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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为《自然记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尔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之间的日记，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这部日记，挺厚的三册，一九三四年已有了英译本。我在一本英国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觉得很有趣味。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域外文人日记钞》，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弃，特地在《日记钞》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一种现代意味的拉勃吕耶风格，这是最佳风格。” “风格，就是说：忘记了一切风格。” “梅里美可能是将来流传最久远的作家。他比任何人更少使用描写、渲染，这种文笔中的陈套。未来属于文笔简练，惜墨如金的作家。” “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 拉勃吕耶是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以文笔简练著名。列那尔也主张文章以简净朴素为美。他不喜欢用各种修饰语，做长句子。从这里引用的四段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倾向。 我想，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有益。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给我一个美好的现实，我将按照它的样子来写作。” “我是一个为现实所苦的现实主义者。” 这两段日记，却使我吃惊。作者分明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写美好的现实社会。因为他所见到的社会，并不美好，所以他苦恼了。这个想法是独特的，从来没有一位文学批评家规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写美好的现实。不过，列那尔这一观念，倒有些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奏。 这部书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出版于一九九○年六月，我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底才见到，也才知道。 全书共二册，上册正文四四六页，有三五二页是选印了我的二十五个短篇，占我全部短篇创作的二分之一。 还是四五年前的事，编者来找我，说要把我三十年代写的小说选入他编的一个什么集子，作为现代文学教材，征求我同意。我同意他在我的五个小说集中各选一二篇，总数不要超过十篇。过了好久，他拿了一个选目来给我看。我觉得选得很乱，篇数又很多，当时向他提了一些删定的意见。此后就没有消息。 现在才知道书名是《心理分析派小说集》，可是入选的我的二十五篇，几乎有三分之一不是心理分析小说，似乎编者对心理分析还不很明白。 编者的《前言》是一篇不易理解的玄文。他对心理分析小说既似赞赏，又似持批判态度。洋洋数千言，到底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编这本书。这两册书中的作品，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 “心理小说派的艺术手法，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完全都是非现实主义的。”这是此书《前言》中的警句。不过很难理解，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外，文学上还有什么主义？ 《收获》双月刊是侧重刊载长短篇小说的文学期刊。承蒙编者不弃，已连续送了我三年。我已没有精力阅读长篇小说，每期收到，只能看一二个短篇。不过从去年以来，这个刊物上有了不少老年人以为可读的杂文，例如徐迟的自传，使我对这个刊物刮目相看了。 这是今年第一期，我首先看了王蒙发表的八封作家书简，其次看了高汾追忆廖沫沙的文章。看后也有些说不清楚的感慨。 “三家村”中人，我只认识一个吴晗。