、《淮南子》诸书,我们尚可就残缺竹简,补足伊甸乐园之四圣河及智慧果树。详见拙作《天问里的三个神话》第一部分。
  又在《天问》和《离骚》里提出昆仑问题,著有《昆仑之谜》一书,凡七万余言,说明今日位置于后藏、新疆交界处之昆仑山脉,不过汉以后人所假定;《山海经》、《淮南子》及古籍所言昆仑,则为小亚细亚阿梅尼亚高原之阿拉拉特(Ararat),此山即《创世纪》伊甸乐园所在地。昆仑四水即《创世纪》四圣河。又红海、星海、阿拉伯海之名均早于《山海经》。
  《天问》尚有“中央共牧”、“蜂蛾微命”二句,古今无人能解,但在旧经可以寻出它的注脚。“康回冯怒”,言共工首触不周,指天柱,“八柱何当?”所言为地柱,旧经亦有此说。《天问》全篇体裁,似乎受《约伯传》三十八到四十二章的影响。据思高圣经学会《智慧书·约伯传》引言里说,《约伯传》的产生时代约元前六世纪中叶,屈原乃纪元前三世纪的人,受其影响是可能的。同受《约伯传》影响者,尚有印度古婆罗门教诗人之一篇赞颂。
  第二证之于六经:
  自战国外来学术和宗教传入中国,取得知识界普遍的信仰。中国固有文化界不能不起恐慌,于是一面补苴旧说,一面吸收新知,正式建立学派,以图对抗,这就是“儒家学派”;听有儒家,也就是战国时代“中国本位文化论者”。
  当时儒家吸收外来文化,具有很高的抉择眼光:他们将各种方术让给诸子;将荒唐悠谬的神话让给文学;将不合人类良知的学说及半神话半历史的伪史让给百家,(儒家对于上述三者,当然也未能免俗,采取了不少部分。到了汉代的谶纬之学大盛,外来文化分子,又发生了很大作用,不过那时代中国与外界交通已告断绝,谶纬家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强以己意比附,变成一种固陋可笑的迷信了。)只有那最纯正的,最有价值的,对于人类生活有益的,他们才给自己留下。试问当时传入中土之学说,除了希伯来教和一部分希腊思想,哪个学派能全具这些优点呢?况且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可说便是希伯来的文化,现在这种文化再度来华,我们虽不知道它们原是一脉相传,但我们对于这种文化,总觉得十分面善,天然会同它针芥相投,水乳交融,所以我们便于不知不觉间,将希伯来的思想大量吸收起来了。
  今日儒家奉为宝典的六经,除了《诗经》现在还没有露出什么疑点以外,其余诸经,只有一部分是古代传下来的真实文献,大部分则为公元前第三世纪到公元前第二世纪的一百余年中间,儒家补造起来的。这个事实,已为今日一般学术界所公认,而笔者研究古史的结果,主张尤为热烈。
  儒家所吸收希伯来的思想,本来很多,现在只能简单地举出几条,做个例子来看看。实际上这几条也是儒家学说的骨子,原很重要。
  (一)贵人主义  旧经创世纪,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最后始造人,系照他自己形象造的。造就以后将其安置于伊甸乐园,使为万物的主宰,地球的主人公。《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天主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向他们说:‘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大地。地上所有的走兽,空中所有的飞鸟,地上一切纡行昆虫和水中所有的鱼族,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畏惧,这一切都交于你们手中。凡活动有生命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如同菜蔬一样,我都已赐予你们。’”《周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篇:“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惟人为大。”古人又说人配天地而为三才。《中庸》亦言所谓圣人者以其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俗语也有“人命关天”之说。中国人把人看得太重了,遂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的说法,虽然不见得真正有人做到,但比起近代几个国家把人当做工具,为完成某项政治目标,不惜消灭几百万几千万条人命,究竟强得多了。
  (二)重民主义  五四运动后,儒家声望一落千丈,盖现代为民主时代,而儒家则拥护统治阶级,讲究君权主义,当然不合时代潮流。但儒家真正的精髓实则极其民主。他们把人民看得非常重要。这或者一方面是由贵人主义发展而来;一方面也由人民乃上帝所生育保养,上帝视万民为其子女,不容君主虐待摧残之故。
  纪元前五世纪左右,希腊有个哲学家Xenophontes曾说过两句话道:“凡老百姓之所要的,乃是天帝宙士之所要的。”三世纪时希伯来有一句名言云:“人民的意志,即是上主的意志。”(Vox Popah Vox Doi)《周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上“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与希腊及希伯来那两句话,竟俨然如出一口。《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万民,立个领袖,指导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崇拜上帝,所以古代民众领袖乃是先知,也即是司祭。自梅瑟到厄书亚,撒慕尔,皆然。《德训篇》第十章第五节:“民众的福利在上主的手中,他将自己的尊荣赐给经师。”经师即研究《圣经》者,在古代有治理人民之权。《泰誓》上亦云:“天佑上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泰誓》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君主肩负治理万民之责,故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德训篇》第十章第一节:“智慧的长官,善于治理自己的百姓,贤明的政治,必然稳固。”第三节:“不明智的君主。使自己的人民丧亡;因首领的明智,城市的居民,必然增多。”中国所求于君主的,也是圣明。故君主为“圣主”、为“明王。”《仲虺之诰》:“惟天生聪明时又……天乃锡王勇智”;《说命》上:“知之曰明哲,哲明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泰誓》“癆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民主”、“共和”原是中国古书里的话,古时称君王为“民主”。《周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咸有一德》:“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伊撒尔民族在未成立王朝之前(即公元一千年以前),可以说是一种民主政体,由上主派一位或人民所选举的一位贤明人来治理民众,所以称为“民长”,国家民族有什么大事发生,多是召集民众大会来决定。梅瑟便是上主所派的“民长”(按思高旧约史书有“民长纪”,“民长”二字原文为Judges 有裁判者之意,故福音教,即基督教,译为“士师记”。但当时为民众领袖者所负之责不止裁判,故现在天主教译为“民长”)。
  君主原是人民公意所推戴,所以他必须诚心诚意替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愿望,实现人民的意志。故《智慧书》吩咐为君主者道:“因为你们的威权,是由上主赐予的,高位是来自至上者,他要寻问你们的工作,查究你们的心志。因为你们是他国中的公仆。”《盘庚》中君主也以极谦逊的口吻说道:“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这不是仆人的身份是什么呢?
