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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棍


  古人写文章、抄书,都没有标点,也不断句。从帛书、竹简到敦煌卷子,历代以来,都是各人各读,各自体会,各自解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宋元以后,有了断句,“五四”以后,有了标点,于是古书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同样一句话,同样几个字,加上一个圈,一个逗点,会产生不同的涵义,引出无穷的论争。
  标点符号是乱天下文章的一根魔棍,岂不信哉?
  你不信,有例为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夫子的话,见于《论语·泰伯》。上下文都不相干,没头没脑的,不知哪一位高足弟子,记下了老师这么一句。从汉到宋,从小学生到老师宿儒,都在两个“之”字上读断。意义很明白,谁也不怀疑。老百姓,只能叫他们依照政策法令做人做事,不用叫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由”是指行为的准绳,“知”是指这个准绳的理论根据。朱熹注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看起来,好像还是这样讲法,其实已有点移动了。朱熹把“不可”(donot)讲作“不能”(cannot),于是前句中那个“可”字就是“能”字了。程颐的注解也是一样,不过他说得更老实些:“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一个“不能”,一个“但能”,说得多少苦心,多少无可奈何!他们二人总算替孔圣人洗刷了愚民之罪,归咎于人民自己愚蠢。
  一转眼,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在前进,出了一位新圣人,梁启赵。他读《论语》,觉得这两句话实在有点侮辱人民,于是挥动魔棍,来一个点铁成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样,他把人民分做两档。一档是“可”的,一档是“不可”的。可的人民,让他们在行动上奉公守法;不可的人民,就应当办个学习班,使他们懂得法制。于是,一种人民是由而不知,一种人民是知而不由,似乎有点颠倒吧?
  一转眼,又过了七十年,《论语》这两句,始终没有现代化。虽然有了“新儒学”,还不见有新圣人。蜀中既无大将,小子也只得当仁不让,来一个班门弄魔棍: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也把人民分做两档:“可使”之民和“不可使”之民。
  “可使”就是“可以使用”。可以使用的人民,不管他知或不知,都不妨由他自己行动,不予干涉。或者说,给他们多一些自由。这就叫“由之”。不可以使用的人民,一般都是无德无才,而好“作乱犯上”的。这种人民,必须一个个调查清楚,记录在案,严加管束。这就叫“知之”。
  这两句《论语》,不是“现代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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