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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安吏


  安禄山之乱,使唐玄宗李隆基的外强中干的政权迅速崩溃,暴露出官吏的腐败,将士的懦怯,军队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斗志,社会秩序的紊乱,人民的贫困。杜甫在这几年中,漂泊于长安、洛阳之间,把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许多组诗,如“二哀”(《哀江头》、《哀王孙》),“二悲”(《悲陈陶》、《悲青坂》),“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著名的作品。现在从“三吏”中选讲一首。许多选本都选取《石壕吏》,最近又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就不选了。改选《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冬,安庆绪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人围攻相州。自冬至春,未能破城。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支援安庆绪,与官军战于安阳河北。九节度的军队大败南奔,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第一段八句,二句一意。诗说:有旅客在去新安的路上走过,听到人声喧哗,原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旅客便问那些新安县里派来的吏役:新安是个小县,人口不多,连年战争,还会有成丁的青年可以入伍吗?吏人回答说:昨夜已有兵府文书下达,规定点选中男入伍了。旅客说:啊,中男还是短小的青年,怎么能让他们去守卫东都啊?
  唐代的兵士,隶属于折冲府。每一个应服兵役的青年,都应在成丁后入伍,为本府卫士,到六十岁方能退伍。“府帖”就是折冲府颁发的文书。玄宗天宝二年,规定二十三岁为成丁,满十八岁为中男。新安县的二十三岁以上男子,都已征发去从军,有的死亡,有的伤残,有的逃散了。所以现在要征发其次的中男,即满十八岁的青年。旅客以为这些青年还没有成长,不能担负守卫王城的任务。洛阳是东都,故称为王城。“借问”的“借”字是一个礼貌词,等于“请问”,现在口语中还用“借光”,亦是礼貌词。
  第二段也是八句,描写旅客所见到的那些应征的中男。肥胖的青年大概家境还不坏,他们都有母亲来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来自贫户,他们都孤零零的,无人陪送。时候已到黄昏,河水东流而去,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旅客看到如此景象,觉得只好对那些哭泣的人安慰一番。他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然伤了身体。天地终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啊!这里,白水、青山二句是比喻写法。前一句指应征的中男向东出发了,后一句指留在那里的送行者。我们如果联系《哀江头》中的那句“清渭东流剑阁深”,便可以看出杜甫惯用这样的比喻,并且还可以引“白水暮东流”一句以证明“清渭东流”确是指那些散伙的百官宫女。
  “天地终无情”一句,作《杜臆》的王嗣奭以为“天地”指朝廷,不便正面怨朝廷役使未成丁的青年,故以“天地”代替。作《读杜心解》的浦起龙既同意王说,又说:“然相州之败,实亦天地尚未悔祸也。”这两个讲法,我以为都可讨论。试看这首诗的后段,杜甫并没有谴责朝廷征用中男的意思,对于这次战事,他还肯定是“王师顺”,那么,在这里讲作指斥朝廷无情,就显得不可能了。我以为这“天地”二字是实用,而且是复词偏义用法。作者止是说“天道无情”,在无可解释而又要安慰人民的时候,止得归之于天意。这是定命论的观点,在古代作家作品中是常见的。浦起龙虽然也以为天地是实指,但他说这“无情”是由于“天地尚未悔祸”,却是迂儒之见了。
  接下去十二句为一段。开头四句提一提相州之败的军事形势。官军进攻相州,本来希望一二天之内就能平定,岂知把敌人的形势估计错了,以致打了败仗,兵士一营一营地溃散了。“星散营”,杨伦注曰:“谓军散各归其营也。”(《杜诗镜铨》)这个注解恐怕不对。战败的军队,一般总是逃散,决不会“各归其营”。这三个字应理解作“散营”再加一个副词“星”。如何散法?如星一样地分散。散的是什么?是营的编制。一伙一伙的溃散,称为散伙。一队一队地溃散,称为散队。一营一营地溃散,称为散营。“日夕”在此句中应当讲同“旦夕”,而不必讲作“日日夜夜”。当时郭子仪统率大军二十万围攻相州,满以为旦夕之间可以攻下。所以下句说“岂意”。如果讲作“日日夜夜”地望其平定,那么“贼难料”就不是意外之事了。
  接下去八句,给被征入伍的中男说明他们将如何去服兵役,从而予以安慰。伙食就在旧营垒附近供应,训练也在东都近郊。要他们做的工作是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牧马也是比较轻的任务。这是说,不要他们去远征,而是就在当地保卫东都。粮食不缺,工作不繁重。接着说:况且这一场战争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参加的是讨伐叛徒的王师。主将对于兵士,显然是很关心抚养的。你们送行的家属不用哭得很伤心,仆射对兵士仁爱得像父兄一样。仆射,指郭子仪,当时的官衔是左仆射。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前半篇诗,对于点选中男,作者感到的是同情和怜悯。但这种怜悯的情绪,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对战争的思想。因为他不能反对这场战争。于是转到下半篇,就以颂扬郭子仪、安慰送行的家属作结束。“天地终无情”说明前半篇的主题思想;“仆射如父兄”说明后半篇的主题思想。这两个主题思想是矛盾的。但杜甫把它们并合起来,成为全诗的一个主题,表达了他当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分析这首诗云:“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他以为杜甫此诗,前半篇是表现了诗人的仁,他要以这种恻隐之心感动皇帝。后半篇是表现诗人的义,他要以从军卫国的责任去鼓励兵士。这就不是平常的创作方法了。
  如果用这一讲法,这首诗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作品。前半篇对中男的怜悯成为虚伪的同情,其目的是劝诱他们去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于仁之中”,这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这就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了。
  许多人用浦起龙的观点解释这首诗,自以为抬高了杜甫,称颂这首诗“措词得体”,继承了《诗经·国风》的传统,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我们在前半篇中,实在看不出杜甫有把点中男入伍的惨状去感动皇帝的意思。近来有人说这一段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谴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谴责的意味。我以为杜甫当时只是抒述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天地终无情”。我在讲高适的《燕歌行》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唐代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各有不同。对战争本身,他们都是反对的;对于每一次战争,他们的态度就有区别。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因此,在从军、出塞的题材中,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矛盾。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这一首《新安吏》是同样的例子。
  所以,我宁可说这首诗反映了杜甫的矛盾心理,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他并不是为了“温柔敦厚”而组织成一首“义行于仁之中”的麻醉人民的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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