  若君主不肯尽保护民众的神圣职责,则上主便要降罚他。《智慧书》又云:“你们若不以公义审判,不守正义的法律,不按上主的意旨行事,他必严厉地和迅速地临到你们面前,因为对身居高位者,将有至严的审判。”又《列王记》所载此类语亦不少。《大禹谟》:“民弃不保,天降之咎”;《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万民既为上主儿女,故人民疾苦最为上天之所关怀。《周书·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大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旧经里上主怜念民众疾苦的话,不可胜数。《厄则基书》里更有借先知口所说一大段话,真说得慷慨悱侧,热情之至,读之而不感动者,其人必无灵性。上主先责备那些负牧民之责的君王道:“牧人应当牧养羊群,你们却只知牧养自己。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丧失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食物。我的羊在山间,在各高冈荒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我必亲自去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它们来——也必在伊撒尔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它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它们——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它们得以躺卧。丧失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三十四章,一节至十六节)。
  讲君权主义者,说人民为君主而生,民权主义者则相反。《左传·哀公十四年》传:“天生民而立之君”;《文公十三年》传:“天生民而树之君。”至战国的孟子竟打出旗帜鲜明的民权主义。他议论最激烈者,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其弑君也!”这几句话引起后代真正民贼明太祖的反感,孟子曾被赶出孔庙,撤除“亚圣”的封号。假如他的骸骨尚存,说不定还要获得个开棺戮尸的处分呢。
  所以现代智识分子痛骂儒家学说是封建,是统治者的护身符,真是黑天冤枉。古代学派像儒家这样讲民权主义的,恐没有第二个。他们在六经里除“天”以外,“民”喊得最多,最亲热,很叫人感出他们诚意可爱。不过中国古代实系封建社会,阶级森严,《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国君死社稷,不死人民;子产作丘赋,人民负担不起而怨谤。人家劝他缓和点,他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人民的愿望,管它做甚?可证。儒家重民思想实受希伯来影响,像孟子的“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和“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便窃自犹太学者墨子之说,更是铁般证据。
  (三)孝道  希伯来民族乃族长制,中国则为宗法社会,讲究孝道乃事实的要求。梅瑟在西乃山接受天主十诫,第四诫便是要人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必以赐一生亨通,且享大年于世。”《礼记·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欤?……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按孔子(?)在这几章发挥他对孝道的见解,第一章以舜为例,第二章文王,第三章武王和周公,所以这个“大德”实承大孝而言。我们知道为孝子者,不一定能享福,更不一定能长寿,然则《中庸》何以竟有这样的说法呢?这话之受第四诫影响的痕迹不是十分明显吗?更令人纳罕的是:第四诫虽皆见于《出谷纪》和《申命纪》,但前者仅有“赐以大年”,后者乃兼有“赐以一生亨通”之语,《中庸》舜大孝章又有几句诗道:“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按《申命纪》犹太经师称之为Mishne,谓为“重申前命”,希腊译为Deute Ronomium,意义相同,盖上主对伊撒尔民众所颁法律,均载《出谷纪》,至此不过将旧法律扼要重提一次而已(见思高圣经学会《梅瑟五书·申命纪》引言)。诗中“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二句将袭出谷、申命两纪的罪案,竟不打自招了,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孝经》十八篇相传乃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作,实则出自战国儒家之手,或更晚。《孝经》主张孝道与天道相通,故《三才章》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之。”《圣治章》:“子曰:人之行,莫大如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感应篇》:“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按旧经所记,为子孙者绝对服从族长,孝养亦极周到。像《创世纪》所载约瑟对于他父亲雅各伯之孝,还不足使人感动吗?新经则耶稣亦常教人孝敬父母,见《玛窦福音》十五章、《马尔谷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并斥责那些将财物作为献天主之仪而藉口不养父母的法利赛人。耶稣自己对圣母玛利亚也极尽孝道。
  宗徒保禄也极力劝人孝敬父母,大有“百行孝为先”之意。《致伊法所人书》第五章:“为子女者其仰体主心,孝顺父母”。《致哥罗森人书》第四章:“为子者应孝顺父母,一切惟命,此事最能获主欢心。”又云:“凡为寡妇之子孙者,在家中尤应践履孝道,用以报亲恩”。保禄时代当西汉末期,我引其言,似犯时代错误之病,然保禄语当亦古来传下者,不然,则是一种传统思想,由他具体化而已。
  中国以不孝为大恶,惩罚亦极重。《孝经·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旧经天主和伊撒尔人订定法律,亦有欧打父母,咒骂父母者死之条(《出谷纪》二十二章,十五、十七两节)。又言“辱骂父母者处以死刑,盖犯此大恶,咎有应得也”(《肋末纪》二十章九节)。
