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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的一封信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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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本文为作者发表杨刚一封来往书信时写的附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杨刚来往书信,大约有五六封,这是仅存的一封。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香港。她用的是《大公报》馆信纸,因为她当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
  那年四月初,我从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想转船回上海省亲。香港朋友想把我留下,由吴经熊、叶秋原的介绍,在天主教的真理学会找到一份工作:帮助他们校阅一批天主教文学的中文译稿。
  我在学士台租了一个房间,把在上海的妻子接来定居。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在真理学会工作。一人一间办公室,堆满了从大陆各地天主教会运来的文稿和原本。这工作也十分紧张,我每天要审定一二万字的译文。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香港分会计划办一个暑期讲习班,培训香港青年。在筹备期间,杨刚来找我,要我多出些力。我当然不会推辞。
  真理学会在坚道,我们就在坚道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讲习班的筹备处。我每天下班后,就到那里去负责办理一切报名、注册、登记事务。忙了一个多月,讲习班借中华中学的教室开学了。我也每星期夜晚去讲两堂课,讲的是爱国主义语文,如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之类。
  在这一段时期中,我和杨刚见面的机会较多。这一封信,就是她来找我做讲习班筹备工作时所写。暑假完了,讲习班结束,太平洋风云突变,香港已非乐土,我仍带了妻子回上海。九月间,应福建之聘,独自乘小轮船来到福建。
  一九四四年,杨刚的胞兄羊枣在福建牺牲。杨刚来福建处理后事。当时我在长汀厦门大学。杨刚从江西赣州来,在长汀停留了几天。她来看我,我才知她本是长汀人,离乡多年,只剩几家堂兄弟了。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听说她任职国务院总理办公厅秘书时逝世了。
  杨刚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女作家,待人接物,都很诚恳。她这封信的最后一节,我当时看了不知所谓何事。问她,她笑笑不说。直到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影印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杂志,送了我一部。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号上发现了一篇杨刚的小说《一块石头》,这才明白,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已和她通过几次信,大约是鼓励她继续写作,像我对待其他投稿青年一样。
  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附录]

  蛰存先生:
  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许多关切,在工作上
  (我说是非写作的工作)有这许多的热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勇气去希望了。您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总是要做点事的。”这句话,我想我会牢记住。
  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时多想一下,计划一下。大家
  都不是先有了成见的。谁的办法更有系统,行起来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许很忙,但也许抽时间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计划这研究班以外,还想想如何使它活跃新鲜,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紧紧系在一起,助他们长大。
  假如您的记忆里还留得下一件小事,您当想得起我也是受过您鼓励的许多人之一。问您好。
          杨刚上
          四·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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