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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的天气，真是古怪。不但“清明时节雨纷纷”，直到立夏，也还是“雨纷纷”。窗外，整天是潇潇淅淅，室内，整天是昏昏沉沉。使我这个老人情绪不宁，无法工作，无心看书阅报。只好抓起笔来随便乱写。陆续写了几段，也有两三千字，暂且告一段落，应之曰《雨窗随笔》。既然是“随笔”，最适当还是向《随笔》投稿。于是套上一个信封，寄给《随笔》编辑同志，听从处理。 偶然看到一本《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卷首有一篇“译序”，既不是翻译的序文，又不是译者的序文，不知道这个标题该怎么讲？ 序文是高觉敷先生写的。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老专家，他的序文自有分量，我不能不先拜读。 第一句说，这个译本“译文尚通顺可读，故愿为他的译本作序”。原来高先生作序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译文尚通顺可读”。 序文的最后一句是总结评论这本书的原著者的。高先生说，著者“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在本书结束时，暴露出袒护托洛斯基，贬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 这篇“译序”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原来高先生还认为被“贬低”的人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伯吹主张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教育作用。另一个人狠狠的批了他一顿。陈伯吹发表了答辩，要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但又表示欢迎别人的“平等的批评”。 林放写了短评，赞扬陈伯吹的态度。 我读了这三篇文章，感到脑神经混乱。 欢迎批评，必然接受批评。 不接受批评，何必还要欢迎批评？ 如果有十种不同理由的批评，是否全部欢迎？ 欢迎批评而不接受，如何体现欢迎？ 批评有“平等”、“不平等”的区别，如何区别？ 如果是“平等”的批评，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个作家，或一个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又欢迎别人的批评，欢迎而又拒绝接受，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高尚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 “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过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汉朝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士居第一类，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后，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贩夫走卒”这个成语。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类。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获得大翻身，又成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士气嚣张的时代。《儒林外史》记录了两个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头巾去上馆子，被秀才老爷痛打一顿。 到了清朝，士又活该倒霉，有的被杀，有的充军宁古塔。不过，后来情况稍稍好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解放以后，好像把人民分为两档：民和人。民有三类：工、农、兵。商人失踪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商人。人分五类：地、富、反、坏、右。称为“分子”，不是民。 拨乱反正以后，五类分子绝大多数归属于民，似乎已无大差别。现在的人民分类法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仆”，不是民。民分五类：商、农、工、兵、士。不知可否说是新的“五类”。不过士的等级比元朝还低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似乎没有乞丐。 读书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还未能读通之外，从商周金文至先秦诸子，我都能读通了。偶尔有些语文障碍，还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还是能够理解的。倒是近年来一些青年理论家的文章，我常常读了四遍、五遍，还是不懂。看看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每一句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就是读过一整段，却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只好自认老耄，在飞跃的新时代文风前面，显然落伍了。 近来又发现，落伍的不单是我一个八十老汉。偶然读了一段文章，我虚心请教一位六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后，沉吟不语。我追问：“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说“不懂”，怕落伍。我又请教一位四十多岁的副教授。他读了两遍，也不做声。我再追问：“这一段文章讲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说：“吃不准。” 我才得到一点安慰。看来，他们二位，至少也已经开始落伍了，不过比我好些。 现在，把这段文章抄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例子），请读者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篇文论杂文的第一段： 文学的危害的确在于她作为一种精神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空间。我们缺乏一种能力（这或许是先天的），把文化与文学有效地区别开来。因此，文以载道的罪过首先不在文学的自身。文学常常蒙冤，但文化因为已经无法在自身的内部为文学让步，所以我们便只能端出文学作为文化祭坛的作品。 