  (四)其他思想  希伯来上帝同情卑微者,哀怜受损害者,憎恶强暴者,狡诈及为富不仁者。《约伯传》第五章九至十五节:“他所行的事,伟大叵测,奇妙不可胜数。举扬谦卑者,提拔忧郁的人,使他们得到救援。打消狡猾人的思念,使他们手中的事业不得成功。他用智慧人的计谋捉拿他们,使邪妄人的计谋颠倒。他们白天碰到黑暗,正午摸索,如在深夜。天主搭救沮丧的人,脱离他们口中的锋刃,拯救贫苦的人,脱离蛮横者手。”又屡次申明要打击饱足的人。耶稣山中圣训谓哀悼痛哭、温恭克己为真福,富盈、饱饫者为有祸。《易·谦》卦:“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汤诰》:“天道福善祸盈。”恶人作恶多端,终于掘阱自陷者,谓之“天夺其魄”或“天祸之。”
  《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希伯来人有谚云:“父亲吃酸葡萄,则儿子的牙齿也为之酸倒。”言父作恶,则子承受其殃也。虽上主又在《厄则基书》中,谓父子应各负其善恶之责,不至彼此牵累,但亚当犯上主命,其子孙世世代代染有原罪,则子孙也承祖父之过,因亚当乃人类代表之故。又上主在《出谷纪》中不是也说:“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亲直到他三四代子孙。爱慕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施以慈爱,直到千代”(二十章六节,卅四章七节)。
  上主降灾于人,诚然无法抵当,无法逃避,“但天主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只须人类悔罪,归向天主,他便回心转意,抑住他的义怒,将已伸出的行罚的手缩回了”(《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但人若甘心犯罪,故意冒犯天主,则天主因公义故,不能不惩罚他。《商书·太甲》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也是同样的意思。
  天主教最重忏悔,故悔罪列于七圣事之一。悔罪便是教人涤去旧污,做一个新人。故天主常嘱咐人说:“你们要把一切罪过,尽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厄则基书》十八章)。又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同书卅三章廿六节)。《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始终惟一,时乃日新”。《礼记·大学》劈头便说:“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亲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义人若犯罪,则必失去上主的圣宠,恶人若回头,仍可蒙上主收纳。上主常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作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而行,他岂能存活么?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厄则基书》十八章)。中国也讲究德必有恒,《易·恒》卦说:“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孟子亦言:“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第三证以子书:
  战国的百家思想大都来自西亚、印度及希腊,其中以墨子宗教色彩为最浓。廿年前有人主张墨子乃印度人,大遭学术界的诟病,笔者虽不信墨子为印度人,但坚信他决非中国人,在拙著《天问里的创世纪》,曾假设墨子或是犹太教——即天主古教——的大师,现在我的意见竟是更趋坚定了。《汉书·艺文志》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清庙二字始见于《周颂》,诗序谓祀文王,诗一章凡八句曰:“于穆清庙,肃癉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中“对越在天”云云,明明说是祭祀上帝之庙,我们哪能因其中有“秉文之德”一语,便神经过敏地说是祀文王吗?前人也知道这话有些说不过去,故郑玄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谓也。”《左传》贾逵注:“肃然清静,谓之清庙。”按希伯来与中国上帝庙中不设偶像,最为清静,所以贾逵的话是对的。汉志说墨子出于清庙之守,便说明他是奉祀上帝的祭司。班固时代距战国较我们为近,这话一定根据可靠的史料,而后才这样说。
  墨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乃是“尊天”、“明鬼”、“兼爱”,他有《天志》上中下三篇,我们立身行事皆须依照上主的意志,故曰天志。大概说天之明无所不烛,人若得罪于天,无处可以逃避,颇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之意。这类话《圣经》里面多得不可胜计,不必多所引证。
  世上万民皆属上天儿女,当然都有权祭天,以申孝敬。但中国则不知始于何时,祭天之权被君主垄断。《礼记》:“天子无介,祭天特牲。”《曲礼》下:“天子祭天地……诸侯方祀”;《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明堂位》:“祭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郊特牲》于天子祭天之仪,更有详细的描写。你看连诸侯都没有祭天之份,更何况庶民?所以后代庶民祭天,为干犯大罪,有杀头的危险,但墨子则主张任何人都可以祭天,他说国君受人民供养故爱人民,天受天下人之祭祀,故天爱天下之人。《天志》下:“……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无有远灵(孙诒让谓灵为虚之误,虚同墟)。孤夷之国,不皆刍豢其牛羊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之,必兼而爱之……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天要吃人贡献的东西,希伯来及中国古代都有这项观念,但因这个缘故天才爱人,则未必然,墨子也不过以天主比为国君,就中国人了解的程度而以说教罢了。天主教司铎祭天,教友均可与祭。墨子祭天观念与中国传统抵触,与天主教则相合,谁还能他说所宣传者不是天主古教?
