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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余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心里还不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确也不是“时世梳妆”,为此,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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