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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


  《青年报》编者来访,先是闲谈,随即吐露来意,要我开一份书目。我一听说“开书目”,也不用问他开什么书目,立刻敬谢不敏,另请高明。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酷的经验。你开一个书目,指导读者去阅读这些书,这里就有严肃的思想问题。你这些书的思想是消极的,就是想麻痹读者的积极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就是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就是想宣扬封建主义,否定读者的反封建进步思想。一份小小的书目,可以招致大大的罪名。所以我不再应报刊编辑之命,开任何一种书目。这个决心,已拿定并实行了五十年。
  开一份书目,为青年人作治学指南,这个设想的始作俑者,大约是张之洞。他提供了一本《书目答问》,在晚清数十年间,曾是一部畅销书。“五四”运动以后,文化思想起了大幅度的改革、开放,《书目答问》嫌旧了。于是梁启超推出了他的《国学用书必读书目》(?)。这个书目,开了风气,接踵而来的,就有许多“必读书目”,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各方面都有。有的称“必读”,有的称“基本”,总之是强调这些书非看不可。三十年代中期,开书目这个风气,被报纸副刊编辑看中了。不知是谁,首先想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定好专题,请许多人开“必读”或“基本”书目,每人只要开列十种书,这样就便于组稿,也便于在副刊上发表。
  开书目的本意是指导各种学科的初学者,使他们知道应该从何处入门,如何渐进。但发展到报刊上每天发表十种书目的阶段,这些书目就含有为出版商做广告的意味了。有些书目中会出现新出版的,还没有定评的某些著作,居然已被推荐者认为“必读书”,除了为书店或作者做义务广告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三十年代,英国《鹈鹕丛书》中有过一本《读者指导》,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指导书目。其每一项下,开头是一些公认的经典著作,以下便是各大小书店的广告书目了。这本书出版后,被学术界批评得很凶。
  任何一种学家,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两位史学家,或两位经济学家,从初学到成为专家,他们累积知识的方法和过程,都不会相同。为初学者提供一份“入门”、“基本”或“必读”书目,这是前辈学者帮助后进的好心。但接受这份书目的初学者却不能“照单全收”,无论是程序或品种。例如,开一份古典文学书目,一般都从《诗经》、《楚辞》开始,但学习古典文学,就不能从《诗经》、《楚辞》开始。全部书目,也不是全部“必读”,这里就应当按各人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所以,我以为,书目仅仅是一个学习起点的参考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需要阅读不少书目中未列入的书,而是开书目的人无法想到的。
  我常常从各种书目中,研究开书目的人。他开的书目,反映着他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兴趣。如果他开的书目中,列入一部出于你意外的,与众不同的书名,这就大可注意了,应当研究一下。你如果说:这是开书目的反作用,我则以为是它的很好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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