  天爱人非常之厚,创造万物以供人类需要,如父母之爱子女,子女对于慈爱他们的父母不知报恩是为不仁不祥,人人不知报答于天,也为不仁不祥。“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为四时春秋冬夏,以纪纲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长五谷麻丝,使民得而财利之,利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以临司民之善否;为王公侯伯,使之赏贤而罚暴,赋金木鸟兽,从事乎五谷麻丝,以为民衣食之财,自古及今,未尝不有此也,今有人于此,若爱其子,汤力单(殚)务以利之,其子长,而无报乎父,故天下之君子与(举)谓之不仁不祥。今乎天,兼天下而爱之,檄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非天之所为,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然独无报夫天,而不知其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谓君子明细故而不明大也”(《天志》中)。《圣经》与这段话可以互相发挥之处太多了,抄不胜抄,只有从略。《圣经》说天主为智慧之源,《德训篇》第一章:“一切智慧,皆来自天主,并且永远就和他同在。”“智慧受造于万物之前,明达的智慧永远就有。”《列王纪》上三章九至十一节亦有提及上主乃智慧之源的话。上主又是圣善之源,正义之源,亦散见于《圣经》。墨子贵义,因为义从天出。“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孰为贵,孰为智?曰:天为贵,天为智”(《天志》中、《天志》下)。
  天既为正义之源,我们为义,天必赏我们,我们为恶,天必罚我们。“天欲义而恶不义,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所欲,天亦为我所欲。我欲福禄而恶祸崇。若我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然则我率天之百姓以从事于祸崇者也”(《天志》中)。墨子所以为宗教家,因为他欢喜讲天的赏罚:“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之;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前者如尧、舜、禹、汤、文、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后者如桀、纣、幽、厉,天弃不保,身为大戮。所以墨子自言他之有天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上以度天下王公之政刑,下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顺天意者善,不顺天意者恶。
  或谓天主教不谈鬼,墨子好言鬼,似乎涉于异端。但《墨子·明鬼》篇言鬼有三类:一为天鬼;二为山川鬼神;三为人死而为鬼者。鬼字据《说文》的解释:“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本来不是好东西,但战国时代伪造的经书,对鬼则极推崇,凡鬼神二字联用时,鬼之地位权能和神仲伯,故此知道墨子的天鬼,即等于基督教之天神。墨子所言神每人面鸟身,此虽古代及小亚细亚及世界各处对神的观念,但在墨子书里则大有无神不鸟之概,这与基督教的天使有翼,岂不逼似?
  天主教的天神分为九品,其数目之多,逾于天上星辰,其奇妙大能亦可喜可愕,《墨子·明鬼》本有上中下三篇,现仅剩下篇。照下篇专谈人鬼来推测,则上篇专谈天鬼,中篇专谈山川鬼神。惜上中两篇已不可见,不然,若望《启示录》所描写天神的情况,圣多玛斯(Saint Thomas d’Aquin)超性学要论天神的性能,我们在战国时,便可以知其大概了。《墨子·明鬼》第二篇似专论山川诸神。此则多神教民族都有此项观念。希腊山林水泽,甚至一花一木之微,都有精灵的存在。中国周礼祭典之繁,亦与希腊相类。墨子或为习染所移,或因欲投合中国人心理而为此说。其文久佚,今已无法断定。再者天主教每人有一护守天神,一城一国亦有天神掌管,则墨子之说也还是很正当。
  论人鬼一篇,墨子发表其灵魂不灭之主张,词极雄辩。盖中国人自来为最现实的民族,身后问题,素不注意,孔子大哲,尚言“未知生,焉知死?”墨子时代,无鬼论尤盛行,墨子之宗教,正为主张灵魂不灭者,对此安能缄默(梁任公先生谓墨子不谈灵魂,大约他没有读《明鬼》篇)?至所引杜伯,庄子仪厉鬼报仇诸例,虽为基督教之所不道,但《撒慕尔纪》犹太国王撒乌耳,令招魂的女巫,招先知撒慕尔之鬼,先知果从地底出现,可见基督教亦未始不言鬼,于古代之墨子又何尤焉?
  至于“兼爱”,则基督教乃世界宗教中唯一爱的宗教,新旧两经所发挥者,无非是这一端天经地义的大道理。关于这一端道理,要想引证,墨子的议论固不胜其抄,《圣经》也要抄录一半才可以,这也是做不到,而且不必要的事,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公,还是直接去翻《圣经》和《墨子》好了。
  墨子是宗教家,于其努力宣传一事见之:他曾使其门人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项子牛。门人每挟墨子著作同去,每使时君读之大悦。墨子自己也终身游行,不遑宁处,故有“不暖席,不突黔”的美谈。墨子之苦行精神万可钦佩,他传教时栉甚风,沐甚雨,腓无跋,胫无毛,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俨然是天主教传教士的精神!
  墨子也是一位大学者,游行各国时,必装载许多书跟在背后,又自言“曾见百国春秋”,这个“百国春秋”恐连他来华前所见各国史记在内吧?战国时代,七雄兼并,小国存在已寥寥可数,有史记者更不多了。
  墨子之为外国学者,更有许多坚强的证据,墨经八篇,向来无人能读,现在始知其中有几何、算术、光学、重学、各种原理。又有名学,印度称为因明学,皆源于希腊之Logike。又施惠、公孙龙坚白同异之辩,实即希腊诡辩家(sophist)之说。墨门苦获、己齿、邓陵子亦好为此类辩论。墨子虽反战非攻,而善为守御。其守城器械,机巧百出,非有高度科学之基础不能为此。当时科学最发达者,首推希腊,故墨子实为感受希腊文化最深之犹太教大师。
  墨子之技巧对手为公输般,他曾为云梯,而墨子能御之。墨子自己造木鸢,飞三日不下。屡见子书(一说是公输般)。明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言:“古代意大利亚国,西齐里亚有巧工德大禄者,造百鸟,能自飞,即微如蝇虫,亦能飞。”按希腊神话有Daedalus与其子Icarus造人工翅膀飞出克里底某岛,民间盛传,艾氏所指即此。德大禄是著名巧妙建筑师,传到中国为墨子或公输般。这又是墨子与希腊文化关系密切之铁证。
  墨子国籍不明,或言其为宋人,或言其为楚人,鲁人。他屡称鲁阳。或即云《国语》之鲁阳文子,楚平王之孙。墨子称鲁君为“主君”,遂有谓墨子乃文子家臣者,其实伊撒尔人称君皆曰“我主我君”(My lord the King),墨子来华后虽努力华化,有时亦于无心间露出本色,这也是墨子是犹太人一个小小的例子。
  以上各证,证明墨子乃犹太教大师,其学说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极大。孟子反对他最烈,孟子受他影响也最深。儒家孔子好言仁,孟子好言义,不知实剽窃墨子学说。墨子书中触处都是义字,“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尚贤》上)又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上)。儒称“仁政”,墨则称“义政”,我们读旧新两经,不是也是到处碰见“义”字吗?“天国是为义人预备的”,“义人必亨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的果子”,“天主审判义人与恶人”,“虽是义人,一天也要跌倒七次。”
  孟子最激烈的民权主义,即“诛独夫纣”,此语完全袭自墨子。《墨子·非攻》下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何故也?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以后有一大段议论说明诛的意义。墨子称纣为“狂夫”,孟子改为“一夫”;《天志》上言,“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天必罚之”;孟子改为“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
  旧经上主垂念百姓,无微不至,对于寡妇孤儿及一切无依无靠之人,更是再三关切。《墨子·兼爱》下,“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孟子:“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礼记·王制》也照样抄了一段,谓真正王者之制,对此四穷民,必有常饩。孟子痛骂“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者谓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又说:“善战者服上刑”,明目张胆,偷窃墨子的非攻余论,不知古人为什么竟不肯说破?太儒儒相护了吧!