一九三七——一九四○年，我和吴晗在云南大学为同事，又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第一年，初到昆明，还没有社会关系，本省教师与外省教师之间还有隔阂，不多往来。我们住在王公馆宿舍里的外省教师，自成一个部落，生活闲静得很。有好几个月，每星期总有四五个晚上，大家都在我房间里打扑克，打桥牌。吴晗是一名高手，他的桥牌打得好，每逢我和他做伴，我屡次打错，常常挨他的骂。 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 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 廖沫沙，我不认识，如果不批判“三家村”，也许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甚至未闻其人。现在，读了高汾所引录的这几首诗，才知道此人胸襟十分宽宏、气度十分高朗。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居然会培养出两位幽默诗人，一位是散宜生，一位是廖沫沙，他们都活下来了。 淳于髠、东方朔是中国幽默的祖师，但是，自从司马迁写了《滑稽列传》以后，历代以来，幽默家还不多见。林语堂在上海提倡幽默，几乎有十年之久，也没有提倡出一个高明的幽默家。看来，中国人的气质，很不容易酝酿出幽默感。 再说，淳于髠、东方朔，都是皇帝的弄臣，有些像十七、八世纪法国皇宫中的小丑和“比哀乐”，他们以逗人发笑的言行，娱乐皇帝。在他们自身，这种幽默感仅仅是出于机智。散宜生、廖沫沙的幽默感，却是他们内心悲愤，失望的苦果。我们读了他们的诗，不会发笑，只会慨叹，甚至会想掉泪。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有一个时候，我们曾说：“化悲愤为力量。”如果力量发挥不出，也只好化为幽默了。然而，很不容易。 一九五九年，我以“右派分子”资格，从嘉定劳动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本职工作十分清闲，一天用不到八小时，因此，我就利用空闲，抄写历代词籍的序跋、凡例，打算从这一方向，收集词学的研究资料，编为一书，亦可以说是别创一格的编纂工作。用了四五年时间，时作时辍，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 这部稿子，在资料室书橱里沉睡了将近二十年，到一九八四年才由继任工作人员找出来送给我。由于当年是用土法造的格子纸抄写的，纸已大半霉烂，字迹不清，不得不挑出一部分无法辨认的，请中文系同学重抄了一份。 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季寿雍在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一九八五年到上海来组稿，我和他谈起，有这么一部文稿，还在找出版家。承他热情，把文稿带回北京，向编辑部推荐。不久，收到他的信，说该社已决定接受此稿，列入出版计划。但是，大约由于文史资料书不景气，这部文稿至今未能印出。 上星期，有人送来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翻阅一遍，正和我编的那本书大同小异，不过只收了唐宋部分，可是也已有四十七万字，似乎编者搜索得比我更为详赡。这一部分能及早印出，为词学研究工作者利用，确是可喜的事。 我在抄集这些词籍题跋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弄清楚了一个问题。“词”这一种文学形式，在唐、五代时，名为“长短句”、“曲子词”。在北宋时，名为“乐府”或“乐府雅词”，或“近体乐府”。到南宋中叶，才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到南宋晚期，才确定这种文学形式的专名为“词”。在南宋中叶以前，一切单用的“词”字，都是“辞”字的简体字，其意义是“歌辞”，是一个普通名词。 这本《词集序跋汇编》的《引言》中说：“词，这一文体，在唐宋时期不大为人所重视，是以‘诗余’而出现的。”编者这句话失于考究了，可知他没有注意到：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始终没有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再说，“诗余”这个名词，并不表示宋人不重视词，恰恰相反，正因为词的地位愈来愈被重视，故名之为“诗余”，把它们推进了诗的行列。 《元草堂诗余》和南宋人编的《草堂诗余》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书。这个《汇编》把这两种《草堂诗余》的序跋抄在一处，是一大错误。 一九三○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曾译过一本赫伯特·里德的《今日之艺术》，由此引起了我对西方现代画派的兴趣。