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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开始写作系在民国十七年夏间，翌年春，付北新书局印行，到目前为止，算来差不多经过三十年了。原书写成以后，自觉极不惬意，本不想公之于世，谁知印成后倒成了一本畅销书，十余年间，销达十余版，并且文坛上一致推此书为我的代表作。我常说自己一生惯于承受“不虞之誉”，这本《棘心》和另一本《绿天》，都是一想到便使我自己双耳发烧的作品，何以二书都能获得广大的读众，并且历数十年而不衰，实非我当初意料所及。这当然又由于读者“偏爱”的关系，说来只有教我既感谢而又惭愧。 我在某书局曾出书二种，鉴于索取版税之难，遂以很低廉的代价，把本书版权卖给了北新书局。原印本以校对欠精之故，错误指不胜屈，我屡次向北新书局提议，请他们设法改正。大约为剜改纸型的较费手脚，人家只潦草做了一张仅仅十行的刊误表，附于原书之后，所改正者不及原来错误十分之一。这件事每令我异常不快，觉得非常对不住那些偏爱本书的读者，对他们像负了一笔债一般。 五年前，作者自海外回到台湾，便有朋友来劝我在本省重印《绿天》和《棘心》，并说《棘心》已有香港的翻印本了。她们把那种本子给我看，印刷纸张都相当精美，可是其中错字脱句，比原印本更多，因错字脱句而致文理欠通之处也不少，一看之下，我气得发昏，重印本书的兴趣，竟因此而被打得烟消云散，况且整理一本旧著作，比写作一本新著作，有时更感困难，我的功课又忙，实在也抽不出工夫来作这种事。 后来那种翻印本，竟由香港打入台湾，并且有两种以上的版本。原印本署名是我的笔名“绿漪”二字，翻印本未征求我的同意，居然用我的真姓名“苏雪林”三字。朋友们都误认为是我自己印行的，见面便问，颇使我难为情，看来修订之事，实在是势所难免了。前年才抽出一部分时间，把《绿天》增订出版。本想接着便修改《棘心》，无奈究竟为了生活太忙，写了一二章 便又搁下，直到去年寒假，才全部补成，算了却这个多年的心愿。原印本只有十二万字左右，现增为十八万字以上，所有原本错字，固一一改正，文句也颇多修饰窜易之处。我对读者多年所负之债，现在总算偿还，并且还加上了一点儿利息，不敢说现已可以告无罪于读者，至少自己良心可以稍觉平安。 照出版法，一本著作售了版权，满了二十五年即可收回。《棘心》版权自民国十八年一月起卖给北新书局，迄今已超过了法定的年限。北新不肯改正书中错误，伤害著作者的名誉，照出版法，原著作者也可以将版权收回。北新书局现在大陆，我无法而且也不必去同它交涉，不过现在流行香港及本省的一些翻印本，所托的名义有的是北新书局，有的是诈称北新转售版权的印刷机关，谅必会向我提出抗议，所以我在此声明一下。 我着手修订《棘心》以前，本来揭示了一个目标：“充分表现时代气氛。”原本《棘心》，时代气氛并非完全缺乏，不过总嫌其过于稀薄，遂使书中主角及其他人物的个性都不能显露出明确的线条，情节也缥渺虚无，好像空中楼阁，因而全书感动之力，也就打了大大的折扣。这并非作者没有表现时代气氛的能力，实因当时各方面顾忌太多，不能让我自由写作。十余年以来，人事上起了莫大的变迁，这类顾忌现已失其存在，所以我才把要说的话说个痛快，要抒写的事实也写个畅心遂意。 有人或者要说《棘心》并不能算是一部纯粹的小说，却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一种名实相符的“写实主义”的作品，作者也并不讳此言。若说本书人物典型的塑造尚属相当的成功，所叙情节，尚富于真实性，应归功于这种“写实主义”；若说本书因被事实所牵掣，写来未免拖泥带水，笨重不灵，则也应归咎于这种“写实主义”。实际上，并非作者敢于自己吹嘘，这本书的结构还算紧凑，情节安排得也颇为自然，似是一种有机体，不像一般自叙传作品之往往为了牵就主观的叙述，妨碍了客观艺术节奏的和谐，说《棘心》是一部小说，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况将自己的身世及人生经验，搀入虚构的小说，中外作家均有此例，譬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迭更司之于《大卫·考伯菲尔》皆是。安知我写《棘心》不是采用这种手法，何必硬要咬定说此书是我的自叙传呢？ 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性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这等于把时代大轮退转到廿世纪的初期，而后顺着时序，放映电影般，将那些情情色色的景况，一幕一幕在银幕上显出。为了本书既算小说体裁，并非某个人的回忆录，当然不能把那些情况写得十分仔细，不过鼎尝一脔，可知全味，我以为这样也仅够了。