  孟子剽墨太多,连寻常说话有时都不知不觉模仿墨子口气。像“转死沟壑”,“绝长补短”,“挟泰山超北海”均是。最后一语见《墨子·兼爱》中:“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则爱矣。虽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至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想起《申命记》梅瑟对伊撒尔民众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为你并不是难于实行的,或是相差太远,不是在天上,致使你说:谁为我们升天取下来……也不是在海外,致使你说:谁为我们过海去取来……这话却离你很近,就在你嘴里,就在你心中,使你好能遵行”(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与墨子之语何语气相类之甚也耶?
  孟子这样在墨子书中大肆剽窃,还能厚着脸皮骂墨子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是执一的贼道者;是同禽兽一样的东西,太叫人不平了!
  老子是自然主义者,但其书有数处似言天主圣王的奥迹: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六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忽癊,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老子谓道更在造物主之先,故云“道主一”,又云“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就是自然主义与宗教的不同处,而圣王奥迹自古即有人知,亦由此可以证明。
  老子教人谦冲,自下,寡欲,不争,于天道恶盈,强梁者不得其死,不惮再三阐述。又教人自处如婴儿,“能如婴儿乎?”“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与天主教教义都颇相近。老子尚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二语,“天两”二字甚奇,《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厄则基书》十七章二十节,上主常说“我撒出我的网子”,老子语或由此。不过西亚诸神常携网,未可一概论。
  荀子学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极为明显,他的贵人主义曾说出一番道理:“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篇第九)。这话是希腊大哲亚理斯多德说的。圣多玛斯发挥亚氏哲学,所以亚氏成为天主教哲学之主流,称为“经院学派”(Scholastics)所谓草木生魂,鸟兽觉魂,人类灵魂这几句话,略研究天主教哲学者,都耳熟能祥,我不必多说了。
  荀子的乐论也是出于亚氏著作,有人曾加讨论,现不引。
  随巢子出于墨子之门,其书已佚,后人于古书中辑得数条,《太平御览》有其四语:“夷羊在牧,飞拾满野,天鬼不顾,亦不宾灭”。前人谓其来自伪《周书》:“麋鹿在牧,蜚鸿满野”,我以为非是,当是《出谷纪》中语。梅瑟领伊撒尔民众脱离埃及,逾红海至欣旷野,百姓以缺少饮食,埋怨梅瑟,天降玛纳,又使鹌鹑成群飞来,集于营前,百姓得以捕食(《出谷纪》十六章十三节)。又说“那时上主命风由海外吹来,把鹌鹑吹到营幕上,周围营幕两边都有一日之路长,离地面只有二肘高,民众那一整日,整夜,并第二天起来捕捉鹌鹑,最少也捕了十堆,都摆在营幕四周。肉还在牙齿中,尚未咽下,上主就对民众发了忿怒,用严灾打击了民众。”盖鹌鹑产于非州中部与卮拉特海湾一带,春季随风飞至西乃半岛巴肋斯坦、叙利亚等地,飞甚低,易为人逮捕(思高学会《梅瑟五书》六○九页)。随巢子“飞拾满野”,言鹌鹑飞来甚多,俯拾即是。“夷羊在牧”指伊撒尔民众乃上主之羊,“夷”字与老子的“视而不见曰夷”不知是否有关?若有关,则或是“雅和华”的异译。“天鬼不顾”,言上主恶伊民之贪饕降瘟疫而打击之。鬼在战国时地位提高与神并列,墨子有《天鬼》篇,鬼字无非指精灵体,已见前文。“亦不宾灭”则似言上主虽屡次向伊民发怒,施行惩罚。究竟随即宽赦,未将他们消灭。
  第四证之史传:
  《汉书》言文帝试验方士新垣平的法术,他能使已落下去的太阳,再升到天中。应劭《风俗通》,成帝曾以文帝时“日再中”之说问刘向云云。汉纬书《易辨终备》云:“日再中,乌连嬉。”按《淮南》载鲁阳公与韩战,日将暮,挥戈,日返三舍。又言虞公与夏战,公以剑指日,日退不落,此事实出旧经《若苏厄书》。若苏厄代先知梅瑟为伊撒尔民众的领袖,与阿摩黎五王作战,曾祈祷上主说:“太阳呵!你要停在基贝红,月亮呵!你要停在阿雅隆谷”;“太阳果然停了,月亮也停止了,直到百姓向敌人报复了自己的仇恨。”又《列王纪下》八章九节,又《赛亚书》三十八章,均有“日退十度”之说。鲁阳戈明明出自《若苏厄书》,不可否认。墨子屡与鲁阳文君谈话,称文君为“主君”,然则鲁阳文君便是若苏厄吗?不然,若苏厄率希伯来人入迦南建犹太国事在纪元前十二世纪顷,墨子则纪元前三世纪时人,时代相去悬绝,他们安得而为君臣?或者墨子在其本国时,属于若苏厄支派(按若苏厄属于厄弗辣因支派,见《户籍纪》),故在书中假设其人尚在,与之问答。《淮南》又将挥戈事牵入自己书中,无心间,使墨子之为犹太人,得到一个最有力量的证据。旧经屡有战长人的故事。撒乌耳王与培肋协特人交战,培方出一长人,身高六肘又一指距。所持铜矛粗如织机之梁,重六百协刻耳,无人敢于迎敌。