我买过一二十种画集，最大的一部是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些书，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失去了。 在这一批失去的画集中，使我怀念的，并不是毕卡索，果庚，或超现实派画家，而是一本法国女画家劳朗珊的水彩画集，一本英国吉平斯的木刻集，和一本法国杜米埃的漫画集。 去年，老友周松令来闲谈，我和他谈起杜米埃。过了一个月，他把这一本一九八五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杜米埃》画集送来给我，使我有机会再欣赏一次这位玻璃匠的儿子的辛酸的讽刺画，亦是老来一乐。 可惜的是，这本书印得不好，制版技术很差，排版形式亦十分古老，选材也不够精严，有些著名作品没有选入。而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解说。 讽刺画具有极强的时间性、时代性。不用说外国讽刺画，即使我们中国的讽刺画，当画家讽刺的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画就不很容易为观赏者所理解了。上海，或者是中国，最早的讽刺画家，是我的同乡黄文农。他的画出现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如果今天有人把他的画收集起来，印一本画集，可能连我这个当时的欣赏者，也记不起这些画的矛头指向何处了。 这本杜米埃画集，收画三十九幅，加上封面、封底各一幅，共四十一幅，卷首《杜米埃简介》中提到了其中的二十幅。卷尾《部分作品说明》解说了其中的八幅，都没有解释画面。还有十多幅，连一点提示也没有。这就使人无法深入理解其讽刺意味。 第三十二图《拿破仑之舟》。画上的“舟”是“方舟”，也是拿破仓的军帽。拉车的是象征俄罗斯的鹫。这幅画的寓意是：拿破仑想以征服俄罗斯作为他救命的方舟，结果却被俄罗斯拖到了惨败。 第三十六图的画题是《被遗产震惊了的女人一八七一年》。这一八七一，好像是作画的年份。其实这个年份在画面上有，画家告诉观者，这是一八七一年的事。也就是巴黎公社失败后，画家追悼之作。“遗产”是指为巴黎公社献出了生命的人民。《简介》中虽然谈到了巴黎公社，却没有说明画意。 我举两个例子，代表读者，要求介绍外国艺术的出版物，要有高明的解说，帮助观画者理解。 八月十三日，收到兆和嫂子寄给我的这本沈从文著作的新刊本。当时我正在病中，十分萎顿，伏枕看书都没有精力。大略翻阅，知道湖南岳麓书社在计划印一套《沈从文别集》，全部将有二十种，这本《湘行集》是第一种。 十年以来，从文的著作已印了不少。全集也已印出了。《湘行集》的内容，主要就是《湘行散记》。这一种，也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一个单行本，现在又印出了一个《别集》本。从一九三○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印的初版本算起，这本书我已看过不止三遍，现在我没有精神再“炒冷饭”。因此就把它插上了书架。 这几天，健康逐渐恢复，偶然又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仔细看看。才发现这个《别集》本的特色。原来这个版本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湘行散记》，而是从文写《湘行散记》的以前的原始素材——他们两夫妻的三十七封书简。这是没有发表过的资料，如果说《湘行散记》是“表”，那么，这些书简便是“里”。向来我们读《湘行散记》，只是见其表，而现在，这些“散记”却表里透明了。这本书的编法，是一种创新。想不到从文、兆和夫妇在历劫之余，居然还能把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书信保存下来，为从文的著作补充研究资料。如果《别集》的其他各本，都有这样的新增资料，《别集》就可能胜过《全集》。 书中还印有几幅从文的山水漫画，大约是当年随信寄给兆和的。为什么早年印《湘行散记》的时候不把它们印进去呢？向来我只知道从文能写一手好章草，却不知道他还能画。 现在，知道得太迟了！ 《遐庵谈艺录》一册，宣纸线装，仿宋铅字印，七十年代从吕贞白借阅。卷首有《小引》，略云：“此书为叶遐庵先生近二三十年关于艺文之随笔、札记，兹经搜集成帙。虽未必尽惬先生之意，且事实亦或有迁变，然足供艺林参考，则无疑也，故录焉。”此《小引》署名“录者”，全书中不见编录人名，竟不知此“录者”为何人？ 全书收文一百二十九篇，遐庵自记其所知、所见、所得书画、金石文物，为文物考古学者重要参考资料，可与邓之诚所著《骨董琐记》比美。遐庵者，叶恭绰也，文革中，被凌辱而死。此为其最后著述。 此书无印行年月，亦非公开发行品，故流传极少。闻为胡道静一九六四年编辑校印，以赠友好，免于亡佚。《骨董琐记》近年有重印本，我希望此书亦有机会重印流传。 新文学运动初期，译诗集极受青年欢迎。郭沫若译《鲁拜集》，郑振铎译泰戈尔的《飞鸟集》，都曾畅销一时。