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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两期《上海文论》，知道有些青年文论家在讨论“重写文学史”。参加讨论的人不算少，似乎很值得讨论。 我有点不理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到写文学史会成为一个问题。 写文学史，从来没有“专利权”。每一个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都可以自己写一部文学史。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各不相谋，也各不相犯。从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以后，曾毅也写过《中国文学史》，谢无量写过《中国大文学史》，王国维有《宋元戏曲史》，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有《中国俗文学史》，龙沐勋有《中国韵文史》，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史”，每一部都是独立的著作，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史观，谁也不是对另一作者的“重写”。 只有一部文学史，可以说是“重写”的“文学史”，那就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文学史，最初是上海沦陷时期作者在几个私立大学中的讲稿。抗战胜利后，作者在国立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把这个讲稿重写了一部分，即出了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作者又重写了一遍，在一九五○年代印出了一个新版本。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重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印出了最新版本。在我们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中，只有这一部是名副其实的“重写”本，而且是经过三次重写，但结果却成了离开了“文学”的“文学史”。 现在，一些人讨论的“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这不是“重写”，而是“另写”。 从一些讨论的文章中可以知道，有一种或几种文学史，是他们所不满意的，因此，他们希望有一本新的、可以满意的文学史，出来取代那本旧的。因此，才提出“重写”的呼吁。他们希望“重写”的文学史，大概是作为教材的那些文学史，它们是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 我以为，作为教材的文学史，不是学术性的文学史。一个文学史家，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不能以文学史教本为主要参考资料。不单是文学史，其他文理各学科，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中，提到大专院校教本的。 因此，我以为，对于作教材用的任何文学史，不必提出“重写”的呼吁。它们即使重写、重编一百次，结果还只是一个教本。 有一位青年文论家说，他之所以要求重写“现代文学史”，是因为目前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和分析，各执一辞，观点纷乱，因此，他希望有一部可以依据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标准的研究现代文学发展的框架。 我以为，每一个文学史家、文论家，在他们的各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累积而构成自己的框架。如果依据一个别人提供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势必成为别人写的文学史的注疏家，他的研究成果，只能是发挥别人的观点。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已经有过许多文学史，不论是古典文学史或新文学史，每一本文学史都是作者个人研究的成果。它们有些什么特点，有些什么缺点，都只能由读者去判断。当时，大专院校的文、史、哲各科教材，没有教育部颁定的统一教材，一般都是由教师自编讲义。既没有“钦定”的文学史，也没有“重写”一说。 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如小说史，诗史，各个流派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 我看《上海文论》和其他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还是去年腊月中的事。当时有些想法，打算写出来参加讨论，可是给别的事搁下来了。春节中，台湾作家林耀德来访问，谈起这件事，我当时就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收到台湾《联合文学》七月号，其中发表了林耀德和我的谈话记录，关于我对“重写文学史”这个问题的观点，也透露了一些。因此，我感到不能不把我的全部意见写出来，供参加讨论的人作参考。用了三天时间，写完此文。天气太热，还是没有畅所欲言。 一九九○年八月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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