达味竟掷石杀之(《撒慕耳纪》上十七章)达味又曾与辣法长人后裔四人战,达味与其侄约纳堂将他们一一杀死(《撒慕尔纪》下廿一章)。旧经尚有数处关于长人的记载。这类战长人的故事,叙述得太热闹了,中国人听得心痒,也要来模仿一下才觉痛快。所以《左传》、《癅梁》都有战长狄的节目。《左传·文公十一年》传,鲁人与长狄战,败于咸,获长狄侨如,富文终甥,桩其喉,以戈杀之。晋之灭佚,获侨如之弟焚如,齐人获其第荣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又言宋人曾与长狄战,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杜预注:缘斯乃侨如等之先。这侨如弟兄四个与旧经所载辣法后裔四人能说是偶合吗?《癅梁传·文公十一年》传云:“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传曰: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旧经达味第一次打倒的长人高六肘有零,一肘合英尺十八时,则其长仅及丈余。这类长人今日仍常见。至《癅梁》所记那类巨人,事实上决不会有,仅能见之于神话。希腊神话恰巧有一个巨人名Tityus,因获罪天帝,被缚于地狱,每日有巨鹫啄食其肝,食已还生,受苦无尽。此巨人身体之长,可横九亩。(Nine Acres)司马法六尺为步,百步为亩。一亩六百尺,九亩五千四百尺,合五百余丈。古亩或比今亩小,也不能小到哪里去,那么这个长狄不太长大吗?《癅梁》想把长狄的故事,缘饰得好听一点,搀入了一段战国流行的希腊神话,谁知竟因此露出抄袭外来传说的马脚,真所谓弄巧反拙,令人失笑!
  希伯来民族“逃城”之制,梅瑟率领民众到迦南地建筑城堡,上主令其另筑六城,称为避难城,凡误杀人者皆可逃避其中。见《户籍纪》三十五章,《申命纪》十九章,《若苏厄书》二十章。《史记·孟尝君传》传后论云:“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按古称“万户侯”最大封邑不过万户,实际上恐怕还不见得有这么多的户口,盖当时齐国最为富庶,其首都临淄不过七万户,每户平均有三男丁,男丁为二十一万,合女口大约有四五十万,现在托庇于孟尝君的奸人,竟有六万家,每家平均男女各三,便有卅六万人,每家平均四口,也有二十四万,连薛中原有住户,试问该有多少人口?区区一邑,如何养得起这么多的人民?所以这“奸人六万家”定然是受了旧经“六座逃城”的影响,胡乱传说的。司马迁头脑素来明晰,不易受欺,这回也上了战国流传下来说谎风气的大当了。
  晋文公重耳未得国时,流亡在外十九年。所适各国,有的厚待,有的加以白眼,他到曹国,曹共公闻其骈肩,趁他在洗澡的当儿,薄而观之。这举动未免太无礼,将来重耳得志,是一定要报复的。曹国一个大夫僖负羁有妻极贤慧,对丈夫说道:“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公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乃馈盘餐癋璧其中。公子受餐反璧。这段记载和《撒慕尔纪》上达味事很相象。达味避撒鸟耳的迫害,逃到玛红旷野。其地有富人纳巴耳,性情暴戾,达味为他保护羊群,向他求点食物,他却拿粗暴的话来拒绝。其妻阿彼戛依耳,聪明美丽,私为斡旋,私下取二百块面包,两皮囊酒,五只宰好的羊,五色阿炒过的麦子,一百嘟噜干葡萄,二百无花果糕饼,放在几匹驴上,献给达味。更向达味委婉说了一番言语,替她丈夫赔礼。达味本立誓要杀其夫一家,见这女人能识大体,说话动听,化怒为喜。后其夫死,竟娶以为妻(第二十五章)。
  重耳出亡时,晋惠公使寺人披刺之,斩其衣袂,重耳做了晋君,寺人披求见,公叫人责备他,叫他走。说道:“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犹在,女其行乎!”这不免令人听想起达味故事了。接达味藏身野山羊岩石洞中,撒乌耳也进了那洞。达味暗暗起身,割了他外氅上的衣边,跟他出洞,扬声喊他,说在洞中本可杀你,但我仅割你外氅的衣边,可证我不愿杀你,你何以苦苦不肯放过我云云(第二十四章)。本来曹大夫妻巨眼识英雄,预烧冷灶;寺人披行刺斩袂,皆不能保其必无,但两件事连在一起,与达味故事太逼近,我们有理由猜想它是由《撒慕尔纪》偷了点材料润色而成的。
  《民长纪》第二章伊撒尔人民受摩阿布王赫革隆征服凡十八年。伊民呼吁上主,上主给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彼讷雅明人革辣的儿子厄胡得。此人乃系用左手的人,预备一只利刃,长一肘,插于右腿衣服底下,假送礼为名,至王前抽刀刺入他的肚里,连刀柄也插进去了,直透后背。中国春秋时,有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事。前者屡见《史记》,是真的史实,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刺客列传·专诸传》,仅言专诸置匕首鱼炙中,献鱼时,引匕乎刺王僚,王僚立死而已,到了后汉时赵煜所撰的《吴越春秋》,则有很精细的描写,言王僚赴公子光之宴,防有不测,“被棠铁之甲三重……侍皆操戟交轵……专诸置鱼肠剑炙鱼中进之,既至王僚前,专诸擘炙鱼,困推匕首,立戟交轵,倚专诸胸,胸断臆天,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贯甲达背。”这“贯甲达背”四字,与厄胡得刺赫革隆王故事,不能说没有关系。不止此也,《吴越春秋》又有要离刺王僚儿子庆忌事,更写得如小说,如戏剧,极如火如荼之观。要离想刺庆忌,恐其不信,难得近身,乃诈为负罪,请吴王断其右手,他后刺庆忌,用的便是左手。《吴越春秋》将旧经厄胡得的故事衍而为二,彰彰明甚。