但以后几年，译诗集渐渐不景气，书也出得很少了。 最近十年，可谓译诗集出版的旺季。湖南印出了一套《诗苑译林》丛书，把外国古今诗歌作了大面积的介绍，极受青年诗人的欢迎。 诗人贝岭选编了一本《外国百家爱情诗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七月中，送给我一册，我正在病中，即在病床上看了一遍。 此书中选译的都是现代诗，我十分欣赏，爱情也有时代感，十八、九世纪的外国爱情诗，在它们本国也没有青年人喜欢读了；中国青年，距离更远。 其次是此书选材面广，收入了许多国家的好诗。这反映了近年来译界的宏观趋向，介绍外国文学，不再局限于英、法、德、俄、美几个大国了。 第三十二页有一首法国诗的最后三行，译文是： “我呢，我将头 捧在手心 我嘤嘤哭泣。” 这三行诗，使我想起《聊斋志异》中的那个女鬼，把自己的头拿下来放在桌上梳理头发。 一九二○年代，赵景深把英文的“银河”译为“牛奶路”，被鲁迅奚落了一顿。又有人把英文的“仰头而卧”译为“睡在他的背上”，也在译人中间传为笑柄。其实，这两位译者都没有译错，不过是直译、死译，不适用于中国语文习惯而已。 “将头捧在手心”而“我在哭泣”，不知“我”的眼泪从何而来？中国有“抱头痛哭”的成语，译者为什么没想到？ 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之富，为清季以来东南藏书一大家，今书散堂空，成陈迹矣。吾友周子美早年佣于刘氏，典守其藏书，凡二十年。尝编《嘉业堂藏钞本书目》，藏于家，未及刊行。甲寅（一九七四）秋日，我从子美借阅，为之著录。 书凡四卷，稿本，著录钞本、稿本一千二百余种，皆古籍由钞本及明清人著述之未刊稿本。《清史稿》原稿本有数百册，子美云：其列传部分视今已印行之《清史稿》多千余篇。可知当时定稿，删退甚严。然此删余稿，亦甚有用处，不可任其泯没。 我不习版本之学，不能知此书目中名贵者何在？但录其为我所注意者于此，希望他日或有机会得而读之。 刘僖海《唐昭陵陪葬姓氏目碑文存佚考略》一卷，又《燕庭金石丛编》五册。燕庭遗著，多未刊行，此二书仅其一脔耳。著录昭陵碑刻，前有林同人，后有罗振玉，皆未详及陪葬姓氏。刘氏此作，亦费考核。《金石丛编》为《金石苑》之未刊稿，其中著录异品必多。 旧钞本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记一卷》。此书虽有四库著录，亦未闻有刻本。宋人笔记，至今少此一家。 词人郑文焯著述甚富，多未刊行。其婿戴正诚为撰《年谱》，著录其所撰书目，皆有目无书，读者或以为妄。今此目中有《樵风杂纂三卷》、《瘦碧庵脞录一卷》、《双铁堪杂记》一册、《半雨楼杂钞》一册，想必皆花草金石文字。我尝得郑氏所藏金石拓片数种，皆有题识，此诸稿亦不知流落何许。文人身后，著述不传，亦可慨事。 史事之书，则有李仙根、杨兆杰之《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四卷，皆有关晚清海疆政治之作，惜未得刊行。 《五茸志逸》为吾松江野史之著名者，所见抄本皆不过数卷或十余页。嘉庆《松江府志》常引用此书，而迄今未有刊本。此目中有旧钞本十二册，必从原稿过录之全本也。 集部书目皆明清人诗文集之无刊本传世者，多小家数，惟其中有闺秀集十余种，皆未见征录者，尤可叹惜。 作者房龙是一个荷兰人，一九○三年，二十一岁，到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即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战地记者。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化普及读物《人类的故事》，获得好评，风行一时。以后又出版了《闲话圣经》、《房地理》等书，奠定了他的著作方向。 《人类的故事》三十年代有过中文译本，我看过，觉得很好，应当推荐给青少年阅读。这本《人类的艺术》原著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伦敦版），中国已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外文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转眼过了五十年，才读到这个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译本，意外的高兴。 这本书，也像作者其他著作一样，是一本普及性读物。它简明扼要地讲解了全世界各国的艺术情况。不过关于中国部分，似乎讲得太浮泛。看来作者对远东艺术，所知不够，因而无法具体地论述。但是，有一段话，倒很有意思： “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种文化的名称。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是个聪明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人不会得这样长久在世界上存在。