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们内涵的概念有以下几个： （一）文学的危害性是一种精神。 （二）这种精神充斥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空间。 （三）我们（不知是谁？）是先天性的低能儿，不会区别文化与文学。 （四）“文以载道”是一种罪过。但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 （五）有人说“文以载道”是文学本身的罪过，这是冤枉了文学。 （六）文化有一个自身。这自身有内部与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内部已经无法向文学让步。（外部呢？） （八）所以我们只能把文学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但是总的意念呢？ 大学生问古汉语教授：“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字怎么讲？ 教授答：有几种解释。要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因人而异。 大学生说：请老师举个例解释一下。 教授说：一种讲法，为就是“给”，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做事。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大学生：这是谁说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这个为字可以讲作“代替”。 大学生：代替人民服务？是谁？ 教授：冒名顶替的壮丁，代吃官司的流氓、穷汉，考场里的枪手，多着呢！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为字也可以讲作“做”，就是白话文的“作为”。 大学生：作为人民服务？什么意思？ 教授：你读错了，要加逗点。“为人民，服务！”这是说，你作为人民，就应该服务。 大学生：这话是谁说的？ 教授：官。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是《论语·颜渊》的一章，我从二十岁读到今天，还是不懂。 子贡问如何行政。孔老师说：人民有足够的粮食，国防线上有足够的武力，人民就信任你这个官儿了。博得人民信任，当然国泰民安。 文句很明白，不容曲解。足食、足兵，是取得民信的两个条件。 可是，子贡却问：如果有必要减去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三件中，应该首先减去哪一件？ 这样，可见子贡是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治国条件的。那么，这个“之”字如何讲法？这个“矣”字又如何讲法。 奇妙的是孔老师的回答：“可以先裁军。” 子贡又追问，留下的两个中，有必要时，可以先减去哪一个？ 老师说：“可以让人民没有饭吃。”接下去解释道：“没有饭吃，大不了饿死。死有什么要紧？从古以来，人人都要死的。只有人民的信任最最要紧，没有人民的信任，就无法立国了。” 老百姓都饿死了，国土都被敌人占领了，还有一个人民的信任可以维持政权，怪不怪？ “文学遗产”这个名词，我以为应当废除了。 十月革命成功，苏联建国，把沙皇俄罗斯的一切，全部否定，文学也不在例外。包括普希金在内，全部俄罗斯文学，都是贵族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死文学、反动文学。托尔斯泰的文学，也只有一面镜子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对传统文化采取怀柔政策，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于是，把俄罗斯文学称为文学遗产。 人死亡后，他的财产才成为遗产。当他生存的时候，是财产，不是遗产。 既然说是遗产，必然有继承人。继承人确定以后，取得了这份遗产，遗产就消失了，成为继承人的财产的一起分。 可知遗产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俄罗斯文学如果到今天，还是遗产，这份遗产似乎永远存在银行里，由律师或公证人保管着，没有继承人。 为什么还要学习并纪念普希金？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郑重地到上海来给普希金铜像献花圈呢？ 既已接受，就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人，也不成为遗产。 所以我以为，文学遗产这个名词该废除了。中国文学史永远活着，永远在前进，没有死亡过。 前几天，对“文学遗产”挑剔了一下。今天展开报纸，才知道孔夫子的儒学也是一份遗产——文化遗产。 几百个新、老、中、外儒学家，开了一个大会，讨论这一份文化遗产。讨论的结果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孔门的子孙着实不少，如果讨论的是如何分配这份遗产，估计每人分到的不过一丝一毫，吃一碗阳春面都不够。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富翁不在少数，就儒、释、道三大公司而言，子公司何止百家？十多年前，法家的遗产被“四人帮”继承了去，浪费完了。现在，好像只有一份儒家的遗产。和尚道士，还在清理财产阶段。 这一份儒家的遗产，经过十年批臭，已经没有人想要。在国产文化缺货的情况下，国际文化贸易商人引进了成批的外国文化，货源充足，市场繁荣，成为盛极一时的畅销商品。 于是有些老冬烘看不顺眼，主张提倡国货，要用国产品白猫洗涤国民的精神。可是，资产阶级文化虽然不守四项原则，却实实在在是“拿过来”了。虽然没有过户，却也承认它是外商投资，而不是遗产。儒家思想，即孔夫子的意识形态，虽然是“珍贵的中国文化”，还只是一份没有继承人的遗产。 现在有许多人忙着纪念孔仲尼先生二千四百五十年诞辰，为这份遗产大登广告，还吹嘘这份遗产可以用来向国外投资，帮助开发不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送到资本主义大国去生产文化杀虫剂。 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敢继承过户。它还只是一份遗产。 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华裔外籍学者寄来的。他（或她）买到了我编的两本《词学》集刊，来信恭维一番，说我的工作是“有保存国粹之功”。 这封信来得正好。它提醒我：天地之间还有“国粹派”。 这回虽然在外国发现，安知大陆上已经没有？ 遗产派，国粹派，正好是一对敌我矛盾。 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不是遗产派，就是国粹派。 要做“第三种人”，也不很容易。 然而，“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却是宣扬“中庸主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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