  此外则宋王登台窥见韩凭妻美而强取之,与《撒慕尔纪》第十章达味在其宫殿平台上,窥见乌黎雅妻巴特协巴黑,召而幸之相似。天皇兄弟十二人,或谓即指伊撒尔十二支派,照我看中国天、地、人三皇,起甚晚,当在秦汉之际。三皇均神话中人,天皇当与希腊天帝宙士有点关系,因为奥林匹斯大神共十有二位,秦始皇所铸金狄十二,非来自希腊神话,则来自印度(因印度受希腊影响,婆罗门教有一个时期她的大神也有十二位)。但希腊十二大神虽有几个是宙士弟兄,有几个则系宙士子女,中国伪史谓天皇十二人,皆为弟兄,当是一半受希腊神话影响,一半受天主古教《圣经》的影响。此外还有几端小事。孟子:“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焉”。耶稣亦云:“目为身之灯,目正则清明在躬,目不正,则身陷晦冥,是故心光者晦,则晦之为晦,又将如何”汉武帝时,董宣为洛阳令,杀湖阳公主苍头,帝使小黄门挟持宣,令拜谢公主,宣两手据地,不肯俯。帝敕曰:“强项令出!”杨奇立朝刚直,灵帝曰:“卿强项,真杨震之子也。”并见《后汉书》。《出谷纪》三十二章十九节、三十三章五节、三十四章八节,梅瑟因伊撒尔民众不听上主教训,屡称他们为“硬着头项的百姓。”汉时“强项”之语,不知系来自旧经否?至耶稣降生汉平帝元始元年,时代原在孟子后,但耶稣的话,安知非根据古代希伯来习惯的说法而说的呢?若是,则与孟子的话相同,不足为异了。
  中国尚有许多风俗习惯与古希伯来民族相类,现在且引几条看看:
  耶稣钉死十字架,代万民赎罪,故赎罪之说实为基督教中心思想。不过赎罪的观念,实亦承之古代。天主嘱咐梅瑟以牛、羊、斑鸠、雏鸽等为赎罪之祭,《肋末纪》接连几章讲论此事。古代各民族每当天灾流行,常有义人挺身而出,自作牺牲,以求担万民罪恶,平息神灵愤怒,《商书·汤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周书·泰誓》中:“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相传成汤时天下大旱七年,汤斋戒沐浴,剪发断爪,身卧高俎,充作牺牲以祭上帝,天果大雨。此事开始见于《墨子》,其后《吕氏春秋》,《尸子》亦载之。
  古人相信生命存于血液之中,故订立和约,双方必以血洒在身上。《出谷纪》二十四章,梅瑟与民众立约,先献牛犊于上主,作为和平的牺牲,他取一半血,盛在盆中,另以一半洒在祭坛上,随后取过约书来,念给百姓听。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哪,这是结约的血,是上帝按一切的话,与你们所立的约。”耶稣基督于晚餐中建立圣体的时候,将酒倾在杯里,递给门徒们喝,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也是用这形式。中国古时订立盟约,则必杀牛取血,各涂口旁,称为“歃血。”
  希伯来民族做补赎,表示极大哀痛;亲戚死亡,必撕裂衣服,身披麻布,散灰尘于发中。《尼希米纪》第九章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伊撒尔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这是做补赎之例。《以斯德传》第四章,书珊王将把犹太人尽行屠戮,犹太领袖末底改知道消息,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哀痛号哭……犹太人民亦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号,穿麻衣躺在灰中者甚多,为表示大哀痛之例。《创世纪》卅七章卅三节,雅各伯闻其子约瑟被野兽吃掉,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多日,这是纪念死亡之例。中国古人死了父母及至亲,也服麻布之衣,有种种制度,见《仪礼·丧服》。这风俗至今尚未大改。但中国人仅以麻布为丧服,像犹太人一样表示悲伤,则没有听见过。谁知古书里居然也有一例:《左传·僖公十五年》传,秦穆公与晋战,败晋,俘晋惠公,“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莹、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婢子朝以死;惟君裁之。”按穆姬乃秦穆公夫人,为晋献公女,太子申生之姊,亦即晋惠公之姊,但非同母。她此举当然是为了要袒护母家,并顾全祖国之面子,不过她在这时戴孝,实在可怪,所以古来注家聚讼甚多。但勘之旧约《圣经》,乃知实以志哀痛并屈辱。免服恐即是“撕裂衣服”之谓。
  中国人最讲宗族主义,不惟生时不肯轻易离开乡井,死了以后,无论道路怎样远,也必设法将骸骨舁回同祖宗葬在一起,此风亦至今犹然,《礼记·檀弓上》:“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希伯来民族亦有此俗,《创世纪》载雅各伯到埃及,客死其地,临死时,要求其子约瑟立誓,必以遗骸归葬。约瑟临死时,也要求其子辈立誓,以自己遗骸归葬。又旧经记述一个人死亡,便说:“回到他列祖那里去了。”
  希伯来民族立嫡以长、十一而税、重日朔、以右为尊、击掌为保(《箴言》十七章十八节,二十二章二十六节,六章一节)、呼天唤地以作证(《申命纪》三十章十九节,卅一章二十八节,卅二章一节),中国也如此。
  其他风俗民情相似者尚多,只有将来有机会再行探究。