国家有兴亡，但文化却是在创造它的民族已灭亡之后，仍能继续流传几千年的东西。”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二年）。这以前，本来没有这个国名。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的名称，那也是开始于一九一二年以后，在此以前，我们的文化曾被外国人称为秦汉文化，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最有对外影响的两个时代。唐代文化尤其是源远流长，到今外国各大都市仍有唐人街，而不称中国街，虽然英文名为chinatown，这个名词亦只能译作“支那城”，而不是“中国城”。 印度人称中国为“脂尼”，日本人称为“支那”，这个名词传到西欧，英国人读作“却也那”，法国人读作“希纳”。本来都不是“中国”的译名。至于俄国人，到今天还说是“契丹”。 “国家”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兴亡，本来不同于民族兴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物，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物。所以，民族文化可与国家同兴，而不会与国家同亡。但是，一个民族灭亡之后，它的文化迟早必然被消灭，只要看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即可为证。关于这一个观点，房龙却讲错了。 去年十月，有人从北京来，说北京新出了一本名家书法集，其中有我的字迹。我已十多年不写毛笔字，而且我的字不入书家之列，怎么会有人看中我的书法？ 近日收到中华书局所赠一部《中华书局所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其中有我的三封信，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去年是中华书局创业八十年纪念。书局领导同志把编辑部中所藏文人、作者的书信，选印一册，以为纪念。从一九一九年的梁启超到一九四八年的嵇文甫，共收书信将近四百封。在这三十年间，与中华书局有过关系的文化人的笔迹，由此书保存了不少。 现代的文人、学者，可以无求于达官贵人，却不能不有求于出版家。这四百封信，反映了一代文人如何迫切希望他们的著述能够问世。一部分书信更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处境。 一九三○年五月，徐志摩曾有信给舒新城，为胡也频介绍出版其小说集，《夜里的谋生者》，这部书稿也随信寄去。这件事，好像没有人说过。《夜里的谋生者》也没有见到过印行本。胡也频与徐志摩相识，也一向无人知道。这一记录，可谓文坛逸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徐仲年有一信致舒新城，内容说：“弟之老友韩侍桁兄及杜衡、蛰存两兄拟编一丛书”，要求中华书局为之出版。信中开列了十种书目，其中有《施蛰存小说集》。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和徐仲年共见过二三次，并无交往。由此可证，有许多新文学史料记录，都是不足征信的。 一九三三年，郑振铎、朱光潜、巴金、靳以等计划办一个文学季刊，当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振铎有信给舒新城，为这个集资自费办的刊物拉广告。他希望中华书局能在这个刊物上登一页新书广告。广告费原定每页四十元，可以优待，改为二十元。信中说，《文学季刊》创刊号印一万册。 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办同人刊物的艰难。二十元一页的广告费，可谓低廉已极，舒新城当然在信上批了同意。这二十元，在当时是三万字的排字工价。一本《文学季刊》，有四五十万字，不知要拉多少广告，才能解决排版费用？纸张、稿费，还不知从何处张罗？郑公信上又说：《文学季刊》第一期拟印一万册。这句话分明是为拉广告而夸大了。当年的文学刊物，每期能印四千册，已经算是红火的了，那能印一万册？ 郑振铎为人慷慨直爽，热心助人，一九五八年死于飞机事故，友好无不痛悼。今读其遗札，又三十余年矣，怀念音徽，不胜斯人难得之感。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春游琐谈》第一、二、三集各一册，一九七五年从吕贞白处借阅。