此书对于五十几岁以上的知识分子，颇可引起心理上的共鸣，为的大家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本书主角杜醒秋的身世是他们的身世，杜醒秋的人生经验也便是他们的人生经验。对于现代青年呢，则这本书是会使他们感到隔膜的，不过也可以教他们由本书而认识一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以及宗教各方面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影响。要说这本《棘心》有什么贡献，这便算是它的贡献吧。 本书真正的主题，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她是一个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妇女，一个大家庭制度和旧礼教观念的牺牲者。她一生所受的痛苦，正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所受的。现在还有人在大骂五四运动推翻了中国旧的一切，未免太伤天害理，甚至可说是罪大恶极。现在也还有人妄想扭转时代之轮，恢复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面貌。作者认为说这话的人，若非顽固成性，则必诞生于一个比较单纯而和睦的家庭，或者他诞生时代较晚，未曾感受旧社会的迫害之苦。前者是他个人的好恶不同，后者则由于他的机会好。试想一个民族的运命随个人好恶为转移，又系于个人机会之优劣，则岂不危险万分么？因此作者一直偏袒着五四运动，认为这个运动之发生，有它百分之百的理由，也有百分之百的必要。至于五四流弊，诚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我要请问世间哪一种主义，哪一个运动没有流弊呢？“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在于我们明智的抉择。 杜老夫人既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则她的价值是否要因此而贬损呢？不，理由在本书各章已叙述得非常明白，现在不必在此更作赘辞。总之，“德行”便是“牺牲”的代词。德行的外表随时代环境而变迁，德行的意义则恒古不改。作者在本书里诚然很反对“片面的伦理道德”，而主张《大学》的“絜矩之道”，不过作者对于道德的绝对性，也并非毫无所知。絜矩之道是“恕”，绝对的道德便是尽其在我，是“忠”，近代学者黎东方先生在他所写的《孔子》一书里，曾说出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原来一切道德根本都是义务，包含有自我的牺牲。这自我牺牲出发于极高度的爱，方其发展到有人无我的境地之时，早已抛却任何利害的计较，忘怀于对方的反映了，这才算得上纯粹的人格。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达到仁字的最高峰。这便是‘尽其在我’，广义的忠字。不仅君臣应该如此，五伦都应该如此。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只有大家努力做到此点，国家才能够存在，家庭才能够存在，社会才能够存在。” 本书杜老夫人的行谊，一“忠”字可以括之。所以她的人格是完美的，纯粹的。作者不怕现代青年笑为头脑陈旧，我对德行素认为是高于一切，素说它是世间最美丽的事物，我抱着莫大的虔敬之忱来介绍“一代完人”杜老夫人，其故在此。前年台湾文坛上发生“拥护德行运动”，笔者也曾追随发起人之后，摇旗呐喊了一阵，其故亦在此。 我并不是敝帚自珍的人，对于本书的写作既自认很糟，本来是不愿修订的。因为一件破旧衣，打上“补丁”，并不足使它变得完整如新，反而弄得满身疤痕累累，更觉不堪入目。不过既有许多人不惮其烦，愿意义务地宣传此书，又不肯负责地搞上许多错误，我自然不能永久坐视，只有编个修订本出来，将这种混乱的局势澄清一下了。修订以后，自觉这件破烂衣服，补得还相当光鲜，只有强颜像那年重印《绿天》，再来灾梨祸枣一次。当此读者购买力衰落，出版界也难于振作之际，我写不出新书，只管把隔宿冷饭一盘一盘炒了托出，不顾主顾吃了腻胃，实在是太不应该。不过这都是义务代人宣传者逼迫出来的，尚望读者多多海涵，不胜幸甚！这本《棘心》是在故神师徐宗泽神父鼓励之下而写作的。各章原稿都先经过他的审阅而后付排，他算是第一个“偏爱”本书的人。现恰逢徐公逝世十周年，这本增订本出来，就算我对他在天之灵所奉献的一种小小的敬意。 1957年6月19日于成功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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