  我知道读者读至此,或者要说,希伯来上帝既于远古时传入中国,战国时代中国儒家又曾大量吸收希伯来的思想,风俗民情又有这么多的相象处,则中国人也许是伊撒尔十二支派之一吧?关于这,我可以回答说:若以人类同出一源而论:原可作此主张,但若从民族学立论,则万万不能这样乱说了。因为人类历史悠长,演变亦极多,各民族都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中国人属于蒙古族(Mongolic),而希伯来人属于闪族(Semitic),有种种不同的特征,若强令中国人认希伯来人为祖,不但中国人不愿,也要教民族学者及历史学家笑倒了。宗教信仰及学术思想可以由甲地传至乙地,甲民族传给乙民族,风俗人情之培成则不是朝夕之功;纵可传来中国,短时期决不能普遍,更不能生根。上述中国与希伯来风俗人情之相同者,我不主张它是传入的缘故,只相信这些风俗人情渊源于世界人类单文化摇蓝的小亚细亚,它们与中国民族同来远东这块大陆,年代悠邈,已不可诘究了。
  我质道读者或者又要说道:人类肤色虽有差异,感情思想则无甚悬殊,有了相同的思想感情,则必产生同样的学术文化,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俗亦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与希伯来思想之雷同,安知不是彼此暗合,一定要说传来,抑又何必?这则不知人类思想暗合固有,但仅能偶然符合一二端,像本文所举大小证据如是之繁多,实非说传来不可。况以生物学而论,两地气候土壤即完全相同,草木禽兽的种子,也不能自然发生,非传衍不能有,草木禽兽且然,又何况博大精深如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者呢?再者,根据本人对屈原作品之研究,战国时代两河流域,希腊、印度,学术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固不止希伯来一地,将来拙著《屈赋新探》若有成功希望,则中国秦以前学术文化史均将改观,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连带解决了。
  这篇论文所想证明者:中国各种学派只有儒家与希伯来古教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以前原有儒教之称,与释、道合称三教。近代中国人对宗教(The Religion)的意义比以前明了,见儒教没有崇拜的对象,没有祭司,没有宗教仪式,遂宣告儒家不足称为宗教,仅能称为学派,孔子不过是一位教育家,等于希腊的苏格拉底。汉代谶纬家及清代康有为,硬想将儒家学派宗教化,硬尊孔子为教主,实是一件非常可笑之事,所以他们的企图不能成功。但笔者本人则敢倡言儒教实亦算得宗教,她的神便是商代甲骨文及六经的上帝。孔子虽非教主,也非祭司,但中国原有清庙之守,也有祀天的仪式,即所谓“郊祀”者是。
  儒教不但可称为宗教,而且在中国一向居于国教地位,请看历代帝王谁不称为天之子吗?创业垂统,谁不自夸为膺受天之大命吗”天坛之尊,不是高于一切神庙吗?天子所斋戒沐浴,恪恭寅畏而祭祀的,不是甲骨文及六经的上帝吗?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儒教——与天主古教关系非常密切,这话不算没有根据之谈吧。

                  自跋

  民国卅八年我自大陆至香港。服务于真理学会,写了这本小册子,原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今将此文收入论丛,题目改为《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因旧题“中国传统文化”六字殊嫌空洞,“天主古教”四字也欠妥。天主古教始于明代,从前可没有,如何可以滥用。今如以之为子题,免得此文失其来处。全文也稍有增删之处,大体则仍其旧。
  原文主张中国古时代的上帝系由希伯来传来,但这个问题,极其重大,正如原书雷永明神父序文中说“必须查考历史,穷究民族学,检讨宗教比较学,语言学等等,然后方可得一完善牢固的结论,迫人中心信服。”我也承认此书写于参考资料缺乏的客中,在我屈赋研究各类论文中,此文最为肤浅、疏略,不过自己此时再读,觉得也有若干可取之处。这有两点,其一,我觉得中国古时的上帝不知所从来,无父母亲属,也无声无臭,无形无像,与希伯来人所崇奉的耶和华确有相似处。中国古人虽也崇祀百神,上帝则至尊无二,说中国人所信仰的原是一神教,似不为过份。其二、谓墨子为犹太教大师——本身不必为犹太人——基督教经典充满“义”字被儒家拾掇了去,从此仁义并举,乃系事实。墨家主要学说是“天志”、“兼爱”“非攻”“明鬼”,尊天于万有之上,天是爱人的,是以要兼爱,兼爱就要弭兵非战。“明鬼”是证明灵魂不灭,这是大节目无不与希伯来教义相合。至于“主君”之称呼,日再中,战长狄,薛下奸人六万家等等那都是小小者耳。战国时代域外文化既大量涌进中国,希伯来文化也一并进来。不足为异。代表西亚、希腊、印度学说的学者莅临远东这片乐土,授徒讲学,犹太教大师如墨子等东来传教,也是不足为异的。
  在我《屈赋新探》里,每谈域外文化必是西亚;希腊、印度,也提多次,却无专文介绍,只有希伯来文化我撰了一个专篇,为了这个文化确有其特异处。
  此文对希伯来的人名、地名、书名,及其名称说法,均依据天主教翻译习惯,如“大卫”之为“达味”,“摩西”之为“梅瑟”,“以色列”之为“伊撒尔”皆是。因民国卅八年我在香港天主教真理学会工作,所读书皆为天主教所译之故。太不普通,今亦懒于更改,请读者原谅。

                六五年八月跋于古都春晖山馆选自《屈赋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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