第一集有壬寅（一九六二）春中州张伯驹序，略云：“尝得隋展子虎画游春图，因名其所居曰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晚岁于役长春，先后来集者有于省吾（思泊）、罗继祖（奉高）、阮洪仪（威伯）、裘文若（伯弓）、单庆麟（致任）、恽宝惠（公孚）诸君，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爱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非惟为一时之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 张伯驹于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谪居长春，无聊之极，遂创此议，集同道诸友好，每月作一文，以遣岁月。此三册乃当时油印以分送友好者。闻所印不止三集，贞白所得，我所见，惟此三集耳。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黄杨厄闰，大受冲击。刚烈者一死了之，怯弱者随缘忍辱，惟旷达者犹能夷然处之，不改其乐。青年人则以小说，诗歌，油印流传，奇文共赏；中老年如春游主人，则创为此举，集体成书，以贻后人。我辈今日读之，非但可以博闻多识，继承薪火，亦可仰诸老辈之坚贞风度。 一九五八年以后，几有二十年，文化出版物非常寥落，惟此等以油印流传之地下文学，颇多佳著。我希望有好心人，能为之收集，著录，建拾遗补缺之功。 《读岭南人诗绝句》十八卷，誊写版印二巨册，番禺陈融著。融，字协之，号颙庵，平生好聚书，搜罗粤中文献尤备。 其越秀山堂藏书数十万卷，自抗日战争以后，散亡殆尽。 颙庵尝以暇日，尽读岭南人诗，题以绝句一二或三四首，凡六易稿始写定为此编，戊子立秋日，如皋冒广生为之序，称“今年七月，值协之七十三岁生日，同人醵资为付剞劂，并其所作《黄梅花屋诗》附焉。”然此书实于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印成，盖戊子岁末及付梓而时移代变也。 此书收论诗绝句四千余首，咏及之岭南诗人凡二千余家，惟未附其《黄梅花屋诗》。诗皆评泊古今粤中诗家，题材单一，宜其不能多变化，然其所附诗人小传，则颇足备稽考，可与周庆云《两浙词人小传》比美，亦有用之书也。 岭南诗人可考者，自唐曲江张九龄始。此编增汉杨孚、陈刘珊二家，意欲使岭南诗史，追源至汉代，其实此两家，未尝有诗也。 近代诗人，则征存甚富。然有目而无诗者，至五十余家，如黄节、古应芬、梁启超、胡汉民、汪兆铭、苏曼殊、蔡守、伦明诸人。皆题咏所未及，岂有所避忌耶？当世作者，如叶恭绰，洗玉清，詹安泰诸家，亦未有品藻，可知沧海有遗珠矣。 《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四册。题番阳默斋于济、德夫，建安蒙斋蔡正孙，粹然编集。卷首有蔡正孙庚子春三月序，大德己亥花朝王渊序，大德丁酉孟商于济序。可知此书原为于济编集，仅三卷。以其稿寄建安蔡正孙。蔡惜其书“杂而未伦，略而未详”，为广搜博采，扩为二十卷，付其子弥高梓行之。蔡氏父子，盖建安书坊主人也。蔡氏所刻之书，有《诗林广记》、《陶苏诗话》，我曾见之。 此本乃日本所刻，题“天保辛卯年新镌须静堂校本《增注联珠诗格》”。增辛卯岁须静主人一序，称“此书版毁久矣，赖有江户近刻本。然江户本删去增注，不可见古人面目，未为善本。因以所藏校本付松柏堂书肆刊版传之。”按天保辛卯，当我国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此书在日本，似颇流行，屡有刻本，在我国则明清以来，未有刻本，且诸家藏书目录中，亦未尝见。 此书为学诗者编撰。于济序云：“此为童习者设也。使其机栝既通，无往不可，亦学诗之活法欤。”其所谓活法者，对仗之法，用字之法也。蔡正孙序云：“凡诗家之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载。凡三百四十有余篇，附以评释。”盖搜集诗家常用之转折字面，以为格式，使学者得以参悟。自第四卷至第十九卷，皆以语词为格。如第五卷有“用莫道字格”一篇，集录刘禹锡诗句：“莫道西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又王昌龄诗句：“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又陈陶诗句：“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其他如“用若使字格”，则集录唐宋名家诗之用“若使”字者，“用底事字格”则集录诗家用“底事”字之句，凡三百余格，皆如此。所录原诗，全为七绝。童子学诗，未尝不可以三隅反，然专以用字为格式，终非根本也。 此书采录宋人诗，以江湖诗人之作为多，颇有佚篇，可资采摭。如集中收白石道人《水亭》诗云：“啼杀流莺春正寒，一亭长占绿杨湾。客来日日抛香饵，惯得游鱼傍王阑。”此诗今本《白石道人集》皆失收。又有《早春》一首，即今本《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第十首，其结构今所传集本作“看见鹅黄上柳条”，此本所录则为“看见鹅黄柳上条”。下有蔡氏注云：“上字放柳字之下，此诗中下字体”。可知当时传术为“柳上条”，今本皆改误矣。 《棕槐室诗》油印本一册，金山诗人彭隺濂著。