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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收的二十三篇文字，是我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散文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散文，除了几篇较长的游记留待别编为一集，以及几篇太有时间性的，决意刊落以外，差不多皆已散失。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流徙中遗失的；有的是原稿写出去之后，便无踪影的；有的是发表以后没有剪存，以至现在无法寻觅的。在戎马仓皇中，一个人要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真不容易。 胜利以还，出版界的情形这样的不景气，亦非始料所及。在这样低气压出版状态中，怀正文化社愿意给我把这些文字印出来，使它们不致于再散失掉，这是应当首先感谢的。 这些文字，一半是关于文艺的一些小意见，一半是絮语散文，故依此区别，分为二辑。我的文艺见解未必一定都准确，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我的见解。在第一辑所收的几篇文字中，也颇有几篇引起过文艺界同人的针砭。例如关于新文学与旧形式的那两篇，曾经有林焕平先生为文表示过异议。《文学之贫困》那篇文章，曾引出了茅盾先生的诋诃。《爱好文学》那篇文章在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凤子主编）上发表以后，曾有一位隐名作家呵责过，说是我在不准青年从事写作，大有垄断作家特权的野心。这些见教的文章，本该仿鲁迅先生编辑杂文集的方法，一并附印在我的文字后面，供读者参考。但因为当时没有把这些参考资料剪存，因此就不可能了。此外，在这一辑文字中，需要声明的是关于纪念屈原的那一篇。这是为民国三十四年诗人节而写的一点感想。那正是郭沫若先生因为上一年曾发表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而被骂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也是郭先生亲自搬演屈原的时候，所以我这篇文字也多少有点是为郭先生而写的意味了。 在第二辑中，没有需要说明的文字。只有《老兵的小故事》一篇，是诗，不是散文，照理不应该编在这里。但是这一篇也不能编在我的诗集里，因为风格并不一致。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确是把它作为散文看的，我自己又喜欢它，不愿意割爱，所以这里应该是它最适宜的安身处了。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书名的涵义。我并没有耽在沦陷区里，所以这“待旦”二字并没有上海人所谓“等天亮”的意味。我对于抗战大业，并没有尽过参加作战的责任，所以也不是取“枕戈待旦”的意义。这个“旦”字，只是卿云歌里的“旦复旦兮”的意思，或者也可以说是诗经里的“女曰鸡鸣，士曰昧旦”的“旦”字。我曾经在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写过一首诗，题曰“我期待”，曾经谬承一个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吕亮耕先生大为奖誉，这首诗已编在我的新诗集中，我之所以要在此提起它，只为了要说明这个“待”字的出处而已。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蛰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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