此书承作者见惠已数年，收到时曾讽诵一过，其后插上书架，尘封久矣。今日整理书架，又得而阅之。 彭君诗取径中晚唐，时有佳句，亦不免有败笔。集中附当世诸名家评语，亦有助于吟赏。然亦有出人意外者，如彭君诗云：“城里万家都睡尽，雨余却放月光来，莫愁高阁无人共，自有钟山照酒杯。”有李拨可评曰：“颇似白石。”按此诗直露无余韵，去白石诗风甚远，乃冒：“颇似”，窃所未喻。又有句云：“茶香叠叠真堪味，世论纷纷各不同。”李拨可评曰：“五、六系流水对，此是晚唐做法。”此评语亦出人意外。流水对者，合上下二句，始成一意，今此联二句各具一意，岂得谓之流水对？且流水对亦不始于晚唐。李氏此评，使人瞠目，可知其诗虽佳，诗学则犹未逮。 又，朱东润评彭君诗云：“诗写得清新自然，颇有新意。韵律也很和谐，读之脍炙人口。”此评语亦大奇。成语“脍炙人口”，是称许其诗传诵于众人之口，现在说是读了彭君之诗，就“脍炙人口”，到底“脍炙”于什么人之口？可知朱氏实未解此成语。以为是“齿颊流芳”的意思了。 李、朱二家都是名士，还不免于疏失如此，古典文学真是不容易讲谈。 在沸沸扬扬的评论热潮中，我也受到冲击，托人去把这本书买来，看了三天，介绍给我的孙女儿。想不到她说：“已经看过了。”我问她：“你什么时候看过？”她说：“好几个月了。”我说：“书呢？”她说：“在楼上房间里。”我说：“为什么不给我看？”她说：“我不知道你会要看这些书。” 她说得不错，“这些书”，我确已好久不看了。可是，这本书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了两本，一本是定价六元的，一本是定价九元的。从这一现象看来，这本书已无愧为一本b．s（畅销书）。 这本书，正在引起一个“轩然大波”，议论纷纷，还未有定论，我也不想介入。不过，应当首先认定的是：这是一本什么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小说，已经有过这些提法。我认为，是传记，还不是文学。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写了不少传记，能列入文学之林的没有几本。这本书能不能列入文学之林，还要待读者和时代的论定，现在则为时尚早。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本身有问题。欧美人只说“报告”而不称“文学”，只有日本人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名词。而我们跟着使用了。“报告”是新闻文体，不是文学文体。既称“报告”，就不能用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这是一个古怪名词。用第一人称的小说，应该都是自传体的小说了。小说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有故事结构。二、不写真人真事。因此，这本书就不能说是小说。我认为，正名定分，这本书是周励的自传。一切评论，都应当服从于评论传记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先是当红卫兵，为革命立功。得到的奖励是到北大荒去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国青年所遭遇的一种独特命运。我无法想象，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劳动之际，回忆当红卫兵时期的烈烈轰轰的战果，到底自以为胜利了呢？还是失败了？ 八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我以为很好，应该把各种在“文革”中负伤的老中青年的病历记录一下，留一份历史档案。可是，不知给什么风一吹，伤痕文学忽然悄悄地病愈出院了。今天的二十岁青年，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过这一段残酷历史，可知历史是很容易被忘却的。 周励这本书中，记述她的北大荒生活，似乎写得十分温文尔雅，我看了还觉得不够。可是，有一位批评家却以为，到今天九十年代，还在写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不免过时了。 有些人要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鉴古知今，有些人遮掩、涂改、或忘却历史，这是为了什么？ 周励这本书，是在兴高采烈的情绪中写出来的，不免有许多自鸣得意之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本书对于在外国打工求生的中国青年，可以起一点鼓励作用，使他们有信心，有希望，也未尝不是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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